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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德国蓝皮书:德国发展报告(2022)》。
本书“总报告”从总体上分析了2021~2022年德国内政外交的走势。“分报告”聚焦德国2021年的政党格局、经济与公共财政状况、德国的外交形势与外交政策。“政治专题篇”评述了“默克尔4.0”政府落幕之年的抗疫措施和选战情况、大选背景下德国气候政治的走向和挑战、德国选民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经济专题篇”介绍了大选背景下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调整、德国《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的推进,以及德国和欧盟推进技术主权建设的动因和政策走向。“外交专题篇”剖析了德法关系的走向、拜登执政以来德美关系的修复,以及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经贸关系。
一、中德双方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多种合作渠道维护合作基本盘
作为中德关系最稳定的“压舱石”,2021年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商品贸易总额增至2453亿欧元,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1417亿欧元的进口总额和1036亿欧元的出口总额居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的重要地位。4月28日,中德在线举行了第六轮政府磋商。政府磋商机制是德国与为数不多有着特殊意义的国家建立的重要政治合作机制,从顶层规划、务实合作等方面不断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在第六轮政府磋商中,双方强调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和合作共赢的主基调,签署了气候变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并表态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签署生效,不过,该协定于之后的5月20日遭到欧洲议会冻结审批程序。6月7日,时任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系统阐述德国亚洲政策之时继续释放合作信号,提出德国在气候保护、2030年议程、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德国的《印太指导方针》并非意在遏制中国,而是通过推动与日本、印度、韩国、东盟等印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促进德国亚洲政策的多元化。在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12月21日,习近平主席和朔尔茨总理首度通话,就双边关系、经贸关系、中欧关系及其他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充分彰显了中德双方在德国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后稳定深化双边关系的意图。
二、德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三大特征
整体看,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调整呈现以下若干特征。
其一,强化投资和贸易防御机制。德新政府对于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态度较为消极,在外资安全审查、信息技术安全、政府公共采购、出口管制等方面不断完善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监管机制,或修改本国立法,或推动欧盟层面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禁止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企业的并购。
其二,突出民主价值观基础。新政府明确强调对华政策以价值观为基础,人权和国际法成为重要标尺。一方面,更多选择通过本国、欧盟、多边和联合国等各级平台在人权价值观等领域示强;另一方面,进一步将人权议题泛化,与供应链、基建、经贸、体育赛事等其他问题挂钩,甚至威胁实施限制措施。
其三,寻求欧洲采取统一的对华战略。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新欧中战略报告》明确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支柱领域和原则立场,包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培养战略自主权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等。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强调对华政策是在欧盟框架下,充分贯彻了欧盟的相关主张,并具体计划在中德政府磋商中强化欧洲立场,酝酿以欧盟对华政策为基准制定全面对华战略,以便在对华制度竞争中更好地实现利益和价值观。在具体涉华事务中,德国也不断联手法国统筹和整合欧盟各国的立场,寻求与其他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集体发声。
其四,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随着美国自2017年以来推进印太战略,德国政府亦步亦趋出台《印太指导方针》,提前布局印太,亚洲政策、对华政策同步出现转向,并首次派遣护卫舰赴中国南海巡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对美协作和配合的意愿进一步上升,积极支持欧盟的欧美合作新议程,支持欧美在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框架下以及在防务、气候等各政策领域协调对华立场,并多次在涉华立场文件中强调中国的制度对手定位,意图与美国加强对华政策协调。
三、中德两国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除了汽车等传统合作行业,在气候变化和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中德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领域,两国在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领域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1. 气候变化
德国是环保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先行者,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德最具潜力的合作议题。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德国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2021年德国联邦政府通过新《气候保护法》(Klimaschutzgesetz),根据新的气候目标,到2030年德国应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1990年水平减少65%,高于原先设定的55%。德国的目标是在2045年实现碳中和,比原计划提前5年。该法案明确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林等不同领域所允许的碳排放量。此外,联邦政府在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定价方面也推出了新的举措:自2021年1月起,德国全面启动碳排放交易体系,从事取暖油、天然气、汽油或柴油交易的公司需要支付二氧化碳的价格。初始价格固定为每吨25欧元,到2025年将提高到每吨55欧元。该举措涵盖所有不受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监管的燃料排放(主要是供暖和交通运输领域)。这些排放来自取暖用油、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煤炭、废弃物等燃料排放将在2023年逐步被囊括其中。德国希望通过价格机制鼓励工业企业开发气候保护的创新技术,采用气候友好的生产技术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限制水泥、钢铁等高碳排放量行业扩大规模。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德国新政府的重要议题和各方共识。《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出建立“社会-生态市场经济”(sozial-ökologische Marktwirtschaft),将绿色发展融入经济体系之中,并计划在未来10年加大气候保护的资金投入。欧盟则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从2030年相较1990年水平至少减排40%提高为至少减排55%,并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中国同样致力于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力争在2030年前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并加紧制定相关减碳政策,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的具体目标包括:“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十五五”时期煤炭消费逐步减少,绿色低碳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中德和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有着广泛共同利益。2020年9月,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宣布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2021年顺利举行两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为双边合作指明了方向。第一,中欧双方将积极开展绿色经贸和绿色技术合作,主要包括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解决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第二,在碳市场、碳定价、碳排放交易体系等领域达成共识并承诺加强合作。第三,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中欧也有诸多共识。2021年10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的《昆明宣言》和11月在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上签署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都展示出中欧双方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责任和担当,也为气候治理勾勒出合作框架。
2.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对于中国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同时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在传统制造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德国面对数字技术的冲击,较早从政策层面发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2006年联邦政府便提出“高科技战略”,2011年提出“工业4.0”概念、2014年又推出“数字议程”战略。博世、西门子等大型德国跨国企业较早投入数字经济,并且成为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重要的技术提供方。但德国整体数字化程度不及预期,新冠疫情期间医疗信息采集传输过程中出现的滞后和混乱更暴露出德国社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不足。根据欧盟2021年的调查,德国的数字化发展程度在欧盟27国中只排在第11位,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指数为54.1,仅略高于欧盟平均值(50.7)。.
随着2020年9月中欧领导人宣布建立中欧数字合作伙伴关系,中德以及中欧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中欧均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挑战,2021年欧盟发布的《2030数字罗盘》(Digital Compass),为未来10年欧盟数字化转型勾画了蓝图,旨在提高大众的数字技能、培养更多ICT专家;建立安全、可持续的数字基础设施;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同时,数字化转型又与绿色经济密不可分,数字化是欧盟实现“绿色新政”(Green Deal)的基础,欧盟要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必须进一步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这些都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支撑。
如今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坚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双方若能在尊重各自数字主权的基础上,加强战略对话,摒弃零和博弈思维,那么将在数字技术以及多边数字治理合作方面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目录
Ⅰ 总报告
1. 2021~2022年德国内政与外交走势
一德国新政府的行动能力
二德国新政府的内政改革计划
三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改革计划
四结语:德国新政府执政前景
Ⅱ 分报告
2. 德国政党格局发展新动向
3. 德国经济与公共财政状况述评
4. 德国外交形势与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趋势
Ⅲ 政治专题篇
5. “默克尔4.0”内阁的落幕之年:抗疫模式与选战模式的叠加
6. 大选背景下德国气候政治的走向与挑战
7. 德国选民结构变化及其政治影响分析
Ⅳ 经济专题篇
8. 大选背景下德国科研创新政策的调整趋向
9. 德国《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的推进:现状与趋势
10. 欧盟与德国推进技术主权建设的动因与政策走向
Ⅴ 外交专题篇
11. 德法关系走向
12. 拜登执政以来德美关系的修复及其局限
13. 迈向“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经贸关系
Ⅵ 资料篇
14. 统计资料
15. 大事记
16.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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