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朝阳群众”为代表的首都老一代社区参与积极分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退出社区参与的舞台，当前迫切需要在社区中寻找“公益二代人”。

　　由于人群的代际差异，这不仅意味着寻找一个新的群体，更意味着参与性质从“热闹型参与”到“价值型参与”的转变；这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的整个社区参与支持体系必须升级到2.0版本。

　　为此，需要围绕社区参与设计和服务内容两个层面的专业化，以党建统筹下各个维度的打通、整合为思路，重塑社区参与的整个支持体系。

　　1.“朝阳群众”的退出与“热闹型”参与的危机

　　近年来，北京市社区参与和社区治理取得了明显进展，如老旧小区改造大范围展开，垃圾分类深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普遍成立，物管会、业委会在街道、社区党组织领导下迅速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面向社区参与和社区治理的社会服务机构持续成长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等。但也有一些客观的长期变化趋势需要研判并加以及时应对，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长期以来作为社区参与主体的老年积极分子群体正在逐渐退场。

　　社区参与积极分子全国大部分大中城市都有，但北京尤为突出，近年来以“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名号名扬全国。这些老年积极分子成长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火红年代，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有大量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工矿企业，保留了较强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意识形态、人际互动传统。这些干部职工退休以后，意识、习惯上仍保留对党和政府很强烈的忠诚感，而社区党委、居委会在基层就代表党和政府，所以老年积极分子很容易接受社区“两委”的动员。另一方面，对于这些老年积极分子而言，退休之后也没有太多的休闲娱乐活动，因为那一代人节俭习惯早已养成，能省就省，需要花钱的事都尽量避免。对他们而言，参加社区活动一定意义上也是消磨退休时光、开展社区内社交、继续获得社会认可的有效方式。

　　这批与共和国同龄甚至年龄更大的老人，曾经是首都社区动员的一大优势。社区“两委”可以用简单的动员技术、少量的经济成本，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完成一些社区公共性服务，如治安巡逻、环境维护、节庆文体活动、为老助老等，这个群体同时也是贯彻上级一些工作要求（如活动站岗、抗击疫情、垃圾分类桶前值守）、向上级展示自身社会动员能力的依靠力量。但这种社区参与从动员技术到活动内容，都相对简单。我们可以称之为“热闹型”参与，其特点是人数多、场面大，内容连续性、积累性和专业性低。

　　近几年，很多基层社区工作者已经感觉到情况正在变化。与共和国同龄或者年龄更大的那群老人已经70多岁甚至80多岁了，他们中多数人已经没有体力去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甚至有些人已经过世了。而新近退休的老人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他们1960年代前后出生，其青年时代已经赶上改革开放，思想受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相比上一代人，他们自我意识更强，同时消费观念也更新了。“我又不缺退休工资，儿女经济上也不用我操心（儿女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了），我为什么不多玩一玩？”、“我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也要到国外去看一看”、“我这大半辈子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了，这都老了，还不为自己活一段吗？”这些是调研中发现的他们比较多的心态。

　　这就是社区群众的代际差异问题，同一代人往往有共同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偏好，而不同代人之间就可能显现出差异，在中国这种时代转换迅速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北京东城区民政局提出了“公益二代人”（简称“二代人”）的概念，寻找新的社区公益参与群体，把老一代积极分子逐渐退场后留下的空缺补上。

　　2.“价值型”参与和项目的专业性

　　谁才是“二代人”？社区里面有好几个备选群体。一个群体是刚退休的老人，但是他们除了自己的旅游娱乐生活，有的时候还要帮子女带孩子、接送孩子上学。另一个群体是目前比较受关注的青少年，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在教育“双减”政策落实前，课业负担很重，小学生天天都写作业写到十一二点，假期又得上培训班、辅导班。还有中青年女性，工作很忙，经常加班，下了班还得陪孩子，然后真有一点空闲，可以刷刷剧、健健身，进行各种时尚消费。中青年男性群体也忙，工作经常加班，实在有点时间了，要健身锻炼，还要玩游戏。也就是说，这些潜在的“二代人”群体都很忙，他们的时间都有去处，这跟此前的老一代积极分子是不太一样的。从促进社区参与的角度来说，要动员这些群体，实际上是在他们既有的时间表中抢夺时间。

　　①　“公益二代人”需要的是“价值型”参与

　　引入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时间和其他资源可用于很多不同活动，用于其中某种活动，同时也就失去了用于其他活动的机会。用于其他活动能获取的收益，就是我选择用于当前这种活动的机会成本。对于当前社区中“公益二代人”各个备选群体而言，他们如果将时间用于参加社区活动，就不能干别的：不管是陪孩子，还是打游戏、锻炼，对他来说都是有收益、有价值的。按照这个逻辑，要吸引“二代人”群体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前提是这些活动对他们而言也具有价值，而且比他们原本打算从事的活动价值更高。这就是不同于此前“热闹型”参与的“价值型”参与。

　　那么，什么样的社区参与是有价值的呢？

　　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三类。

　　第一类是解决居民生活、社区治理中的问题。比如通过参与小区停车自治活动，把停车的问题解决了，就不用每天想着早点下班回来占车位；小区楼道以前脏乱差，通过大家的参与实现了楼门美化，且能长期保持，住着感到舒心了，邻里关系也好了。这就是通过解决问题带来的价值，此前的“热闹型”参与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类价值是带来体验。体验又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活动过程能带来愉悦感，比如踢一场球，身心舒畅，或者带着孩子参加一场烘焙活动，孩子玩得开心，自己也身心放松；第二个层次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可能没那么舒服，但活动过后，发现或感觉自己更强大或者更美好了、更自信了、身心更和谐了。我们调研发现，有些刚退休的女性居民，对传统的广场舞没兴趣，但如果某个社区的舞蹈队有专业的舞蹈教练，每次进行形体训练、学习专业的舞蹈动作，大家都爱去。这就是一种专业性带来的体验感。

　　第三类就是形成投资。这是价值这个词比较狭义的含义：现在进行投入，将来能够获得产出。孩子去参加课外的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培训，就是父母为孩子的未来投资。孩子参加社区活动，如果能产生类似参加课外培训的投资效果，对家庭的吸引力就会非常强。如笔者调研的某个社区，有一名专业足球教练，可以给孩子做足球训练，家长都很愿意把孩子送过去。有的家长有其他专业特长，愿意在社区里提供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家的孩子必须在足球队里一直练下去，如果说哪天孩子被淘汰或者足球队解散了，那他的专业服务也就中止了。这种家长的思维方式在新一代居民中是一种典型：我家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训练活动，是孩子得到了投资、得到了价值，那么我就愿意用我的专业能力做出关联性的付出。

　　在当前教育“双减”的背景下，孩子的社区参与时间会逐步宽裕，而孩子是大多数中青年居民家庭的中心，围绕孩子多设计体验价值、投资价值高的社区参与项目，并提供充足的空间和资源，显然将是未来社区参与项目最大的生长点。

　　②项目专业性的两个维度

　　如何才能促使社区参与从“热闹型”向“价值型”转变呢？可以分为项目组织和活动内容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社区参与项目的组织设计要科学，要有专业性，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参与积极性，增强问题解决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活动效果的积累性；其次，服务内容要有专业性，这样才能提高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或者在体验和投资的意义上带来价值。

　　项目设计的专业性

　　目前北京市各区都建立了社区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区级有，理论上街道层级也都有。但基本的做法，不论是区级还是街道级，就是聘请一个或若干个第三方“支持性”社会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进行培训，或者组织、训练它们申报社区公益项目。这种支持方式在初期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调研发现，现在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带头人都觉得这样做已经不够了。平台“支持性”组织开展的培训，往往是一般性的理念和技能，而现在社区社会组织需要那种真正管用的、能解决问题的技术。

　　这些技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通用型的，如怎么挖掘、培养居民领袖，怎么开会协商，还有诸如如何处理项目财务、怎么写项目书。这些通用型技术培训目前街道级、区级平台第三方组织可能已经在做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逐步提高。

　　另一个是专用型技术。社区社会组织申请项目是为了做事、把事做成，而不同类型的事有其自身的规律，做好它需要不同的技术。就拿北京这两年力推的垃圾分类来说，如何促成居民养成分类习惯？很多项目都开始运用“21天打卡”方式，这就是运用了具有心理学专业知识的技术。再比如社区社会组织经常会开展的书画培训活动，简单地说就是请老师上几次课，但专业的老师就会根据技能培养的阶段性，用不同的方式去教。社区社会组织具体分多少类或怎么分，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至少可以确定，社区社会组织应该分为很多类型，不同类型有不同特点、不同的活动内容和任务，促进它们完成任务的技巧自然也是不一样的。

　　调研中，有少数街道已经开始超越用一两个第三方“支持性”社会组织覆盖所有社区社会组织的做法了。它们开始给每个社区，按照其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重点方向，单独配备不同专长的专业社会组织或专家进行培训和督导。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正确方向。

　　服务内容的专业性

　　除了项目设计上的专业性，还有服务内容上的专业性，这对于我们说的创造体验价值与投资价值尤其重要。回到刚才的例子，潜在的“二代公益人”不愿意去参加广场舞活动，但愿意参加比较高端的舞蹈培训。其中核心区别在于，学习广场舞，大家平时爱唱歌爱跳舞，看看视频就可以学会，但比较专业的舞蹈需要有专业老师来指导和训练。再比如足球，有专业教练指导的足球，跟大家平时玩的踢球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专业性的指导和训练能带来较高的体验价值或投资价值，但另一方面，这种服务也是高成本的，因为这种服务是高知识密度、高技能密度，同时又是高时间消耗的，需要较长时间的面对面、手把手传授和反复纠错。

　　更多内容，请关注《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21~2022）》

　　本文摘自《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21~2022）》中《从“热闹型”参与到“价值型”参与——北京市“公益二代人”培养与政府支持体系2.0版》，有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