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逆势增长，达到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首次位居全球第一，2021年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145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对外投资增长势头持续。新消费趋势、新技术、新政策、经济互补等因素都能成为强化国际合作的契机。目前，中国靠着巨大的消费市场，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大量的创新人才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中国未来的投资伙伴会是谁？可挖掘的合作领域在哪里？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全球化智库（CCG）邀请了中外嘉宾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建言献策，聚焦新国际环境下的企业全球化发展。

　　中国未来的投资伙伴会是谁？合作领域在哪里？

　　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技术等领域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热点

　　芬兰驻华大使H.E. Jarno Syrjälä表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芬兰的清洁战略紧密相关，在数字经济及生物材料等高科技层面，两国也有很多的合作机会。加中贸易协会董事总经理Noah Fraser也表示，加拿大在水可持续和太阳能方面有很多新的技术，在清洁技术和绿色技术方面也有很多优势，与中国在这些领域存在很多合作机会。此外，铜、铅、贵金属企业可以为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提供帮助。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北京首席执行官Nick Coyle表示，澳大利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领域主要在于新能源以及健康领域。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一些国家的发展非常关键

　　埃塞俄比亚大使H.E. Teshome Toga Chanaka表示，非洲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但是基础设施不完善。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非洲的经济发展非常关键，有利于非洲国家经济转型。他还表示，尽管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有很多误解和批评，但埃塞俄比亚认为两国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埃塞俄比亚希望这种共赢合作能够帮助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

　　哥伦比亚驻华大使H.E. Luis Diego Monsalve也表示，期待更多的中国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哥伦比亚进行投资。在拉丁美洲，哥伦比亚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规模较大的消费市场。H.E. Luis Diego Monsalve大使希望更多的中国公司可以走进哥伦比亚进行投资经营，实现互利发展。

　　大禹节水集团董事长王浩宇则表示，“一带一路”国家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也不缺乏人才和想进入当地市场的企业，缺的是一套能够很好承载各种资源的体系、合理分配参与平衡各方收益、平衡短期的大量投入和长期的缓慢回报之间的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也缺乏非常成熟的模式。非洲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但目前中非合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合作方案很多时候并不能让各个参与方都满意。王浩宇董事长表示，中国可以探索一些更有效的方式，比如借鉴欧美国家对非洲投资的经验，更注重投入在长期见效的民生领域。资本转化成投资，技术转化成可以长期为当地提供充分服务的一整套体系。王浩宇董事长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40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的需求是分阶段、分层次的。今天中国可能已经进入AI时代，但是这些先进技术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反，在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可能往往是一些非洲国家更为需要的。

　　非洲国家欢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但中国要注重产品质量与品牌

　　埃塞俄比亚大使H.E. Teshome Toga Chanaka表示，非洲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出口的货物以大宗商品为主，附加值较低，全球市场竞争力较弱。为改变这一局面，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洲建设工厂十分重要。非洲国家也应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学习引进中国的一些技术，提升本国出口产品附加值，同时也为当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四达时代集团副总裁卢玉亮表示，中非合作日益紧密，但仍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对中国企业来说，中非政策利好是风向，行业选择是风口，行业选择和市场切入点的选择对企业“走出去”非常关键。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品牌形象将决定其在非洲的发展程度。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要树立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在非洲国家，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仅包含电子产品、高铁等产品，也有许多“地摊货”。非洲民众对“中国制造”的评判往往是从地摊上售卖的商品开始的，这对其他“中国制造”的商品也有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对产品质量方面有更多的监管和把控。

　　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与重塑，给中国企业国际生产贸易带来哪些影响？

　　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与全球产业链重组给企业带来新机遇

　　浙江鸿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史洋表示，从投资端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大循环可以理解为目前已进行到需要挖掘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了。基建和出口是我国在这40年发展的主要支撑。这两项目前很难有更高的效率支撑中国的发展，消费成为下一步的不二选择。中国有一个截至目前全世界都没有看到过的巨大投资机遇，就是将来能够达到人均GDP 2.5万～3万美元的14亿人口市场。关于企业固定资产的投资端。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在未来的两年内，就会有一波企业端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新周期，它的科技属性更强，产品链、供应链的生产效率提高的目的更明确。彼时，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投资端引到全球各地。在这个背景下，需要我们的企业家有更高的、更长远的、更有前瞻性的判断，来支撑决策。

　　戴姆勒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冷炎认为，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和重构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双循环”战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也希望中国在开展“双循环”战略的同时保持更高的开放和国际合作。这样才能使“双循环”经济最后达到既稳定国内经济，同时又不和国际技术、生产、供应链“脱钩”的目的。从汽车行业的角度来看，电动化和数字化是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目标及趋势。我们应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制定国际公认的全球标准。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中国可以通过国际标准更好地协同，应对技术脱钩的挑战。同时，我们希望政府能破除一些政策瓶颈，在政策方面助力投资。

　　数字化的趋势下，在做到对数据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国际数据合作

　　普华永道中国CEO张立钧表示，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人、服务、数据信息以及金融的流通都急剧加速。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教育、养老、康养、文旅将会有急速的发展。中国未来经济的趋势，一是产业发展从C端（消费端）向B端（企业端）转移，特别是数字化产业。中国过去十年所有科技应用，最大场景都是围绕着衣食住行乐（C端）。中国产业链中，C端零售已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然而很多B端产业还非常传统，因为我们在标准化、自动化方面做得很差。第二个趋势是由比特创新走向原子创新，关注点从商业模式的创新转向了基础科学与基础研发的创新。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参事石勇表示，首先中外的环境合作是必须的。其次，关于合作的动能。大数据非常重要，目前的新技术都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目前有四个阶段需要我们探索。第一阶段能不能考虑和其他国家加强数据收集方面的合作。对企业来说，合作收集数据是一件很好的事。不过，仅仅收集数据是不够的，第二阶段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样才能产生价值。第三阶段是数据的共享。除了企业以外，国家之间也需要共享。中国虽然没参加数据开放组织，但一直积极投身于这个行业。第四阶段是数据保护。对数据的保护是必须的，任何政府或者企业不能随意使用数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的社会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分析师来说，他不需要某个人的具体数据，而是需要此人在他所处的经济活动中的状况的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要做到坚持数据开放与坚持个人隐私保护两手抓。

　　不同领域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应对跨文化挑战？

　　不仅中国公司需要注意投资地区政治风险，政府也应助力企业规避风险

　　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表示，中国公司在进入拉美市场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投资风险。拉美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各国独立后逐渐建立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是拉美各国的政治和法律法规情况各有不同，因此到每个国家投资都面临不同的风险。企业首先要关注的是国别风险。有些国家出现过社会骚乱的问题，不利于企业投资。

　　亚洲之家企业事务总监Charlie Humphreys也表示，东南亚有些国家的政治环境变化和波动较大，不利于商业投资；也有一些国家，民粹主义势力较强，可能对华人投资较为敌视。因此，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进行投资与合作时，需要谨慎寻找合作伙伴和投资目标国，并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

　　新希望集团首席品牌官安峰山表示，希望政府能加强部门服务，为企业融入国际市场提供更大助力，如及时通报其他国家的政治风险，设立投资红线和管控机制，减少企业收购成本等措施。

　　中国公司对外投资要综合考虑合规问题，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把控

　　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表示，拉美的劳工风险、法律监管风险，都是中国投资人需要非常关注的。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法律法规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企业在当地投资时，还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把环境、社会治理等ESG原则纳入投资决策考量，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投资经营。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合伙人吕膺昊建议，中国企业要厘清预防和杜绝风险的概念。事实上，法律与合规的风险无法杜绝，使用“管理风险”的概念会更合适。风险分为三种：一是可以通过法律合规工作杜绝的风险；二是无法杜绝，但可以通过结构化、合同及其他软性措施降低风险对于项目的影响；三是基于风险决策决定是否推进项目。对于有时无法量化的第三种风险，我们要考虑法律合规、财务和税务等因素，最后得出这种法律风险是否会阻止投资决策的结论。

　　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林志炜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需要注意培养合法合规的理念，需要培养用国际商业通用的办法来解决争议的意识。他表示，中国的企业往往在商业谈判中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对于法律条款，尤其是争议解决条款不太注意。争议解决条款制定得不好，交给不理解中国和中国企业的仲裁机构，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影响。林志炜秘书长还强调，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将争议解决和合规作为谈判的侧重点。在争议解决方面，应该注意仲裁有很多的谈判点，有时可能是一章或一节，很多内容都可以作为博弈的条款。但很多中国企业常常按照一个条款解决，没有通盘考虑各种博弈的可能性。

　　金杜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宁宣凤认为，中外企业在劳动、税务、反垄断、海关、数据合规、国际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存在合规问题。合规既涉及安全生产下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也涉及在海关、劳动、反腐败、数据安全上的个人责任，甚至涉及高管层面的个人责任。只有在把关的时候零容忍，才能在发生事情时做到可控。但是风险无法杜绝，企业只能进行管理，这包括预先的制度设计、责任分担和严格执行，使合规系统化、标准化、可管理、可控制且长效。与此同时，落地、培训以及企业内部对合规的宣传、贯彻和日常监管也非常重要。

　　小型企业“走出去”要学习欧美系统化组织和人才建设的经验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劲松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会有组织和人才方面的焦虑。组织人才的能力必须经过大量系统的训练才能提升，所以中国的企业往往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停滞，能发展为中型和大型的企业较少。这些大量的小企业缺少像欧美大企业那样系统化组织和人才建设的经验和能力。新希望集团首席品牌官安峰山也表示，中国企业缺乏国际化人才，希望政府能设置鼓励基金吸引人才以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

　　国际关系生变以及全球供应链脱钩给企业出海造成困难

　　加纳驻华大使爱德华·博阿滕认为，全球的供应链是相互依存的。一个产品甚至一个非常小部分的零件都有可能造福于整个社区，以及所有依赖于它生存的民众。因此一旦出现逆风向和供应链的脱钩情况，将会影响整个经济和人民的福祉。同时，在未来如果我们还有新一轮的疫情出现的话，也会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大国之间的对抗会影响像加纳这样的小国。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整个过程当中考虑到各方的参与度和受到的影响度；如何能够确保下一轮危机出现时，避免现在某些情况的重复。

　　北京中关村国际控股公司的王哲认为，中国企业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过程中，面临着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向多极化的转型而产生的冲突，需要中国企业格外小心。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劲松表示，大量中国企业还缺乏“全球化”发展的能力。中国国力不断强盛，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了大量机会和支撑，但大部分中国企业还不具备真正“走出去”的能力。因此，中国企业需要抓住机遇，在产品力、品牌力、渠道力、供应链能力和内部组织人才能力等方面都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

　　企业跨国投资需精准把握投资国的市场信息

　　金杜律师事务所金融资本部合伙人吕膺昊建议，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融资时应多了解目标市场。面对不同市场，应在经验丰富的顾问的帮助下，甄别、量化并最终实现风险管理策略。对于海外投资经验不足的企业客户，应先在发达国家试水，随后再进军发展中国家。

　　新希望集团首席品牌官安峰山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困难，民营企业缺乏对国际市场、其他国家的国情和当地市场条件的了解，应对风险的能力也较为薄弱。民营企业应加强对国际市场和投资国市场资讯的了解。

　　数字经济和科技变革带来标准、所有权和使用权上的冲突

　　北京中关村国际控股公司的王哲认为，全球化目前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以跨国科技公司为代表的科技资本与普通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加剧的挑战。二是数字经济下，数据的标准、安全、所有权、使用权等问题挑战。高科技企业通过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占有了这些数据的经济价值，但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公平地分配，造成了国家主权和高科技公司及普通用户之间在数据标准、数字使用权、所有权上的冲突。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劲松认为，科技大变革对企业产生冲击，许多企业家为此而焦虑。对传统企业来讲，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进步使线上交易量越来越大，并改变了品牌的传播模式和销售渠道。因此，我们需要把新技术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摆脱焦虑。

　　本文摘自：《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21～2022）》——《新国际环境下的企业全球化发展》，作者：CCG企业全球化研究课题组。有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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