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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浪潮在改变经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对劳动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就业方式和就业择业观念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化就业就是其重要表现。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化领域正在成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创业的新蓝海......今天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数字化就业”与其未来发展趋势吧!
1.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带来数字化就业快速崛起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提高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2%提升至2019年的36.2%。数字经济下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功能不断扩展,就业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新就业形态正在成为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渠道。《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就业总人数的24.6%。其中,数字产业化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220万个,产业数字化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78亿个。另据《2019~2020微信就业影响力报告》,2019年,由公众号、小程序、微信支付、企业微信等工具带动的就业机会达到2963万个。
2.数字化就业助推新职业涌现和传统岗位升级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孕育了新职业。据统计,自2019年以来,国家已经公布了四批共56个新职业。这些新职业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具有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特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未来5年,新职业人才需求规模庞大,预计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无人机驾驶员、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运维员、农业经理人、数字化管理师等人才缺口近千万。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15大新业态、新模式的重点方向提出了19项创新支持政策,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无人经济、新个体经济等新业态将孕育大量新职业人才需求。此外,数字化发展也驱动着传统行业升级,并为工作效率提升、就业质量提高贡献力量。普华永道的数据显示,88%的中国企业已经把数字化融入企业战略,各地加快打造全联接、全感知、全智能的数字化平台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人才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竞争力。
3.数字化领域吸纳大量重点群体人员就业
目前,数字化领域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人员就业创业的蓝海。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支付宝相关从业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除全职工作人员外,在从事目前工作前的身份中有13.7%的农民工、10.6%的失业人员、7.8%的高校毕业生和3.6%的退役军人。互联网下沉带来的数字化就业下沉,降低了就业创业门槛,惠及众多就业群体。此外,《2021中国农村女性就业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数字化就业让越来越多农村女性在家门口就业,支付宝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中,62.3%为女性;云客服中,72.0%为女性;村淘电商主播中,53.0%为女性。数字化就业的形式也涵盖了就业创业的所有环节,从数字化就业创业服务到数字化就业创业岗位,数字化就业已经成为新时代就业的一个“稳定器”,是促进“双创”的新驱动力,在促进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4.数字化就业有效弥合区域发展鸿沟
数字化就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发展,有效突破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限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新机遇。《2020~2021年数字化就业新职业新岗位研究报告》显示,中西部的成都、西安、重庆等地聚集了较多的小程序和公众号运营者。18~34岁人群占比TOP10的省份中,6个属于西部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劳动者选择就业地点的自由度,让劳动者“逃离北上广”后,依然能够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如微信小程序及视频号运营者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分布比例显著高于一线城市,尤其是视频号运营者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分布比例达42.1%。而微信生态服务商下沉程度更为显著,如微信支付服务商在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分布比例达50.6%。又如支付宝相关从业人员实现了从一线城市到街道乡村的全覆盖,县城以下至乡村的比例为38.2%,超过在直辖市或者省会城市工作的比例(35.7%),而在地级城市工作的比例为26.1%。
5.我国数字化就业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当前,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就业形势严峻复杂。在各部门的积极部署和推动下,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就业取得积极成效,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数字化就业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数字化就业岗位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
数字化就业的相关行业具有行业创新性高、人才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决定了数字化就业的发展程度和质量水平。但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总体上存在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局限,大多集中在电子商务、物流、移动出行、餐饮外卖、家政服务等传统服务行业,而真正在知识、技能、创新等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多。另外,由于我国教育长期以来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导向,现阶段既了解传统行业技术、业务流程与发展需求,又能够掌握和应用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数字化就业岗位的需求与人才供给之间的矛盾突出。《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人,且伴随全行业的数字化推进,ICT行业需要更多的数字化人才进入,数字化人才需求缺口依然在持续放大。
数字化就业发展可能强化结构性失业风险
数字化就业的结构性特征主要表现在区域和产业结构方面。区域结构方面,数字化就业以低门槛、广覆盖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农村和城镇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且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岗位数量呈现东中西部逐步减少的特征。这种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聚集效应有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数字化就业的结构不平衡,有可能带来区域性结构失业风险。产业结构方面,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三二一”的产业特征,由于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性,数字经济在不同产业间的就业发展呈现显著差异。三产中的数字化就业存在收入差距,劳动者“用脚投票”,必然导致数字化人才加速向第三产业流动,有可能造成一产和二产的数字化就业的人才供给缺口,从而影响一产和二产的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
数字化就业的服务体系仍需完善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化就业规模快速增长。这一全新的就业形式催生了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法律咨询、就业创业政策咨询、招聘等方面的服务需求。但目前我国的就业服务,还主要是针对传统型就业模式,数字化就业的供求信息收集和发布明显不够,且信息及时性和准确性也有待提高。与此同时,基层劳动保障服务平台被撤并为便民服务中心之后,原基层平台经办的公共就业服务衔接不够到位,存在基层就业服务无抓手、人手不足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数字化就业服务的及时有效提供。发展数字化就业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协同机制,加大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发展格局的建立健全力度。
促进数字化就业规范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仍需加强
数字化就业人员大多属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按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新就业形态可以被划分为有或者没有劳动关系两类。没有劳动关系一类往往被认定为劳务关系或被平台企业自定义为合作伙伴关系。而这种分类也是劳动者能否获得劳动法律保护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前提。目前传统劳动法律政策中对工资、工时和劳动关系等方面的规定都是针对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无法适用于无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尽管政府部门对数字化就业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高度关注,积极开展研究试点工作。比如,有些地区已经在相关养老保险、职业伤害等政策领域进行先行试行。但总体而言,对目前劳动关系制度面临的新挑战仍然考虑不足,社会保障制度创新也仍在探索中。政府部门对于数字化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认识和政策供给均滞后于新就业形态的市场发展,政策措施事后补多于事先疏,各项政策的出台仍处于被动处理和危机处理阶段,并且各部门之间缺乏统筹协同治理,上下之间缺乏配合联动。比如,有的政策强调统一性和刚性较多,缺乏弹性和调整余地;有的政策不适应复杂多元的基层情况,致使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促进数字化就业等新就业形态的政策措施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6.我国数字化就业未来发展趋势
数字化发展将继续发挥稳就业保就业重要作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我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部分都与数字化有着密切关系。生产方面,以数字化硬件所需的电脑、iPad、手机等网络通信电子产品逆势增长;流通和消费方面,以无接触配送的物流、电子商务、网络直播、在线办公、教育、培训等大幅增长。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020年2月的6.2%回落至12月的5.2%,就业形势逐步企稳好转,其中的“有功之臣”就是疫情催生的新就业形态发展逆势而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所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脱颖而出。可以预见,未来数字经济将会继续助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数字化手段也将更进一步优化传统就业模式,壮大数字经济就业规模,继续发挥稳就业保就业重要作用。
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展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更深远影响
根据发展规划,我们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新基建的加快推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将进入加速期;随着劳动者数字技能的提升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发展,就业择业观念和方式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将面临新的重大结构性调整。
政策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进一步促进数字化就业
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化就业,中央和各地出台相关政策。如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2020年6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北京市加快新场景建设培育数字经济新生态行动方案》,要通过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扶持高成长性企业,将北京建设成为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可以预见,随着数字化加快发展,未来我国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将会加速融合,基础设施云化、中台化、移动化,企业的组织形态、研发设计、管理方式、生产方式、销售服务也都将随之而变,这必然会促进数字化就业进一步发展。
数字化就业发展将更好助力践行以人为本理念
数字化发展重新定义了劳动者、技术、组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数字化就业依赖的技术、产品、平台、公司、社群、市场及整个社会生态,从根本上都是因人而存在,其进步性最终体现在尊重、服务和发展于人,这既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也是数字化就业革命性变革的本质所在。但另一方面,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会增加其被滥用的风险。随着国家对数字化就业的关注与重视,各项政策、规范措施的出台,相关技术被滥用、劳动者尊严和权益被侵害的风险将会得到有效控制,数字化就业对劳动者的尊重和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效应将会得到更好体现。
本文摘自《人力资源蓝皮书:中国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21)》——《2021年中国数字化就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作者:曹佳。有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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