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第44卷第10期《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型：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评<中国体育发展报告（2020—2021）>》，作者：程志理，编审，博士后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文化与方法学。

　　2020年，在突如其来的疾疫情境下，人类休戚与共的连结状态更为清晰。当全人类陷入疫情所制造的共识性危机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得以凸显。疾疫使后全球时代的矛盾、冲突全面铺开，无真相、无共识、无确定性共同构成了疫情危机下的主要社会性特征。在疾疫危机可能长时间与人类共存的状态下，人类社会原有的结构体系和运行秩序都在发生着改变。体育，作为世界整体运行中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以其相对确定性的身体技能展演、身体能量释放和精神追溯之特性成为人类面向世界、缓解疫情恐慌的一个突破口。在人类共识危机情境下，体育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以其独有的表意体系成为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方式之一，同时也是表征各国文化、凝聚各国力量的必要存在。于世界而言，体育是一种交互符号，本应在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延期事件进一步证明了体育的带动性、感染性、力量性和无边界性；于中国而言，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节点，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逻辑来探析体育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不同的历史境遇形塑着不同的历史故事，当我们深度探寻体育存在的意义时，时代背景是不可割裂的分析因素，要解读中国体育文化，就必须把它放在塑造它的中华文化环境和相应的时代背景里加以考察。

　　由此，《中国体育发展报告（2020—2021）》立足于庚子大疫的现场，观察中国体育事业和撰写中国体育历史。具体而言，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本书聚焦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北京2022年冬奥会、体教融合、体医融合、体育外交等主题，经由顶层设计到底层实践、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2条线路，全面而又细致地总结了中国体育在2020年这一年间发展的总体情况。通过对这一年体育事业的整体性梳理和分析，辩证地看待已取得的成绩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用发展的眼光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后续建设精准定位。对此，全书核心指向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以体育强国战略为总体引领；以个体健康为具体指向；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连结点；以形塑体育文化为落脚点。每一个指向都有若干事例作为支撑，所发生的一桩桩事件不仅是2020年特殊年份的见证者，也是体育发展历史的承载者。体育历史是由一件件大事记串联而成的记忆，而体育的历史性毫不犹豫地指向了未来。关于中国体育事业的未来，依旧任重而道远。

以体育强国战略定位为底层运行逻辑，使多模态的体育实践生发出国族符号意涵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这句话直接表明了体育与国家命运与共的依存关系，也成为体育与政治符号进行桥连的基础。自民国时期，爱国人士们就达成了“强国必先强种”的共识，并积极探求“体育救国”之道。尤其是在中国人被贴上“东亚病夫”的标签后，提升国民身体素质、提升中国形象以及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就成为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专门提出施行“举国体制”策略，采用计划性的方式集中力量来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的定位实现了“体育救国”向“体育大国”的转变；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体育大国”的定位开始渐次向“体育强国”过度；2019年，国家正式颁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目标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使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在历时态演进中，体育于国家而言的重要性地位不断提升，大众对体育的认知也实现了从单维型的理解向多维化认知的转变，以体育强国战略定位为底层运行逻辑的实践渗透进各种体育形态之中。该书的完成，是在体育强国战略定位下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文本的方式对大事记进行分类汇总，并对目前各种体育形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针对性建议以供改进。这一反思型文本实践有助于维系体育事业建设的延续性，也将成为记载中国体育发展史的重要材料。在这本书中，不论是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还是体育文化、体育外交，抑或是体教融合、体医融合都与体育强国这一总体性引领息息相关，这些体育实践的行为取向和对策建议都隐含着体育强国战略定位的影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危机下，非运动员群体的身体活动场域空间受限，物理空间上的区隔使大家重思自由；运动员群体则面临体育赛事和体育训练中断的困境，“没有比赛的训练”和“没有观众的比赛”成为2020年竞技体育体系的重要转变。然而网络空间为运动员群体创造了集个体精致化符号表达和社会期许为一体的线上展演平台，带动了居家健身潮兴起，为体育产业营造了新的商业机遇。质言之，疾疫情境使人们开始关注自我的身体健康，也为不同的行动者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机会的客观性。纵览全书，疫情危机下更凸显以体育强国战略为行动纲领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各项体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也在不断生发和丰富着体育的国族符号意涵。

以个体健康为具体指向，在自觉和引领的双重作用下实现体育强国之基的建设

　　社会进程的基本行动单位是个人，体育的基本活动单位也是个人。随着后工业时代现代性的发展，人的主体性不断被凸显，体育活动也逐渐成为展现人们所处阶层的表征之一，人既成为事物的支配者也成为被表象者。国民身体素质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续，故“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体育始终以人为中心，只是不同的体育形态作用于不同的人群。尤其是在疾疫生成的风险空间和网络生成的虚拟空间中，人的生命安全是首要问题，由此也引发我们对人与体育的关系、人在空间中的存在状态、体育在空间中的存在状态等问题的再思考。从现实的显现来看，在面对生命安危这一命题时，身体的健康状态有助于从心理上缓解因疫情风险所带来的恐慌情绪。对此，书中也指出“疫情下体育战略的重新定位”要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首位，搭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同推进，这些举措都是以维护群众健康为根本指向。但是在备受关注的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群体以挖掘和展示人类身体潜能为目标，他们会因过度的身体规训而导致身体“异化”，与以强身健体为目标的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大相径庭。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将体育的魅力和重要性通过身体展演的方式更为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从而带动更多的人群自觉地进行体育锻炼。由于体育项目几乎都带有一定的“知识”性，所以在养成“要锻炼”的意识之后，还要掌握“会锻炼”的知识和技能，这就给个人及相关部门的行动部署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了挑战。对此，书中提及要解决中国群众体育发展的瓶颈性问题，“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群众体育共享发展；应加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促进群众体育供需平衡；应创建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考核与评估价值，促进群众体育高效发展”。这些措施的落地即意味着群众体育参与意识和参与度有希望得以提升，进而有助于消解大众在体育产业认知上所存在的误解，提高体育产业的参与意向，推动体育产业的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也会为体教融合、体医融合等战略的实施奠定群众基础。大众思维上的转变可能会培育以体育活动为表达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体育结构发生变动，而体育活动的配置组合也会不断优化体育强国的战略体系，在顶层设计与底层实践之间的张力不断弥合的实践中实现体育强国之基的建设。

以大型体育赛事为连结点形成相互运作的结构体系，充分发挥赛事的溢出效应

　　随着大型体育赛事的多样化及观看或参与的便捷化，其已然成为嵌入到人们生存观念中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贝克所言，“占据中心舞台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大型体育赛事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又是风险的直接制造者和受害者，一体两面的特质使其备受关注。在人类共识危机下被迫中断的那些体育赛事活动，虽然产生了诸如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扰乱运动员的训练计划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也不能就此将其定性为完全破坏性事件。因为这一冲击性事件会引发人们对体育本身、对体育赛事活动举办形式等问题的思考，是挑战也是契机，也许意味着新的开端。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由其复杂的组织架构决定了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它不仅涉及竞技体育的主体操作性部分，直观上对体育产业、体育外交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隐藏的辐射功能则对体教融合、体医融合等具体项目的开展产生一定的带动作用。除此之外，奥林匹克精神也以情感能量为中介在竞技展演和观众互动中逐渐弥散开来，以及与体育构建更美好的世界愿景高度契合的大型体育赛事遗产生产也成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在此书中，作者们对奥运会大型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明确指出“举办一届奥运会，其目的不仅是要实现办赛精彩，为广大运动员公平竞技、实现自我价值搭建平台，更大的价值还在于为公众、主办城市、国家及奥林匹克运动带来更多可以长期受益的有形或无形的奥运遗产”。

　　由此，可以将大型体育赛事的溢出效应的结果归纳为3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互动仪式链为纽带的情感效益；第二种是以产出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效益；第三种是以完善举办地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益。不同效益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生产关系”“权力关系”等关系形式，体现了大型体育赛事在开展过程中关系建构上的差异，以大型体育赛事为核心所连结起的关系网络是结构化的，而且具有内生性。概言之，以大型体育赛事为核心所勾勒出的结构体系体现了体育赛事运作中原有的支配性力量和新生力量对人们生活的潜在影响，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个浓缩版的社会关系图式。

以形塑体育文化图式为落脚点，在多元空间内建构体育的象征意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国家大力倡导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文化衍生品的制造也自然成为体育事业建设的工作之一。在体育的符号意涵和话语表达中，可以揭示出其运行的象征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与象征一样，并非是现实中的实际运用，而是超出社会结构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所以由联系构成的社会形态即是文化的实体。而体育文化是多元的、相通的、没有明显界限感的存在，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也是通过物质载体的形式综合反应出的共有的实在。文化功能论主张在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文化得以产生。体育文化的产生也立足于大大小小的能够满足人们身体活动需求的空间之中，大到国际赛场、小到健身步道，能够运动的场地可视为一个孕育文化的场域空间。在健身步道、体育公园这一类具有便民性的空间中，行为主体者对自己的身体活动具有较明确的目的性或计划性，在日常锻炼中达到满足自身健身的需求，多元的身体活动碰撞形成具有交织性和共识性的体育文化。而国际型体育赛事本身就消解了国别在物理空间上的区隔，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容纳着各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展演，在文化助力下丰富了赛事的意涵。关于体育文化建设方面，该书指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冬奥会筹办工作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展现北京冬奥会独特的社会发展风貌”。体育的生态文明培育继承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即发挥文化的动态功能来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书中还梳理了中国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也指出中国体育发展目前存在内驱力不足、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不同层次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以及无法支撑国家战略等问题，内生性矛盾和外生性矛盾同时存在于体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涂尔干曾说，社会是由种种矛盾的部分组成的，要适应这些矛盾，就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定和平衡。而文化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整合性提升功能就是产生限定和维系平衡的重要存在，通过对立统一的方式实现深层次的统一性和系统性。人类身体运动行为中蕴含着“文化重叠共识”的意义，要在全面深刻认知的情况下进行体育文化钩沉，从而生成适用于体育强国建设、凸显中国体育精神的文化图式。

结束语

　　本书梳理和总结“十三五”时期，尤其是2020年的改革成效，对标建成体育强国的要求，明确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分析未来改革趋势。总体来看，呈现了各种体育形态、体育项目以及人与体育共生的张力问题，它们充满意识形态并深具感情色彩。本书已经从整体上呈现出了2020年间中国体育事业建设相对完整的图景。这一图景的描绘有助于每一位体育事业建设者都能够立足于实际依据来审视当下体育强国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效和未竟之事，对实践中生发出的矛盾问题予以正视并决心解决。人类共识危机情境使原本已经相对稳定的由经验留存下的坐标打乱，进入了重新构造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新序列中。体育事业的运行逻辑亦是如此，前所未有的全球体育赛事共同停滞期的出现已经表露出了重组的迹象。重组所形成的新的体育运作模式将会以文化形态作为最终的归宿。文化存在的相对稳定性和整合性有助于将体育发展史的记忆以相对完整且恒久的形态留存并延续下去。总体而言，体育在关系运作中所建构起的象征性符号意涵表征了诸多有关人民健康、有关体育事业、有关体育文化、有关国家宏图的图式。由此，站在新的历史出发点，在体育符号可被感知的实质里，探讨体育的片段性和全景性、变化性和永久性、结构性和历史性，在体育的再生产中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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