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基础更加坚实，发展条件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具体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同时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等。《纲要》明确提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可以预见，在“十四五”乃至今后15年，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动能仍将迎来重大变革，市场机制作用将更加强大，现代产业体系将更加完善，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将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将更加协调和充分。

　　小编选取了一篇立足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大趋势，分析展望“十四五”时期产业结构变化和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状况，并对可能带来的就业影响进行研究预判的报告，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2020年我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变化

　　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情境，我国经济先降后升，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第三季度市场活力动力增强，第四季度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稳定。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7754亿元，比上年增长3.0%；第二产业增加值384255亿元，增长2.6%；第三产业增加值553977亿元，增长2.1%。在此经济环境下，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明显高于预期900万人以上的目标，年均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低于6%左右的预期目标。同时，部分行业受到较多威胁与挑战，就业形势错综复杂，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失业风险在部分行业有所积累，期待和呼唤更具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

　　1.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带动就业结构调整

　　我国经济发展已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优化，外贸进出口好于预期，去产能目标提前超量完成，先进制造业就业需求较为旺盛。

　　我国外贸依存度已从2006年的63%下降到2019年的33%，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优化，外贸进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外贸规模再创历史新高。2020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9.25万亿元，增长3.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9.9%，比2019年提升0.9个百分点。外贸主体的活力持续增强，2020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53.1万家，增加6.2%，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98万亿元，增长11.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6.6%，比2019年提升3.9个百分点，这一变化直接带动了相关从业人员就业，有利于稳定长三角、珠三角制造业就业局势。另外，我国对外贸易方式更加优化，高端产品出口增长更为明显。2020年，电子、专用设备、电气机械行业出口分别增长6.4%、5.8%、4.4%，而汽车、金属制品行业出口分别下降1.3%、3.2%。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我国有力支持全球抗疫，医疗器械出口增长41.5%。以上变化也将影响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

　　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推进，将带来规模性就业结构调整，并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2020年，工业生产持续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强劲发力。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8%，但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7.1%、6.6%，特别是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设备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9.1%、17.3%、16.2%、12.7%。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9%、7.0%。高技术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亮眼表现，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就业，“新基建”“新经济”成为就业的热门。据BOSS直聘发布的《2020应届生春招趋势报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商用5G等领域对应届生的需求增加，催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良好发展为就业市场拓开全新空间，从长远看，对就业的影响将呈现渐进性且大规模结构转型趋势。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传统产业就业的稳定性得到增强。我国产能利用率不断提高，2020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5%，钢铁、煤炭等重点行业去产能目标提前超量完成，一批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加快。面临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特殊形势，去产能行业统筹协调疫情防控和深入推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巩固了去产能成果，相关行业就业形势相对平稳。

　　2.需求侧改革将创造未来就业新增量

　　在供给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需求侧改革的迫切性越发凸显，需求侧改革要求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也将为就业创造了新的空间。近年来，我国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上线下融合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迅速发展，特别是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传统接触式线下消费受到影响，新型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保障了居民日常生活需要，推动了国内消费恢复。2019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7.8%，消费已经连续六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引擎。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消费仍然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从重点行业看，2012～2019年，网上零售额由1.3万亿元扩大到10.6万亿元，年均增长34.9%。2020年，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9%，升级类商品销售势头向好。线上消费较快增长也带来快递业务增量，2020年快递业务量超过830亿件，比上年增长超过30%。

　　需求侧结构性调整为相关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劳动需求不断增加，创造了未来就业增量，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例如，疫情催生了众多“宅经济”，随之发展出就业新岗位，创造了就业增量，同时还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创业活力、拓展了就业渠道，从而释放了就业潜能。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发布的短缺职业排行中，排名前十的短缺职业有7个集中在消费领域，分别为营销员、收银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保洁员、商品营销员和家政服务员；在最短缺的100个职业中有36个属于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3.新业态蓬勃发展拓展新型就业机会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已近10亿人，互联网经济早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在抗击疫情期间，我国互联网产业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为新业态充电赋能，成为我国应对新挑战、实现新就业的重要力量。

　　线上服务、产业数字化转型、新个体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截至2020年6月，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3.09亿人，电商直播成为上半年增长最快的个人互联网应用，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带动新就业提供了积极助力。网络零售用户规模达7.4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9.7%，市场连续七年保持全球第一，为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为8.3亿人，其中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平台企业员工数约为631万人，同比增长约1.3%。

　　新业态也带来了新型就业机会的大幅增长，兼职就业、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蓬勃发展，缓解了疫情带来的失业危机。2020年春节复工后一个月内，直播相关兼职岗位数同比增长166.09%，是全职岗位增速的两倍多。百度文库上，2020年上半年知识店铺的开店量超过4万家，直接带动近100万名兼职或全职的内容创作者就业。抖音平台上，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共有2097万人通过从事创作、直播、电商等工作获得收入。在生活服务领域，2020年上半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

　　二、“十四五”期间宏观经济调整对就业影响的展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始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从宏观层面看，“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将持续减少，就业总人口将出现下降，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持续并存，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劳动力市场中区域不平衡加剧，局部地区出现就业需求不足。中国就业市场在多重因素叠加的重大变革影响下，将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就业形势将会迎来重大变化和更加突出的挑战。

　　1.“双循环”经济格局的塑造将对就业产生深远影响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将对我国就业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大循环是指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在内的动态往复循环。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和分配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同时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在社会分工日益发展深化的条件下，经济循环既体现出上下游相关产业链之间的循环，也体现为地域空间意义上的循环，包括在城乡和区域间的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将进一步提升开放层次和水平，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联通，有利于国内产业提质增效和消费升级，从而更好地畅通国内大循环。我国经济内循环占比经过了先降后升的过程。21世纪初期，内循环占比持续下降，2006年最低点为74%，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大幅提高，在2009年后徘徊在81%～83%。从世界主要国家内循环占比情况来看，美国约为87.6%，日本长期处于88%～90%，德国法国在70%左右。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够激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也是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本在生产、消费以及地域空间上的循环中流动，既可以从总体上刺激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也将进一步优化就业的产业机构和空间结构，带来新一轮的劳动力流动和供需匹配。

　　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对外出口一直在经济拉动中占主要力量，特别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成为全球制造工厂，但是高端研发、设计、规划一直在国外发达国家，很多商品和贸易的消费也在国外。“十四五”期间更加突出国内大循环，就意味着从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流通再到消费，都将向国内倾斜和转移，由此带来产业链的重新配置。在劳动力市场中，研发设计等是高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比较高，随着这部分人才增长迅猛，带动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上升，会给制造业、物流运输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增长带来压力。可以想象，未来制造业降成本将更为紧迫，机器换人会逐渐增大比例，劳动力将由制造业向各类服务业转移，由此带来新一轮劳动力大流动。

　　2.数字技术发展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增加新型就业机会

　　《纲要》将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提到了新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当前世界正经历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我国在5G技术、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发展，形成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数字经济为依托的新经济发展格局，现代化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统计，数字经济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到60%以上，中国目前占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7%。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将带来更加新型、更加多元的就业形态。从无人驾驶到智慧交通，从直播带货到智慧物流，从5G通信到数字货币，从网络扶贫到数字乡村，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打开新的空间，也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和形态。

　　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和产业数字化，将继续深化市场分工，生产过程将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予以实现，带动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灵活就业规模的扩大。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实现了由互联网平台凭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进行劳动者与服务消费需求大规模、大范围的组织、调配、任务分派等活动，因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出现了各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态，孕育出多种多样的新型工作岗位和工作方式。现在数量庞大的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平台工人，所在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在移动互联网和4G时代诞生孕育的，通过4G技术解决了“下载就业”的新模式。未来，5G的普及发展，对所有产业都将产生深刻影响，就业形态还将发生更广发、更深刻、更灵活的变革，涌现更加新型的就业形态，它们会超出人们现在的想象。

　　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发展也会衍生出更多就业机会。例如，伴随着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孕育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新职业，他们被形象地称为“机器人饲养员”。在抗疫期间，人工智能训练师和AI机器人在电商服务、票务出行、健康问诊、生活购物等服务体验端，展现了高效的服务能力。数据显示，预估到2022年，人工智能训练师相关从业人员有望达到500万人。

　　3.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会带来就业结构有序调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表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纲要》也明确指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经济，我国对不同区域采取了差异性政策，分阶段、有步骤地发展不同地区，但同时也带来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差异，劳动力集中向一二线城市流动。

　　“十四五”时期，要集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会带来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大流动。未来区域间、城乡间发展均衡，必然要求产业、人口、资源等的分布相对均匀分散，改变现在大城市高度聚集的模式。现在的人口和产业高度聚集，与生产制造模式有着内在关联性，工厂制出现以来的制造业都要求高度协同，就需要劳动力聚集在一起。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制造业分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需要几万人聚集在一个厂区；而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又会进一步促进现代服务业在下沉市场中不断扩大，劳动力（特别是蓝领行业工人）从一线城市向低线城市流动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低线城市的产业和区域经济要能承载回流的劳动力。随着产业转移调整的速度加快，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数量和频次亦会增加，区域劳动力质和量的需求会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断调整，促使区域就业结构得到优化和升级，以适配区域产业结构动态变化。

　　可以想见，未来全国将形成更多、更分散的就业中心。我国国土面积大，空间辽阔，人口众多，产业完备，市场需求大，除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形成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就业增长极以外，还会有更多区域出现地区性的产业和就业中心，集聚劳动力资源，从而在全国范围形成多个就业中心协同发展的劳动力市场空间格局。

　　三、未来一段时期内稳就业的对策建议

　　在“十四五”期间，就业形势将迎来根本性和系统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挑战，仍然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和薄弱。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主要依赖传统就业模式，强调工厂制用工和稳定就业，适应劳动力大规模迁移流动（社保转移支付、跨区域就业服务）、劳动技能转型提升，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用工和权益保障，都是非常急迫和重大的事情。但是目前在新型劳动法和用工制度上，国家依然缺乏明确的顶层设计，在立法上也缺乏相关规划，“十四五”时期应对就业形势变化将成为重大挑战。

　　1.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建立就业优先政策协同机制

　　推动就业政策与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将促就业稳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不断加强就业政策与财税、货币、产业、投资、贸易等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人才、教育、培训、社保、户籍等社会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体系。

　　建立健全各地就业与宏观部门联动机制。明确各部门在促进就业中的职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化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在推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等工作中，将就业规划作为重要内容，将促进就业工作纳入总体规划和工作部署中，形成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产业发展、各类园区建设、重点项目投资的协同机制，综合评价对就业产生的影响。

　　建立就业形势分析与宏观政策调整联动机制。各地应建立就业形势分析制度，建立就业形势分析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联动机制，进行关联分析。当出现就业形势迅速恶化、就业率显著下降时，相关部门要及时启动宏观调控政策，加大税收、货币、投融资等政策调整力度，促进就业形势企稳向好，确保就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2.推进就业全面质量化，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表面上看是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整，但本质上是靠就业质量全面提升、就业质量差距弥合。有就业才能有收入，共同富裕要求国民就业质量之间实现协调均衡，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共同富裕的实现和持续。通过高质量就业和辛勤劳动提高收入，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

　　将就业全面质量化作为解决就业总量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抓手。就业质量主要包括：充分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就业能力、合理的就业结构、和谐的劳动关系。实现就业全面质量化，就要求各地应在高质量就业内涵的主要方面建立指标考核制度，明确高质量就业标准，将就业质量工作指标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管理，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将就业质量指标作为评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纳入政府绩效审计和主要负责人离任审计范围。

　　更加重视增加人民收入。按照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原则，逐步加强收入分配调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尊重劳动，鼓励人民参与新业态劳动，拓宽居民收入渠道，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履行好政府再分配的调节职能，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最终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3.完善灵活就业制度供给，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积极发展新就业形态和灵活用工方式。应将灵活就业发展纳入就业优先战略总体规划，鼓励和支持各种灵活就业形态的发展，支持企业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情况下，结合实际采用多种灵活用工方式。完善对平台型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在行业监管、就业、劳动用工、社会保险等方面进行系统性配套调整，破除不合理的限制条件。

　　明确新就业形态用工的合法地位。新就业形态与当前劳动关系制度不适配，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工作基准，劳动收入按单计算、劳动场所不固定、工作时间自主，无法强行套用现有制度。建议从“六稳”“六保”出发，打破劳动关系认定的传统监管规则，加快制定区别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新认定标准，促进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

　　完善针对新就业形态群体的社会保障政策。放开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进一步降低缴费率，优化参保方式，促进便捷享受服务；支持商业保险保障方式，充分尊重劳动者自主选择保障方式，支持平台设计新就业形态商保方案，并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

　　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在区别传统工伤保险的基础上，政府应做好保障标准的顶层设计，发挥好监管作用，使之与新业态行业现行的有效商业保险方案进行对接，增强保障性和强制性，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效果。

　　4.高度重视经济链末端劳动者就业，稳住就业能力不足的人口就业

　　我国传统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相对较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加剧了中低端技能人员的就业难题，部分劳动人员存在失业风险。新技术通过溢出效应带来的新岗位的技能要求，与这类劳动者的现有技能并不匹配，使得就业群体更多地朝着更低端的行业（如餐饮、零售）流动，一定程度上引发就业极化现象。为此，政府要积极应对技术性就业的挑战，在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时期担负起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保就业、稳就业的社会责任。在就业岗位开发和就业帮扶方面，要继续扎实稳妥地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服务与兜底性保障工作，在公共服务领域持续开发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就业的岗位，如公共设施维护、城市卫生、保绿、公共停车看管、社区巡防等。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要全面推进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积极开发适用于就业能力偏低群体的技能提升项目，完善多元化培训方式，优化培训补贴政策，使之更集中地向就业能力不足的人群倾斜。

　　本文摘自：《就业蓝皮书：中国就业发展报告（2021）》——《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变化对就业形势的影响》作者：孟续铎、詹婧、赵越。有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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