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0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

　　“京津冀蓝皮书”对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政策工具使用特点进行分析。在理论分析层面，将政策工具类别界定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在实证分析层面，运用NVivo内容分析工具，将在北大法意网及北大法宝网上搜集到的涉及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相关政策的文本进行编码分析。

　　蓝皮书分析指出，在关于推动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的相关政策文件中，激励参与、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科技和信息支撑等子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较高。同时，相关子政策工具文件的表述较为模糊，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在三大政策工具中，供给型政策工具较为充足，需求型政策工具数量适中，环境型政策工具略有欠缺。

　　基于此，蓝皮书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三大政策工具的比重和优先级

　　主动探索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合理组合运用，从而激发双链融合涉及的主体的创新活力。首先，优先扩充环境型政策工具。相比之下，供给型政策工具更为直接，能够为三地的双链融合提供资源。虽然运用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效率更高，但我国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亟须提升创新能力和增加创新动力。供给型政策工具虽然更直接有效，但是技术的创新不能长期依靠这种被动的方式，而应该采用更积极主动的方式激发创新的活力，所以应进一步培育双链融合主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意识，优先扩充环境型政策工具。其次，推动供给型政策工具向需求型政策工具转化。京津冀三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潜力、市场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在创新链、产业链发展上存在差异，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使政府能够通过特定领域区域间的帮扶等方法改善三地发展水平不稳定的状况，从而缓解区域间创新链与产业链发展不同步问题，既能够避免单链发展的不成熟，又能打破区域间双链融合的壁垒，从而促成产业链与创新链全方位和高水平发展与进步。创新活动涉及创新链上的各个主体，只有各主体达到最大化创新链绩效，一次创新活动的协同才能完成。因此，在优先增加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同时，应推动供给型政策工具向需求型政策工具转化。例如，搭建平台，鼓励大型跨国公司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和开放式创新平台；鼓励和支持企业、高校等主体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实现我国产业链、创新链与国际接轨，促进知识的共享，为产业升级和创新成果转化提供多样渠道，形成集聚各种资源、衔接各个产业、激发各方力量的全面创新体系。

　　（二）进一步优化各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

　　多种子政策工具的协调运用有利于减少政策“碎片化”，促进部门职能转变并破除权责壁垒。据前文可知，京津冀双链融合中涉及资金的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均不高，扶持资金、价格补贴这些更为直接的政策工具应得到重视。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核心在于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企业是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但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并需要承担高风险，企业难以承受这些压力，所以应提高此类型政策工具的应用比例，鼓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并加大投入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对特定主体的资金支持，不仅有利于技术的进步，而且能够激励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由此顺理成章地实现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此外，法律规制、技术标准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使用频率极其低。双链融合不可避免会涉及数据、标准联通等问题，因此数据使用的合法性和合规性会受到考验。因此，法律规制、技术标准等类型的政策工具十分必要，应提高这些政策举措的使用比例。

　　（三）提升政策工具的话语表达精细化

　　政策话语的精细化程度会影响政策的执行力度。在政策话语研究中，行动语句指的是通过规范性的语气，规定目标对象的行为方式及其取向，一般情况下，在政策文本中“行动”语句的占比是最多的，当政策文本中的内容较为具体和明确时，更容易判断“行动”语句可行性效度，从而会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更流畅。在京津冀关于双链融合的政策文本中仍存在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述，这种表述更多地倾向于方向性的指导，而缺少具体的执行措施，因此缺乏实践意义，从而难以对双链融合的协同发展产生影响。明确的、量化的政策文本描述和解释不仅有利于创新主体有目的、有计划地执行政策，同时有利于社会公众对相关政策的执行进度和结果进行监督，为政策的落实提供多方面的保障，从而推动京津冀三地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

　　（参见《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1）》p231~24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