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的朋友圈被沙尘暴刷屏了吗？有的人坐在室内都能闻到土味，有网友戏言，“吃土”的日子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首次关注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国际大会，拉开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序幕。近50年来，国际科学界、政治界、经济界共同关注、深入研究，在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减缓和适应等方面取得诸多进展。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各国行动措施力度不一致，与国际社会的期望仍存在巨大差距。随着全球温度持续快速攀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日趋频繁，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担忧持续增加，“气候紧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一词应运而生，迅速为社会各界接受，引起广泛共鸣。

　　气候紧急状态背景及指示意义

　　2019年11月，“气候紧急状态”一词被牛津字典选为年度词，因为该词的使用率在2019年增加了100多倍。气候紧急状态一词入选为年度词这一则新闻也受到广泛关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各界对气候议题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英国《卫报》早在2019年5月就曾发布消息，指出他们在报道气候环境方面议题时，“气候紧急状态”“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等词语逐渐取代了“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全球变热”（global heating）逐渐取代了“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卫报》主编 Katharine Viner解释说，这种语言表达的变化是为了确保能够更准确和科学表达这一重要议题，她同时也指出，从联合国到英国气象局，越来越多的气候科学家和组织，都在改变他们的用词，用语气更加强烈的词语来描述我们所处的状况。用词的变化和频数的快速增加，反映的是全社会持续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背后出现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牛津词典将“气候紧急状态”定义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以减少或阻止气候变化，并避免由此可能引发不可逆的环境破坏的情况（Climate emergency is defined as “a situation in which urgent action is required to reduce or halt climate change and avoid potentially irreversible environmental damage resulting from it”）。该词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刻不容缓，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则无法应对这一危机。这种紧急程度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气候变化本身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引发人类社会不可承受之重。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加，全球平均温度不断升高。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气候状况，2019年，全球平均温度比1850～1900年的基准温度高出约1.1℃，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年份。随着全球温度快速升高，极端气候事件频繁发生，2019年夏季欧洲连续遭遇两次严重的极端高温热浪事件；澳大利亚受罕见高温影响，自2019年9月起频繁发生森林大火，持续四个多月。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已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涉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多个领域。

　　二是减缓措施不足，看不到气候变化减缓的希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防止气候变化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控的灾难性后果，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愿望。随着科学界和全社会对气候变化及其风险认知的提高，国际气候谈判也逐步深入推进，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到“国家自主贡献”，都体现了各国在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然而，减排的力度还是很不够，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尽管科学界发出了警告，政治界也做出了努力，但是当前的排放还在持续增加，排放差距还在扩大，对于2℃目标，到2030年年排放量需要比当前所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再减少15Gt二氧化碳；对于1.5℃目标，到2030年年排放量需要比当前所有的国家自主贡献再减少32Gt二氧化碳。目前来看，这样的差距还是巨大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来气候还将持续变暖，极端气候事件的概率将上升，出现极端气候灾害的风险很可能不是概率极小的“黑天鹅”事件，而是概率增加的“灰犀牛”式气候风险。

　　基于此，为了凸显气候变化影响、减缓与适应的重要性和严重程度，在全社会危机感和紧迫感日趋增加的背景下，欧洲、北美等部分国家和城市纷纷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2019年，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欧洲议会在2019年底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纽约、巴黎、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也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表示要以更加积极的行动来推动减排目标，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上述国家和城市也相应设定了自己的目标，大部分将目标设定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也有些地区雄心勃勃地将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设定为2040年。

　　即使如此，仍有多地气候变化运动组织和人士认为目前力度还不够，他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拿出更为有力的应对措施。针对具体的项目和工程，他们针锋相对、诉诸法院，上演了真实的紧急状态。伦敦希思罗机场第三条跑道扩建遭遇气候变化运动组织和人士反对一案就是典型案例。希思罗机场是英国最大的机场，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仅有两条跑道，运力接近饱和，早在2001年就提出修建第三条跑道的计划，但由于大量反对者认为造价高昂、加重航空噪声污染和加大二氧化碳排放等，该计划迟迟没有进展。2018年，英国议会终于批准久拖未决的希思罗机场扩建计划，然而，气候变化运动组织和人士诉诸法院，认为扩建计划没有考虑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叫停。2020年2月英国上诉法院裁定，政府扩建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计划不合法，理由是政府没有把在《巴黎协定》框架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纳入考虑。法院的判决给了气候变化运动组织和人士巨大的鼓舞，也给希思罗机场扩建计划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这一判决被认为是全球首个基于《巴黎协定》做出的重大法律裁决，具有重要意义。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自2006年以来连续发布年度《全球风险报告》，旨在研究和讨论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通过与企业、学术界和公共部门的合作进行全球风险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以开发可持续的、综合的解决方案来应对全球最紧迫的挑战。《全球风险报告2020》，根据全球风险认知调查的最新排名，指出环境风险仍然是当前全球风险的“重头戏”。在“发生概率”方面，首次出现的前五大风险都来自环境风险，包括极端天气、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措施失败、自然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和人为环境灾难；在“影响”方面，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措施失败排在第一位。该报告还指出，气候变化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加强烈和迅速，过去的十年和五年都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年份；与气候有关的自然灾害变得越来越严重和频繁，飓风、干旱、野火等灾害平均一周发生一次；极地海冰的融化速度显著高于预期；欧洲经历了创纪录的高温热浪。如果维持此状态，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至少上升3℃，气候变暖将导致物种灭绝加速、生态系统紊乱、粮食和水源危机、人口被迫迁徙等系列严重后果，并会加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致使劳工和供应链中断，造成极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后果。

　　“气候紧急状态”一词及其现实表现，反映了以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减缓气候变化为主线的全球气候治理走上全球治理的核心位置。对国家而言，气候风险已是新型风险点与挑战，气候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我国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好地发挥气候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对于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正确认识我国气候条件的复杂性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受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及气候特征等因素影响，气象灾害种类之多、发生频次之高、范围之广、影响之大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我国气象灾害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灾害种类多，占比高。几乎所有气象灾害都在我国出现过，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高温、低温冷冻、雪灾、风雹、雷电等各类灾害频繁和交替发生，气象灾害占自然灾害的71%左右。

　　二是灾害发生频繁，分布广。每年，我国约有1700市（县）发生近6000次暴雨，1600市（县）经历25000次高温，88%的地区年均干旱日数超过50天，有7～8个台风登陆，经历10余次区域性沙尘天气过程和10余次区域性强冷空气过程。

　　三是灾害极端性强，灾情重。我国极端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异常气候所引发的暴雨、干旱、台风、山洪地质灾害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增多增强趋势，2010年因特大暴雨导致的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2012年北京“7.21”特大暴雨引发的严重城市内涝和山洪泥石流灾害，均为历史罕见。

　　四是灾害关联性强，链条长。气象灾害的“灾害链”特征明显，突发暴雨诱发山洪泥石流灾害，高温少雨引发森林火灾，异常气候条件引发农业灾害，恶劣气象条件引发交通和航空事故、大气环境污染。据统计，86%的重大自然灾害、59%的因灾死亡、84%的经济损失和91%的保险损失是由气象灾害及其衍生灾害引起。

　　五是灾害损失重，影响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气象灾害损失偏重、人员伤亡偏大。21世纪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元，占GDP比例平均为0.89%，是美国的2倍多；平均每年因气象灾害造成3.3亿人次受灾，千余人死亡。

　　因此，推动我国气候治理体系建设，首先要正确认识我国气候条件的复杂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扎实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守牢适应中国气候变化的“第一道防线”，努力降低气象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

　　气候安全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我国气候变暖幅度明显高于全球，1951～2019年，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率为0.24℃/10a，升温幅度几乎是全球的两倍。在此背景下，高温事件显著增多，干旱和暴雨洪涝事件频发，登陆台风偏多偏强。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气候变化影响有利有弊，但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明显增多、增强，影响加大。气候变化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外交、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能给经济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带来威胁，因此，气候安全作为一种新的非传统安全，与上述安全问题具有明显的联动效应，也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随着全球平均温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热量资源增加和二氧化碳施肥效应叠加，会使得双季稻、冬小麦等作物种植北界北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然而温度升高也会使得作物生育期提前和缩短，病虫害发生概率和面积增大，危害程度提高。同时，水资源短缺，导致我国耕地受旱面积有可能不断增加。因此，从另一方面而言，气候变化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

　　对水资源安全的影响。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与温度明显上升趋势不同，我国平均降水量并没有显著的趋势特征，只表现出年代际变化特征、区域的降水变化特征以及降水结构的变化。20世纪中叶以来，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导致我国东部主要河流径流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减少趋势；冰川退缩会加大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和河段径流量变化的不稳定性；气象灾害频繁发生导致水资源可利用性降低，北方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南方出现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现象。

　　对生态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也是导致我国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物种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受气候变化影响，我国东北黑土和西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剧；草原植被生产力降低，植被类型发生不可逆的改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也有所降低，林火灾害范围和频次逐渐加大；物种分布范围改变，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物种消失。

　　对环境安全的影响。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和不同高度层增暖幅度存在差异。一方面，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增暖较低纬度地区更加明显，减弱了北半球经向温度梯度，我国地面平均风速减小，小风日数和静风日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流层高层增温幅度大于对流层低层，使得大气层结更加稳定，大气自净能力下降，增加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难度。此外，随着气温升高，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温也会升高，水中溶解氧水平降低，影响水质，甚至出现污染事件；随着强降水的增加，更多的污染物，被冲进溪流，溪流和河流会将污染输送到下游或者湖泊、河口等地，从而使污染物聚集，影响水质水环境。

　　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能源基础设施大都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其生产运输与气象条件关系密切，气象灾害的增加对我国能源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清洁能源尤其是风能、太阳能和水电，是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不同方式，气候变化对其资源量的变化本身就有重要影响。风速和风向变化直接影响风力发电，1961年以来，我国华北北部和东南沿海风速有减小趋势，风机发电效率降低；同时，我国日照时数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夏、冬两季，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此外，河川径流变化影响水库入水流量，给水电安全运营带来挑战。气候变化还会影响能源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冬季采暖、夏季制冷等能源消费。

　　对重大工程安全的影响。气候变暖可能造成青藏铁路沿线多年冻土普遍退化，威胁青藏铁路安全运营；同时，气温升高加速冰川消融，水体面积快速增加，高原湖泊溃决风险加剧。2011年卓乃湖溃决，洪水一路下溢至可可西里盐湖，给周边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影响，威胁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三峡库区及上游区域发生的超标准洪水，会增加水库防洪、调度和运营风险，暴雨事件频发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危害大坝安全。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给我国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特高压电网、中俄输油管线、三北防护林等重大工程的安全运行带来风险，甚至可能引发重大环境事件。

　　对经济安全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提升，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不断增加，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灾害损失大，社会影响重，影响经济稳定性，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气候变化对其他国家经济安全造成的风险，也会通过国际贸易间接影响我国。

　　气候治理的重点及其对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贡献

　　国外关于气候紧急状态的一系列举措，反映了西方国家国民意识的觉醒和气候变化思潮的进步。当前西方社会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成为区分政治路线是左还是右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深刻影响着西方的选举文化和社会文化，并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发展。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国情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气候特征和气候风险亦有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因此，我国气候治理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又要深刻立足我国国情，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充分认识全球气候治理变革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增强战略定力，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决维护好国家利益，彰显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要扎实做好气象防灾减灾工作。我国仍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和灾害损失较大的国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自然灾害防治、应急管理和气象工作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气象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前哨站”和“第一道防线”，各类自然灾害的防、抗、救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是自然灾害综合防灾减灾链条中的首要环节，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推进国家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体系建设，迫切需要强化气象灾害监测预报能力、突发灾害预警能力、灾害风险防范能力和灾害救援服务保障能力，提高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水平。

　　二要提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防范和应对能力。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天气气候异常复杂，气象灾害的多样性、突发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日益突出，多变性、关联性和难以预见性更加明显，气象灾害发生发展的规律越来越难以把握。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气象灾害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越来越强。在全球化和城镇化发展背景下，人群更加向城镇集中，经济社会活动流动性加大，由此带来的社会孕灾环境更加脆弱敏感、承灾体更加暴露、致灾因子更加复杂多样，气象灾害的放大效应、连锁效应日益凸显，气象灾害脆弱区域越来越广，敏感行业越来越多，气象灾害风险和防御难度越来越大。要立足于提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防范和应对能力，增强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其影响的预见性，防止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到不同行业，进而引发连锁反应，酿成“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要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尊重气候、因地制宜，加强对重大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气候适宜性、风险性以及其对局地气候的影响评估，增强重大规划和重大工程建设抗御气候变化风险能力。

　　三要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发挥能源和经济转型中的气候优势。减缓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能源和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在可再生能源中，风能、太阳能和水电等就广义而言都是气候资源。我国有9大气候带、22个气候大区、45个气候区，气候资源丰富。我国陆地80米高度风能资源技术开发量为35亿千瓦，另有7亿千瓦低风速风能资源，近海风能资源也很丰富。因此，可依据气候条件，科学合理开发风能、太阳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同时，科学挖掘气候宜居、气候生态、气候旅游等气候资源，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气象服务保障，助力绿色发展。

　　四要开展气候治理文化建设。我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工作，但公众气象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偏弱，应对气候风险意识较低。气候治理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任务，提高社会气候治理能力，增强抵御气候变化能力，需要不断提高公民科学素养和气候素质，将气候知识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实现气候文化进课堂。要依靠每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在全社会树立节能节约意识、培养绿色低碳行为习惯，形成公民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气候环境的自觉行动。

　　本文摘自《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0）》——《2020年气候紧急状态及其对我国气候治理的启示》作者：肖潺 王亚伟 赵琳 尹红 巢清尘 何孟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