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之初，工业、服务业双双大幅下行。而近期的四个信号显示，中国工业可能正在迎来第三个“小时代”。

　　什么是中国工业的“小时代”？进入“小时代”的信号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在2020年一季度增速陡然降至-6.8%。不过之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处于零星偶发状态。在此条件下，中国的复工复产顺利推进，2020年二季度GDP增速恢复至3.2%。在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的条件下，2020年三季度经济增速恢复至5%以上、四季度经济恢复到6%左右已经成为共识，这也意味着2020年末中国经济将大体上回归到疫情之前的增长轨道上来。

　　按照这一增速水平来进行估算，中国全年增速将达到2%左右。根据IMF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2020年全球增速为-4.4%，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速为-3.3%，发达国家为-5.8%。根据OECD在9月给出的预测，中国将成为G20集团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总体上，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宏观调控政策总体上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中国经济从整体上将在2020年末回到原有增长轨道上来，但是在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的供给、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本研究将揭示，在后疫情时期，供给端将表现为：工业强于服务业，需求端则将表现为：投资强于消费、有形的物质消费强于无形的服务消费，并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工业或将迎来第三次工业“小时代”。

　　什么是中国工业的“小时代”？

　　观察工业、服务业的GDP增速对比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半个世纪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6年及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工业增速都快于服务业增速，结果是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第二阶段，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总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直到2013年的这一时期，工业增速与服务业增速大体一致。从另一个角度看，工业在总体GDP中的占比较为稳定。第三阶段，2014年进入新常态之后，工业增速显著、持续低于服务业增速，工业占GDP比例出现下降趋势，中国进入了产业结构的深刻调整时期。

　　上述三个阶段，是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经历过的产业结构变迁，是长期的观察视角。有趣的是，在服务业增速逐步超过工业增速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逆历史潮流的“小时代”，即2003～2004年、2009～2012年这两段时间，工业增速一度显著上升并短暂地反超服务业增速，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重拾升势。这就是中国工业经历过的两次“小时代”。

　　2020年二季度以来，在全球贸易显著萎缩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增速反弹大超预期。二季度，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创下了历史高点。2020年8月，中国出口增速甚至达到11.6%（人民币计值），为多年来的较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的整体生产恢复状况也比较好，4月以来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持续反弹。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工业生产增速已经比较接近正常水平。与此同时，服务业的恢复进程相对滞后。不论是国内外的比较，还是我国第二、三产业之间的比较，都显示出：中国工业活动表现相对强劲，似乎迎来了久别的“小时代”。

　　中国工业再次进入“小时代”的四个端倪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之初，工业、服务业双双大幅下行。而近期的四个信号显示，中国工业可能正在迎来第三个“小时代”。

　　1.端倪之一：全局来看工业生产恢复明显好于服务业

　　服务业生产指数的同比增速，是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物量指标，反映了当月服务业相对于上年同期的产出变化。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指数同比增速，则反映了同口径的工业部门的产出增速。

　　对比两者的历史表现可以看到：疫情发生之前，服务业生产指数持续高于工业增加值指数，这与2014年以来工业、服务业的增速对比关系完全一致。而疫情发生之后，工业生产活动一度受到更大冲击，但是2020年3月工业同比增速就超过了服务业。8月，工业同比增速达到5.6%，不仅超过服务业同比增速，而且已经基本上回到正常增速区间，甚至比2019年8月高1.2个百分点。同样在2020年8月，服务业同比增速为4.0%，比上年同期低1.4个百分点。

　　2.端倪之二：小微企业状况也表明工业显著好于服务业

　　根据“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共同发布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PSI），2020年8月，只有制造业小微企业的运行情况超出了疫情之前水平（102.3），其他行业小微企业状况均不及疫情发生之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小微企业运行状况面临更多困难，弱于大中型企业的表现。

　　8月小微企业运行状况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制造业、建筑业小微企业运行状况，均超过或较为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而服务业当中的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的表现则明显更弱。其中，住宿餐饮业的小微企业运行指数仍然低于疫情发生之前水平的20%以上。

3.端倪之三：工业用电量恢复状况也明显好于服务业

　　2020年6月工业、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速分别为4.3%、7.0%，服务业用电量增速更高。不过，两个部门的单位GDP耗电量完全不同，因此两者增速不能直接对比。其中，6月工业用电量的同比增速为4.3%，但是已经达到了历史表现的中等水平，而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速为7.0%，但是仍然处于历史数值的较低水平。

　　具体而言，在2018年初以来的28个月当中，2020年6月工业用电量处于54%的排名，几乎处于历史平均增速的中间状态。而2020年6月的服务业用电量则处于79%的排名，显然处于历史平均增速的更下游。为了使图5显示更清楚，这里使用了2018年初以来的数据，如果使用2009年以来的117个月的数据，则两者的排名分别变成56%、80%，结果非常稳健。可见，从工业、服务业用电量的相对恢复水平来看，工业生产状况也明显好于服务业。

　　4.端倪之四：行业景气显示，重工业好于轻工业、轻工业好于服务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40个分行业景气指数，我们将2019年四季度的行业景气度设定为100%，对比2020年二季度可以发现，总体上，重工业涉及的21个行业景气指数平均排名第15位，轻工业为第24位，服务业为第31位。

　　具体而言，景气指数前10名的行业均为重工业。其中前4位的行业在二季度景气指数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有色金属矿采选业（104%）、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10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01%）。上述主要涉及的行业有铜矿、钢铁、铁矿石、水泥等。与之相对应，景气度指数倒数五位的行业都属于轻工业或服务业，具体分别是纺织服装、服饰业（93%），纺织业（80%），化学纤维制造业（80%），皮鞋、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79%），住宿和餐饮业（66%）。

　　当然，重工业好于轻工业、轻工业好于服务业，这种格局更大程度上是由弱势行业跌幅更大带来的，强势行业回暖的解释力相对更小一些。

　　“小时代”的逻辑：投资和消费的支撑因素

　　中国工业的“小时代”已经初显了四个端倪，那么第三个“小时代”是否会来临？这与“小时代”背后的逻辑密切相关。

　　1.前两次“小时代”的历史逻辑

　　回到图2揭示的两个“小时代”：2003～2004年、2009～2012年这两段时间，工业增速显著上升、短暂反超服务业增速，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也重拾升势。

　　这两个“小时代”均发生在特殊时期：前者发生在“非典”疫情暴发和后疫情时代（2003～2004年），后者则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危机时代（2009～2012年）。为什么工业增速放缓、服务业增速的赶超会被上面两个“小时代”短暂地打断？答案显而易见：其一，两个“小时代”当中，居民部门的消费者信心、消费需求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从而导致服务业恢复较为滞后。其二，政府部门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相应的工业生产，而对服务业，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的带动效应较为滞后。

　　2.本轮“小时代”获得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支撑

　　根据2020年一季度、二季度的GDP支出法分解，可以看到：一季度三大需求全面负增长，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分别贡献了-4.4个、-1.5个、-1.0个百分点。而在二季度经济恢复过程中，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分别贡献了5.0个、0.5个百分点，两者合计拉动GDP增长5.5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速贡献了-2.3个百分点，拉低了整体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的率先回暖，直接体现为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的发力。两者受到的疫情冲击小于制造业投资，其恢复的速度也明显快于制造业投资。其中，房地产投资7月当月同比增速已经达到10.5%，基建投资在5月就已经恢复至同比增长10.9%。截至2020年8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仍接近上年同期水平，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则显著高于上年同期水平。而且这还都是基于名义增速的观察，由于2020年PPI负增长，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的实际增速还将进一步好于名义增速的表现。从重型卡车、货车等车型产销量的快速上升来看，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在可见的中短期内还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也将从需求端带动工业生产活动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对服务业生产（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则较为缓慢。

　　制造业投资的当月同比增速也在8月出现大幅反弹，从7月的-3.1%上升至8月的5.0%。这既得益于房地产、基建投资等上游产业的强势恢复，也得益于后文提到的消费需求的有形化、物质化。

　　3.本轮“小时代”获得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支撑

　　在目前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消费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在疫情完全结束之前，消费者的就业预期、收入信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总体消费中的可选消费受到了抑制，总体消费需求表现较弱。另一方面，由于疫情未完全结束，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各方面措施不能完全松懈，这使得消费者的活动范围较正常时期受限。这就对交通运输、住宿餐饮业、电影院线等线下服务业直接产生了更长时间的影响。在服务业支出明显下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效用水平相对稳定，需要消费更多的制造业产品。

　　由于上述原因，总体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同时消费结构也出现了暂时性的变化，即消费更加倾向于有形的商品、更加物质化，而服务类消费则持续低迷。观察CPI的消费品价格、服务类消费价格，可以发现：2020年5～8月，CPI消费品价格从97.2上升至98.8，环比上升1.64%（按这种速度折算年化通胀率将达到6.6%）。而在同一时期，CPI服务类消费价格则从99.5下降至99.3，虽然降幅微弱，但要注意到这是在服务类供给收缩背景下发生的。

　　2020年5月以来，CPI的消费品价格、服务类消费价格一升一降，这进一步验证了居民消费结构更多倾向于物质化、有形的商品，而服务类消费仍然维持在低迷状态。这使得居民消费结构本身更多地转向商品消费，并在需求端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支撑。

　　“小时代”的逻辑：出口对工业的支撑

　　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超预期。在全球贸易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速在2020年二季度以来实现了“V”形修复。WTO 6月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显示，2020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降3%，预计二季度降幅约为18.5%。该降幅已经明显超出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影响，而由于疫情的严重性和经济影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实际情况还可能更差。2020年5月，美国、欧盟、日本的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36%、-27%、-27%（均为美元口径），之后三者的出口负增长幅度有所收窄，但大体上仍然保持在负的两位数增长。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出口增速在4月就恢复为2.7%的正增长，之后在5月稍有回落，随后7～8月的增速分别达到8.5%、12.8%。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大幅上升。多年来，在13个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总进口当中，中国的出口份额一般在14%附近波动。2020年4月，中国的这一出口份额大幅拉升至17.2%，5月进一步提升至18.3%，较2019年同期分别提高4.4个和5.2个百分点，这也是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后，随着同类国家度过疫情高峰并逐步开放经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挤出效应以及出口市场份额增速都可能会有所弱化，但预计同比增速仍将维持高位。

　　202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大幅上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口罩、防护服、医疗设备等防疫物资出口激增。二季度以来，疫情在东亚以外的地区进一步蔓延。在疫情影响下，海外市场对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需求激增。之所以中国成为全球防疫物资的主要来源国：一方面，疫情之前中国就是全球主要的医用防护服（HS6位编码621010）、口罩（HS6位编码630790）生产国。2018年，中国这两类产品的出口分别占到全球份额的46.5%和43.8%。另一方面，中国率先遏制疫情并有序复工复产。在此背景下，防疫物资出口成为中国出口新的增长点。据海关总署统计，1～6月，在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出口带动下，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同比增长27.8%，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同比增长41.4%。如果扣除中药材及中式成药，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医疗仪器及器械的带动作用，二季度出口增速将从零增长降至-3.8%。

　　但是，防疫物资出口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大幅上升。以4～5月为参考，二季度中国出口市场份额较2016～2019年均值（13.3%）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而根据我们的估计，在极端情况下，除医疗设备外的防疫物资对中国出口市场份额增长的贡献不超过3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医疗设备的作用可能也不足以完全解释。其中一个原因是产能受限，根据工信部在4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中国医疗设备产能的发挥受到全球供应链紊乱的影响，相关核心零部件供应不足。

　　第二，与远程办公相关的电子类产品出口增加。疫情期间，在保持社交距离和恢复正常办公秩序的相互权衡下，远程办公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而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与远程办公相关的电子类产品的出口需求。2020年二季度，中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出口同比增速达36.8%，远高于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4.1%）。其中，便携式电脑4～5月出口增速为49.4%，较2019年四季度提升54.7个百分点，手机5月和6月出口数量环比增速均在20%左右。如果扣除集成电路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等电子产品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二季度总体出口增速将从零降至-2.1%。如果完全扣除防疫物资和电子产品对出口的带动作用，二季度出口增速将跌至-6.6%，中国出口表现仍然明显好于美、欧、日、韩等其他经济体。但是，防疫物资和电子产品出口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大幅上升。这是因为二季度（或4～5月）中国出口呈现增长的产品还有家用电器、电工器材、塑料制品、文化产品及照明装置等。

　　第三，各国纾困政策对需求起到了稳定作用，而国内外疫情分化使得中国在供给端、出口端的竞争力迅速凸显。从需求端来看，在各国的经济纾困政策对冲下，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恶化程度可能低于企业部门，从而消费需求较为稳定。一方面，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补贴、提供福利或延缓贷款等。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给中小企业的补贴，也以维持就业为导向。比如，美国增加失业补助后的平均失业金水平甚至达到了非农行业的平均周薪水平。从供给端看，海外疫情持续、生产秩序受到影响，而同时国内却率先复工复产。在前述需求、供给两方面的作用下，中国出口的竞争优势凸显。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数据，美国自中国以外地区进口的消费品、中间品及资本品同比增速在4～5月持续恶化，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各类产品同比增速则较一季度明显回升，4月美国自中国进口消费品同比增速较3月回升33.3个百分点，5月进一步回升9.9个百分点，同比增速回正至0.59%。类似地，美国自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较3月亦有明显回升，4～5月分别回升23个和1.1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中国出口对其他地区的份额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中国较其他国家率先走出疫情，而且工业体系覆盖门类齐全、供给能力强，因此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迅速上升。由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将持续数年，中国的出口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此外，即便其他国家生产秩序逐步恢复，对防疫物资和远程办公用品的需求有所下降，但是正常生产、消费活动需要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订单也将同步恢复。总体上，由于本轮疫情与2008年次贷危机不同，疫情暴发使得中国以外的市场需求、供给同时受到冲击，甚至极端宽松政策使得需求相对稳定，而供给遭受冲击更大，因此本轮冲击的特征将使得中国的出口总体上能够维持较为稳定的状态。这也是2020年以来出口大超预期的重要原因。

　　展望本轮中国工业“小时代”的特点

　　我们将可能看到本轮中国工业“小时代”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这确实是一个结构特征迥异的“时代”，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将与历史趋势发生暂时性的偏离——工业部门增速超过服务业部门，而且将持续一段时间。二季度工业增速大幅高于服务业增速近3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小时代”的开始。我们将会看到，工业部门和对应需求端的固定资产投资，将对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增速起到主要支撑作用。同时，工业占GDP的比例也将出现暂时上升。这一逻辑和2003～2004年、2009～2012年两个“小时代”的逻辑基本相似。

　　其次，这是一个“小”的时代。一方面，持续时间可能较短。目前，工业部门将迎来为期4个季度以上的“小”时代，具体持续时间与全球和国内的疫情形势有关。但是最终工业部门增速还将回归到低于服务业部门增速的长期趋势。另一方面，和第一轮2003～2004年相比，本轮“小时代”缺乏强劲外需的支持；和2009～2012年相比，本轮工业“小时代”缺乏巨量基建投资的支撑。因此，本轮中国工业的“小时代”，更多的是相对于服务业疲弱角度而言的“小”时代。

　　中国工业的“小时代”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部分观点认为，当前需求端的消费偏弱、服务业偏弱，因此需要增加对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刺激消费需求。这方面尤其是关于消费券的讨论较多，例如林毅夫等（2020）、王成等（2020）、陈芳芳和朱德超（2020）。从公平和保障困难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来看，增加消费者转移支付的力度，这是比较有共识的。

　　不过，从宏观调控的视角来看，在2003～2004年、2009～2012年都出现过——消费、服务业偏弱，工业偏强——这样的情况。在疫情冲击或者经济衰退的冲击下，不确定性预期上升，居民预防性动机上升、储蓄率也会倾向于上升。而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确实存在显著影响。这时候，消费特别是服务业较容易受到冲击。这时候即使政策对消费进行刺激，效果也会较为有限。

　　当然，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也对经济冲击敏感，但是基建等公共投资受政策调控影响更为直接。2020年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在需求端、供给端的这种变化，实际上和2003～2004年、2009～2012年的变化是一致的。

　　如果看到了中国经济在中期经历这种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就能够以更少的争议得出以下结论：疫情后的一段时间，在消费者没有完全摆脱疫情等不确定性冲击带来的心理阴影的时候，宏观调控的重点仍然应该放在投资领域，以及将企业作为重点。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框架也是顺势而为，遵循了这一方向。

　　本文选自《世界经济黄皮书：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20～2021年中国经济：后疫情时期中国工业迎来“小时代”？》作者：徐奇渊 张斌 崔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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