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余永定（Yu Yongding）

　　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始发于中国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和境外，中国各级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病毒（现称“COVID-19”）在人与人之间进一步传播。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已封城，春节过后许多省份推迟了非必需品生产企业复工，居民则呆在封闭的社区里。许多城际和省际运输已经停止，一些地方政府甚至设立非法检查站，防止运送工业材料和制品的车辆进入辖区内工厂。

　　显然，疫情和政府采取的非常措施给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没有人知道当局什么时候能战胜这场流行病，以及最终经济会有多大损失。但是面对全国性突发事件，中国人民再次展示出了勇气和团结。毫无疑问，中国将赢得这场与COVID-19的斗争。

　　2003年春天，SARS病毒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起初，所有人都对疫情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持悲观态度。然而，疫情一得到控制，经济就出现了强劲反弹，当年经济最终增长了10%。考虑到国内外的不利经济形势，中国这次很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了。因此，在致命的冠状病毒仍然肆虐之际，中国政府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决策者应当通过三种方式应对眼下的危机。其首要任务，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住疫情。由于市场在紧急状态下无法正常运转，政府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幸运的是，中国的行政机构正在有效运转。

　　当前，经济上最严重的障碍之一，是恐慌不已的地方政府制造了交通中断。在承认地方官员担心病毒进一步传播合情合理的同时，中央政府现在必须出手干预，以促进人员和物资的顺利流动，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应链的中断。

　　其次，政府应当设法帮助企业度过危机，尤其是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型企业。在避免造成不必要道德风险的同时，政府应减税减费，并慷慨补偿受到重创的企业。政府还应考虑设立流行病保险基金，让整个社会承担病毒造成的企业损失。

　　此外，商业银行应努力确保不发生流动性短缺，包括为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贷款展期，允许它们推迟偿还。另外，决策者或许需要采取非市场化措施，比如利用针对性贷款和道德规劝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同时放松部分金融监管。

　　第三，当局应实行更有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使这些措施本质上不是为了抵消供给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继续尽量降低利率，并向货币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虽然由于供应链中断，通货膨胀已经上升，并且有可能进一步攀升，但此时收紧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将适得其反。

　　同样，尽管在COVID-19得到控制之前，政府不太可能启动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但由于疫情相关支出增加和税收减少，总的预算赤字仍然可能上升。在控制病毒扩散的战斗中，政府不应过分担心预算赤字是否超过GDP的3%。

　　抗击冠状病毒的战斗无疑耗资巨大，并将逆转近年中国政府在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取得的部分成就。但目前来说，与债务、通胀或资产泡沫相关的潜在问题都是次要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待局势平定下来再担心这些问题。

　　去年年底，我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引发一场激烈辩论。我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应当允许GDP年增长率降到6%以下，因为经济放缓预期是会自我实现的。鉴于冠状病毒疫情，我承认必须重新考虑6%这一增长目标。但是，即使疫情导致2020年的增长率降低，比如减少一个百分点，也不会对人们的预期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经济放缓是外部冲击的结果，而不是经济中某些内在弱点使然。

　　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不再是如何刺激总需求，而是如何确保经济尽可能正常运转，同时不影响与COVID-19的斗争。不过，这场流行病迟早会被征服，中国经济也会回归正常的增长轨道。

　　届时，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实现适当水平的增长，这个问题会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但实施更加宽松政策的理由仍然是适用的。事实上，为补偿COVID-19疫情造成的损失，中国主管部门也许不得不采取比我（及其他人）此前建议尤甚的扩张性政策。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China’s Economic Fight Against the Coronavirus”（2020）

　　➤本文为中美聚焦网专栏作家原创文章，版权归作者与中美聚焦网共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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