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日益丰富，“中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高频率出现的词，而在当代中国互联网广受调侃的大概有三种人：中年人、中年男人、中产阶级。

　　根据《薪酬蓝皮书：中国薪酬发展报告（2019）》，以下是国际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些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萎缩及困境

　　美国

　　不少研究显示，近年来美国中产阶级最显著的变化是：总体规模萎缩，而且流失的部分主要来自私人部门的新中产阶级；公共部门的白领雇员呈现局部减少、整体扩张的趋势。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收入排在美国前3%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在全部家庭总财富中的占比从1989年的44.8%提高至2013年的54.4%；而收入排在后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比从1989年的33.2%降至2013年的24.7%。更令美国决策者不安的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已持续下降十余年，这可能会成为破坏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危险信号。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00~2012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了8%，而儿童护理、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成本却上涨了超过3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则显示，仅有44%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远低于2008年调查时的53%。

　　日本

　　日本厚生劳动省报告显示，近年来高收入人群和中产阶层在减少，低收入人群则在增加。日本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比较广泛，既包括大企业的职员或底层管理人员，也包括一些从事农林牧副渔等行业的高收入者。21世纪以来，日本家庭资产持续缩水，负债一路攀升，收入两极化趋势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不断加剧，中产阶级面临着不小的生存危机。

　　韩国

　　韩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中产阶级规模的急剧扩大。据统计，1960年韩国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19.6％，1970年达到29%，1980年为38.5%，1990年为43.7%。据韩国企划财政部数据，2016年韩国各项收入分配指标回落，经济计量中产阶级比重随之下降。数据显示，2016年中产阶级的占比为65.7%，同比下滑1.7个百分点。韩国中产阶级的占比2011年为64%，2012年为65%，2013年升至65.6%，2014年略降到65.4%，2015年回升到67.4%，2016年再次回落。分析指出，中产阶级的占比下滑与收入不平等加剧不无关系。韩国社会收入分配指标2011年以来始终向好，2016年则整体下跌。具体来看，基尼系数2011年为0.311，2012年为0.307，2013年为0.302，2014年为0.302，2015年为0.295，2016年升至0.304。2016年基尼系数掉头朝上，说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加剧。2016年将收入在上游20%的家庭的收入除以收入在下游20%的家庭的收入而得出的五分位收入比为5.45倍，2011年（5.73倍）后时隔5年再次增加。五分位收入比越大，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主要是低收入阶级因失业、竞争激烈等原因而收入减少。因此，被中产阶级淘汰的低收入群体增加，导致中产阶级比重下滑。

　　德国

　　根据柏林世界经济研究所最新报告，由于就业结构发生变化，德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过去20多年里明显萎缩，1991~2013年从60%降到54%。2016年公布的统计显示，1991年，德国的低收入、中等偏低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高收入以及高收入者的占比分别为20%、10%、60%、8%以及2%，到2013年这一占比变化为21%、12%、54%、9%以及4%。德国专家认为，中产阶级人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人群扩大。在工业领域就业岗位削减的情况下，从事服务业的职工人数增多，但服务业普遍薪酬较少。此外，德国中产阶级越来越老龄化。据统计，在18~30岁的青年中，中等收入者的比例由1983年的69%下降到2013年的52%。

新兴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及脆弱

　　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放缓，中产阶级出现逐步减少的趋势，而新兴国家中产阶级的规模则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很多经济学家预言20年内在全球消费力方面，新兴国家中产人群要超越西方同类群体的力度。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分别为下层中产阶级壮大和上层中产阶级扩容。预测2025年前上层中产阶级将超过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对于始于1991年经济腾飞的印度，学者预测印度在未来的20年里，中产阶级数量将增长到40%以上的水平。

　　巴西在20世纪50~7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培育了一批新的中产阶级，而后80年代经济明显放缓，直到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后，得益于外部需求旺盛，巴西经济增长步入稳步发展时期。政府通过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致力于减少贫困，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和劳动收入，收入分配稳定改善，巴西中产阶级规模开始逐步扩大。但2014年以来，失业率高涨，商业信心值跳水，巴西正从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一个新兴市场的病夫。政府为了扭转局势，采取了一系列增加财政盈余的措施，主要措施是控制国有银行借贷，削减社会福利和员工福利。但其实，大部分盈余的实现要靠削减公共投资，而巴西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依靠这笔投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结果是，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剧了经济下行现象。巴西在2014年出现了十年来的首次财政赤字。经济危机导致毕业生就业率下降，这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再度陷入贫穷，成为弱势群体。

中产阶级内部的结构调整与整体升级

　　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创造了不少中产阶级岗位，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失业风险和就业压力。据统计，1988~1993年，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领域的失业人数由22.1万增加到30万，在失业潮蔓延的过程中，中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的互动转型或进一步的升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企业的裁员风潮迫使中产阶级追随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调整职业选择；在制造业衰退的同时，资本、技术和信息服务方面却迅速成为产业升级的主导力量，并巩固了制造业基础。同时，美国鼓励投资导向型经济，为促进中产阶级的升级起到了刺激性作用，使中产阶级群体从学历、技术和收入方面均得到了全面提升。统计发现，在中产阶级内部的三个收入等级中，中层中产阶级流失最多，一部分上行，一部分下行，下层中产阶级规模整体收缩，而上层中产阶级整体兴起。

全球中产阶级未来定位及动向

　　虽然中产阶级兴起、聚集于发达国家，但必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扩散。继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韩国中产化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中产阶级兴起的趋势，这源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打破了西方国家的绝对垄断，财富和机遇也更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世界银行专家霍米•卡拉斯甚至预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产阶级数量将大幅增长，并将取代美欧的中产阶级，成为21世纪全球贸易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这个群体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依然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支柱无疑，但同老牌发达国家相比很多国家的中产化进程与其现代化进程一样不均衡，初始阶段会遭遇瓶颈，必将推动各项改革，最重要的是彻底推进市场化改革、确定现代的生产关系，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和独立的社会主体，将对培育和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