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4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广州共同发布了《欧洲移民蓝皮书：欧洲移民发展报告（2019）》。

　　本年度的欧洲移民发展报告主题为“难民危机与移民融入”，包括3篇总报告、3篇专题报告、8篇国别与区域研究报告及统计数据、欧洲移民大事记。主题报告侧重分析2018年欧洲难民危机的发展趋势和对欧洲政治以及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当前欧洲已进入后难民危机时代，遣返和融入主导欧盟国家移民政治；难民管控使得欧洲进一步向外移动管理边界，欧盟内部的协商和统一行动非常困难。专题报告考察了难民危机对欧洲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尽管难民和移民的进入为越来越进入老龄化的欧洲提供了劳动力的供给，但来自欧盟国家之外的难民和移民很难成为各国劳动力市场语言和技能匹配的劳动力。另外，研究者关注到难民和移民引起的社会变化对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和在欧居住的华人群体形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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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别和区域研究选择了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法国、英国、瑞士、奥地利和瑞典作为研究重点，介绍了2018年这些国家难民和移民管理的最新状况，重点分析了这些国家难民和移民融入的状况。为促进难民和移民融入，欧洲各国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欧盟也通过设立标准和提供资助来帮助其成员国。但从成效来看，当前难民和移民就业不稳定、失业率高；居住隔离，社会治安问题频现。在当前欧洲，民粹主义思想和政党在各国兴起，政治影响力增强，民众排外情绪开始表露。这些情况说明当前的难民危机已转变为难民融入危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国家和欧盟都需要进一步关注和制定措施来推动已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的管理和融入。

　　蓝皮书指出，自2011年难民危机开始影响欧洲，2015年危机达到顶峰，在2018年，进入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数量在总体上减少，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接收的难民数量明显下降，但在另外一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法国和希腊等国家难民进入数量却有增长；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数量减少，但来自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国的难民数量却有增长。这些新特点的产生与欧洲各国的难民接收和管理政策变化相关，与难民来源国国内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变化相关，也与欧盟内部及欧洲与周边国家的外交格局和外交策略变化相关。最新变化说明欧洲已进入一个后难民危机时代，难民接收和管理的难度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复杂。

　　欧洲进入“后难民危机时代”

　　蓝皮书指出，2017年欧洲难民危机高潮已过，2018年欧洲呈现“后难民危机时代”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即难民治理与融入问题成为各国面临的挑战。

　　所谓后难民危机时代，是指各国涌入欧洲的难民大潮过去之后，呈现寻求庇护的难民总量持续下降、庇护申请获批准总量也在下降的状况。但是，欧洲国家接收难民累计数量在不断增长，同时各国难民累计被拒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解决被接收难民的融入问题迫在眉睫，诸如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面临着巨大挑战，也潜藏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种子。根据本研究团队的研判，2018年欧洲已经全面进入“后难民危机时代”，且这个时代不会马上“翻过去”，仍将持续一段时期（少则3~5年，多则10年以上），因为移民（难民）危机引发欧盟内部社会分裂、威胁欧盟国家稳定和统一的风险进一步显性化，累计增长的欧洲移民（难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治理与融入压力进一步明朗化。

　　从接收国角度看，相比2017年，2018年进入欧洲寻求庇护难民的总量在下降，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下降尤为明显，但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希腊等国略有上升。从来源国角度看，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国依然是欧洲难民的主要来源国，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数量有明显下降，而来自土耳其和俄罗斯的难民数量却有明显增长。因此，欧洲难民来源国更加多样化。

　　面对后难民危机时代的这些新变化，一方面，欧盟成员国要继续管控难民的进入，做好“推”的动作，同时继续与相关国外交合作和经济合作做好“拉”的动作；另一方面，要探索已进入欧洲的移民和难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融入工作，以缓解日趋紧张的价值观冲突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当前，难民危机引发了欧盟内部的社会分裂，特别是英国脱欧、东欧“离心离德”，已显露出欧盟的合法性危机，欧盟甚至走向解体的边缘。未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应在“推”“拉”基础上，将主要精力放在“融”合治理上，创新治理手段，提升各国自身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维护欧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西班牙成为移民欧洲第一入境国

　　2018年，西班牙成为移民到欧洲的主要入境点。据欧盟边防局统计，移民中有57000人从摩洛哥出发、在安达卢西亚海岸登陆。这一数字占了2018年从地中海抵达欧洲大陆总数为150000人的移民群体的1/3以上。西班牙成为进入欧洲首选国这一事实，乍一看可以解释为其地理位置靠近摩洛哥，两国的最近点仅被直布罗陀海峡分隔14.4公里。然而，我们应从政治方面去寻找移民如今偏爱这一路线的原因。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是因为巴尔干半岛路线几乎封闭、意大利实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利比亚起到远程管控移民的作用和西班牙的政权变更。

　　长期以来，尤其是在2015年，大部分的非洲、中东和亚洲移民一旦从海路或陆路经由土耳其抵达希腊，他们就能通过“巴尔干路线”到达西欧。联合国难民署资料显示，仅2015年就有856000名移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西欧。移民从希腊出发，穿过中欧国家（尤其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接着去往他们偏爱的目的地德国、瑞典和英国。巴尔干路线尚未完全封锁，但自从2016年3月欧盟和土耳其签订协议以来，取道此路线的人明显减少。根据协议，欧盟给予土耳其60亿欧元的金融援助，作为交换，土耳其政府承诺阻止移民越过土耳其与希腊的边境。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2017年有29718名移民取道此路。尽管还没有2018年的可靠数据，仍可以估计人数已大幅减少。这一数字不包括现在被困在希腊和克罗地亚这两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移民，据非政府组织统计是4万~5万人。另外，自从欧盟对塞尔维亚进行经济援助，让其封锁边境，2018年出现了“新巴尔干路线”。移民不再经过马其顿和塞尔维亚，而是绕道更南边的国家：阿尔巴尼亚、黑山共和国、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

　　2018年6月，意大利的右翼联盟上台执政，特别是马泰奥·萨尔维尼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意大利通过了一项极具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这项政策是对意大利选民的回应，他们担心移民大量涌入。自2016年欧盟和土耳其签订协议以来，意大利在2017年成了移民进入欧洲的首选国。马泰奥·萨尔维尼选举成功也是由于其他欧洲国家拒绝通过公平分配来接收移民，在意大利造成紧张局势所带来的结果。马泰奥·萨尔维尼于2018年11月通过的法令缩短了人道主义居留许可的期限，并方便驱逐被视为“危险”的寻求庇护者。该法令规定可以将寻求庇护者（2018年12月为146000人）集中到各大接待中心，还可以使用电枪驱逐非法占领房屋的移民。

　　意大利的移民大量减少也是由于它与利比亚加强了合作。作为对意大利大量经济援助的回报，利比亚当局打击那些带领移民从利比亚海港离境的人蛇集团，当政府未能阻止船只离开时，便指示利比亚海军的海岸警卫队将其带回。利比亚应意大利的要求遏制移民流动并不是从马泰奥·萨尔维尼上台才开始。这始于2000年初卡扎菲将军统治利比亚时期。这种政治倾向在2018年意大利选举后得到了加强。2018年6月25日，马泰奥·萨尔维尼对的黎波里进行正式访问，这说明了意大利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是如何演变成意大利的内政问题，同时也提醒人们，意大利在1911~1945年间对利比亚进行的殖民统治。.

　　由于新任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领导人佩德罗·桑切斯实行了几周开放政策，西班牙最终成为欧洲大陆上入境移民最多的国家。桑切斯于2018年6月2日上台，很快他宣布愿意接纳629名被困于地中海、乘坐人道主义船只水瓶座号（Aquarius）难民船的移民，无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不愿这艘船在他们的国土靠岸。凭借这一有力的行动，他意图表现西班牙政治方针的变化，并回应左派领导的几个市政接纳难民的意愿。对于众多在非洲大陆等待的移民，他们坚信大门刚刚开启。然而，对移民的友好行为很快遭到了排外的敌对势力的挑战。佩德罗·桑切斯随后要求其他欧洲国家接纳移民，并与摩洛哥展开谈判，要求摩洛哥政府阻止移民穿越直布罗陀海峡以及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不过这在当时并不足以说服移民取道他们认为更安全的西班牙线路，而不是从利比亚穿越地中海这条更为危险的线路。

　　右翼运动对中德经济往来造成危害

　　2018年11月，德国《世界报》发表了对史明德大使的采访。史明德指出，一旦投资者感受到德国排外，他就会权衡投资，会对在德国东部还是在西部投资做出选择。中德关系非常紧密，也十分重要，浏览德国外交机构官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尤其强调中德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德国是中国迄今为止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反过来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的第一经济伙伴国。根据德国外交机构的说法，中国在2016年的贸易额为1700亿欧元，这说明中国不仅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国，更是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年的华为公布了中国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形象研究显示：中国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在政治上同样重要（60％），而14％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更为重要，22％的受访者认为与欧洲的关系更重要。大体上与2014年的声明类似：欧洲危机（银行危机、希腊、难民问题）并没有导致一般不信任。

　　两年后的2018年，史明德大使也谈到了华为研究中涉及的“难民问题”，他表示“排外心理当然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经济根本不可能脱离社会和政治发展，尽管这次访谈发表在经济版。史明德首先对两国关系表示赞许并强调了经济领域的密切交往。史明德在采访中这样说：“中国同德国的关系比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密切，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采访中虽然主要谈论中德经济交往，但是涉及了德国出现的排外倾向。《世界报》向史明德大使提出了这个问题：“每年有数百万的中国人作为游客来到德国，数以万计的人在德学习，中国企业在这里进行投资，中国人在德国大城市购置不动产。德国的排外心理和AfD的巨大成功会影响中国人在德国的经济活动吗？”史明德这样回答：“就这个国家的政党格局而言，我相信德国有一个坚实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建立在宪法的坚实基础之上。尽管面临许多挑战，但该系统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自己并将继续证明自己。但是，排外心理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投资者不断询问我们，他们该在德国东部还是西部进行投资呢。”由此可以明确三点：第一，排外心理对政治体系提出了挑战，尽管史明德对此表现出了乐观。第二，排外心理也影响经济，中国投资者会更加谨慎地评估投资区位和在东、西部之间进行选择。第三，中国对各个联邦州的排外情况似乎有不同的评估。史明德对后续问题的回答证实了最后一点，即向投资者提供建议。“投资者之所以提出排外心理问题，是因为企业想知道他们的员工是否安全，对此我只能说因城而异。”此外，他表示中国正在就此问题进行报道，投资者也对此表示关注。他还表示，开姆尼茨事件虽然没有改变德国的形象，但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开姆尼茨事件指2018年8月26和27日发生的凶杀案及后来右翼极端分子对长相似外国人的过路人的侵害。而其后宪法保卫局主席汉斯-格奥尔格·马森针对媒体报道发表的言论更使情况恶化。

　　难民危机给欧洲华人带来挑战

　　2015年后，大量难民涌向欧洲，形成了“二战”后最严重的一次难民潮。难民危机加深了欧洲民粹主义，欧洲右翼势力抬头，导致排外情绪高涨。随着难民危机的加深，移民在欧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华人也未能幸免。蓝皮书认为，此次难民危机给欧洲华人带来的挑战主要是来自主流社会的排外和其他少数族裔移民的暴力袭击，以及来自华人内部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身份焦虑。欧洲华人所面临的挑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其社会融入。

　　在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法德意华人主要经历了以下三重考验：来自法德意主流社会的排外、来自其他少数族裔移民的暴力攻击以及来自华人群体内部兴起的民族主义和身份焦虑。

　　首先，随着欧洲各国右翼势力抬头，法德意华人在内的外来移民群体遭受了来自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外，具体表现在：法德意政府及民众对华人在内的移民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排外、对不同华人群体的排斥，如华商和留学生等。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壮大，普遍反对移民。因此，华人作为少数族裔移民的一部分，同样也在被排斥之列。

　　社会民众的排外现象也不计其数。在德国，由于难民文化水平低，导致德国社会民众对难民的反感转嫁给所有的“外来者”，包括华人。这种情况在意大利也同样存在。

　　难民危机冲击下，华人受到的排斥无论是程度上还是范围上，都更深、更广。由对普通华工和非精英华人的排斥波及对华商和留学生群体的排斥。华商在欧洲的人数是所有亚裔商人群体中最多的，为欧洲社会投入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尤其在经济方面。在过去六年中，华商在欧洲的投资增加了10倍。2016年，华商在欧洲投资了309间欧洲公司，其中，华商在德国的投资居首位，约68间公司；法国和意大利其次，均为34间公司。尽管如此，华商依然被欧洲主流社会视为威胁而不是贡献。华商在意大利普拉托投资建筑业，一直被当地居民视为经济威胁，甚至孤立华人，而在普拉托城市，华人人数是外来移民中数量最多的。

　　法、德、意出现的排外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大量的难民、移民的涌入，引发民众的担忧和恐慌。尤其是在欧洲本土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下，外来移民的增多，更加剧了这种恐外、排外的心理。意大利人口数据显示，预计2065年意大利人口约为5410万人，将比2017年减少650万人，德法趋势相似。自2015年法国《查理周刊》总部枪击事件后，法国民众甚至欧洲各国的民众对待外来移民持怀疑甚至负面态度。据国际移民组织的调查显示，自2016年全球民众对移民的态度整体呈现负面倾向；欧洲民众52%主张减少移民，30%认为维持现状，只有8%的人认为应该增加移民。2017年“欧洲晴雨表”显示，38%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非欧盟移民是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匈牙利、马耳他和希腊有63%的民众认为移民是主要问题。虽然华人是暴力、恐袭事件的受害者，但在恐怖主义未根除的前提下，欧洲各国政府及民众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暴力和恐袭事件归因于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移民。

　　另一方面，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各国民众的就业机会及社会福利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引发民众的大量不满，甚至将这种对待社会的不满情绪转化为反对包括华人在内的所有外来移民的高涨情绪。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华人以“富人”的形象存在着；同时，越来越多的华人从事技术工作。在德国，约有67.1%的华人从事技术类工作，包括信息技术、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因此，华人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和排挤无论是在就业、社会福利还是在教育资源上，都是较为严重的一次。

　　其次，法德意华人在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斥之外，依然遭受了来自其他少数族裔移民的暴力攻击。法国、意大利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地区，而德国的则大多来自土耳其。因此，法德意国家的外来移民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导致欧洲主流文化价值观受到冲击。欧洲大部分是多民族国家，拥有多元文化主义的根基，尤其是法国共和模式，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倡导国家应该尊重各族裔之间的差异性。但同时，由于难民普遍素质偏低，教育水平偏低，因而移民后比较难于融入主流社会，加之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因此，反而无形中给移民或难民建立了文化隔离的墙，甚至导致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进而发生暴力恐袭事件。

　　难民危机后，法国和德国成为恐袭事件的主要受害者。同样，自难民危机后，法、德、意华人遭受的暴力和恐袭事件，较之前的无论是频率、形式、严重程度还是范围都更多、更严重、更广泛。

　　最后，法德意华人在承受主流社会的排挤以及来自其他少数族裔移民的暴力攻击，这双重冲击下，部分华人的民族主义被强化进而出现身份焦虑的现象对整个华人族群的社会融入构成极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主要被分为两种：国家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主要强调民族的文化，由共同的语言、习俗、宗教以及血统形成。法、德、意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由反对暴力，争取安全为初衷发展成具有种族性质的民族主义行为。

　　华人群体一贯保持着低调、勤奋的形象，直到2008年，一方面，华人受到人身攻击的事件增多，引起华人社会强烈反抗。另一方面，西方媒体不断出现妖魔化华人的现象，导致华人开始反抗。

　　为何欧洲的华人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人更易表达其民族主义情绪？首先，难民危机的冲击下，整个欧洲的右翼势力高涨，导致华人受到各方的排斥和攻击，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越来越得不到保障，安全感逐渐丧失。其次，由于受到欧洲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熏陶，欧洲华人，尤其是法、德的华人，更倾向于自由、批判的思想。再者，随着华人新生代步入更广的职业领域，如律师、医生、政客以及商人等，为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提供了条件。因此，华人由之前的观望态度转为积极参与示威游行的活动。

　　华人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演变成身份焦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加深了华人与法、德、意主流社会的隔离，强化了主流社会的排外情绪和恐华心理，导致部分华人的认同感降低，从而阻碍了法德意华人的社会融入。华人虽然不是此次难民危机的焦点，却承受了多维度的挑战，对其自身的社会融入构成一定的威胁和阻碍。

　　工作移民英国数量下降，学习相关移民上升

　　1992年至2017年间，英国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是由净移民直接贡献的。其中，非英国出生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与日俱增的来自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人口。受到2016年英国脱欧的影响，目前英国的移民出现了新的形势，一方面，欧盟国家净移民数持续减少，非欧盟净移民增加；另一方面，与工作相关的移民数量下降，与学习相关的移民数上升。离开欧盟的决定为英国政府提供了重新考虑移民系统和制定移民政策的机会。2018年12月，英国政府发布了移民白皮书，提出未来英国将引入一个基于技能的新移民系统。超现实的移民白皮书表达了英国政府在退欧后将推出新的单一移民制度，及其如何“选择”移民的立场，但是其依然没有解决依赖欧盟劳工的经济困境，以及与移民密切相关的现有不稳定和不平等的劳动力市场问题。

　　截至2018年6月，移民最常见的原因是到英国工作，占总数的39%，而正式学习（formal study）则是第二常见的主要原因，约占32%。自2016年6月以来，与工作相关的移民数量下降，主要原因是到英国工作的欧盟国家的移民数量下降。英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移民中心主任Jay Lindop认为，欧盟和非欧盟移民之间存在不同的移民模式。非欧盟净移民现在处于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主要是工作和学习人数不断增加导致的，尤其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在2018年7月至9月期间，在英国工作的欧盟公民比上一年减少了13.2万人，而在英国工作的非欧盟公民比上一年增加3.4万人。2013年至2017年，非欧盟长期学生移民人数基本保持稳定，2018年有所增加。截至2018年6月的内政部签证数据显示，全年发放的学习签证数量同比增长了7％。截至2018年9月的最新内政部数据表明，随着12个月或更长时间内签发的赞助研究签证数量同比增长10％，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来看，这一趋势仍在继续。这些增长的签证主要是签发给中国和印度公民的签证。获得庇护或获准安置的难民仅占移民的一小部分。截至2018年9月，英国向15170人提供庇护、替代保护或重新安置。

　　融入是入籍瑞士的关键

　　瑞士非常重视移民，尤其对于移民融入，制定了系统的相关移民政策，这并不是单一的由联邦政府从国家层面统一制定，而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共同推进融入，注重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共同参与。

　　从法律上来看，瑞士对于通过全面修订国籍法，修改《联邦外国人法（LEtr）》，改为《联邦外国人及融入法》，从名称上强调了融入的重要性。2014年6月20日，议会批准修订《国籍法（LN）》。2016年6月17日，联邦委员会通过了《瑞士国籍条令（OLN）》，并规定《国籍法》与《瑞士国籍条令》于2018年1月1日生效。

　　根据新的《国籍法》，任何拥有长期居住许可的人，在瑞士居住至少十年，并且很好地融入，都可以入籍。对于融入的含义，有几个方面的规定：很好地掌握其中一门国家的语言，尊重公共安全和秩序，尊重宪法的价值观，参与经济生活，并注意其家庭的融入。此外，入籍申请人必须熟悉瑞士的生活方式，不得损害瑞士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实际上，修改国籍法，就是将外国人在瑞士长期生活的条件以法律的形式明示，让移民们以此为目标，按照这个要求去改变自己。入籍的条件中，对于融入的要求很清楚，要求很高，因此较好地融入是入籍瑞士的关键。

　　《瑞士国籍条令》为入籍设定了明确细致的标准。入籍申请人必须证明他们具备必要的语言技能，例如拥有相关语言证明或文凭。同时，联邦委员会在犯罪记录和依赖社会救济方面调整了入籍的要求。曾有过刑事犯罪记录将成为入籍的障碍，瑞士联邦不会允许有犯罪记录的人入籍。此外，若申请人在提交申请前的三年内领取社会救助，或在入籍过程中依靠社会救助，则不给予该申请人入籍。它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就是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之前的三年内，直接将领取的社会救助金全额归还，申请入籍就不会受影响。这一规定意味着移民要想入籍，应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的人，而不是依靠国家救济生存的人。

　　联邦外国人法（LEI）制定了国家层面的移民融入政策的大框架，该法将其定义为多方协调的共同任务，联邦、州和市政当局等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外国组织。融入政策原则上是在普通的社会结构中（学校，职业学校，卫生机构等）实施开展。

　　2016年12月16日，议会通过了《联邦外国人法修正案（LEtr）》，以改善外国人的融入。该法自此更名为《联邦外国人及融入法（LEI）》。

　　《联邦外国人及融入法（LEI）》的新规定可以加强移民融入领域中“鼓励并要求”原则的应用。其实施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于2018年1月1日生效。主要目的是取消难民庇护人员的有酬活动所征收的特别税收，并就融入计划的相关资助规定进行相应修正。第二部分包含该法的其他修改。它涉及“入境、居留和有偿活动条令”和“外国人融入条令”。“入境、居留和有偿活动条令”主要指出在融入方面对外国人提出的要求（属于“要求”原则），而“外国人融入条令”主要规定了对融入的鼓励（属于“鼓励”原则）。

　　实际上，《联邦外国人及融入法（LEI）》规定了外国人融入的具体标准。“为了对融入进行评估，主管部门考虑以下标准：a尊重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b尊重宪法的价值观；c语言技能；d参与经济生活或接受培训”。通过修改相关法律，瑞士从立法的层面对于外国人融入做出了具体的要求。移民融入的标准得到明确：赞同宪法的价值观，掌握一定的语言技能，参加工作，或者接受培训，等待日后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联邦支持实施特殊措施鼓励融入，这些措施旨在保障普通社会结构能有效促进融入政策实施，同时弥补其不足。融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让居民，无论是瑞士人还是外国人，通过共享联邦宪法的价值观，秉承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的精神，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同时给外国人提供公平地进入普通社会结构的机会。

　　鼓励融入是一项多学科任务。只有当不同级别的政府在融入的关键领域追求相同的目标，并且他们的措施相互一致时，融入才能成功。自2008年1月1日《联邦外国人法》生效以来，联邦委员会一直在逐步实施鼓励融入政策，包括国家和非国家方面的多学科参与。

　　在移民融入政策方面。一般来说，瑞士在移民方面的政策制定主要基于近年来瑞士的相关外交政策的三个关键原则，即：①移民整体原则。衡量机遇和挑战，以及国家内部、地区间和国际等方面。②伙伴关系原则。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建立密切合作，同时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进行平衡的对话和积极的伙伴关系。③政府整体原则。建立政府部门间密切合作，以确保瑞士行动一致。主要参与者有：联邦司法和警察部（FDJP）下属的移民国务秘书处，联邦外交部的发展与合作司和政策司，以及经济、教育和研究部（DEFR）下属的经济国务秘书处。

　　瑞士从立法到具体政策，从国家到地方，从政府到不同经济体，都在调控移民融入，形成了立体多维的融入控制体系。将移民融入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因此可以进行持续的评估和调整，形成有效的融入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