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7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会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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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与展望

　　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引领作用凸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从非均衡发展战略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1978-1998年，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重心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推动东部地区取得了丰硕的经济成果，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水平也在不断拉大。为了扭转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从“九五”计划起，中央提出要缓解区域发展差距，并于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意味着我国正式转向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地区经济开发等都进入了快车道。之后，我国于2004年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6年发布《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在这一时期，我国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大板块，提出了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战略，成为指导各地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战略基础，奠定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理念加入了区域发展战略，提出主体功能区划分，并于2011年正式发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之后，为促进跨区域经济合作，深化对外开放，国家开始逐步针对重点区域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并陆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战略，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一带一路”倡议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骨架，加强沿线地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切实助推我国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协同开放，构建了统筹国内国际、协调东南西北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通过一系列的合作框架协议，在交通互联、生态环保、产业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实现协同发展，为构建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和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奠定良好的发展基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重要指导方针，重点探索长江沿岸省份人口、城镇、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打造更加合理的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沟通连接我国的海洋和内陆地区，促进经济要素的流通与海陆统筹开放格局的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通过一系列框架协议签订、交通设施互联和要素资源流动，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以期建成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更高、世界影响力更大、区域经济活力更强的世界级城市群。

　　区域经济格局实现历史性变革，区域协调性显著增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增强，东北地区经济逐步复苏。区域发展差距由扩大演变为缩小，但区域分化态势加剧。

　　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1978年，中国GDP刚刚超过3000亿元，而2017年中国GDP达到82.71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从经济增长的速度来看，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4.5%，剔除4.8%的通胀率，实际年增长率仍然高达9.3%。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各地区的经济总产值都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不断跨上新台阶。

　　区域发展差距由扩大演变为缩小，区域分化态势加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大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由扩大到缩小的过程，从GDP占全国经济总量来看，1978年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分别为43.56%、21.58%、20.89%、13.98%，2017 年演变为52.56%、20.97%、19.98%、6.48%。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中部、西部年均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1.4%、10.4%、10.4%，而东北地区略低，经济增速为9.0%。

　　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逐渐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向“二三一”，再向“三二一”演变。40年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服务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从三次产业来看，1978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4.6：47.7：27.7，而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7.9：40.5：51.6，40年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下降1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7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则上升24个百分点。四大区域板块产业结构也体现出“由重到轻”的变化趋势。

　　城镇化进程不断演进，城市群逐渐形成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在建国初期只有10.6％，仅0.58亿人生活在城市。2017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8.52%。截至2017年有13座城市居民数量超过了1000万，由于官方统计人口主要是指户籍人口，与城市实际居住人口数据存在一定出入。若按照国际惯例，把外来务工人员和城郊居民计算在内，中国目前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将更多。

　　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密集以及交通技术的不断发达，城市的物理边界逐步扩容，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正在缩短。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大城市、小城市正在融为一体，构成城市群经济体。城市群这一空间实体,逐渐成为大范围内各种要素集聚的“洼地”,其要素集聚能力对区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城市群的出现解决了行政区划分割造成的要素配置不合理问题,在城市群自组织运行机制下,借助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城市群内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促进了要素的优化配置整合,构建了有序的区域要素网络结构,避免了单一城市要素集聚的负外部性效应,提高了要素集聚的效率。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筑牢现代化区域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实践和经验证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强劲动能，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乘数效应和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

　　创新创业驱动取得重要进展，新时代创新谱写区域发展的新篇章。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发展新思路逐渐成型，在追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理念引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不断孕育着。表现为，第一，新产品、新技术加快成长，新模式、新服务和新业态不断出现。第二，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有效释放。第三，创新创业成果丰硕，技术、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有效集成并进一步形成共振，迸发出创新合力。

　　促进新经济新动能形成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央通过先行先试的方式，很多重大任务在特定目标区域落地，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表现为，第一，改革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孕育新动能的关键性原因。第二，以改革创新为宗旨，搭建区域经济试验性平台。第三，开展创新性探索，构建现代化区域经济体系的长效机制。

　　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体系日益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鼓励自主创新，市场竞争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创业体系日益完善。区域创新要素空前活跃，满足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需求的创新体系不断孕育、成长。表现为：第一，创新已成为企业占据市场份额的核心竞争力。第二，产学研合作协同创新明显加强。第三，加快构筑科技创新中介服务体系。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愈发凸现。科技创新已成为提升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性源动力。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主要源自：第一，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主力平台，与国家创新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互补互通、互联互惠发展。第二，各区域科研要素投入强度与研发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第三，科技创新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区域产业协作与深度分工的形成。

　　创新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创新环境持续优化。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有符合创新需求的制度供给，同时还要有符合创新型经济发展所需要素的供给。主要实现路径包括：第一，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健全市场在基础资源配置中所起决定性作用。第二，释放创新活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第三，继续夯实创新基础设施，加快部署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支撑前沿性交叉学科研究平台的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区域环境治理成果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创新与发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四大区域在环境治理实施中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环境治理路径与治理模式，区域生态环境不断优化提升。

　　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实践，生态文明理论成果不断丰富与完善。根据不同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大致可划分为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萌芽期、以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持续深化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生态文明理念初步形成期、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化期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生态建设理念成为指导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一步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提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了蓝天保卫战三年工作计划；优化产业布局，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鼓励发展环保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逐步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出台《环境保护税法》，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保障机制。

　　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等战略理念的指引下，四大区域对生态环境与污染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回升的变化趋势，治理模式由各省市政府各自为政向跨区域联防联控转变，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环境治理路径。例如，东部地区针对秋冬灰霾污染、臭气污染、酸雨等跨流域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实施跨流域污染治理工程，应用新技术，有效推动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中部地区针对工业污染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采取提高产业环境准入标准，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降低煤炭等重点燃料消费总量等措施，开创了生态治理新局面；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西部地区，通过实施植树造林、开源节水、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修复工程，使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趋于稳定并略有上升；东北地区针对重工业发展导致的各类资源过度消耗、“三废”污染等问题，通过实施“天保工程”、盐碱地改造、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与生态移民等生态建设与环境修护工程，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

　　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自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以来，我国也不断地从体制机制上进行调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着重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区域经济联系为主体推动区域战略统筹达到新高度。在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过程中，对区域总体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越来越侧重于以区域经济联系为重心。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以地理为核心划分的区域总体发展战略，到以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再到十八大之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跨行政边界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期从更高层次统筹区域发展，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要求以城市群发展为主体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体现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不断向着以区域经济联系为主体的方向推进，即要充分地利用好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要素，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与互动，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力，以期达到区域经济水平的新高地。

　　二是以扩大开放为推手引领区域对外开放实现高层次。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我国不仅有更多的城市通过铁路运输构建了实现对外开放的稳定通道，还同时通过沿长江开放内河贸易，充分联动我国的沿海和内陆，达成了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在上海、天津、广东、河南、湖北、重庆等多地陆续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扩大自由贸易区范围、试点金融开放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等举措，表明了中国深化开放、更多参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

　　三是以政府管理改革为契机激发区域市场经济活力。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反腐倡廉、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等改革措施，各级政府都积极实施“简政放权”，有效减少行政管理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促使相关改革不仅积极优化各地的营商环境，也一直朝着加强地区间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加快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前进。

　　四是以财税制度改革为抓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达到高水平。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就要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上进行重新调整，对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的公共服务实施必要的平衡和调节。2018年《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在财税改革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和各个地区政府将更有实力促进区域互助机制优化与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健全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展望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提升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着力提升各层面区域战略的联动性和全局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促进我国各个地区进一步实现良好的经济发展成果。

　　一是促进区域发展的协同性不断增强，不仅要增强四大板块各自的发展动力，也要以城市群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和协同治理。

　　二是区域发展空间不断扩大，坚持推动区域互动、城乡联动、陆海统筹，加强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区域发展落后地区的扶持，有力支持区域发展的空间协调性进一步完备。

　　三是通过推动各区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化区际分工，促进各类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提高整个区域经济的运行效率,缩小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实现匹配和空间均衡。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改革推进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区域结构逐步由差别化向均衡化转变，但短期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缩小。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实现率先发展，逐步进入城镇化及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未来经济发展将向稳增长、提质量方向发展，经济增速也将逐步放缓；随着国家中西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及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进一步改善，未来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领跑全国。随着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交通基础条件将得到极大改善，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系统将为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时，由于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升，部分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将继续领跑全国。

　　东北地区增速将有所回升，但仍是发展洼地。目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回暖信号，但由于东北经济仍面临投资需求不足、国企改革滞后等问题，未来投资营商环境仍待改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及社会的发展关系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仍待破解。

　　创新驱动成为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我国科技发展已转向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提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度融合。能否构建区域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有效启动区域创新网络，增强创新功能和提高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今后破解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动态竞争优势关键性课题。

　　继续构建高端化区域创新网络。通过创新网络系统的构筑，区域内企业能够发挥出重要的协同创新优势，充分利用本地创新资源研发有发展潜力的新产品、新产业，实现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显著增强和区域创新网络的复杂化、高端化。

　　有效发挥政府职能，培孕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培植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必须发挥政府的有效调控作用，打破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将不同所有制的创新要素都纳入到创新网络中，通过网络组织的高效整合与运行，实现对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的优化重置。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调整、缩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源动力。

　　城市群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我国的城市化由粗放式发展阶段逐步转型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城市化不再是以往的“化地不化人”，城乡统筹发展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城市之间分工协作日益紧密，开始呈现网络化、智能化和协同发展趋势。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物质、信息的沟通有利于顺畅，使得城市群的结构也将不断演化。

　　一是城市群的网络化发展。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协调更畅通，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更完善，城市群将逐渐形成合理定位和专业分工，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城市网络体系。

　　二是城市群的智能化发展。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人们将创新城市群的建设和协作方式，不断进行自我迭代和动态演化，构建智能、立体、高效、安全的现代城市群体系。

　　三是中心城市的协同发展。随着数字经济和交通互联的同步，特别是互联网与高速交通的深度融合，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间联系将更加紧密。中心城市之间的依赖度将越来越高，而区域经济将跟随中心城市协同的钟摆，不断演化和发展。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稳步推进

　　进入新时代，乡村发展滞后与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我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推动乡村建设、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建设任务。在未来发展中，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规划将得到进一步落实，国家战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将进一步凸显；跨行政区域合作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包括跨区域规划的统筹与协调、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合作、生态联防联控的执法协作机制、生态治理的法律法规的标准化将进一步协调，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将进一步明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将进一步健全，各级政府参与城乡公共服务的事权、财权的责任与分工将进一步明晰，城乡一体化的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出台与落实；贫困农区的支持性政策将进一步完善，例如，改善贫困农区生活生产条件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进一步加大，以培育优势产业为核心、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带动农民致富的具体脱贫办法将进一步出台，生态脆弱区维护生态安全的补偿机制将进一步健全，贫困农区脱贫的政绩考核机制、政策激励机制等保障机制将进一步完善。

　　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雄安新区，对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辐射带动冀中南更广阔区域的转型发展、提升京津冀对外开放水平、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二是构筑河北发展新增长极，辐射带动冀中南更广阔区域的转型发展；三是有利于吸引全球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提升京津冀对外开放水平；四是有利于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新时代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

　　因此，雄安新区的建设要彰显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围绕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城的发展目标进行规划设计，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分散组团，打造“三生”协调的都市圈格局；二是产业立区，打造全球创新高地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三是生态优先，保持高品质生态环境；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与住房供应体系；五是建设数字城市，综合运用现代技术实现城市智能化；六是留得住乡愁，凸显中国特色、本地特点、多元文化。

　　在雄安新区的建设中，要落实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严格落实总体规划提出的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防止摊大饼式的城市病隐患；第二，前瞻性布局轨道交通体系，提高城市交通承载力和运行效率；第三，以承接非首都功能为切入，强化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公共服务配套；第四，大胆探索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破解新区发展中的瓶颈约束。

　　大力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协调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域相邻、人文相通，处于京津发展轴和京唐秦发展轴的交汇点，具备联手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北京市与河北省高度重视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于2016年6月签订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地区统一规划、加强管控有关工作的备忘录》，双方商定对通州区和北三县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 2018年9月，又增加了“统一标准”，指出要主动服从和服务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大局，推动与廊坊北三县高质量协同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探索与积极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领域的对接协作不断深入，形成一批跨区域重点产业合作项目；二是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支撑进一步巩固；三是统筹规划与协调机制取得重要突破，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与政策保障，但目前通州副中心和北三县地区发展也面临着区域发展落差大、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是产业发展竞争仍大于合作，城市副中心尚未具备辐射带动北三县的能力；二是区域之间发展落差大，北三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存在明显短板；三是政府级别不对等，行政层级多，统筹协调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四是产业、环境等配套政策不完善，要素跨区域流动仍面临较多障碍。

　　未来要进一步推动两地协同一体化发展，建议进一步强化统筹一体化规划，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着眼更大尺度空间，打造跨区域产业链、创新链，加快推进一批跨区域的重点功能性项目建设，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协同发展，并探索体制机制与政策创新，为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协同发展提供动力保障。这不仅有利于拓展城市副中心发展腹地、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功能配置，而且有利于优化首都城市空间格局，助推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系统分析京津冀地区创新扩散效应，助力京津冀地区实现协同创新

　　由于创新驱动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且当前国际经济环境迫使我国走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侧重于通过协同创新来实现。如果创新驱动是区域发展这台机器的发动机，创新扩散机制则是动力的“传送装置”。因此，对于整个区域而言，区域内部创新扩散效应是否显著，“传动机制”的传动效率如何，直接决定着该区域未来的整体协同发展水平。研究以区域创新扩散机制为切入点，以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基础，主要从创新研发投入、创新吸收转化投入和创新产出三方面进行研究，选用了莫兰指数和吉里尔指数，以及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种模型，试图探究京津冀内部创新扩散效应是否显著，以及影响京津冀创新扩散效应的关键因素，并进一步与长三角地区进行对比。

　　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创新研发投入对区域整体创新产出促进作用相对不显著，创新吸收转化投入对区域整体创新产出促进效果也相对不显著，且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的能力弱于长三角地区。

　　对此，研究对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程度的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方面应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即分阶段提出区域内协同创新的重点产业，鼓励北京优势创新资源“走出去”打造区域科技链，并为重点产业协同创新链提供政策配套。另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促进高质量协同创新，不仅要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布局优化，更要构建技术交易平台助力创新成果在津冀产业化。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亟待优化存量土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生态环境难以为继的背景下，优化存量土地、转变发展方式已成为倒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动力之一。针对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高集约度城市、土地利用中集约度城市和土地利用低集约度城市三类城市群类型，提出以下产业转型升级路径：

　　一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一体化发展，构建土地存量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相互促进机制。这就需要打破行政边界，产业升级与土地再开发利用协调发展，推动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一体化发展，建立统一的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存量资源数据库，将各地区土地的开发密度、开发潜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方面的评估信息入库。根据不同地方的主体功能定位、开发方向，加强产业空间规划，合理配置土地，使得产业差异化竞争，倒逼产业升级转型，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向最大效益的区位流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将长三角城市群打造为世界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

　　二是土地利用高集约度城市需重视土地生态环境建设，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土地利用高集约度城市上海而言，需在此基础上通过放宽准入、加强自由物业比例的控制，实行弹性年租制等方式积极引进高端制造业、生产性、科技以及高新技术服务业、创业创新平台以及创新商业模式、线上线下融合业务等新产业或科研机构等。通过对新兴产业技术改造，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功能升级，进一步加强高端服务业的总部经济，提高产业知名度和品牌效益，提高其土地利用经济效益。

　　三是土地利用中集约度城市应优化土地供给，积极引进高附加值产业。对土地利用中集约度城市而言，其产业较为低端、附加值不高，土地产出效益方面较低，建议在淘汰传统制造业的同时，优先引进和发展新兴产业。对引进产业实行严格的准入门槛制度，优先保障新兴产业项目、符合产业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大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公益设施项目、重大民生项目等用地；在供地方面，鼓励产业进入标准化厂房，政府可以减少新增工业项目税收额度，鼓励企业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进行生产性经营，进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单位面积产值。

　　四是土地利用低集约度城市实施差异化的用地政策，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化。政府部门对企业实施亩产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对不同等级的企业分别采取重点扶持、鼓励提升、限制整治、落后淘汰机制，如采用差别化的资源配置政策，在用地、用电、用水、税收征奖等方面进行成本差别化对待，提高企业低效用地持有成本，倒逼低效用地产业退出土地或自主探索出路；借鉴佛山南海的“政府补贴企业”政策，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如对转型升级的企业实施金额补贴或一定税收减免、人才保障房引进计划、在用地、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供应上提供便利等，积极引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金融科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