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9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了《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9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

　　本书是《2019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姊妹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的名义推出的。本报告预测了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宏观经济政策走向。

　　在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增加的国际背景下，2019年世界经济依然复苏乏力。在“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导致的多方面经贸摩擦，以及发达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虽然依旧面临产能过剩、企业利润率下滑、内需动力不足、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等诸多困难，但2019年一季度各项数据明显好于预期，显示我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供给侧改革初现成效。

　　面对各项风险挑战，预计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6.4%左右，增速比上年小幅回落，可以实现年初预期6.0%~6.5%的经济增长目标。预计2019年就业基本保持稳定，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9%；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0.1%。

　　2019年应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努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消费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握消费升级大趋势，克服一系列制约消费升级的瓶颈，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以消费结构变革为契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全面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与消费升级良性互动，形成可持续的市场动能。不断优化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效益提升和激发市场潜在活力。同时发挥稳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作用，坚持疏堵并举，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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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扭曲、错配问题

　　蓝皮书指出，提出优化金融结构并将之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非是因为我国现有的金融结构存在扭曲、错配问题。

　　第一个错配是期限结构错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借短用长”的现象。也就是说，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构，我国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国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资金来源期限短、资金使用期限长，两者之间存在错配问题。虽然说期限错配是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共同问题，但这一错配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工业化仍在进行中的国家，是正在大力推动城市化的国家，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我国对长期资金的需求比任何国家都甚，但基于现行的金融结构，我国的资金来源期限又相对较短，这就使得克服期限错配成为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面对国内经济仍在下行的严峻形势，中央在部署2019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时，再次强调了“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在列举出的十一个主要投资领域中，除了“加快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之外，其他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等，都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这就把矫正我国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的期限错配问题，提到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更为紧迫的地位。

　　第二个错配是权益错配。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从无到有，发生了堪称“大爆炸”的巨变。正是这种变化，为我们动员了长期、规模巨大且源源不断的储蓄资源，支撑了长期的高投资和高增长。然而，在中国现行的金融结构下，我国动员的资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负债，能形成资本、形成筹资者权益的比重相对较小，这就形成了权益错配。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由于经济规模扩张极为迅速，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是资金短缺，资金结构中的权益错配问题并不明显，然而，当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下行压力逐步显现之时，权益资金形成不足的问题就渐次显露，现在的债务过高、杠杆率过高、资本成本过高等问题，都与我国金融结构的权益错配密切相关。

　　第三个错配是服务对象偏颇。迄今为止，对于广大的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民营经济等这些更需要资金及金融服务的经济主体，我国提供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

　　因此，所谓优化金融结构，主要就是要纠正以上三个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

　　第一个方向，“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结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第二个方向，“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

　　第三个方向，在调整产品结构方面，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

　　管理金融风险应从五个方向入手

　　蓝皮书指出，管理金融风险主要应从如下五个方向入手：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这里重申了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不过，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面对中美摩擦的新情势，我国从现在开始强调了“国产化”，即把金融安全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的高度。

　　二是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这几年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致力于跟踪分析国内外各种风险及其变化，并按季度予以公布，希望大家关注。

　　三是“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反腐倡廉这些年来，蓝皮书发现，几乎所有的贪腐都与金融有关，或者最终落在金融领域，或者索性由金融事件引发，所以，管住人和钱，扎牢制度的笼子，对于反腐倡廉而言具有关键意义。

　　四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适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使所有的资金流动都置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视野之内。在这里，支付结算、资金的流量流向的监管等过去并不特别被人关注的因素，被提到了关乎国家安全的高度。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一向重视对支付结算、资金流量存量以及资金流动的研究。

　　五是去杠杆。蓝皮书指出，金融风险的源头是高杠杆。因此，去杠杆是我们的长期任务。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去杠杆的重点、策略和节奏有所调整，社会上有些人就妄称去杠杆已经结束。如果认真分析我国宏观杠杆率以及各个部门杠杆率的水平及其演变，特别是认真研究高杠杆与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关联，就会发现，在我国去杠杆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已经成为我国的长期任务。

　　要遵循经济规律，应当特别关注三个方面

　　遵循经济规律的要义，是沿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向前推进改革，并纠正一切与这一目标相违背的体制机制。在这个方向下，应当特别关注如下三个方面的进展。

　　其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完善，关系到我国金融产品定价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市场经济中是市场力量在引导资源配置，市场靠金融的流动引导，金融资源根据“三率”所揭示出的信息牵引。“三率”市场化的重要性，如此可见一斑。应当冷静地看到，完成“三率”市场化，中国仍然任重道远。

　　其二，破除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偏好，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高效率的服务。遵循竞争中性原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先生在会见外国记者时首次明确提出的。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了“竞争的基础地位”概念。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总理的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实施“竞争中性”原则等。这说明，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将成为我国深化各领域改革的方向之一。若能实现竞争中性，目前困扰我国中小微企业和民企的问题等都将迎刃而解。

　　其三，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整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规范并保护这些制度运行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基础条件，理所当然应当积极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

　　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将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关于发展金融科技问题，散见于很多领导讲话、报告和政策表述之中，切实推进金融科技发展，将极大地优化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要素基础和结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发展科学技术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推动科技产业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是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大力发展金融科技，发展金融科技的要义就是使创新成为推动金融服务供给结构变革和金融服务效率提升的根本支撑。

　　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发展的革命影响，一是有助于破解信息不对称这一始终困扰金融发展的难题；二是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础，助力金融体系正常运行；三是准确地提供各种要素的流转轨迹，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四是让各个部门、各个主体都能够显示各自的偏好，为资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参数；五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有效接入普通大众和小微企业。应当指出的是，金融科技不是科技，其本质是金融，金融科技企业必须做好上述五类事情，才能保证自己不是泡沫。最近几年来，在这个领域已经积累了一些泡沫，值得高度警惕。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金融科技大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让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真正发展起来并落在实处，从而真正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扩大对外开放应注意三个提高

　　蓝皮书指出，扩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开放，而是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研究推进新的改革开放措施。金融对外开放要有针对性，不能“本本先行”，而应是问题导向。这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在这个原则基础上，要注意三个要点，即“三个提高”。

　　第一，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放在中国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的大战略之中的，是将中国置于全球之中的战略安排，所以，金融业对外开放，为的是提高我们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引进外资等，只是其包含的内容之一。

　　第二，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后，如何去管理一个日趋复杂的金融世界，我国并无经验。所以，提高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第三，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与全球经济和金融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新格局日益成熟，中国经济实力日益提高，参与金融的全球治理，表达中国的看法，发出中国的声音，表明中国的立场，维护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仅有必要性，而且有可能性。

　　当前有三个特别的人口群体具有扩大消费潜力，值得关注

　　一是应该特别关注挖掘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2017年全国有2.87亿农民工，其中1.72亿为离开了本乡镇的外出农民工，另一部分即1.15亿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从离开务农活动成为工资收入者的角度，他们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离开农村到城镇居住生活的角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应该更加城市化进而社会化。这都意味着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费模式、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应该有显著的提升。

　　二是需要努力开发老龄人口的消费潜力。2017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4亿，占全部人口的17.3%。中国“未富先老”特征的一个表现就是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偏低，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出一个倒“U”形曲线。以平均劳动收入为例，一般来说劳动收入从接近20岁才开始产生，随后迅速提高并于25~45岁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并稳定在这一水平上，以后收入的水平逐渐下降，到60岁以后便基本消失。相应地，消费水平也在30~40岁期间形成峰值，随后便缓慢降低。此外，年轻一代消费的后顾之忧也反映在老年人消费行为上，因为父辈们往往会为下一代甚至隔代家庭成员购房和教育等支出而进行储蓄。所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关键在于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三是农村贫困人口实现扶贫脱贫可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表明，越是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人口群体，越是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实施减贫战略并不断取得脱贫效果，具有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显著效果。虽然到2017年底，按现行扶贫标准统计的农村贫困人口仅剩下3046万人，并且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2020年所有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但是仍然有理由认为，无论当前还是未来，实施减贫战略都可以具有提高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意义，较小的贫困人口规模可以具有放大性的政策效应。

　　预计2019~2020年全球经济将保持3.5%以上增长水平

　　2018年，全球经济延续了温和复苏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保持了相对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就业率的稳步回升刺激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内生动力，同时，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企稳，通货膨胀水平可控，国际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信心进一步增强；而部分处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望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各国政府及央行积极主动的经济刺激政策保障了宽松的货币环境、良好的金融条件和稳定的扶植政策，有助于各国经济信心的进一步增强和复苏态势的进一步巩固。

　　尽管如此，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严重失衡和治理不协调，仍然是全球面临的突出矛盾。由于经济结构性问题、政策有效性问题、地缘政治性问题等因素，全球经济衍生危机和次生风险不断加剧，持续强化的刺激手段如泥牛入海，各种资源错配得不到根本性解决，而原有的世界格局和规则体系被广泛质疑。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潜在增速下行、通胀低迷、需求不足、投资乏力的经济局面正在被广泛适应，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低效率路径。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抉择”，如何抉择是摆在全球决策者面前的主要问题，将直接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向。首先是全球经济复苏方式的抉择。尽管经历了一轮轮的增长引擎易主，全球经济也没有彻底走出困境，各自为战的经济体没有形成相互促进，反而陷入相互拖累的困局，必须尽快对全球经济合作方式、发展路径、国际分工、债务水平和技术进步等问题做出选择。其次是货币政策方向的抉择。当前货币政策的不协调甚至相互掣肘和钳制，是全球治理的头号困局，前期大量注入的流动性宽松的负面效应正在过度积聚并伺机反扑，有必要确保各经济体之间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机制，确保未来货币常态化进程的平稳有序，特别要避免货币政策“急刹车”和“猛转向”带来的外部性风险，尤其是美国，除此之外，货币政策还要兼顾全球通胀目标。再次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抉择。2016年以来贸易逆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所谓高标准规则重构的政治举动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暗流此起彼伏，迫切需要对全球贸易一体化格局和全球贸易治理问题进行厘清。最后是当前政治治理的抉择。失衡的发展格局、扩大化的收入差距，以及文化、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的相互叠加，显著加剧了社会矛盾并大幅提升了冲突的概率，民族主义复苏、民粹主义盛行和极右翼势力抬头，都可能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重要社会问题，也是当前全球必须协调应对的治理难题。

　　综合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及上述各类抉择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倾向于谨慎乐观的判断，预计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将保持3.5%以上增长水平的稳定复苏态势，但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可能继续趋缓，预计2019~2020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率将维持与经济增速相当或更低的水平。

　　预计2019年全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4%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9年全年GDP增长6.4%，比上年略微下降0.2个百分点，仍然保持在平稳较快的合理增长区间。从定性因素来分析，这种微幅波动下降背后的主要原因有：①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微幅波动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和GDP基数大幅提高，数据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有所减弱；我国政府对经济调控手段逐渐成熟，宏观把控能力日臻完善，因此2019年GDP增速仍将保持微幅波动状态。②经测算，2019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小幅下滑，因此，若国家不出台强有力的刺激政策，那么我国经济实际增速将在其潜在增长轨迹上运行。③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和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经济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给我国的出口带来一定下行压力，但中美贸易互补性高，一损俱损，因此，双方很可能达成互赢的贸易协定，从而有效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所导致的负面影响。④从经济先行指数角度来看，通过经济先行指数来判断经济运行趋势，是国际学术界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先行指数（该指数由12个子指标构成），我国GDP增速将在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见底，然后开始小幅回升，全年呈现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

　　2019年预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

　　2018年下半年以来，地方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债券利息有所降低，债券期限有所延长，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复了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铁路运输、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回升，国家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信号清晰可见，同时，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19年基础设施投资将成为带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政策的适度调整，以及房地产销售的逐步回暖，2019年房地产投资也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同时也会对家电、家具、建材等行业产生拉动作用。对于制造业投资而言，有利因素是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这些政策将有效提高企业利润，激发企业投资热情；不利因素是，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不断下滑的趋势，企业利润增速也大幅下降，从而会对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一定遏制作用，使得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整体而言，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仍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态势，依然成为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3%、5.5%、6.0%和6.2%，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4.2万亿元，名义增长6.0%。从投资结构上看，2019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3.2%、4.8%、10.1%，其中，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上年减少6.3个百分点，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比上年增加3.0个和0.6个百分点。这说明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成为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外，2019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5.8%，比上年小幅回升1.3个百分点，说明民间投资信心得到一定恢复，国家一系列减税降费、调整社保等政策对提振民营资本发展信心、激发实体经济投资热情起到积极作用。

　　2019年预计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

　　蓝皮书指出，2019年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将继续强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居民消费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5%。在当前虽然我国消费增速持续下滑，但在各项消费政策“组合拳”的刺激下，预计2019年中国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二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继续强化。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政府更加重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消费升级过程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汇聚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存量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优质增量资源进一步扩充，可以靶向破解实体经济发展难题，熨平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带来的负面冲击。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分别为8.3%、8.2%、8.3%和8.0%，呈现平稳的发展趋势；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41.5万亿元，名义增长8.2%，实际增长6.7%，增速分别比上年小幅回落0.8个和0.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进一步收窄。

　　2019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

　　物价的推动因素通常可归结为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货币超发和外部输入等。需求拉动，是指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或者说出现正的产出缺口，通常由工业企业设备利用率、产能利用率，以及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差来判断。从物价主要因素来看：①2018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5%，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负的产出缺口，表明我国工业整体仍然处于去产能、去库存的调整阶段，负产出缺口对CPI增长有向下的推动力。②2019年M1和M2增速依然维持低位，持续低于GDP名义增长率，因此不存在超额货币供给对CPI上涨的推动力。③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9年油价将与上年持平或略有下降，因此，未来如果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涨，PPI上涨以及向CPI传导的可能性和幅度都会很小。④2019年生猪上市量偏少，猪价上涨的可能性较大，但是幅度不会太大，对食品价格和CPI的通胀或有微小的向上推动作用。⑤从2014年起，服务价格上涨幅度一直高于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是推动整体CPI上涨的主要因素，由于服务消费大多是非贸易品，供给缺口难以通过贸易方式迅速填补，劳动力成本增加对服务业价格上升的影响也较大，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优质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短期内供给量的相对不足将会继续推动服务价格的较快上升。⑥2019年政府推出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的政策，从方向上看，一方面，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成本，抑制产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政策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拉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由于减税效应的复杂性，政策效果以及对CPI的影响强度还需要进一步观察。综合以上影响物价变动的各个因素，2019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处于政策调控目标范围之内，物价上涨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2019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CPI增长率分别为1.8%、2.0%、1.9%和1.8%，呈现升降波动的发展态势，2019年全年CPI增长率为1.9%，比上年略微减少0.2个百分点，依然处于温和上涨阶段。

　　预计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6.4%和5.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连续九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19.2万亿元，同比增长4.8%，财政支出24万亿元，同比增长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