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9）》日前发布，蓝皮书围绕“关注民生”的年度主题，利用第一手的大量调查研究数据资料，从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扶贫、青少年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还评价了上海民生民意指数的发展变化趋势。

主编：杨雄 周海旺

　　数读上海民生民意

　　通过2120份有效样本的上海市民生民意抽样调查显示，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发展指数得分为126.75分，其中民生指数得分为126.7分，民意指数得分为126.77分。这表明上海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持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客观民生与主观民意的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与2015年、2016年、2017年的数据相比，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指数得分分别高出1.92分、1.31分、0.13分。2018年在幸福感、安全感、信心度等主观民意指数得分较2017年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幅度。

　　推进社会政策转型

　　“十三五”以来上海社会建设取得重要经验但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从主要经验来看，

　　一是从管理到治理，注重多元主体参与；

　　二是从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内涵提升；

　　三是从重视硬件设施完善到重视功能等软体建设；

　　四是从强调发展的速度到注重人文关怀的温度。

　　从面临的新挑战来看，

　　一是深度老龄化与人口优化困局；

　　二是新旧“二元结构”叠加制约均衡发展；

　　三是防止经济风险传导并引发社会矛盾；

　　四是特大城市管理及风险易发多发；

　　五是中产阶层“塌陷”现象与社会持续分化；

　　六是社会组织引导和管理成为新挑战。

　　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通过开展未成年人状况调查，共获得未成年人卷7653份，家长卷7804份。调查显示，未成年人品德发展良好，修身活动成效显著；未成年人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审美能力有所提升。

　　同时，未成年人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瓶颈问题：

　　一是，未成年人睡眠和体锻时间不足，家校合力仍需加强；

　　二是，学业压力依旧显著，减负改革期待新突破；

　　三是，未成年人学习兴趣有待提高，教学改革仍需深入；

　　四是，未成年人闲暇质量不高，闲暇教育有待加强；

　　五是，网络对未成年人存在不良影响，媒体素养教育仍需增强；

　　六是，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使用率偏低，便捷性有待提升。

　　不能不说的青春期性健康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上海的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分别采用初中版、高中版、大学版问卷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性生理发育“前倾”趋于平缓，农村青少年的性生理发育略为迟缓；多数青少年对“性”持正面评价，青少年对婚前性关系接受度提升，青少年对“少女怀孕”态度日趋宽容，青少年与异性交往的尺度越来越开放；青少年“恋爱”经历日益普遍，青少年性行为趋向低龄化，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依旧存在；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掌握存在不足，网络成为青少年面对性困惑时的最重要解惑途径。

　　值得担忧的生育水平

　　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6000个上海样本数据，分析了在全面二孩背景下上海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并结合55个育龄妇女的深入访谈和一系列座谈交流。

　　调查发现，影响上海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是总和生育率持续偏低，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

　　二是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大幅减少，人口出生规模也将减少；

　　三是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不利于人口出生；

　　四是户籍女性再生育意愿低，影响二孩政策效果。

　　要提高上海生育水平，重点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快研究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可能性和应对方案；

　　二是完善生育相关的就业政策法规，保障女职工生育福利待遇；

　　三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护女职工和企业双方的利益；

　　四是对二孩家庭的支持力度，减轻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五是提供公益性婚介服务，支持和鼓励大龄青年婚配，减少不婚比例。

　　社会保险可持续性强

　　2010年以来，上海市城镇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高，让广大市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了加强。

　　近年来，按照国家部署，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市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持续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绩：

　　一是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人数持续增加；

　　二是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覆盖率在波动中有所提高；

　　三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享受人数呈现增加趋势；

　　四是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与享受人数之比呈下降趋势，在职人员的社会保险负担在加重；

　　五是社保基金年度收入总体上在增长；

　　六是社保资金年度支出逐年增加；

　　七是社保基金年度结存规模增加较快；

　　八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存规模持续增加。

　　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根据调查，大部分企业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其中包括，女职工生产期间工资支付成本，生育前后女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岗位空缺填补成本以及培训成本。部分企业对待女性就业存在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企业对女性存在着就业和职业的显性和隐性的歧视，解除“三期”女职工，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太愿意恢复劳动关系。除了在招聘时的雇佣偏好之外，对于工作年限不长的女职工，企业也可能宁可承担经济赔偿金并主张无法恢复劳动关系的方式，对三期女职工进行违法解除。应明确生育是家事更是国事，政策措施要顺势而为，顾及社会与企业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