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5日，澳门城市大学及社会科学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滨海城市蓝皮书：中国滨海城市发展报告（2018~2019）》。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携手港澳台与内地“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领域的学者，共同编写《中国滨海城市发展报告（2018~2019）》，本书由总报告、城市评价篇和附录三部分共12篇报告组成，附录为2012~2018年中国滨海城市发展大事记。这是一部关于2018年中国滨海城市发展现状、问题与特征，以及关注滨海城市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政策建议的研究报告。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这一时刻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象征澳门在中国滨海城市群中，以开拓全球化视野引领着旅游经济发展的使命有了新的开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型经济的相互结合，让拥有地理优势和珍贵资源的滨海城市快速崛起，如纽约、旧金山和东京等世界知名城市，皆属于滨海城市，因环境条件优越而顺势发展出港湾经济，也为城市发展和所在国家带来诸多商机，更创造出令人惊叹的都市实体建设，进而开启滨海城市新风貌。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并且在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水平。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政策的实施，逐渐带动起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发展。有鉴于此，《中国滨海城市发展报告（2018~2019）》涉及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厦门、深圳、三亚、台南（台湾）、香港和澳门，研究范围涵盖海峡两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前述这些滨海城市有各自的城市特色与发展侧重，涉及宜居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高效城市、都市更新、城市品牌、城市风貌、世界遗产、滨海风景、旅游发展和经济产业等课题，还有当前在国家政策层面探讨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所引起的三地联结与城市协同发展等问题，探索当前滨海各大城市在未来发展时所要面临的各种不同层面挑战的解决方案。在此，针对这些特定城市的现状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中国滨海城市发展报告（2018~2019）》一书的专家学者，分别针对不同滨海城市所关注的课题，采取相对应的研究方法，通过详细的文献综述辅以质化或量化研究方式，从城市发展的立场出发，让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滨海城市的现状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同时，本书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时代中，以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反思“中国滨海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愿景。本书通过选取特定的滨海城市，针对其现状和问题，在各篇章分报告中提出可能的对策建议，期待可以引发更多的社会讨论，一同为中国滨海城市发展增添助力。

　　滨海城市群已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

　　蓝皮书指出，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东部滨海城市借助其资源和物流方面的优势迅速发展。人口和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物流、交通、工业、旅游业、房地产开发、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建设初具规模。滨海城市凭借13%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50%的人口，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为代表的滨海城市群，已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大都会经济圈，成为区域乃至国家社会发展的引领中心。

　　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由于开发和建设的管控存在尝试与不规范之处，滨海城市也出现了诸多的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例如，发展模式的粗放、生态海岸线的蚕食、局部空气质量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浪费、旧城更新与棕地治理的压力、城市交通的拥挤、住房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新旧产能转换的需求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等。虽面临挑战，但中国滨海城市仍有巨大的优势，吸引着大量人群涌入，发展极具潜力。

　　应该用人工岛形式拓展天津滨海新区城市建设用地

　　2000年是天津围填海发展的分界线，2000年以前天津围填海十年内平均增长规模10平方公里以下。如以2000年为分界线，可将天津滨海新区围填海进程划分为起步期和急速增长期两个阶段。2000年以前为起步期，围填海造地总体规模较小，增长率较低。2000年以后迅速转变为急速增长期，围填海造地运动兴起，滨海新区围填海造地规模呈现爆发性增长。

　　在2000年之后的急速发展期中，滨海新区围填海也呈现不同的特征。2008年以前遵循着以天津港、东疆港、南疆港、临港工业区等区域，作为围填海核心区域的“先中心后边缘”造地模式。目前，从功能演变进程来看，由于工业仓储、港口物流是支撑围填海区域经济的核心力量，工业仓储、港口物流的围填海规模也是滨海新区围填海造地运动中的重中之重。2011~2013年连续3年工业仓储围填海比重都占到当年总围填海规模的45%以上，港口物流占比虽有下降但仍保持在35%以上，居住和旅游休闲围填海占比稍有提升。

　　基于以上对滨海新区围填海时空进程的现状分析，蓝皮书对滨海新区围填海拓展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先中心后边缘”。未来围填海区域的空间分布应继续遵循“先中心后边缘”的空间分布特征，先发展核心区域的经济活力，吸引人才，创造生态宜居的生活空间，再对边缘区的欠发展区域进行开发。

　　（2）改变原有圈层发展模式。以人工岛的形式拓展滨海新区的城市建设用地，取代原有的向东“圈层式”的扩张模式。人工岛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优势。第一，与最初的向东圈层式蔓延发展的填海模式相比，人工岛的方式更能发挥极核优势，扩大点轴效应。第二，围填海工程中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与填海后带来的经济收益不成正比，更为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可将宝贵的土地资源收益最大化。在这个背景下，需要强化土地集约利用的意识，鼓励紧凑开发城市。第三，圈层式扩张形成的过长的人工岸线对近岸海陆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采用新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恢复海陆生态系统平衡，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滨海湿地岸线。

　　（3）重点沿海岸段建设。围填海模式的改变也是对沿海岸线的保护，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应该针对不同岸段的特点，进行有重点、有序的开发，避免土地无序蔓延对海陆生态的进一步破坏。

　　上海城市规划已进入战略转型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投融资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也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被赋予了改革开放先锋的重任。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正式提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构想，拉开了上海城市空间扩张和结构优化的序幕，现已形成了“多层、多轴、多核”的总体城市空间格局。依据这一时期城市战略的几次重大调整，蓝皮书将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蓄力起步期（1978~1986年）、快速成长期（1987~1999年）、持续扩张期（2000~2013年）以及战略转型期（2014年至今）。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上海面临着日益增多的空间约束，首当其冲的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与用地紧张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的各种潜在威胁也不断显现。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提出了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要求。在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攻坚期，上海启动了“上海2035”的总体规划编制。该版规划于2017年获批，将上海定位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创新、人文、生态之城，提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的新目标。规划要求坚守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途径。在由增量开发转向以存量开发为主的宏观背景下，上海专门研究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在有机更新的规划、政策、管理和行动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深圳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柱城市

　　改革创新对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引领深圳进一步的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自贸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等许多新的概念不断涌现。

　　“飞地”形式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于2011年正式提出，不再局限于市内的土地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提出的前几年并无大进展，直到《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发展总体规划（2015~2030年）》的出台推进了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从而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合作区的发展才逐步走向正轨。2015年《广东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定》的通过，意味着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法律地位正式确立，履行职能从行政授权转化为法律授权，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从此有了法律依据。

　　创新带动的深圳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2010年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把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2015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正式挂牌启动，一直作为发展备用地的前海终于获得新生。截至2018年4月，该片区已累计注册企业1686万家，平均每天新增88家。其中，世界500强投资设立企业335家，片区注册资金10亿元以上的企业1047家，实缴资本100亿元以上的企业5家，2017年纳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549家。深圳作为再次推进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再次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

　　2016年启动编制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将遵循“推进精明增长，引导城市转型”的基本思路，通过创新实现区域、生态、创新、空间、治理五方面转型。2018年2月，国务院批示深圳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重点针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社会治理支撑力相对不足等问题，通过统筹各类创新资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适用技术路线和系统解决方案，形成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对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发挥示范效应，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实践经验。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推进珠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联合佛山、肇庆、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等城市共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努力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以及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携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深圳城市发展经历了以工业发展为主的起步期、市场经济导向的成长期、注重生态的转型期和创新引领的腾飞期。起步期以“三来一补”工业发展为主，搭建一带多组团的空间布局结构，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成长期中，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导致土地资源供不应求，促使深圳实行全局扩张战略。粗犷低效的发展方式，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深圳经济发展开始注重生态环境，产业开始转型，空间获取方式也由“增量”转为“存量”。深圳开始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加健康地发展。而前海自贸区和深汕合作区等新概念的提出，将引领深圳继续腾飞，使其发展成国际性领先的大都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支柱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应建构中国式特色湾区

　　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城市，除地理位置的邻近关系，实际上也是相互依存、各取所需，彼此之间除竞争外也有合作，未来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前哨站，具有领航的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策略与香港未来》一书指出，世界三大湾区分别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若与之相较，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总量、机场游客量、集装箱输送量、著名高等院校数量等指标上具有优势。蓝皮书指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前景，不应是与这些国际湾区做比较，而是以自身各城市的集群概念，凸显城市之间的差异和优势。在不断扩大内需市场之外，也建构属于中国式的特色湾区，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优势，便是以后朝向全球化迈进的动力。

　　香港、澳门、深圳和珠海等城市之间，其特殊关系备受世人关注，其因为“一国两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力量，但却又是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与城市定位，如香港长期以国际金融中心、服务业和航运做城市发展；澳门拥有独立经济体系，以旅游业和博彩业为重要产业；广东省则以制造生产为领航；而深圳又号称是我国创新科技的摇篮；珠海则是以优质教育、环境优美和宜居生活为发展目标。这些在湾区周边的城市，全部通过交通基础建设联结，整合成类似跨域型的经济特区。世界上也鲜少像这样的地理环境，特区城市之间以口岸作为联结，且依附口岸之处，形成交通节点又兼具商业经济发展的条件，此一巧妙之处在粤港澳大湾区发生。因此，欲要了解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口岸节点及交通网路的相互关系，必定是带动人流与资金流的驱动力。未来更要思索如何更加便捷、快速地通关，以提升区域之间整合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