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7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社会学研究所、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上海蓝皮书：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19）》新闻发布会。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巨大改变，我国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在教育、住房、就业、医疗、社保等方面积极改善民生福利，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0-3岁托幼服务缺口大，影响了市民的生育意愿，造成本市人口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保障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但是仍然有300万左右的从业人员没有参加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直接影响上海的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因此2019年的上海社会发展报告以“关注民生”作为年度主题，深入分析上海有关民生福利政策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2018年本课题组开展了2120份有效样本的上海市民生民意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发展指数得分为126.75分，其中民生指数得分为126.7分，民意指数得分为126.77分。这表明上海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持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客观民生与主观民意的发展水平较为一致。与2015、2016、2017年的数据相比较，2018年上海民生民意指数得分分别高出1.92分、1.31分、0.13分。2018年在幸福感、安全感、信心度等主观民意指数得分较2017年均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幅度。

　　劳动就业方面，在工作环境、职业匹配、劳动关系、劳动补偿等基本的劳动就业指标上有较好的表现，但是，从业人员超时工作的比例仍旧较高，2018年这一比例首次超过50%。通勤时间上，尽管有95%以上从业人员上班单程时间在1小时之内，然而从2015-2018年的数据来看，上海从业人员的平均通勤时间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短程上班的人数，从2017年开始明显减少。

　　收入消费方面，上海居民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低工资人群比例逐渐降低，中、高工资收入人群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是外地来沪人员的工资收入在2018年得到明显提升。

　　社会保障方面，“五险一金”参保率持续增加，超过九成市民加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教育发展方面，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期望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尤其是对本科教育的期望有所提升。虽然家长对于上海各层次教育质量总体较为满意，并且补习现象和时长都有所回落，但仍占有相当比例，补习费用有所上升。

　　医疗服务方面，居民反映当前医疗服务的六大瓶颈分别是“多做检查”占48.7%、“开贵药”占33.0%，“排队时间长”占32.7%，“检查太分散”占22.7%，“多开药”占18.8%，“医生不耐心”占16.7%。

　　居住环境方面，上海市民主要依靠市场化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其中购买商品房占63.2%，租房占25.0%；保障性住房在解决市民住房问题上发挥了一定作用，4.6%市民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福利。市民住房自有率近七成，但市民人均居住建筑面积尚不够理想，仅有24.53平方米。

　　安全感方面，市民的整体安全感有所提升，超9成市民对“生活在上海”感到安全。

　　“十三五”以来上海社会建设取得重要经验但也面临一些新挑战

　　取得的主要经验

　　从管理到治理，注重多元主体参与。从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内涵提升。

　　当前上海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存量优化的内涵式发展转型,在社会发展领域尤其是如此。公共文化服务加强村居文化站建设，以打通文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浦东新区提出实现“生活小事不出村居、教育服务就在身边”，以建设村居综合性服务站建设为抓手，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构建“家门口”服务体系；社会治理精细化，“如同绣花针一般精细”，着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等。

　　从重视硬件设施完善到重视功能等软体建设。从强调发展的速度到注重人文关怀的温度。

　　“十三五”后半期上海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

　　深度老龄化与人口优化困局。人口老龄化呈现出程度高、速度快、高龄化突出等特点。根据我们的预测，到2045年，上海户籍人口中60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会突破640万，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45%；根据对上海常住人口老龄化的预测，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在2015年达到18.6%，到2050年时则将上升至44.8%，8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将相应地由3.0%上升至8.3%。从未来发展来看，2020年以后上海常住人口中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将消失，上海进入深度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养老保障和为老服务事业面临压力巨大。与此同时，在人口结构优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上海每十万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持续下降，人才储备下降将有可能对经济活力和文化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

　　新旧“二元结构”叠加制约均衡发展。旧的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新的二元结构是指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而形成的智能“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社会财富会快速向获利更高的智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聚集，而一般的劳动密集行业的收益会持续降低，并由此形成落差和鸿沟。这钟以智力和资本为分水岭的二元结构，有可能与现存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相互叠加并交互作用，使社会公平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防止经济风险传导并引发社会矛盾。随着外部不确定的增加，经济领域内的风险极有可能向社会领域传导，从而引发社会领域内的风险，如贸易摩擦可能影响出口企业并由此导致企业倒闭、就业问题突出。

　　特大城市管理及风险易发多发。

　　中产阶层“塌陷”现象与社会持续分化。从上海的现实来看，在今后将由1300多万人步入中产阶层，其经济地位的跃迁与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心态的形成与引导，将是能够发挥其“稳定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社会组织引导和管理成为新挑战。截止2017年底，上海的社会组织数量已突破1万家，每万户籍人口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数，但与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一般超过50个的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上海未成年人成长状况总体良好但存在问题

　　2017-2018年本课题组开展了未成年人状况的调查，共获得未成年人卷7653份，家长卷7804份。调查显示，为了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及身心全面发展，上海各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未成年人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取得一定发展，上海的未成年人工作取得较好成效，上海正努力朝着儿童友好型城市迈进。

　　未成年人的发展情况总体良好

　　未成年人品德发展良好，修身活动成效显著。未成年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科学素养获得提升。未成年人具有较广阔国际视野，国际意识初步形成。从语言的学习上看，除了在学校统一学习的英语外，有33.6%的未成年人表示自己还在学习第二门外语甚至第三门外语，其中以日语、韩语、德语和法语为主。从出国出境的经历来看，有60.6%的未成年人表示自己有过出国出境的经历。未成年人具有较高艺术修养，审美能力有所提升。未成年人关注城市发展，愿意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学校德育推进扎实，校园文化建设成效凸显。校外活动场所覆盖面扩大，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未成年人成长发展过程中存在瓶颈问题

　　未成年人睡眠和体锻时间不足，家校合力仍需加强。本次调查显示，65.4%的小学生睡眠时间在10小时以下，73.2%的初中生睡眠时间在9小时以下，73%的高中生睡眠时间在8小时以下，都没有达到相应的睡眠时间标准。甚至还有部分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睡眠时间在6小时以下。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素的分泌，导致内分泌紊乱，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而且会引起精神状况不佳，影响第二天的学习效率，长此以往，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学业压力依旧显著，减负改革期待新突破。上海学生的日均作业时间超过3小时，和湖北黄冈并列全国第一。

　　未成年人学习兴趣有待提高，教学改革仍需深入。分年级来看，会发现随着年级的增长，未成年人对学习的兴趣在不断下降，其中，完全认同学习是快乐有趣的，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比例分别为64.8%、43.5%和34.9%，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未成年人闲暇质量不高，闲暇教育有待加强。调查显示，当前未成年人的闲暇时间（不包括双休日）存在不足的问题，仅有43%的未成年人每天闲暇时间达到1小时，有57%的未成年人每天闲暇时间不足1小时，其中有14.2%的未成年人几乎没有任何闲暇时间，15%的未成年人每天的闲暇时间在半小时以内。

　　网络对未成年人存在不良影响，媒体素养教育仍需增强。调查显示，有13.7%的未成年人认同自己常常因为上网忘记做作业或拖延做作业的时间。而且这一问题会随着未成年人年级的增长而变得更为严重，对于认同自己常常因为上网忘记做作业或拖延做作业的时间，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比例分别为10.1%、11.7%和25.5%，可见高中生在网络失控的问题上最为严重。

　　社区未成年人活动场所使用率偏低，便捷性有待提升。

　　上海青少年性健康的发展现状值得关注

　　2017-2018年，本课题组开展了本次大规模的问卷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上海的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分别采用初中版、高中版、大学版问卷进行调查。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于2017年底至2018年上半年开展，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1958份，其中初中生的比例为27.1%，高中生的比例为35.9%，大学生的比例为37.0%；男生的比例为54.9%，女生的比例为45.1%；城镇户籍（含港澳台及外籍）的比例为76.9%，农村户籍的比例为23.1%。

　　性生理方面

　　青少年性生理发育“前倾”趋于平缓。本次调查数据显示，男生的初遗平均年龄为13.55岁，女生的初潮平均年龄为12.75岁。

　　农村青少年的性生理发育略为迟缓

　　性心理方面

　　多数青少年对“性”持正面评价。认同性是“快乐”和“美好”的青少年比例分别达到59.5%和59.4%，而不认同（不太认同+很不认同）的比例为3.7%和4.2%；认同性是一种“责任”的青少年比例为65.4%，而不认同的比例为5.9%。但同时也有小部分的青少年对性持负面态度，如数据显示，有8.9%的青少年认同性是“肮脏”的，有8.6%的青少年表示“厌恶”性。

　　青少年对婚前性关系接受度提升。认同 “结婚之前，应该守贞洁”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55.8%和65.5%。与1999年和2004年的调查数据比较可以看到，男女生对“结婚之前，应该守贞洁”的认同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且女生认同比例的下降更为显著。

　　青少年对“少女怀孕”态度日趋宽容。对少女怀孕的态度表明为“关心帮助”的男女生比例分别达到44.4%和54.9%。

　　青少年与异性交往的尺度越来越开放。异性交往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本次调查通过对青少年对伙伴（群体）交往、看电影、写信、约会、拉手、旅行、接吻、爱抚和性交等交往形式的允许程度，来了解青少年对异性交往的态度。结果发现，青少年对异性交往的允许程度逐渐走向开放，以接吻项目为例，1999年时青少年的允许比例为10.4%，2004年上升至12.6%，而这次调查的数据达到25.4%。

　　性行为方面

　　青少年“恋爱”经历日益普遍。有过恋爱经历的初中生比例为9.9%，高中生比例为37.2%，大学生比例为53.9%。

　　青少年性行为趋向低龄化。初中生中有过接吻体验的比例分别为8.7%，高中生的比例为24.9%，大学生的比例为40.6%；有过性交体验的高中生比例分别为8.3%，大学生的比例为13.7%。总体来看，青少年性行为低龄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现象依旧存在。城镇户籍青少年在高中阶段发生性交行为的比例分别为4.8%，农村户籍青少年的发生比例为15.9%，农村青少年远高于城镇青少年。进入大学阶段，城镇户籍青少年有过性交体验的比例增长至14.7%，而农村户籍青少年的体验比例则下降至10.2%。从上述数据可见，因学业压力而导致的城市青少年性行为“滞后释放”的现象明显，大学阶段成为释放的爆发期。

　　性知识方面

　　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掌握存在不足。

　　网络成为青少年面对性困惑时的最重要解惑途径。本次调查发现，当青少年面对性困惑时，网络成为其最主要的解惑途径。数据显示，有23.0%的青少年在遇到性困惑时通过网络（含社交软件）寻求答案；而通过学校课程寻求性困惑答案的青少年比例为14.2%，从朋友和同学处寻求性困惑答案的青少年比例为12.4%。

　　影响上海生育水平的因素复杂需要采取多种对策措施

　　本报告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6000个上海样本数据，分析了在全面二孩背景下上海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并结合55个育龄妇女的深入访谈和一系列座谈交流，提出了应对上海超低生育水平的一些政策建议。

　　影响上海生育水平的主要因素

　　尽管2010年以来户籍人口出生规模趋于增加，尤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时增加更明显，但因总和生育率、已婚育龄妇女规模、平均初育年龄、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变化，未来上海户籍出生人口状况不容乐观。

　　一是总和生育率持续偏低，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偏低，并且大多数年份不到1，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2.1的生育水平，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都属于超低的生育水平，而且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且这种低生育水平很难逆转。

　　二是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大幅减少，人口出生规模也将减少。随着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海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大幅减少。由2010年的217.13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200.9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32万，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将导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

　　三是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不利于人口出生。一般说来，女性的生育年龄在23～30岁之间为最佳时间。

　　四是户籍女性再生育意愿低，影响二孩政策效果。

　　提高上海生育水平的对策建议

　　（1）加快研究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可能性和应对方案

　　（2）完善生育相关的就业政策法规，保障女职工生育福利待遇。把男方的“陪产假”改为“陪护假”。

　　（3）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护女职工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把外来从业人员的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纳入社会保险。建立生育医疗补贴增长机制。目前上海生育医疗津贴标准是3600元，并缺乏增长机制，而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基本上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已成为家庭一项重要经济负担。并且随着产检项目的增加、产检价格的上升、分娩方式的改变，尤其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孕产妇的规模增加，女职工产检费用和分娩费用等医疗费用也会持续增加。

　　（4）加强对二孩家庭的支持力度，减轻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对部分贫困家庭发放养育补贴。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有专门的养育补贴制度，日本的补贴强度还在不断加大。我们有三点建议：一是只对贫困家庭发放养育补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贫困家庭养育补贴标准；二是深入研究国外发放养育补贴的效果，从成本效益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研究我们未来是不是需要发放养育补贴；三是鉴于本研究中发现的孩子的主要成本支出不是“生”和“养”，而是“育”，因此要加大对婴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事业的投入，改革入学和升学考试制度，整顿各类社会办教育培训机构，从根本上减轻家庭“育”的经济压力。

　　（5）提供公益性婚介服务，支持和鼓励大龄青年婚配，减少不婚比例

　　从2015年底上海实有人口统计数据来看，20-49岁适婚人群中，男性人数为276.27万人，女性为274.7万人，两者相差只有1.57万人，平均到每个年龄相差只有524人，基本是均衡的，在25-34岁年龄段，男性略微多于女性，25-44岁年龄段女性略多于男性。

　　蓝皮书建议：一是本市和各区政府部门要出台有关公益婚介扶持政策。二是研究调整有关法规允许单身生育的可能性，研究允许医疗机构协助提供单身人士生育的管理办法。

　　“十二五”以来上海社会保险的总体发展情况良好

　　2010年以来，上海市城镇职工的各项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高，让广大市民享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果，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了加强。近年来，按照国家部署，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上海市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持续改革，主要目的一是提高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二是阶段性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增强企业发展活力；三是提高保障待遇水平，让参保人员有更多的获得感。

　　一是城镇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人数持续增加。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从2010年末的542.87万人上升至2015年末的933.59万人，涨幅71.97%；“十三五”以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小幅上升，从2015年末的933.59万人上升至2017年末的995.65万人，涨幅6.65%。医疗保险缴费人数从2010年末的513.56万人增长到2015年末的962.08万人，涨幅87.34%；“十三五”以来，从2015年末的975.09万人上升至2017年末的1005.40万人，涨幅3.11%。失业保险缴费人数2010年末为556.20万人，2017年末达到961.84万人，增加405.64万人，涨幅72.93%；“十三五”期间，由于上海市政策调整，把外来农民工从业人员纳入上海失业保险覆盖范围，2016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增加明显，由2015年末的641.77万人，增至2016年末947.32万人，增加305.55万人。

　　二是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覆盖率在波动中有所提高。覆盖率是用当年的社保缴费人数除以全市的从业人数计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最高为2012年的84.98%，最低为2010年的49.77%，2017年为72.53%。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2012年最高为82.51%，最低为2010年47.08%，2017年为73.25%。失业保险覆盖率在“十二五”期间有所降低，由2010年的50.99%下降到2015年的47.14%；2013年以来持续回升，2017年为70.07%。

　　三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的享受人数呈现增加趋势。“十二五”期间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增长较慢，从2010年末的352.02万人增加到2015年末的365.83万人，只增加13.81万人，增长了3.92%。最近两年增长较多，2017年增长到437.32万人。2011年以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医疗服务总人次整体上呈现上升态势，2017年末达到最高19533.02万人次，比2011年的12133.43万人次增加了61%；“十二五”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略有降低，2010年末领取人数为11.61万人， 2015年末为9.54万人，“十三五”以来领取人数有所增加2017年11.13万人。

　　四是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与享受人数之比呈下降趋势，在职人员的社会保险负担在加重。2011年上海政府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导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人数与享受人数之比增长较多，随后2011～2014年该比例逐年降低，由2011年末的2.55：1下降到2014年末的2.40：1，2015和2016年有所回升，均为2.55：1，2017年发生较大幅度下跌，离退休人员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职工增长速度，缴费人数与享受人数之比降至2.28：1。医保因为缺少享受人数数据不能计算缴费与享受人数之比。失业保险基金缴费人数与享受人数之比呈上升态势，该比例2010年末为47.91：1，2017年末为86.42：1，整体压力较轻。

　　五是社保基金年度收入总体上在增长。“十二五”期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从2010年的815.36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1654.20亿元，增加838.84亿元，涨幅102.88%，年均增长率为15.20%；“十三五”以来，养老保险总收入快速增长，2017年为2658.86亿元，较2015年增加1004.66亿元，增幅60.73%。2011年以后，因为外来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财政补贴大幅度减少。“十二五”期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从2010年的329.77亿元上升至2015年的750.15亿元，涨幅127.48%；“十三五”以来继续稳步增长，2017年收入为1358.03亿元，较2015年增加607.88亿元，“十三五”以来收入增长幅度为81.03%。财政对医疗保险几乎没有什么补贴。“十二五”期间，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持续增加，2010年为71.67亿元，2015年为98.7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增加27.03亿元，增幅37.71%；因为失业保险费率降低，2017年收入有所下降，为87.17亿元。

　　六是社保资金年度支出逐年增加。2010年城镇职工养老基金支出规模为811.47亿元，2015年为1480.80亿元，支出增加669.33亿元，涨幅82.48%；“十三五”以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继续增长，2017年支出1906.48亿元，较2015年增加425.68亿元，涨幅28.75%。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规模从2010年300.08亿元上升至2017年的681.38亿元，支出增加381.30亿元，增幅127.07%，年平均增长率为12.43%；七年时间内，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规模也不断增大，从2010年的60.72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98.48亿元，增加37.76亿元，增幅62.19%，年平均增长率为7.15%。

　　七是社保基金年度结存规模增加较快。由于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外来从业人员大规模纳入养老保险基金，2011年上海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年度结存81.09亿元，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263.61亿元，这是在财政补贴收入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产生的，后面几年由于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快速持续增加和退休金水平的提高，当年结存数量逐步减少，2016年减少到173.09亿元，2017年因为小城镇养老保险的纳入，年度结余增幅高达752.38亿元，这是一次性的，预计未来年度结余可能会逐步减少。医疗保险基金年度结余数字呈现持续增加的态势，“十二五”期间，医疗保险基金年度结余从2010年的29.69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231.21亿元，增加201.52亿元；2017年年度结余达到676.65亿元，这一年的数字里面同样包含了小城镇保险中纳入的一些结余资金。失业保险基金年度结余波动比较大，最多的年份是2012年，为22.07亿元，最少的年份是2017年，因为失业保险的缴费比例降低，当年出现了11.31亿元的赤字。

　　八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结存规模持续增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逐年增高，2010年末为156.25亿元，2017年末为2029.34万元，累计结存增加1873.09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累计结存规模从2010年末的203.43亿元上升至2017年末的2079.63亿元，增加结存1876.20亿元；“十二五”期间，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稳步增加，2010年末累计结存87.35亿元，2015年末达到170.09亿元，增加82.74亿元，“十三五”以来，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有所波动，2017年末为169.87亿元。三大社会保险总体累计结余从2010年的447.03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4278.84亿元。社会保险累计结余的增加，为阶段性降低企业缴费比例，减轻企业社保压力提供了可能；同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长期社会保险了累计结余的增加，也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投资运营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可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长期社会保险支出压力提供支撑。

　　平衡企业和女职工双方的诉求，采取有效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企业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

　　在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生育时企业增加的人力成本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主要额外支出，主要包括了工资支付成本、岗位空缺填补成本、培训成本等。

　　女职工生产期间工资支付成本。虽然目前我国女性职工在生产期间的生育津贴主要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然而，从业妇女的月生育津贴标准主要是依据其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而发放的。对于生育津贴不足其工资性收入部分，仍然由单位补足。在女职工孕期或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降低其原工资性收入。这一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的工资，也构成了这部分女性生育对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增加。另外，怀孕和哺乳期女职工请病假的概率普遍上升。同时，整个产假和病假期间，企业仍然需要为女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生育前后女职工的劳动生产率下降。

　　岗位空缺填补成本。女职工产前假、产假、哺乳假，合计一般要近半年，有的要达到一年。现在企业编制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女性从怀孕一直到哺乳期，除了产假外，病假的概率增加，这都给企业的工作安排带来不稳定性。特别是女性职工占比较大的单位，一旦出现集中生育，必然给单位的工作安排造成困难。

　　培训成本。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部分女职工选择生育二胎，其产前假、产假、哺乳假等假期可能会使得女员工有两次4-6个月的时间退出工作岗位。那么对于与员工签订了培训协议、约定了服务期的企业来说，并不能以此来延长服务期，其培训成本也可能有所折损，正是这一考量，导致了企业在员工培养和职业发展上对于未婚未育女员工存在一定歧视。

　　部分企业对待女性就业存在的应对方式：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

　　企业对女性存在着就业和职业的显性和隐性的歧视。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会采取隐蔽的手段，即在同等条件下会更愿意录用男性，或者倾向招用已婚已育的女性。现在一些企业在招聘时会关注女性的婚姻和生育情况，似乎更愿意招用已完成生育任务的大龄女性，性别歧视实质上变成了“生育歧视”。有些女性在求职时，也往往会将“已婚已育”作为一种求职的优势。

　　解除“三期”女职工，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太愿意恢复劳动关系。除了在招聘时的雇佣偏好之外，对于工作年限不长的女职工，企业也可能宁可承担经济赔偿金并主张无法恢复劳动关系的方式，对三期女职工进行违法解除。

　　对策建议

　　应明确生育是家事更是国事。政策措施要顺势而为，顾及社会与企业的承受能力。

　　第一、完善生育保险，坚持广覆盖、多层次的原则。

　　第二、加强企业对员工的病假管理，适当减少怀孕女职工的工作量。

　　第三、对产假期间女职工和灵活就业的女性政府给予最低标准的社会保险补贴。

　　第四、允许孩子在2岁前女职工的停薪留职的申请，政府给予女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补贴。

　　第五、在育龄女性较集中的单位可以经过协商，安排好生育计划。

　　第六、提倡在有条件的单位和岗位对3岁前儿童的母亲父亲采取灵活的工作时间和灵活使用带薪休假。

　　第七、用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多招用女性职工。

　　第八、发展2-3岁儿童的早托，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早托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