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攻关，具体由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负责研究的第13部《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向社会公布。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广东、江苏和上海名列前三甲

　　蓝皮书对2016～2017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结果显示，2017年，广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据悉，该蓝皮书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完善构建了由1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和210个四级指标组成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从2014年起，《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连续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授权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项目”标识的优秀皮书。

　　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重庆市、河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湖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湖南省、河北省、辽宁省、陕西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海南省、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2016年全国31个省、区、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河南省、重庆市；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湖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湖南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江西省、吉林省、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6年相比较，2017年排位上升的有5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山西省，排位上升了4位，陕西省上升了3位，重庆市、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均上升了1位；20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6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排位下降了3位，河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均下降了1位。

　　2016-2017年期间，个别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的升降出现了跨区段变化，表现在山西省由下游区跨入中游区，前进了4位；吉林省由中游区降入下游区，下降了3位。

　　从2016-2017年各省、市、区综合竞争力得分升降来看，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23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陕西省，增加了2.7分，其次是山西省，增加了2.4分，广东省、辽宁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和云南省，都增加了1分以上。共有14个省份得分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天津市，下降了4.3分。从全国平均分值来看，2017年为38.4分，与2016年相比，下降了0.1分。总体来看，2016-2017年全国各省市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总体表现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呈现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态势。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分布很不均衡，2017年，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只有22.5分，不到第一名广东省得分的一半。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集中在30-40分之间，整体分布都比较分散，而且呈现偏态分布。从2016-2017年的对比情况来看，各省份得分的分布情况变化很大。其中，得分在20-25、30-35和40-45之间的省份分别由1个增加到2个、由9个增加到10个、由1个增加到2个；在25-30、45-50和55-60之间的省份分别由4个减少到2个、由2个减少到1个、由4个减少到3个。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广东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突破60分。

　　相同区位内部的各省份的得分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样是处于上游区，排在第10位的河南省与排在第1位的广东省在评价总分值上相差了21.7分；但是处于中、下游区的省份综合得分比较接近，排位第11位的湖北省得分为38.6分，比排位第20位的山西省仅多出4.7分；同样是处于下游区，排在第21位的海南省比排在第31位的西藏自治区超出11.2分。处于上游区的10个省、区、市平均分值为49.3分，处于中游区的10个省的平均分值为36.5分，处于下游区的11个省、区、市的平均分值为30.1分。

　　从全国区域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测算和分差来看，2017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为：东部地区48.6分、中部地区36.9分、西部地区31.7分、东北地区34.0分，西部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与2016年相比，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缩小了0.8分，表明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

　　从2016-2017年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平均分值变化情况看，四个地区平均分值各有变化，其中东北地区平均分值上升最多，增加了0.7分；东部地区平均得分下降了0.8分，而中部地区平均得分增加了0.6分。由此反映出各个板块经济综合竞争力变化出现分化现象，四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

　　从全国四大区域内部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差异分析来看，表现为以下特征：

　　（1）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处于中游区以及海南省处于下游区。上游区的8个省份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比较稳定，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也说明东部地区各省份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另外，同样处在上游区的省份，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的差距。竞争力得分结果显示：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得分都在50分以上；其他三个省份都低于50分；尤其是福建省，得分也相对较低。

　　（2）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分布很不均衡，河南省处于上游区，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4个省都处在中游区。与2016年相比，2017年河南省的综合排位下降了1位，山西省上升了4位，其他省份排位并没有变化。从竞争力得分来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得分差距较小。这说明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尚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从地区内部的排位变化来看，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相对变化不明显。

　　（3）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但是也有重庆市升入上游区，四川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中游区，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2017年，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只有东部地区得分的65%，表明其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竞争力劣势就不太明显。从2016-2017年得分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变化不大，但延续了往年的变化趋势，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西部地区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内部排位来看，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4）东北地区3个省份相对于其他地区，2017年竞争力变化不大，辽宁省仍然处于中游区，黑龙江省仍然处于下游区，但吉林省降入下游区，且排位的下降幅度较大。从东北地区内部来看，三个省的排位相对较为稳定。

　　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问题

　　报告认为：2017年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增速有所放缓，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工业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改善，整体经济运行平稳，增长韧性较强。然而，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背景下，经济增长难以避免地被波及而有所放缓。表现为GDP、投资、消费、进出口等部分指标增速出现回落。在全球经济整体增长动力减弱、国际贸易增长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背景下，外部形势严峻。而国内改革深化进入攻坚期，内外形势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和挑战都在增加。主要表现为：其一，国际环境形势复杂，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分化，都将从外需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其二，消费走势稳中趋缓，提质升级步伐较慢。近年来，我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水平持续提高、结构有所改善。然而，由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和民众观念的传统意识影响，消费的提质升级速度仍然较慢。其三，投资态势疲软，工业增速下行压力大。2018年1-11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9%，投资增长速度较前四个月有轻微回升，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较上一年有所提高，但基建投资速度仍在减慢，致使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加速度仍呈现疲软态势，且短期内尚难彻底扭转。其四，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攻坚战压力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改革的共识差异、交织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国际地位提高带来的与世界大国间的经济利益博弈，都使改革过程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综观全球，尽管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的态势，但总体需求依然不足，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不确定因素依然突出，全球对经济下行依然心有余悸。再加上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无论是基于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主义，实行安倍经济学的日本，还是处于内忧外患下不断提升的欧盟，都为稳定本国、本区域经济发展，提振经济增长士气，制定了相关经济政策，积极出台相关措施。总结梳理这些政策可以发现其共同点。一是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应对策略。二是做强自身，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是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三是开放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无法真正实现本国产业的振兴。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开放是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

　　基于上述分析，报告最后指出：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与发达国家间存在的贸易摩擦，我国近年来已经在外交内政方面作出了调整和应对。简而言之，就是选择了一条“稳中求进”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直观表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由贸易区建设”、“国企改革”、“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方针政策，其内在的逻辑是力图在维护当前多边贸易关系和全球化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牢固自身经济基础，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提倡和发起新型全球化做好准备。

　　为此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

　　1. 对内全面深化改革，打牢经济增长基石。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应立足于夯实自身发展的基础，提升增长潜力，避免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首先，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在补短板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丰富激励手段，完善容错纠错机制，调动微观创新主体能动性，避免和减少行政干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要通过改革，确保国有、民营和各类外资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以奠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环境。再次，防范国内外风险叠加。主要应做到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控制和削弱风险，货币政策做到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一步提速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 对外扩大开放的力度和广度，推动贸易战略转型。首先，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拓展和改革多边贸易体系。在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发生改变的时候，我国应本着更为多元、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引领和倡导多边贸易体制，使其更能体现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实现全球合作共赢的发展。我国要加强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合作方式、发展规划和项目成果，突出宣传“一带一路”在互联互通、优势互补、成果共享方面的目标。在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维护并推进区域秩序的建设。再次，做好对外开放的制度层面建设，推进对外贸易转型发展战略。继续推进自贸区战略，通过复制和推广自贸区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的协商进程，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

　　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出路与挑战

　　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是我国经济腾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重要渠道。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已经对我国对外开放产生了诸多影响，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和障碍。因此，研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困境，积极探寻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报告回顾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分析了对外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并总结了对外开放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遭受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而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从近几年的贸易情况来看，2017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071.6亿美元，同比增加了11.4%，但货物贸易顺差由2016年的5097.1亿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4195.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7.7%。

　　其次，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发展构成较大威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保护的措施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越来越被广泛运用，其涵盖科技、环保、卫生、检疫、产品质量和认证等诸多技术性指标体系，被灵活运用于贸易保护。

　　再次，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开放积极性。中国对外开放不断走向深入，既包括中国打开大门吸引外资，也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投资。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全球的投资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断增加，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

　　报告还指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抬头，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中国对外开放的总体表现依然较好，对外开放的政策环境在不断优化，对外开放的发展潜力仍然较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如果能够抓住这些机遇，那么对于推进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报告在最后提出了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促进新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 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为开放型经济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推进贸易便利化机制创新，健全投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为开放型经济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 优化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开拓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我国应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步伐，积极探索自由贸易港建设，立足沿海、沿边、内陆协调统筹，形成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新格局；加快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打造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融合的全球经贸合作网络。

　　3、 建立促进“走出去”的新机制，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我国应积极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创新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做好企业“走出去”公共服务，提高对外投资质量和效率，增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

　　4、 培育和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应培育以设计、研发、营销、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进而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拥有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体系，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规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对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但在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各类贸易保护措施更具有隐蔽性、合理性，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和整体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不利于制造业出口贸易；

　　二是不利于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三是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冲击；

　　四是倒逼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

　　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律，破坏了竞争的公平性，从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实质上却反映了发达国家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恐慌和焦虑，不惜撕下虚伪的面具，其霸权行径昭然若揭。它们主要通过以下五个途径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影响：一是恶意抹黑中国制造，诋毁中国制造的形象；二是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打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三是实施非关税壁垒，弱化中国制造的优势；四是扩大贸易保护范围，阻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五是散布“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合作。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产生了很强的抑制作用，中国承载的世界中低端价值链分工的地位部分正在或即将逐渐丧失，这使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制造业收益增长趋势减弱，整体发展质量不高；二是制造业核心技术缺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三是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形势严峻；四是制造业产品能源消耗大，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在面临困境的同时，中国制造业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创新潜力巨大；二是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完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三是产业集群效应日益凸显，产业体系日趋完整。此外，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全球制造业格局重构的历史性机遇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大机遇，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推进也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未来，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就一定能够抢占新一轮制造业发展先机，真正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突破：

　　（一）加快推进两化融合，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技术标准，全面推进中国制造业企业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改造，积极推动制造业转型智能制造；积极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在重点领域试点建设智能工厂或数字化车间，实现制造业精益生产；逐步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高服务在制造业价值链的比重，促进制造业企业集研发、生产、管理和销售为一体，实现制造业生产链、供应链、销售链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不断创新制造模式，深化“互联网+”驱动制造业生产模式、销售模式、盈利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创新，实现“互联网+”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全面渗透。

　　（二）坚持自主创新，有效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推动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动新常态下中国制造业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跃升；加快推动以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一体的自主创新，完善自主创新政策机制和环境，完善市场在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推动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实现从政府主导创新向市场主导创新的转变；加快推动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国家创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推动企业分散式创新向协同式创新的转变。

　　（三）完善激励机制，加快制造业人力资本积累。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资产化激励，为专用型、技能型人力资本进行长期投资，增强这部分人才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价值感，确保专用型、技能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报酬的合理性，从而为员工自主开展长周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实现高技能人才自主创新创造更多的可能和机会；强化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构建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效机制，为人力资本积累营造一个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宏观经济环境，确保人力资本投资的稳定性；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人才供需平台，避免造成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和低效率，引导企业人力资本需求与积累相适应。

　　（四）强化环境规制，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

　　建立健全市场化、跨区域的环境政策和立法体系，完善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政府环保财政投入，加大各级政府财政供给，如采用定向补贴的方式补贴企业环保设施的购置，鼓励企业采用节能减排的技术工艺和研发创新，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技术合作与标准制定，将国外先进绿色技术应用到国内产品生产，从而在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缓解国内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拓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国际资本和贸易渠道。

　　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报告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金融业经历了从“计划金融”到“市场金融”转型、从 “大一统”时期单一化金融体制向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金融体制转型的过程。伴随着金融资产规模不断的扩大，金融组织体系的日益完善，金融监管格局的逐步成型以及金融市场的日益开放，金融行业整体呈现在改革中稳步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报告同时指出，虽然金融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方面取得了出色成就，但身处发展转型关键时期金融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金融运行效率相对不高。发展新阶段，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要求金融业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和支持，然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储蓄-投资转化率普遍偏低、市场竞争程度不高，金融机构绩效及效率表现不佳等实际问题表明，我国金融业运行效率仍然无法满足经济发展需要。

　　其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意识亟待加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意识不强，在信贷融资领域中广泛存在重国企轻民企的现象，导致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同时，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金融业过分重视自身利益，难以抵御高利诱惑，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

　　再次，金融行业风险逐步上升。金融业的快速扩张形成了规模庞大、内部交织，关联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金融行业风险点多面广，宏观层面金融杠杆及流动性风险不容小觑，微观层面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不断累积。

　　最后，金融监管缺乏统筹协调。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部门各管一摊，各自为战，既不希望其他监管部门干涉，也会限制监管对象涉足其他业务领域，阻碍了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割据下，监管部门之间缺少信息共享，缺乏沟通协调，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容易出现对部分金融产品或金融业务的监管真空，导致风险隐匿或放大。

　　报告强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使得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既加快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步伐和开放进程，也造成了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放大了金融市场风险。维护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必须从促进金融业改革创新和优化健全金融监管体系两方面不懈努力。

　　推动金融行业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方面：

　　首先，加强建设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法律基础建设、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设、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完善跨境协同监管机制、推动国内金融基础设施同国际准则的接轨、建立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制度规范和业务标准等，为金融改革和创新夯实硬件支撑。

　　其次，适度放宽金融规制约束，在完善日常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的基础上，在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放松对市场主体业务和交易范围的约束，为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土壤和空间，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

　　再次，激发金融创新发展动能。鼓励金融机构从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需要出发，通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技术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投资及风险管理需要，通过跨市场交易、产品创设等方式实现自身风险的消化或转移，提高金融业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最后，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绿色发展转型时期，应该通过政策引导、舆论宣传等方式提高金融机构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辅之以税收减免、政策基金、财政支持等正向激励以及行政命令干预等多重手段方式，引导社会资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环境保护、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项目建设。

　　优化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方面：

　　首先，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高现有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级别或建立新的“超级监管者”，在其统领下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补齐金融监管短板，真正解决“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实现有效监管。

　　其次，加强影子银行风险管控，填补金融监管局部真空。通过健全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完善影子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加强影子银行的内部制约机制，健全影子银行的行业自律机制，完善信息批露制度等多方面的努力，加强对影子银行的风险监管。

　　再次，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制。从：加快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确保地方金融监管的法律效力；增加监管专业人员的数量，提高现有人员监管能力，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坚持“中央为金融监管主导，地方监管作为有益补充”原则，科学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权；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等多方面，增强地方金融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