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人口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质量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厚的人口红利。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当前劳动力增长处于停滞；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导致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提高；以老年人口增长为主导力量的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剧。这些趋势性的转变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时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年。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就业工作应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妥善应对过去几年化解产能过剩和地方债务风险过程中积累的潜在就业影响，积极做好就业转移、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相关工作；二是监测贫困人口和脱贫家庭的就业状况，继续推进就业扶贫工作，增强脱贫攻坚成效；三是关注人口净流出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就业形势，防止出现局部性大规模失业；四是继续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同时关注退休返聘或再就业人员、农村迁移老年人再就业等新现象，落实相关就业政策。

　　为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和就业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挑战，我国要做好数字经济大环境下就业服务的顶层设计，推动从工业经济的“千人一面”到数字经济下“千人千面”的转变，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跨越发展。为了激发数字经济的全部潜力，政府要完善就业相关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制度和政策的灵活性与普惠性；要重视数字人才培养、数字技能培训，加强数字人力资源开发；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优化就业服务体系；要努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充分发掘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能力。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六大趋势性重大转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已经出现了几个重大转折，在未来一个时期内还将出现新的转折性变化。这些趋势性的转变不仅直接改变了人口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同时也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劳动力变化趋势的转折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中国经历了劳动力的快速增长，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曾经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曾经是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进入21世纪后，劳动力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蔡昉，2008），都阳和王美艳（2010）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并在考虑农村劳动力结构和个体特征的情况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了估计，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制度环境下,农业中可供转移的劳动力只剩下4300多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2017年间农民工数量增加了3900万，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仅增加了1850万。“民工荒”在东部沿海地区蔓延之后，其他地区劳动力市场也出现了农民工供不应求的现象，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逐年上涨，这些证据都表明中国经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蔡昉、都阳，2011）。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16~64岁）比前一年减少了160万，这标志着中国潜在劳动力资源缩减时代的到来。到2017年，劳动年龄人口总共减少了578万，随着195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陆续超出劳动年龄，劳动年龄人口将会加速减少。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7）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将持续地加速减少，到2050年将减少2亿人。劳动力转为负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重大的变数，不仅给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带来结构性转变，同时也对各种相关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的转折

　　人口抚养比变化的转折点出现于2011年，抚养比从前一年的34.2%提高到34.4%，从而终结了持续了30多年的下降过程。导致这个转折性变化的直接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缓慢，2005~2011年总共增长了6.5%，2011年和2012年仅仅增长了0.35%和0.1%。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转折发生在2012年，虽然比2011年峰值（74.4%）仅仅降低了0.3个百分点，但这个转折的意义重大。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到73.0%，使得这个下降趋势得到确认。另一个原因是老年人口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05~2011年增长了21.8%，年均增长率为3.28%，远远超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2011年以后老年人口增长率进一步提高，2011~201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26%，而劳动年龄人口自2013年起转为负增长，这使得人口抚养比在2017年提高到37%。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人口抚养比将会持续提高。此外，政策调整后的生育率回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少儿抚养比，因此人口抚养比提高的幅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结果，未来的40年里，少儿抚养比基本上是在22~25之间窄幅波动，而老年抚养比在2060年之前一直保持上升状态，并在2028年左右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决定总抚养比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口抚养比提高意味着人口生产性的下降，边际人口红利为负。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人口抚养比提高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由少儿抚养比主导的总抚养比提高，其二是由老年抚养比主导的人口总抚养比提高。或者说，同样水平的抚养比，但内部结构不同，一种结构是以负担少儿人口为主，另一种结构是以负担老年人为主。例如，2032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将回升到51%左右，与1994年的水平相当，但是1994年的抚养比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占到83.4%，而2032年的抚养比结构中，老年抚养比占到56%。这两种情况的社会经济含义有很大差别，前者是对未来生产力的投资，后者则是纯粹的消费，对于公共支出而言，这两种负担的意义也完全不同。中国未来抚养比将会在水平和结构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在水平维度上将会出现长达40年左右的上升趋势，在结构维度上将发生从以少儿抚养比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以老年抚养比为主的结构。这两个维度的变化都会削弱人口的生产性。

　　（三）生育政策的转向和生育率的回升

　　如同许多处于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中国在完成了转变之后也很快走向了很低水平的生育率。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高度的老龄化和人口衰退，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多重挑战，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处于很低和极低生育水平的国家都采取了支持和鼓励生育的政策。对于生育率转变非常迅速的中国而言，如果低生育率不能很快得到扭转，将会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的局面。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政策实施后，虽然生育率提高的幅度不尽如人意，但也已经显现出生育率对新生育政策的积极反应。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推算分析表明，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明显高于“十二五”时期平均水平，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在全部出生婴儿中，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并且超过了50%。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开始一直低于1.6，直到2013年回升到1.6，2016年为1.62。如果这个趋势能够得到延续，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就可以回升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水平。

　　（四）老龄化动力机制的转换

　　老龄化进程并非只由一种力量推动，因为老龄化是以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的，老龄化是老年人口与其他年龄人口相对变化的结果。因此，有三种力量会推动老龄化，第一个力量是生育率下降导致出生人口减少，此时即使老年人口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老年人口比重也会提高；第二个力量是老年人口的增长；第三个力量是长寿，即老年人存活的年龄更高。由人口变化的内在机理和历史逻辑所决定，一个人口群体的老龄化过程是分别由不同的力量递次推进的，或者说，在老龄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推动老龄化的主导力量并不相同。据此，可以把老龄化过程划分为前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在老龄化的前期阶段，推动老龄化的主导力量是生育率的下降，中期阶段的主导力量是老年人口的增长，后期阶段的主导力量是长寿。

　　对于中国而言，老龄化的前期阶段是从1970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这里的阶段划分年份并非精确时间的表达，而是大致的估计。即使如此，也有一些依据：第一，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从1970年开始，而老龄化也是在这一年起步。第二，从2010年开始，抗日战争结束后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紧跟其后是195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陆续进入老年，这个时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共增加了8320万，平均每年净增208万，而15岁以下少儿人口减少了9017万，平均每年净减225万。因此，这个时期老龄化的主导力量是1970年开始的生育率转变及后来的低生育率。在此期间，老龄化水平从3.76%提高到8.40%，平均每年提高0.12个百分点。老龄化的中期阶段是从2011年开始到2040年左右结束，从2011年开始，中国老年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2010~2040年老年人口将总共增加2.24亿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62%，平均每年净增746万。在此期间，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高峰队列将全部进入老年。在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总人口将在2018年左右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两种相反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提高了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老龄化水平在2040年将达到23.84%，平均每年提高0.51个百分点。与前一个阶段相比，中期阶段老龄化速度提高了3倍。因此，中国老龄化的动力机制已经转变为以老年人口增长为主导力量。

　　到2040年左右，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的后期阶段，即以长寿为主导力量的老龄化阶段，这个阶段也可称为高龄化阶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高龄化或者高龄社会的标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者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考虑到这个情况，可以基于历史观察归纳出可用于判断的标准。我们选择了两个参照系，一个是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另一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日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参照系，是因为其老龄化进程远远走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前面，并可以呈现一个完整的老龄化过程。选取的参照指标包括四个：（1）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2）60岁时平均预期寿命达到25岁；（3）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达到5%；（4）8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占比达到25%。日本是在2006年同时满足了上述条件；而高收入国家在2005年满足了指标（3）的条件，在2019年满足指标（4）的条件，并分别在2012年和2024年满足指标（1）的条件和指标（2）的条件。如果稍微放松指标（2）的条件高收入国家2015~2020年60岁时平均预期寿命为24.5岁，高收入国家整体上应该是在2019年进入高龄社会。日本和高收入国家的情况表明，上述4项指标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和一致性，因此可以作为高龄化或高龄社会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将在2040~2045年间进入高龄社会，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40~2045年中国人口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为80.34岁，60岁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22.87岁；8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于2041年达到5.15%,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的占比于2045年达到24.9%。

　　（五）城镇化已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

　　按照国际经验，人口城镇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在达到50%之前是前期阶段，从50%到70%是中期阶段，从70%到80%是后期阶段。城镇化水平达到80%即标志着城镇化的完成。根据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8）的估计,2015年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的平均水平为78.1%，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0.9%。一些国家在达到这个水平后还会进一步提高，例如2015年比利时达到97.9%，日本达到91.4%，丹麦达到87.5%，瑞典达到86.6%。还有一些人口规模很小或地理条件特殊的国家和地区超过90%甚至达到100%。此外，拉美的乌拉圭（95.5%）、阿根廷（91.5%）、委内瑞拉（88.2%）、智利（87.4%）、巴西（85.8%）等国的城镇化水平也非常高，但这些国家存在着人口过度城镇化问题。

　　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自1978年启动，从2000年开始加速，到2017年总共提高了40个百分点。按照2000~2017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60%。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目前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的后半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United Nations,2018），中期发展阶段将在2030年结束，届时的人口城镇化水平为70%；从2031年开始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在2050年达到8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还需要30年左右才能结束。

　　（六）人口负增长时代即将到来

　　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根据联合国中方案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015~2020年1.63，2020~2025年1.66，2025~2030年1.69，2030~2035年1.71，2035~2040年1.72，2040~2045年1.74，2045~2050年1.75，2050~2055年1.76，2055~2060年1.77，2060~2065年1.77。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2050年减少到13.64亿，2065年减少到12.48亿，即缩减到1996年的规模。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造成怎样的社会经济后果？从理论逻辑上看，长期的人口衰退，尤其是伴随着不断加剧的老龄化，势必会带来非常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从现在开始亟须开展研究和进行政策储备。

　　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年劳动收入增加46.52%；第二，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人群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使用互联网让处在25%和50%分位数上的就业者的年工资水平分别提高了11950.23元和8371.39元；第三，使用互联网的中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提高了83.39%，远高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使用互联网对低技能劳动者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绿皮书建议：第一，降低数字化门槛以提升劳动者收入。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能力差异巨大，我国应当在国家层面降低数字化门槛，提升低技能劳动者对于互联网的基本使用能力，开展大量的互联网技能培训课程，降低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同时，随着新经济和新就业的迅猛发展，新的劳动保护法律亟待出台，新型劳动关系有待确立。但在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干预过程中要警惕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在新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减少直接干预，侧重于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第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创新能力以提升劳动力技能。从本文研究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灵活的就业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互联网加剧了不同技能劳动者间的结构性失衡，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个体互联网使用和数字人力资本的提高，中高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而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提高并不显著。考虑到低技能劳动者更可能被技术偏向型的互联网所替代，无论是对于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学历潜在就业者还是低技能劳动者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力格局都不利于他们的就业前景。因此，随着人口出生率增速减缓，人口老龄化增速加快，只有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人才技能结构，为“中国制造2025”和高端服务业的转型提供足够的人才需求。同时，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应当更加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在提升技能教育的同时，培育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等本科教育人才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把“创新能力”作为改善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结构的重中之重。

人口与劳动绿皮书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

张车伟 主编

2018年12月 / 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