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交通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增爱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报告（2018）》。

　　中国社会智库组织特征明显，运作模式多样

　　社会智库是将智库的发展方式与社会组织的运营模式相结合，产生出来的新型智库组织。这种新型智库组织兼具着社会组织和智库的内涵和特点。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智库？《中国社会智库发展报告（2018）》认为社会智库是指由民政部门等有关部门负责规划和引导，以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质量为核心，以汇聚专业化的研究人才、研究知识、研究技术为基础，以发挥政策咨询、理论创新、社会服务、舆论引导、对外公关等功能为出发点，以提交政策建议、发布研究报告、出版研究刊物、举办研讨会等为手段，能够在相关领域产生一定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且获得其他社会主体普遍支持的非营利法人。在社会智库运作过程中，以运作主导主体、运作目标、运作结构、运作过程和运作产品作为划分标准，又可以划分出不同多样的运作模式。

　　全国性社会智库与地方性社会智库发展过程漫长，遭遇发展屏障

　　全国性社会智库是指注册单位为民政部的社会智库，其主要研究对象多为影响到全国发展的公共政策。相对的，地方性社会智库是指注册单位为地方民政部门的社会智库，其主要研究对象多为影响到区域发展的公共政策。全国性社会智库和地方性性社会智库一样，均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可将该过程划分为孕育期、建设期、发展期、创新期四个发展阶段。同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一些发展屏障。全国性社会智库的发展屏障可表现为地域分布不均、综合实力较低、两级分化严重、制度建设尚未成熟四个方面；地方性社会智库的发展屏障也是四个方面，即部分地方性社会智库对外宣传不够、地方性社会智库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不均衡、地方性社会智库治理结构亟待完善与加强、部分地方性社会智库的人才吸引力较低。

　　社会团体智库、基金会智库和社会服务机构智库联系紧密，又各有不同

　　社会团体智库、基金会智库和社会服务机构智库是社会智库的三种类型。因此，三者的概念内涵、发展阶段均源于社会智库，同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特征，即三者在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研究项目来源模式、研究项目操作模式、研究成果产出模式几近相同（仅基金会智库在研究成果产出模式中多了一种类型，即激励产出型模式）。此外，三者还有各自的运作特点，社会团体智库的运作特点体现为组织建设的多元性和规范化，基金会智库的运作特点体现为资金管理的灵活性和差异化，社会服务机构智库的运作特点体现为服务内容的丰富性和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显然，社会团体智库、基金会智库和社会服务机构智库既联系紧密，又各有不同。

　　社会智库咨政建言方式多样

　　社会智库在咨政建言的过程中，也采取了许多传递的渠道。基于12个社会智库案例，可将社会智库主要的咨政建言方式概括为以下五类：第一，提交政策建议，如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2008年9月向广东省委领导提交《关于深化广东综合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广东省委领导采纳了其中的相关建议；第二，发布研究报告，如深圳市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在2014至2017年，连续四年发布《中国改革报告》，其内容旨在记载和反映年度中国重大改革进程，现已成为年度中国改革创新的社会第三方评估报告，向国家提出若干改革建议的重要研究报告；第三，参与政策制定，如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参与《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等管理办法编制；第四，举办研究会议，如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90次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讨会，并举办了40期的“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五，创办研究刊物，如察哈尔学会创办了《公共外交季刊》、《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公共外交概论》等，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持续发挥社会智库在资政建言中的作用

　　为保证持续发挥社会智库在咨政建言方面的作用，应从社会智库的内部运作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出发进行相应的建设。

　　一方面，优化社会智库的自身运作：首先在组织地域方面，尽量实现社会智库分散化建设，避免社会智库建设过于集中；其次在组织目标方面，关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盲区的改良；再次在组织结构方面，建立党组织引领下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并配以系统化的内部监督机制予以保障；在组织人员方面，增强社会智库对研究人才吸引力与提升组织内部成员研究能力相结合；在组织资金方面，实现“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在组织研究方面，要开展独立性、创新性研究。

　　另一方面，提高政府部门的外部支持角度：首先，政府应在观念层面认可和支持社会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其次，营造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再次，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智库管理体系；着力打造新型“智库联盟关系”；最后，构建共享决策咨询服务大数据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