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会在京召开。

　　未来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2018年世界经济整体增速与上一年持平，但是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全球失业率仍然保持低位，充分就业状况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促使各国通货膨胀率有所提高。同时，世界经济还表现出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和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等特征。

　　未来世界经济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美国经济下行的可能性较大，金融市场可能进一步出现剧烈动荡，各主要国家应对下一轮经济衰退的政策空间受到限制，全球贸易摩擦可能带来较大负面影响，逆全球化措施将阻碍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地缘政治风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扩张等问题也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如下：

　　（一）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迹象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并没有持续2017年各国同步强劲回升的势头，除美国等少数经济体增速继续上升之外，其他大部分经济体经济增速出现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与2017年基本持平。其中，2018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为2.4%，比2017年上升0.1个百分点；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为4.7%，与2017年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量数据掩盖了大部分经济体增速回落的事实，且可能高估了2018年世界GDP实际增长率。

　　（二）失业率保持低位运行

　　尽管世界经济出现增速下行迹象，但是除少数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全球总体上处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时期。这种状况表明世界经济处于从繁荣顶峰刚刚出现回落迹象的阶段。

　　（三）通货膨胀率稍有提升

　　美国季调后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从2017年6月1.6%的近期低点逐月上升至2018年7月的2.9%，此后稍有回落，至2018年10月，CPI同比增长2.5%。欧洲总体物价水平稍有上升，但主要由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引起，其核心通胀率相对稳定且略有下降。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ICP）2018年10月同比增长率为2.2%，比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日本物价水平继续回升。日本CPI增长率从2016年-0.1%上升到了2017年的0.5%，至2018年9月，其CPI同比增长率为1.2%，比上年同期上升0.5个百分点。

　　（四）国际贸易增速放缓

　　2018年国际贸易表现出价格涨幅扩大、实物量增速下降特点。2018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世界货物出口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2.4%。其中价格涨幅分别为10.5%和9.2%，分别比上年同期增加3.6个和5.3个百分点；排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世界货物出口总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8%和3.2%，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5个和1.3个百分点。

　　（五）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低迷

　　201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为1.43万亿美元，比上年下降23%。FDI流入额下降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引起的。2017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额仅为7120亿美元，相比上年下降37%。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稳定。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额约6707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5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入额占全球比重达到47%，比上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

　　201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并没有继续上升，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也没有大幅度增长迹象。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全球FDI流入额在2018年的增幅不会超过10%。考虑到2019年世界经济的下行趋势和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变动所产生的不确定性，2019年国际直接投资额有可能再一次下降。

　　（六）全球债务水平继续上升

　　2018年全球政府债务仍处于较高水平。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7年的104.5%轻微下降至2018的103.8%，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7年的75.1%下降至2018年的74.4%。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7年的48.7%上升到2018年的50.7%。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7年的42.8%上升到2018年的44.1%。

　　（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2018年国际金融市场呈现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全球股市震荡，二是美元持续升值和其他货币不同程度贬值。

　　截至2018年11月20日，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编制的明晟指数（MSCI指数）衡量，全球股指从年初以来下跌5.71%，其中新兴市场股市指数下跌14.69%，发达市场股市指数下跌4.46%。在23个新兴市场国家指数中，只有卡塔尔股指有明显上升，另有3个国家的股指有轻微上升，其余7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内，12个国家的股指跌幅在10%以上。

　　（八）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回落

　　2017年10月到2018年9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较大涨幅。在此期间，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19.9%。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主要由燃料价格上涨所引起。2017年10月至2018年9月期间，全球燃料价格指数上涨了38.2%，燃料以外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反而下降了7.6%。其中食物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018年4月开始回落，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9.1%；农业原料价格指数从2018年2月开始下降，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0.5%；矿物与金属类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2018年3月开始下降，至2018年9月，价格指数同比下降了7.9%。

　　预计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这一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对于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摩擦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另外，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原油全年平均价格将处于65美元/桶左右。

　　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约为3.5%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7%。其中发达经济体GDP整体增长2.1%，美国增长2.5%，欧元区增长1.9%，日本增长0.9%，其他发达经济体增长2.5%；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整体增长4.7%，中国增长6.2%，印度增长7.4%，俄罗斯增长1.8%，巴西增长2.4%，南非增长1.4%。新兴与发展中亚洲经济体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GDP增长率为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世界GDP增长率为3.1%。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与2018年持平。其他国际组织预测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2018年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8%，与2018年持平；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0%，比2018年下降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预测2019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93%，比2018年提高0.11个百分点。

　　我们预计，2019年世界经济按PPP计算的增长率约为3.5%，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约为2.9%。我们的预测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预测。较低的预测主要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经济下行风险、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受限、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及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的担忧。

　　另外，我们预计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比2018年略有下降，原油全年平均价格将处于65美元/桶左右。

　　美国经济增长即将达到周期性顶点

　　从经济基本面指标来看，美国经济的形势全面向好，其中失业率在2018年5月一度下降到3.8%，与2000年新经济繁荣时期以来的低失业率纪录持平，之后虽然有所反弹，但是依然维持在历史的低水平上。与此同时，劳动参与率在徘徊中出现的回升迹象更表明就业状况的实质性改进。而且相比危机时的数据看，失业持续时间平均数和失业持续时间中位数也出现了大幅下降，接近了危机前的水平，反映出劳动市场的活力。

　　但是，这些指标接近历史最好水平的状况也意味着当前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即将达到顶点。第一，从2018年4月开始，美国劳动市场上的职位空缺数开始超过了失业人数，这是2000年开始有此统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到2018年7月，职位空缺数已经超过失业人数58万之多。即使不考虑结构性失业的影响，劳动供给已经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应该说目前存在的失业已经不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而是一种结构性失业。当前美国现代服务业的职位空缺数远远高于传统行业的职位空缺数的现象，更直接地显示出在老龄化不断严重、出生率和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力供需结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第三，目前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都明显好于公开市场委员会认定的潜在增长率和自然失业率，只是实际GDP水平还略低于国会预算办公室认定的潜在GDP水平。但是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数据看，实际GDP水平很少超过潜在GDP水平。第四，劳动市场的紧张最终会推高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2018年3月以后，核心PCE接近甚至一度超过2%的目标水平，5年期的通货膨胀预期也稳定在2%的水平上下，已经达到了美联储的上限。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不难理解美联储在2018年的加息节奏。第五，消费者信心和劳动市场表现是最主要的支撑因素，但是自2014年以来，消费者信心预期指数就持续低于现状指数。最后，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是美债收益率息差缩窄，并有出现倒挂的趋势。

　　由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波动明显，所以美国经济能否维持稳定的增长就是一个问题了。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个人消费支出的绝对金额在2018年1~2月甚至出现了下降，虽然这是一种周期性的波动，但收缩幅度达到了478亿美元，且持续了两个月，也是不太常见的现象。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出美国经济增长即将达到周期性顶点。

　　2018年欧元区财政政策偏向中性

　　2016年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分别为1.6%和1.5%，2017年下降至1.0%和0.9%，比上一年均下降了0.6个百分点。在经济稳步增长、较低的利率水平造成利息负担减轻等因素影响下，财政状况正在好转。西班牙的财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4.5%下降到2017年的3.1%，但是葡萄牙的财政赤字率显著上升，由2016年的2.0%上升到2017年的3.0%。法国的财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3.4%下降到警戒线水平之内，2017年为2.6%。英国的财政赤字率由2016年的3.0%下降到2017年的1.1%。

　　从政府债务负担占GDP比例的指标来看，欧洲国家政府的债务负担小幅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2017年欧盟和欧元区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分别为81.6%和86.7%，比上年分别下降了1.7个和2.3个百分点。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塞浦路斯、法国等国的债务负担率依旧处于很高的水平，分别为178.6%、131.8%、125.7%、103.1%、98.3%、97.5%和97%。2018年5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新一期对成员国“欧洲学期”（EuropeanSemester）的评估报告。“欧洲学期”是欧洲债务危机发生后，欧盟推出的对成员国财政状况进行监管的机制。新发布的报告认为欧盟整体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但是各国的财政表现有较大的差异，仍需要对一些高债务国面临冲击时的潜在风险保持警惕。

　　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复苏发挥了一定的支持作用。政府债务负担率较高的国家在未来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财政风险。欧元区各国的财政政策应该与货币政策配合，以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和减少脆弱性。欧元区国家应继续加强结构性改革，减少结构性失业，提高欧元区生产力和增长潜力。

　　预计日本2019年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0%

　　世界主要机构对2019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差异比较大，最高的联合国的预测值1.5%，最低的世界银行的预测值仅为0.8%。预测2019年经济增长率比2018年更高的机构有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人智库（EIU）和标准普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委员会和日本政府等机构认为2019年实际GDP增长率将低于2018年。

　　日本政府预定于2019年10月将消费税率由8%提升至10%，此前的三个季度里提前消费效应可能对日本经济增长构成较强拉动。但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给日本经济带来风险。尤其是，如果美国开始提升汽车关税，日本经济将遭受比较严重的冲击。考虑到潜在的风险因素影响，日本2019年经济增长率将会低于2018年，预计日本2019年实际GDP增长率约为1.0%。

　　亚太地区的货币相对美元全部贬值

　　2018年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货币对美元相对于年初呈现贬值态势，最高贬值幅度为7.3%，平均贬值4.1%。对于区内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货币对美元出现贬值的共同因素包括以下几点。①美联储加息和美国经济上行带来美元走强，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加剧。②中美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通过预期渠道传导至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③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央行为此重启逆周期调节因子。由于亚太新兴市场国家多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货币走势与人民币关系紧密（徐奇渊、杨盼盼，2016），使得这一贬值具有传染效应。除此之外，包括经常账户赤字扩大或顺差缩窄、国内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水平上升、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等基本面因素，也是导致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贬值的原因。对于区内的发达国家，除受美元周期性走强这一共同因素影响，还各有其特殊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因而其货币走势也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下行有关；加拿大则受到美加贸易摩擦的影响以及与美国经济表现差距拉大的影响；日本较为特殊，作为套利货币，在2018年年初金融市场预期美联储加速加息进程时，日元曾受到追捧，因而大幅度升值，但是在第二季度日元相对于美元开始贬值。

　　俄罗斯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

　　2017年，俄罗斯经济复苏，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俄罗斯财政收入增长显著，全年财政收支情况明显好转。俄罗斯财政收入为15.09万亿卢布，高于预算收入11.9%，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2.1%；财政支出为16.42万亿卢布，高于预算支出1.1%，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0.02%，财政赤字为1.33万亿卢布，显著低于联邦政府预算2.753万亿卢布的赤字水平，仅占当年GDP的1.45%，与上年同期相比，赤字规模减少了一半。2018年上半年，俄罗斯财政收入为8.6万亿卢布，财政支出为77万亿卢布，实现了自2013年以来的首次财政盈余。

　　俄罗斯经济高度依赖能源出口，大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和能源产业的出口收入税收。近年来，俄罗斯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目前俄罗斯财政收入来自油气出口的比重约占40％，来自非能源领域的收入约占60％。2016年OPEC达成2008年以来首个减产协议，并于2017年5月决定将减产协议延长9个月，加之国际市场需求反弹，国际油价进入上升通道。全球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扩大，提高了俄罗斯非石油产品的出口收入，为财政收入的增加提供了支持。俄罗斯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俄罗斯国内债务总额为7.2万亿卢布，占全年GDP的7.8%，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18.8%。俄罗斯国家债务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状况稳健良好。

　　全球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

　　在过去一年，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比较来看，日本非金融机构负债占GDP比重高达373.1%，为全球之最；欧元区占比为258.3%；美国为251.2%。新兴经济体中，非金融机构负债占各自的GDP比重较高的国家包括新加坡、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智利、泰国、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等。超长期的宽松和刺激政策是全球债务持续累积的重要原因。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国内信贷并大幅度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强刺激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负债并鼓励企业部门提高杠杆水平。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缓慢步入复苏轨道，但以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等为标志的金融周期早于商业周期步入上升期。

　　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限制了财政政策调整空间。在国内债务负担占GDP比重高达157.1%的巴西，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7.8%；印度国内债务占GDP的124.3%，其财政赤字占GDP的6.9%。面临高公共负债和出现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其所经历的经济衰退周期较长，这是因为处于下行周期的经济需要财政政策给予支持，但过重的财政负债会制约政策的实施能力，从而延缓经济复苏甚至恶化经济形势。债务负担又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国内债务与银行体系健康状况有密切关联，同时对资产价格、投资和消费都会产生影响，这对于那些依赖银行业进行融资的金融体系有很大的影响，债务负担通常被认为是金融脆弱性的重要指标。新兴经济体尽管近期国内信贷扩张有所减缓，以地产价格和信贷增加为标志的金融上升周期开始出现缓和态势，但信贷总体规模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以来的高位。一些低收入非洲国家在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时期借债，其半数以上的债务属于非优惠性贷款，利息负担较重。资本项目相对开放的国家，国内金融脆弱性会快速演变成金融市场的风险提示，从而引发资本外流，对本国货币形成压力。近期政府债务庞大的阿根廷、巴西等出现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与上述诱发因素有直接关系。

　　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债务在短期内迅速降低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税改计划将大幅度降低联邦政府的税收，提高美国长期财政压力。预计2020年联邦政府的年度预算赤字将达到1万亿美元，占美国的GDP的比重大于5%，增发国债是其必然结果。目前美国国债占GDP的78%，预计到2030年将达100%，接近二战后1946年的106%峰值。

　　国际投资协定：终止个数首次超过新达成个数

　　国际投资协定在2017年迎来转折点。当年共达成18个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其中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BITs）9个，其他国际投资协定（TIPs）9个。这是自1983年以来，达成国际投资协定最少的年份。同时，2017年至少有22个国际投资协定的终止生效。这也使得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首次超过新达成的国际投资协定。

　　从新达成的国际投资协定来看，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发展方向。比较2017年达成的IIAs和2000年达成的IIAs，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一是更强调投资的可持续性。将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会耗竭的自然资源作为一般例外，明确强调不能为了吸引投资而降低健康、安全和环境标准。二是尽量避免投资仲裁，从而保留监管空间。引入更为详尽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间接征收条款，保留在审慎监管措施下对资金自由转移义务的例外情况，尽量避免保护伞条款。

　　从存量来看，国际投资协定的规模仍然较大。截至2017年底全球共有3322个IIAs，但其中大部分是需要改革的“旧一代”的IIAs。改革的主要动机一方面是为了降低东道国面临国际投资仲裁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但改革同样存在诸多困难，例如有来自缔约对手方的反对，有来自国家内部的协调困难和政治意愿的不足，还有的国家政策制定者认为改革意味着降低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新税法降低了在美经营企业的税收负担

　　新税法通过全面降低了企业在美经营的税收成本，吸引海外利润和新增投资流向美国。针对不同类型公司，新税法分别通过调整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关条款实现减税。股份有限公司（C型公司）的纳税主体是公司本身，纳税行为受公司所得税调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S型公司等税赋流转公司(pass-throughbusiness)，不单独申报缴纳公司税，而是将公司收入合并到企业主个人的收入中，依照个人所得税缴纳税款。美国约95％的企业都属于税赋流转企业，多数为年销售额不到1000万美元的小型企业，也有一些私募基金、房地产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和咨询公司等大型企业采取这一组织形式。2013年，税赋流转型公司的营业收入占到全美企业总营业收入的51%。

　　首先，新税法降低了各类企业的实际税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C型公司），新税法下调了公司所得税税率。根据法案规定，C型公司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原有的累进税率（最高税率35%）统一为21%。综合考虑联邦税率和州税率后，C型公司的总税率将降至25%左右，与其他OECD国家的企业平均所得税税率持平。对于税赋流转公司，新税法设置了合格营业收入（QBI）20％的税收抵免，将该类主体的实际有效税率由39.6％降至29.6％。

　　其次，新税法允许长期资产投资费用化，降低企业长期投资的税收负担。新税法允许企业将不动产投资之外的其他长期投资资产在资产投资当年一次性全额抵扣企业所得税。可以抵税的资产支出包括：航空器、飞机等长期生产性投资资产，适格的影视剧制作支出，以及水果、植木嫁接的农业相关生产支出。这一举措有助于企业将长期投资资产费用化，降低企业的应税税基，鼓励企业在特定行业从事长期投资。但一次性全额税费抵扣不是永久性的，实施期截至2022年1月1日。2022~2027年，抵扣额度由100%逐年递减至20%。

　　最后，新税法停止对企业征收最低替代税（Alternative Minimum Tax，“AMT”），降低了大企业的税赋。

　　但是从结果看，利润回流并未持续激增，美国放弃以规则为导向的国际投资和贸易原则使众多投资者处于谨慎或观望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