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教育新业态？

　　教育新业态，不仅指作为产业或事业类型出现的新型教育供给者如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也指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教育供给的新方式、新形态，如在线教育、虚拟学校，还指由于新供给主体和新供给形态的出现带来的整个行业组织形态的改变。

　　以下内容摘自《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本书已于2018年7月正式发布。

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

王蓉 主编

2018年 6月 / 98.0元

ISBN:978-7-5201-2860-5

　　教育新业态主体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同时，首要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对于当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蓝皮书总报告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教育领域中更多体现为人民对于教育的位置物品属性的觉醒和追求，这种觉醒和追求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集体的心理焦虑，其表象并不美好。本书的一个主要发现是，当前的教育新业态的各个主体（包括校外培训机构、部分民办学校和教育科技企业）在满足人民对高质量、个性化教育的需求方面确实具有潜力，但当前它们首要的作用是满足甚至调动人们对于教育“位置物品”的需求和焦虑。

　　解决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是根本。总报告认为，要解决当前核心的教育矛盾，在政策层面，原则上应该切实减少市场性力量带来的对于教育体系的筛选功能和发展功能均衡的破坏性影响，减少其鼓动和增加老百姓“教育位置需求”焦虑的主动作为的空间。最根本的是解决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均衡发展问题，显著扩大普通高中和本科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迫切需要减少高等教育、高中教育机构之间的过度分化，适度遏制“拔尖”建设的政策冲动。只有建设一大批“高原式”而不是少数几个“高峰式”教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教育的供需矛盾。从教育财政政策角度讲，只有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才能为上述的事业发展目标提供保障基础。在现有教育财政投入的格局下，未来要更加重视对高中和普通本科高校的财政投入问题。

01

出国留学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特点突出

民办国际化学校对于公办学校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在民办学校中，国际学校是满足学生差异化教育需求的典型代表，其背后体现了教育供给市场的全球化以及中国家庭日益具有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主动能力和主动意识的大趋势，其所带来的对于中国教育系统的冲击将是深远的、长期的，不可小觑。鉴于此，蓝皮书特设一个专题专门讨论国际学校。

　　根据宏观数据分析，蓝皮书指出，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有三个特征：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1）所谓低龄化，概括而言就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平均年龄向下发展。以中国赴美留学生为例，十年之前，也就是2006年，中国赴美留学攻读本科学位学生占14.87%，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76.09%；至2015年，中国赴美攻读本科学位学生比例为41.28%，而攻读研究生比例占37.51%。攻读本科的比例已然超过攻读研究生的比例。同样的，中国在美留学的中小学生数量从2006年的1000人左右上升到2016年的3.3万人，呈现出指数级增长。（2）所谓平民化，是指随着出国留学的人群的家庭收入和社会经济背景多元化，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子女也寻求出国留学。（3）所谓常态化，是指出国留学已经开始以多种形式从多种渠道影响中国家庭和学生的教育选择，这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学段、不同留学期限的留学人数的日益增多，还表现在其留学之后的职业选择。越来越多的学生学成回国，说明留学并不是出国工作、移民的重要跳板，而更可能是个人教育经历中的重要体验和过程性收获。

　　其次，有关出国留学动因的调查发现，在出国留学的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作为首要原因。另外，“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了次多的选项。可见学生对国内名校的信心不足，认为国内名校质量不如国外，而且竞争激烈，这成为了学生留学选择的教育方面的重要原因。在非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把“培养国际视野”（32.5%）作为首要原因，“学成回国就业好”（17.4%）和“体验异国生活文化”（14.7%）紧随其后。

　　蓝皮书还从谁在办学、怎样办学、办什么学三个方面分析了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办学主体、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一）要从“谁在办学：教育供给者的基因”层面入手，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分析教育供给者的行为动机和实际表现，这有利于政府对民办教育的科学监管，为合理地实施分类监督和有效管理提供依据。（二）关于“怎样办学：对教育形式的反思”。国际化学校的引入更大的意义在于其教育理念的传递，其中很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多种教育形式的混合，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非截然对立，学科系统性与主题教学的并用。（三）关于“办什么学：对教育内容的重构”，如果说全盘引进国外中小学的课程只是教育国际化的1.0版本，那么国际化课程与中国国家课程的交叉和融合就是教育国际化的2.0版本，而用国际化的先进教学方法和活动设计表达中国国家课程内容要求的课程设计则是教育国际化的3.0版本。而3.0版本才是真实的本土教育的国际化。

02

教育科技企业——与政府、学校合作面临挑战

　　近年来，教育科技类企业逐步成长，成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支持者。教育科技行业不仅是极具潜力的领域，也是一个年轻、尚未成熟的行业，充斥着初创企业和年轻创业者。蓝皮书的最后一个主题是“教育科技企业”，企图从行业和企业的视角，聚焦于教育科技企业与公私立学校合作的背景、环境、过程与挑战，同时阐明“互联网+教育”的新业态在现实中的具体情况及其对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可能影响。

　　蓝皮书呈现的四个企业案例报告揭示，教育科技企业在教育实践中的参与，已经切实显示出其作为教育系统组织形态改变者的潜力。如果将实体学校作为传统和主流的教育业态，那么教育科技公司在“怎么提供服务”方面与实体学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也在促使实体学校自身发生改变。实体学校往往有固定的校址、提供综合性的标准化的课程体系，接受政府规制下的生源分配，按照班级、年级组织学生。而教育科技企业往往针对特定的教育项目，对于教育过程进行更加精细的拆解和专业化分工。由于这些企业按照资源、教、学、练、测、评、管理、招生等各个环节进行业务布局，传统的教育已经被解构，在这个过程中也已经形成了教育产业链。

　　蓝皮书指出，虽然教育科技类企业已在直接面向学生和家长的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初步的商业成功，但在与政府、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合作中步履维艰。从学校角度来看，学校若要成功与教育科技企业合作，需要具备一些基础性的条件。为了实现对教育信息化产品“从买到用”的转化，学校应该在教学、管理、资源配置、教师发展和激励方面做出相应调整。首先，学校内部要就教育变革达成共识，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和管理者要认同变革的目标，形成“教学共同体”。其次，为了适应教育信息化产品的引入，学校要进行内部结构调整，改变教学流程。最后，学校一定要合理投入，并辅之以相应的人员调整。

　　在宏观层面上，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是体制内教育创新未考虑用户需求，缺乏系统性的部署。另外，教育产品服务的使用者和购买者相分离，导致购买的产品无法满足需求。教育信息化产品的购买者往往是政府教育信息中心，而使用者是学校和教师。这种购买者与使用者的分离导致进入学校的产品往往不是学校和教师希望购买的产品。此外，教育系统不同学校的需求差异大，很难通过同一款产品或者服务得到满足。这种差异化的需求最好通过分散决策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政府的统一采购。

　　蓝皮书总报告指出，在业态变迁和供给侧改革的视角下，各供给主体在“怎么提供服务”与“提供什么服务”这两个维度上的变革推动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教育领域，这两个维度对应的就是“怎么教”和“教什么”的问题。“教”什么的变革更加复杂；而较之“教什么”这一维度，教育技术力量在“怎么教”这一维度上发挥影响可能更为容易。我国教育模式的基本特点不仅仅在于“以教师为中心”，更重要的在于固化的课程结构和固定的教材、固定的课时及其背后统一的制度安排，包括国家统一的教材制度和高考制度。教育信息化主体同样也是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受到教育总体改革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分离的挑战。

　　概括而言，蓝皮书认为，当前教育技术变革促使新型教育服务模式产生发展的影响力、促使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力，虽然已经初现端倪，但仍然是局部性的。教育技术尚没有成为中心性的、主导性的改革力量。如何进一步推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与学的创新，仍然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