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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9日,由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广州蓝皮书:广州农村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广州举行。
蓝皮书指出,2017年,广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加快建立,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公共服务进一步强化。展望2018年,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将基本形成,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目标追求,农村综合改革将加快推进,农业产业振兴将迎来新的机遇,农村民生服务将进一步改善。
2017年广州农业供给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蓝皮书分析指出,2017年广州农村发展取得成效,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体系加快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得到加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巩固深入,美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农村公共服务进一步强化。
1.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
为加强顶层设计、增强有效供给,制定了《广州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方案》,从增强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推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明确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落实工作措施和资金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落实。高度重视广州本地农产品品牌建设,每年举办广州农产品博览会。2017年,广州市拥有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类)数量142个,广东省“十大名牌”系列农产品4个,拥有无公害农产品产地207个,认证无公害农产品280个,绿色食品58个,有机农产品10个,位居全省前列。广州蔬菜、鸡肉、塘鱼自给率分别达到117%、85%、77%,蔬菜、花卉、牛奶产量居全省第一位,通过定点供穗生猪养殖基地建设,生猪自主供给率达到70%。
2. 加强农产品安全有效供给
大力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广州市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成立由市长任组长的“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各区落实“菜篮子”工程建设主体责任。积极组织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和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工作,扶持蔬菜大棚、喷滴灌等设施建设。严格落实产地农产品“一票否决”制度,开展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制度试点,制定《广州市畜禽养殖管理办法》,推进畜禽产品溯源体系建设,确保出厂肉品质量安全和供应稳定。2017年,全市各级检测机构共抽检各类农产品161.5万份,总体合格率超过99%,农业部及省级监督监测和例行监测本地生产农产品合格率达100%。
3. 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
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改革,成立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处,动态调整完善农业局权责清单,建立健全执法工作制度,保障执法工作的科学、准确和严格性。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建立覆盖市、区、镇(街)、村四级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全市10个涉农区所有涉农街(镇)挂牌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服务机构,553名专职农产品质量安全员完成培训并上岗履职,切实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源头问题。2017年全市各级农业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10.9万人次,检查经营场所41117家,立案查处案件623宗,罚没金额共计402.18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27宗。组织开展牲畜肉品质量安全“百日”“扫雷”行动,生猪定点屠宰量比前年同期增长9.3%。
广州农业农村发展存在六方面主要问题与短板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经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十九大会议精神,结合广州农业农村发展现状,虽然广州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及农村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加之农村区域面积广大,农业农村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自我发展能力弱,仍存在较多发展短板,受体制机制制约。
(一)“三农”工作队伍尚未建立健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从目前广州农业农村发展实际看,其“三农”工作队伍尚未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发展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1. 缺乏带领农民奔富的领头人
农业农村要发展,要致富奔小康,有一个好的领路人、带头人至关重要,当前农村最为缺乏的就是这种领头人。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资源和要素总是往效率高的地方配置,与工业和城市发展相比,农业农村发展落后,资源和要素流动性差,特别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领头人。集体经济发展好、社会治理好的村,大部分拥有一个好的领头人。人才是第一资源,受多种因素及体制机制制约,农村普遍缺乏领头人,能人治村、贤人治村模式推广不开。
2. 农业家庭经营缺乏青壮年劳动力
由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剪刀差明显,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向了城市,流向了工业,与繁荣的城市经济相比,农业显得缺乏生机与活力,当前老年人、妇女、外地人是种地、种田的主力军。由于没人种地,加之种地的收益比较低,农村抛荒、弃耕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土地资源浪费。此外,农村还缺乏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无法有效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3. 缺乏农业生产性服务机构与人员
长期以来,小规模的传统农业家庭经营方式极其分散,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导致农业生产性服务机构与人员都较为缺乏。近年来,随着土地集中流转规模不断扩大,部分农村对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目前机构匮乏,服务人员的专业服务知识和服务能力有限,也不能很好满足农民需求。
(二)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薄弱
1. 农业产业化规模不强
在全省地级市中,广州耕地面积居第14位,农业从业人员居第11位,蔬菜、花卉、牛奶产量居第1位。2016年,广州市国家级、省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分别有6家、27家、122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总资产25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393.71亿元,市场交易额420.63亿元,实现净利润18.44亿元。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企业1家,超过亿元的28家,资产过亿的企业32家。但从发展水平来看,广州市农业龙头企业与北京、上海相比,无论是数量、盈利水平还是对农业的带动能力都要落后。例如,北京首农集团是北京市一家大型国有农牧企业,是北京市的“菜篮子、米袋子、奶瓶子”,现有资产总额700亿元,年销售收入达到400亿元。上海市2016年拥有各类农业龙头企业383家,带动本地农户12.36万户,全年实现销售收入1350亿元,利润总额23.33亿元,其中,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龙头企业91家。广州市农业“小、散”经营方式还占很大比例,与国内先进城市比,有一定差距,如天津市进入产业化体系的农户比例达到90%,苏州市建成万亩以上农业示范园区26个。
2. 农业科技创新引领能力不强
广州市集聚了82所高等院校和广东省70%以上的科研机构、科技人员,建成一批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岭南特色水果、花卉、蔬菜、观赏鱼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其中国家级果树科技研发平台有24个。但广州市农业科技“模仿式”和“转化式”研究较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关键技术成果不足,产前、产中、产后等技术集成配套不够;广州市在农业方面的科技投入仍低于其他行业科研投入水平,人才汇聚能力不强,农业科技人员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更为缺乏,学科领域和方向拓展不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不适应等问题仍较为突出。
3.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高
由于土地分散,农户流转意识不强,土地流转地价较高,土地流转服务政策不够完善,制约了农业规模化发展,集中连片土地规模流转成功率不高。全市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仅为45%,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仅占家庭承包经营面积的43%。大中型机械规模作业少,低技术、低效率农业机械大量使用,全市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只列全省第13位。由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水平不高,广州未能培育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
(三)农业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1. 农业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不健全
广州市“三农”工作的统筹协调一般由农业部门具体实施,没有专门的编制和人员,造成全市农村工作实际上由30多个涉农部门各行其是,总体缺乏有深度的宏观研究、整体规划和统一协调指挥。部分涉农政策的制定不及时、滞后,实施和落地有困难,一些政策的执行需要反复协调。例如,乡村旅游涉及国土规划、建设、环保、消防、旅游、农业、电力等多个职能部门,适用政策的出台滞后,项目实施统筹协调难度大,影响业态发展。
2. 农业保护机制不完善
农业资源保护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优质耕地逐年减少,资源环境约束加剧。2005年,全市实有耕地面积为195.14万亩,2016年仅为121.44万亩,年均减少6.7万亩。近年来,由于环保、城市建设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畜禽养殖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土地、水等农业资源的减少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地优质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3. 设施农用地存在诸多制约
目前,虽然设施农用地的政策比较完善,但受基本农田限制,使用建设用地受规划、建设土地规模、农转用指标等限制。现行土地政策及土地建设指标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配套设施建设困难,保温大棚、培育室、田头冷库等现代农业必要的配套设施用地或附属设施用地审批难度大,农业经营主体做强做大困难重重。
(四)城乡均衡发展深度融合不够
1. 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州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只有1.88,在1987年和1988年曾下降到1.40的低位,1994年迅速上升到2.06,再下降到1997年的1.88,然后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2.94的历史最高点。2007年以来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至2017年已经下降到2.36。从历史趋势来看,城乡居民收入比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每1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大的调整,一般是经济周期性的危机使二者的差距缩小,然后在经济扩展时差距持续扩大,以城市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处于不利地位。
中心城区与郊区差距过大,固然使中心城区产生了聚焦效应,但也造成了郊区的塌陷。仅靠一个主城区的实力去支撑整个大都市的功能和发展,其综合实力毕竟有限,而立足于副中心或卫星城建设,在郊区培育多个增长极,才能稳固壮大城市综合实力。需要强调的是,主城区发达而郊区落后,所有资源都集中在市区,也是造成交通拥堵、房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则反映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农业农村发展缓慢,成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2. 国内先进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比较
从国内城市比较来看,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正趋向一致,2015年以来低于北京,但高于上海。2005年以来,上海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基本维持在2.28的稳定水平。
2017年,广州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6,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杭州分别为2.57、2.25、1.83、2.55、1.83、1.85,广东省内的佛山、中山、东莞、珠海分别为1.78、1.51、1.61、1.99,在这11个城市的比较中,广州只好于北京、重庆。
(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
1. 农村水利设施建设达标率较低
广州市共建成368座水库、1237座水闸、3019.38千米堤防、1363座泵站等主要水利设施。按照“以防为主、堤库结合、蓄泄兼施”理念构建的主要江海堤围防洪体系具备了防御50年一遇标准防洪(潮)的能力。但是水库安全达标率较低,全市水库368座,达标率66%。中小河流御洪能力不强,全市堤防达标率75%。排涝能力需要提高,农村地区的水闸、排涝泵站机电设备老化,例如,花都、增城、从化北部山区水利设施大部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设的,年久失修。农村河渠清淤机制不健全,2017年,全市河渠清淤仅完成114公里。2013年以来,堤防达标加固工程用地困难、建设程序复杂、前期工作历时较长等问题,加上区级维修养护经费不足等,导致工程落地难。已建成设施管理养护不到位,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现象,特别是镇(街)、村管理的设施普遍管理养护不到位。
2. 农村道路路况水平亟须提升
2017年,广州市纳入交通运输部统计里程的农村公路(包括县、乡、村道)共7183公里,其中,县道766.5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10.67%;乡道4289.4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59.72%;村道2127.1公里,占农村公路总里程的29.61%。目前,规划保留型、户籍人口在100人以上的自然村已实现“村村通公路”,但农村公路网络需要进一步完善,路况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部分布点规划保留型、户籍人口在50人以上的自然村庄尚未通村道,已建成的农村公路主要存在“建设、管理、养护、运营”等方面协调发展不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四好农村路”行动计划尚未制订,农村公路“路长制”未设立,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和路网提升工作待加强。
3. 农村信息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2017年,全市1144个行政村已全部通光纤,但光纤网络未覆盖到全部自然村,还有779个20户以上自然村没有通光纤。部分农村地区的4G网络覆盖还有待进一步优化,4G信号在农村的连续覆盖能力有待提升,提速降费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
(六)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短板
1. 村庄规划统筹能力较弱
长期以来,受传统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广州对农业农村发展不够重视,村庄规划统筹能力较弱,村民违法建房屡禁不止,宅基地超标、一户多宅等问题较为普遍,村庄整体缺乏规划、较为散乱。近年来,广州市不断加大村庄规划力度,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制村庄规划,但是由于村庄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协调衔接不力,村庄规划落地实施难。村庄规划管理完全不能适应农业农村发展需要,有新房无新村现象较为突出和普遍。与浙江等地相比,广州农村规划统筹能力需要继续提升和改进。
2.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有待加强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部分村民垃圾分类意识还比较淡薄,少数区域内仍存在零星焚烧垃圾、河道垃圾散落、公路两侧垃圾堆放等问题。主要原因是部分村民环卫意识淡薄,保洁队伍未能及时清理,监督力度和覆盖面不足。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区镇财政投入也比较有限,导致部分地区生活垃圾保洁收集清运服务低端,影响先进作业技术在镇、村垃圾收运方面的推广。个别地区保洁人员工资过低,使得垃圾收集清运工作不及时,保洁时间和质量得不到保障。
3.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面临诸多问题
近年来,随着广州“治水”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但整体建设进度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有污水处理设施用地难解决,施工走廊难以提供,农民随意提高青苗补偿和借地租地价格,个别村甚至存在村民阻挠施工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施工难度。另外,建设项目报批及审批流程多、程序复杂,导致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进度缓慢。部分村社建成进村污水干管,支次管网和接户管建设仍不完善,仅在现有村居排水沟渠端头截留污水,收集范围小,户接入面窄,导致污水收集率低,与“进村入户”每栋楼污水全收集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大部分村社存在“绕村截污”现象,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特别是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推进,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村建设了新居住区或新村,原来的污水治理设施是在旧村进行建设的,但新村缺乏污水治理设施建设或就近接入污水管网的规划。
推动广州乡村振兴工作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1.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持续加强广州市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试点探索把党支部建在村民小组一级。加强村干部教育培训和监督管理,落实镇干部驻点联系群众,完善村干部政治、经济保障激励制度。完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专业社工服务向农村拓展。构建农村普法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实施“法律进乡村”工程,全面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
2.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重点发展高端高质高新都市现代农业,形成一批区域特色明显、经济效益好、生产知名度高、竞争能力强的支柱产业和名牌农产品。推进质量兴农,建设广州北部生态农业区、中部高效农业区、城郊创新农业区、南部特色农业区和农产品供穗基地。以多种形式大力扶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鼓励其进行适度规模化经营,到2020年市区两级农业龙头企业总量力争达200家、上市企业达8家。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以农机装备、智能农业等领域为重点进行突破,力争到2020年农业科技贡献进步率达68%以上。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农业产加销各个环节。
3.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以整治农村生活污水、禽畜污染和生活垃圾处理为重点,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利用三年时间实现农村更干净更整洁更平安更有序,到2020年底实现农村保洁全覆盖。强化村庄规划管理,推进村庄绿化美化亮化,推广增城区“千园计划”经验,完善农村设施和环境管护参与机制。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名镇名村建设,到2020年实现全市行政村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继续巩固市内扶贫成果,确保北部地区已脱贫人口不返贫。
4. 推动五镇联动发展,探索特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广州中新知识城(黄埔区九龙镇)及周边的增城区中新镇、白云区钟落潭镇、花都区花东镇、从化区太平镇等5镇位于广州市几何中心区域,总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总人口60多万。从区域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来看,这5镇应该是发展比较好、在广州全局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实情况是,这5镇各自处于行政区边缘的郊区地带,产业布局分散结构低端、土地利用低效无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城乡环境混乱、污染问题突出,与中心城区交通联系不便。因此,要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大契机,以广州知识城为核心,辐射带动周边5镇联动发展,推进五镇产业功能布局、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和管理、城乡环境建设等协同融合、一体化发展,探索现代都市形态的乡村振兴之路。
5.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乡村振兴工作保障体系
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形成工作合力。强化人才支撑,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土地承包仲裁等人才队伍,完善大学生村官、一村一法律顾问等制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吸引支持企业家、党政干部、专家学者等各类人才“上山下乡”服务乡村振兴。强化资金保障,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结合市、区财政管理体制调整,加大市财政对主要涉农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振兴广州荔枝产业,提高经营效益是关键
蓝皮书指出,针对广州市荔枝产业面临的困境,提高经营荔枝的效益是重拾信心、振兴产业的关键。
(一)向管理效率要效益
提高管理效率,增加产出投入比,是实现效益提高的重要途径,这有赖于果园管理技术的提高,特别是省力高效栽培管理的集成。
1. 低效果园改造
如前所述,广州区域内的荔枝园树龄普遍在20年以上,加上当初发展荔枝时,种植密度偏高,八成以上果园已经严重郁蔽,果园光照环境恶劣,结果部位上移,树顶平面结果,造成管理难、病虫多、产量低、品质差的局面。果园改造势在必行。可采取间伐、回缩修剪、压低树冠等措施,使植株密度大幅度减小,果园光照条件显著改善,单株生产潜力明显提高,果园管理更为方便,管理效率显著提高,产出投入比增加,进而实现果园效益的提升。
2. 关键技术应用
面对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的局面,以机具替代人工或降低人工的需求量势在必行。澳大利亚、南非等先进国家荔枝园多建在地势平缓地带,采用8~10米的宽行距,可实施机械化管理,包括修剪、喷药、施肥均全面机械化,采收依然依赖大量人工,但采用机械辅助采收平台,也可显著提高采收效率。广州平缓地带的荔枝园可向此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山地果园无法实现大型机械化管理。然而,一些关键的技术的应用可以显著降低对人工的需求,如滴管施肥系统可以将施肥和灌溉所需人工降低90%,管道化喷药系统比拖行喷药系统省力50%~80%。山地果园采收依然是消耗人工最大的环节,采集的果实完全依赖人工搬运,效率低下。目前,山地果园索道系统建设是果园基础建设的发展方向。
(二)向品种结构调整要效益
从主要荔枝品种产地收购价格动态看,优质荔枝品种,如“糯米糍”和“桂味”,价格始终高于“怀枝”“妃子笑”“黑叶”等大宗品种,是后者的数倍。因此,广州市荔枝产业必须瞄准产品品质,坚定实施品质优先的战略,发展优质荔枝品种。“糯米糍”和“桂味”是传统的优质品种,但两个品种成花难,产量不稳定,特别是“糯米糍”还有易落果、裂果严重、不抗病害、耐贮性差等缺点,而且,两个品种有向早熟产区扩大的趋势。广州荔枝产区应考虑种植多样化的优势新品种,特别是迟于“怀枝”成熟的优质新品种。近年来,国内荔枝育种取得显著进展,一大批具有优异性状的新品种推出。广州产区可重点发展号称“第二代糯米糍”的优质、稳产、抗裂果、迟熟新品种,重点改造现有的“怀枝”和“糯米糍”品种。
品种更新可以采用高接换种技术实现,而高接换种又可以结合低产果园改造同步实施。
(三)向产业链要效益
1. 扩大直销比率,减少销售中间环节
目前,国内荔枝销售方式仍然以“批发商批量收购—运输—销地批发—销地零售”的途径为主。在这个途径当中,荔枝的大部分利润要被批发商、运输商和零售商分享;同时增加了转场环节,进而增加了采后损失的风险。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团队的调查,由荔枝批发商进行的地头批量收购价是最低的,而果园直销(入园采摘)价最高,甚至全面高于销地零售价格。直销价格的全部利润为果农和合作社所享有,因此,这种销售方式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最高的,而损耗又是最低的。
除了果园直销满足本地消费者需求外,还可积极开展电商销售,与快递公司合作,接纳网络、电话订单,展开速递直销,拓展空间巨大的非产区市场。
2. 完善冷链,拓展市场
广州市荔枝产业未得到配套的冷链条件,如采收预冷处理、果品包装、冷库等产后配套设施不足,满足不了集中收获期大批量荔枝果品贮运、保鲜需求,严重限制了市场的拓展。发展冷链设施,特别是预冷和冷库设施建设,延长荔枝保鲜时间,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市场,特别是拓展北方城市的荔枝市场。此外,通过冷藏,错开荔枝价格低谷阶段,推迟到淡季销售,也可以提升荔枝销售的效益。
3. 荔枝加工
目前,全市荔枝实际年加工量约1400吨,仅占全市荔枝总产量的2.3%左右,但荔枝加工期限短,主要加工产品包括荔枝干、荔枝酒等,附加值不高,荔枝酒市场接受程度不高,加工的效益不理想。更重要的是,广州市的荔枝品种多为产量不稳定、鲜销为主的“桂味”“糯米糍”品种,不足以支持加工企业的发展。此外,果农希望获取最大价格,而加工企业期望原料最低价格,双方的愿望相悖,很难指望加工企业为广州荔枝果农增加效益,只能期待加工企业在丰收年份为果农减少损失。如此看来,广州的荔枝加工企业不能把原料的供应局限在本地产区,而是主要依赖价格低的荔枝主产地,如广西、粤西、潮汕,甚至越南等。
广州荔枝产区则应当支持果农或合作社建设自己运行的、小型多功能的加工设施,如加工荔枝干的烘箱,价格在万元之下,还可以用来烘干菜干、花干、烤花生等其他农产品。在荔枝丰产季节,销售困难、价格低迷时,果农可以自行加工荔枝干,销售荔枝干产品来增加效益。
(四)向荔枝文化与经营模式要效益
广州是荔枝传统产区,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必须做好广州荔枝古树、古荔枝园的调查,收集广州荔枝的古文献记载和产区历史名人名事,挖掘广州荔枝历史文化,讲好历史文化故事,提升广州荔枝的文化价值。正如增城“挂绿”,其风味虽不及“桂味”“糯米糍”,但其背后的文化历史故事将其价值极大提升。这些具有历史文化故事的荔枝,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游客来参观和消费,在促进果实销售的同时,还带动果园周边的旅游业发展。
广州的荔枝产业应该走出仅仅基于卖果的单一经营模式,将果园打造成为都市人民群众提供荔枝采摘、休闲体验、特色美食、科普游乐等多功能的三产融合平台,极大提高果园效益。如前所述,深圳南山西丽果场就是一个三产融合的成功典型。当然,这种果园的建设需要认真规划,需要大量资本介入和技术团队支撑,其维护成本也不是一般果农可以支持的,需要政府扶持,企业等各方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广州市发展休闲农业的策略建议
1. 加快总体规划,完善政策支持
从目前广州休闲农业发展实际情况看,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相对滞后,为此,建议及时编制《广州市休闲农业发展中长期计划》,实现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规划的无缝衔接,并从区域布局、产业功能、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多个方面对休闲农业进行合理规划。切实提高规划的整体性、前瞻性和延续性。各区因地制宜,从实际拥有的资源、生态和产业的情况出发,整合优势资源,完善产业链条,科学制定的观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规划,从而提高广州休闲农业发展的整体竞争优势。休闲农业涉及的政府部门较多,需要独立的协调管理机构,可通过每年召开1-2次的协调管理会议,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休闲农业的不断壮大。形成“政府引导、社会主体、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新格局,实现广州休闲农业快速持续发展。
2. 保护生态环境,整合农业资源
目前,都市生态环境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在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坚决落实生态农业的理论和技术,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生态环境和条件,停止污染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有机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土地是广州珍贵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土地资源必不可少,因此,应将农业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尽量减少城市发展对农业用地的影响。
3. 创新开发模式,缓解用地制约
通过采取多样化的休闲农业开发模式,解决旅游开发建设配套用地问题。比如集中开发的模式,使土地向有实力、有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大户集中,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休闲农业产业基地;成立农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和酒店的合作,解决部分地理位置优势不明显地区的住宿配套问题;对不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分类,在资金、税收、贷款等方面实行有区别的优惠政策扶持,特别是对有高附加值和强带动力的休闲农业项目给予重点扶持。总之,可以采取奖励、以奖代拨、项目资金贴息等方式重点扶持有特色、能力强及市场化程度高的休闲农业项目,允许休闲农庄、农业科技园等规模较大的综合经营户申报农业龙头企业,享受龙头企业待遇。
4. 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扶持力度
缩小城乡公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政府层面要加大对休闲农业的资金扶持力度,可建立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扶持各项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加强资源环境保护,形象宣传等;其次,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充分吸纳市内外各类资金投入项目建设,按照“谁投资、谁得益”的原则,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开发;此外,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投资运营农业、生态旅游等项目,形成“企业投资为主,政府配套为辅,农民适当自筹”的全新投资模式,推动休闲农业发展,实现政府、企业和农民三者的互动共赢。
5. 推进品牌创建,拓展宣传渠道
争取农业部及国家旅游局的支持,在合适时机举办中国(广州)观光休闲农业产业博览会,全面展示广州休闲农业发展成果,挖掘休闲农业产业发展与消费的文化内涵,提升广州休闲农业的产业影响力、社会认知度和产品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借助报刊、电视、网络等多种宣传工具,开设专版或专题节目,向社会公众定期发布相关信息、政策、乡村旅游资讯等,让更多民众了解、参与、体验,进而提高全社会对发展休闲农业的热情,为广州休闲农业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6. 加强行业管理,创新经营理念
休闲农业企业要借鉴现代管理模式,学习先进的开发管理经验,提升项目业主的开发管理水平。农庄、园区及农家乐等经营主体,要充分利用微信、微博、QQ等互联网媒体,在特色农产品、农家乐、生态旅游等消费服务行业,培育发展线上线下互联网新商务,如:联动体验式、群体共享式、个性需求定制消费服务等方式,通过对接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拓展电商销售渠道,开发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休闲农业的APP,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和产品。同时,建议政府牵头组织相关企业,成立行业协会,提供相关的信息、创业、融资、推介、宣传、培训等服务。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行业培训,普及基本的服务礼仪和服务规范;创新经营理念,积极推动“互联网+”休闲农业旅游平台建设。制订行业标准,高标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逐步培植一批优质化服务的典型示范,促进全市休闲农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加强人才培养,提升人员素质
休闲农业的持续、稳定、高速、高质发展,有赖于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从业人员,人才是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现在行业的直接管理人员主要是村镇一级的政府部门及农业户本身,从业人员也主要是农民,对休闲农业旅游及旅游服务意识的认识粗浅,经营理念不足,人员素质也参差不齐。因此,建议:第一,加强镇(街)、村、社干部技能素质培训,提高对休闲农业旅游的认识。多学习国内外先进地区经验,借鉴北京、上海、成都、台湾等地区的做法,提高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的能力和水平。第二,通过培训班或结对帮扶的方式,加强对休闲农业从业人员和专业户的培训。开展多途径培训辅导,整体提升休闲农业旅游服务水平及从业人员素质。第三,培养农业创业创新人才。利用广州地区丰富的高校资源,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投身于休闲农业的创业创新领域中,或引导离岗专业科技人员到休闲农业中,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或活力。第四,强化服务意识。要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乡土人文知识、农业生态保护和农艺知识等培训,不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服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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