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日本经济蓝皮书：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2018）》。

　　2017年，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国内外环境均好于2016年。从国内环境来看，没有出现对日本经济造成强烈冲击的事件；从国际形势来看，世界经济持续向好发展，远好于预期，特别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日本经济复苏势头加快，与2016年相比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在不断加码的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长短期利率管理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下，日本主要经济指标趋好。在国际股市回升的影响下，日本股市飙升，日元汇率平稳，出口增加，摆脱了负增长局面；企业收益连续攀高，工矿业生产重回旺盛，但是私人消费依旧疲软，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复苏进程。

　　2017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1.6%，2018年估计仍将保持温和复苏，日本政府预测全年度经济可能实现1.8%的正增长，但是民间智库相对悲观，民间经济学家（ESP预测）的平均预测值为1.2%左右。

　　与日本经济的持续复苏同步，2017年中日经贸关系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恢复。中日双边贸易出现高达10.1%的正增长，摆脱了自2012年以来连续五年负增长的局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现5.1%的正增长，结束了自2013年以来连续四年负增长的局面。

　　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等主要因素的变化。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届时两国都要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访问日本，结束了两国首脑互访中断的局面，将促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今后双边经贸合作将出现更积极的变化。

　　2017年10月中国召开了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新时代”，并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因此应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高度，着眼长远，处理和安排好对日经贸关系，使经贸合作成为中日政治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实现“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战略总布局中，强调中国要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强调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有机融合，由此可以推测中日双方在上述领域的合作会加大力度，同时在绿色低碳、共享经济、服务业、养老产业、食品安全方面的合作也会进一步发展。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量、生产链中日本处于上游，中国处于中下游，产业结构不同，互补性很强，中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资源配置方面的合作也值得期待。

　　中日之间的产业与技术合作也将大有可为。由于中日经济之间的相互需求日益增大，双边经济合作拥有稳定的基础，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改变，在中日政治关系中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政治关系紧张时，经贸合作是“压舱石”，在政治关系比较顺利时，经贸合作则是“推进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这也为中日经贸合作拓展了新的空间。新时代背景下的中日经贸合作尽管还会遇到许多困难、碰到各种挑战，但前景是乐观的。

　　“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中日经贸合作新篇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日本经济、政治和学术等各界对“一带一路”开始显示出积极意愿。2017年5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受到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接见。7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在G20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共同确认将继续推进中日关系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与发展，并就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合作达成一致。11月，日本经济界又派出250人的大型代表团访华，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经团联神原正昭会长表示，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链合作不仅会给两国，而且会给世界带来繁荣，显示出日本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合作重要性的共识和积极态度。11月30日，“一带一路”日本研究中心在东京成立，中日两国学者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两国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合作对接的氛围逐渐升温。

　　实际上，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有基础，包括技术转让、共同研发、相互持股、联合竞标或分包项目等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已有部分日本企业在装备制造、物流、金融等领域与中国企业对接和合作，共同探讨将中国的优势产能、日本的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有效对接，合作开拓第三国市场，谋求实现“1+1+1大于3”的效果。目前，两国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等已开始“一带一路”合作的相关研究。中方欢迎日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愿意积极同日方开展相关协商，比如探讨以亚洲为中心开展基础设施、能源、环境保护、金融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具体合作早日落地生根。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其不仅会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也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全球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机遇。

　　中日经贸合作水平提升，必须强化的六大领域

　　当前，中日两国政府都在为改善投资环境做出努力，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将继续为两国深化在经贸、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高科技、新能源、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发展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双方应抓住新时期难得的契机，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以下领域的合作向前发展。

　　第一，继续推进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务实合作。

　　中国正在创新驱动发展，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特别是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日本在节能环保、绿色循环经济和高科技等领域有着世界先进的技术，也有着成熟的生产和技术出口经验。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互补性强，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第二，拓展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

　　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80万亿元人民币的新台阶，各项民生事业加快发展，未来中国将是大市场，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福产业将快速发展。这为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带来了很多商机。

　　第三，携手推进新兴产业合作和地方间的交流。

　　加强在应对结构调整、智慧城市和新产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未来1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70%，每年将有超过1000万人进入城市。。日本在智慧城市规划建设方面拥有卓越的经验，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创意产业、生命科学及医药等领域经验丰富，优势明显。

　　第四，推进智慧农业和现代物流合作。

　　中日两国在农业投资、贸易、动植物检疫等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空间，双方企业可探讨多种形式的合作，包括跨国经营、生物育种、智能农业、生态环保、观光农业及农机装备、农产品加工、储运、贸易等，拓展互联网与农业、零售业、快递业、住宿餐饮业等的合作。

　　第五，鼓励企业双向投资，携手开拓第三方市场。

　　未来五年，中国将吸收6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中国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完善投资环境，欢迎日本企业扩大对华投资合作，同时也鼓励有能力的中国企业对日进行投资。

　　第六，加强地区和多边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日分别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对地区和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双方应加强在区域和多边经贸问题上的沟通与交流，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经贸成果的落实，推动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尽早达成协议。

　　2018年，双方应增强责任感，切实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定位落到实处，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进一步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为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向前发展筑牢基础，实现中日和平友好和共同繁荣，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复燃或助力中日经贸关系回温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便积极向世界展示其贸易保护的收缩战略，不仅更青睐双边贸易协定而非多边贸易协定，声称将向对美贸易出口大国中国及德国等征收高额关税，而且谴责中国及日本等国家的汇率操纵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依然走在推进复活里根时代以经济民族主义为重心的贸易政策的道路上。尽管受地缘政治、其他经济体反对情绪逐渐高涨等影响，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不可否认，美国绝不会放弃贸易保护政策，而且只要美国认为国际贸易情况不是公平自由的，就会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予以反击，其核心原则就是利用霸权地位维护美国利益。

　　中国及日本是美国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国，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无疑将冲击中美及日美经贸关系，进而间接助力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出现较大退步，但是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中日似乎更有理由站在统一战线上。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政策方面态度强硬，对中国及日本的对外贸易频繁施压，尽管中日美进行贸易战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中国及日本也必将进行反击，这就有可能刷新中日美三国的经贸博弈格局。2017年5月6日，第六次中日财长对话召开，双方一致认同中日两国应就财金政策加强沟通，就国际重大经济问题保持磋商，并且加强经济金融领域合作，共同助力东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从中日贸易数据来看，日本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及同比增长率均走在上行轨道，特别是2016年11月之后，日本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基本为正值。2017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0.5%，对中国的进口额也同比增长8.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美贸易战一旦进入白热化，贸易转移就可能发生，中美贸易的损失部分就有可能通过贸易转移，使中日贸易增加。

　　但是，一旦中美“贸易战”升级进入实质对垒阶段，也将难免损害中日经贸关系。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征税的高端制造业产品，部分中间产品来自日本，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裁也难免使中国减少对日本中间产品的进口。所以说，中美贸易战可能对中日贸易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

　　2017年中日贸易规模再创历史纪录

　　2017年，中日贸易规模出现快速回升势头。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日本出口全年已经达到18.44万亿日元，自日进口也上升至14.89万亿日元，中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3.34万亿日元，创下了以日元计算的历史最高纪录。

　　（一）中日货物贸易规模再度冲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日货物贸易规模出现了新的冲高过程，贸易总额从2009年的21.7万亿日元增加至2017年的33.3万亿日元，九年间增量为11.7万亿日元，增幅将近54%。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一度骤减，但一年之后便恢复增长，继续冲高。2012年受钓鱼岛争端影响，中日关系骤然恶化，也影响了两国的货物贸易规模，但由于日本实施了以“安倍经济学”为旗帜的大规模经济改革，日元升值趋势大幅缓解甚至出现了迅速贬值，这是以日元计算的中日货物贸易规模在2017年再度刷新纪录的重要因素。不过，即便换算成美元，2017年中日双边货物贸易额也再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约合3030亿美元），形成了再度冲高趋势。

　　（二）中国继续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且遥遥领先

　　2017年，日本对外货物贸易总规模为153.6万亿日元（进口75.3万亿日元，出口78.3万亿日元），其中，中日之间货物贸易规模占比已经达到21.7%。迄今为止，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货物贸易伙伴国已经持续11年之久，而且与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美国的差距在不断加大。2007年，美日货物贸易规模为25.2万亿日元，中日货物贸易规模则达到27.9万亿日元，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国。之后，日本对中国与对美国之间货物贸易规模的差距迅速扩大，2010年二者差额突破10万亿日元大关，2017年二者差额仍达10.1万亿日元。在日本自亚洲地区进口货物的36.99万亿日元当中，自中国进口18.4万亿日元，占比为一半左右。

　　（三）日本对华货物出口创历史纪录

　　2017年，日本对华货物出口规模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4.89万亿日元，相较于2005年增长了6万亿日元，增幅将近69%。日本货物出口最大目的国仍是美国，出口规模已经攀升至15.1万亿日元，不过在日本货物出口中，中美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0.2万亿日元，对中美两国的货物出口占日本货物出口总量的将近四成（38.3%）。2009年，日本对华货物出口曾超过对美出口规模，这种形势连续保持了四年，其差额最高曾达到2.9万亿日元。但是，从2013年开始，日本对美货物出口规模又再次超过对华出口，这主要是受到中日两国关系骤然恶化因素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对华和对美货物出口的结构迥异，对华出口以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以及生产设备为主，而对美出口则以汽车等成品为主。

　　新时代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将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未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为86.3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1%，小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6.3%，更小于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30.7%和对欧洲直接投资的43.3%。如果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只占8%，远远低于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规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与日本企业的意愿以及中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首先，中国是日本重要的销售市场，中国市场对于日本而言越发重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有增加的空间。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历程来看，日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已经从利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扩大在中国的销售市场。2016年，中国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21.6%，日本对华贸易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中国消费市场的升级转型，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因此，日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仍具有增长空间，以扩大日资企业在华的销售市场。

　　其次，中日两国在产业合作方面存在广阔的空间，比如在运输机械制造、电子机械制造、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等制造业方面存在合作空间。日资企业需要利用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及完整的产业链，实现其生产与销售目标，中国企业则需要学习和引进日资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转型，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中国对批发、零售、物流等非制造业的产品需求不断上升，两国在非制造业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可以预计非制造业方面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将上涨。

　　最后，中日两国在技术合作方面具有巨大的需求，中国需要引进日本的技术，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2014年，中国与日本签订技术引进合同1980份，占中国技术引进合同金额的17%，日本是中国第三大技术引进来源地。日本在运输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设备制造业等产业领域具有较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中国需要通过引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促进中国技术水平提高。

　　但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障碍，制约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出现下降。1995~2012年，中国城市地区劳动人员的工资水平上涨了九倍多，年均增长率高达10%。持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对华直接投资条件恶化，不利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

　　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但中日两国在产业、技术等方面合作空间广阔，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企业具有扩大在华销售市场的需求。因此，可以预计，未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将增加。

　　中日金融合作将不断深化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国家，2017年GDP总量达8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15%，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约为30%。日本名义GDP为546.5万亿日元，约合4.8万亿美元，居全球经济总量第三位。随着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在全球及区域多边和双边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前景广阔，在共同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同时，两国间直接合作也将得到继续深化。

　　（一）中日继续推进多边金融合作，有效发挥亚洲金融安全网功能

　　“10+3”框架下的CMIM是中日金融合作的主要平台，也是中日共同推进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经过多次增资及机制扩展，CMIM成为亚洲金融合作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保证亚洲地区金融稳定唯一的、机制化的、多边性的金融救助机制，也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一环。

　　（二）强化中日金融合作机制，寻求共同利益最大化

　　中日之间的金融合作应从两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寻求并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契合点，实现互利共赢。要改变中日金融合作滞后的现实，首先应从战略机制着手，对接两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在宏观层面推动共同合作意愿的实现。

　　（三）加强务实合作，拓宽中日金融合作模式

　　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框架已基本构建完成，但其合作进程却停滞不前。在新时代背景下，中日金融合作应在务实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合作。

　　日本零售业在华迎来新机遇，但发展速度缓慢

　　2017年是中国实体零售业的分水岭，也是线上线下融合的新纪元。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进入新时代的日本零售企业在中国市场上面临在“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电商等带来的新挑战，消费需求的复杂多变也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新考验；与此同时，消费升级为零售业提供了一些新的增长点，给日本零售企业带来了新机遇。

　　在大浪淘沙般的激烈竞争中能够留在中国市场并继续扩张发展的日本零售企业，其经营策略、发展战略、营销技能及零售服务等都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在零售业中的应用，在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为代表的大资本或线上流量入口巨头在线下翻云覆雨、控制行业格局变化的背景下，永旺集团、伊藤洋华堂及便利店连锁集团7-11、罗森、全家等在深耕中国沿海市场的同时，可以考虑中国巨大的规模市场，尤其是广大的内陆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换言之，中国市场的零售流通领域因地域发展而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城市。

　　具体来说，便利店这一业态在日本国内进入成熟阶段的背景下加速海外布局是必然趋势。现在其在中国的布局尚停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沿海二、三线城市尚待开发，更不要说广大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巨大市场。因此可以预测，未来五年到十年日本便利店连锁集团在中国市场上将加快扩张的步伐。当然，在未来扩张的过程中，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会使其扩张进程充满变数，将考验日本便利店连锁集团的调整经营战略等能力。

　　中日韩FTA谈判机制或将迎来取得重大突破

　　2018年日本将全力推进TPP11、中日韩FTA、日欧EPA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谈判，并力争使其中的中日韩FTA成为通商战略的多边示范。从三组FTA的谈判和推进力度看，各有优势，也各有难题，各有进展，也各存在不确定性。从TPP11（CPTPP）的进展看，日本2013年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2016年2月正式签署协议，国会在11月10日表决通过TPP协议和相关法案，但随着美国在2017年１月宣布退出TPP，美日主导的TPP演变为日澳主导的CPTPP，11国围绕是否继续推动美国缺位的TPP出现了“温度差”。其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等国希望建立没有美国的TPP，以成形的TPP机制再度吸引美国加入。而越南、马来西亚、秘鲁、智利等国原本就是瞄准美国这个北美乃至全球的最大市场，而且对其在纺织品等领域的优势充满自信，但美国退出，日本市场较难进入，加拿大等国的市场过于狭小，TPP的吸引力明显降低。至于新加坡、文莱和加拿大等国，观望色彩浓厚。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通过说服、公关、保留争议条款、适当援助，在2017年7月的神奈川箱根会议、2017年11月的越南APEC峰会期间做出增加日本对越南等国相关产业的ODA（政府开发援助）以及人员培训、自动化水平等援助，在农产品、粮食加工等领域加大技术转移和日企投资等让步举措，实现了TPP向CPTPP的转变。

　　CPTPP的起死回生成为日本在亚太主导规则制定和通商话语权的有力手段。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中国政治和经贸强势崛起，日本需要增加对华谈判有分量的筹码，拉越南进入以“稀释”中国在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推进“一带一路”的“速度”和“质量”，在涉美因素上采取冻结或修改条款策略，给美国重返CPTPP预留空间，提升日本在亚太区域市场的地位。对于日本来说，政治意义和规则制定的意义大于可获得的经济利益等目的。从中日韩FTA的进展看，由于中韩FTA先于中日韩FTA签署，日韩FTA自2005年中断后一直没有再启动，中日FTA一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2018年内中日韩FTA能否取得突破依然充满未知因素和地缘不确定性。日本虽然对推动中日韩FTA存有诸多疑虑，但从推进区域一体化合作、应对美国“逆全球化”举动、重新塑造日本在亚洲的经济领袖地位等角度出发，其对推动中日韩FTA还是有客观需求和主观冲动的。从美国退出TPP造成该机制的人口规模占比由11％降至６％、GDP规模占比由37％降至13％来看，中日韩FTA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GDP总量占亚洲的70％、世界的20％，这也是日本从推进区域通商战略和赢得对美欧通商谈判的制度性先机角度无法舍弃的利益。预计随着2018年内中日韩FTA第13轮谈判启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办、中日首脑可能实现互访等重大契机的来临，中日韩FTA谈判机制或将迎来取得重大突破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