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动态
2018年5月13日,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贵州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贵州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8)》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出版物之一,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着力打造的重要学术品牌,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组织来自全省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以及党委、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撰写而成,具有学术性和权威性。
蓝皮书立足于贵州省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和政府社会发展职能部门的资料,通过专家学者严谨科学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全面跟踪了2017年贵州省社会发展进程,密切关注了党的十九大后贵州省社会领域的发展成就,深入解读了2017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事件,以及精准扶贫、大数据与人口发展、老龄化、社区治理、消费等热点难点问题,并对2018年贵州省社会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速强劲、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2017年贵州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速强劲、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经济增速持续强劲,不再全国垫底。地区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电信业务总量五项指标增速居全国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指标增速居全国第二,其他主要指标增速稳居全国前列。人均GDP摆脱长期全国垫底的状况。
——基础设施建设大踏步前进,区位环境发生根本性转变。西南交通枢纽地位全面巩固提升,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行里程达到1214千米,形成贯通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川渝滇的快速通道;通航机场市州全覆盖。
——惠民生促和谐,社会大局保持稳定。统筹推进“1+7”民生工程建设,持续办好“十件民生实事”;基本普及15年教育,花溪大学城、清镇职教城基本建成;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五个全面建成”;文化体育事业和产业蓬勃发展;社会保障标准持续提高;群体性事件、刑事案件持续下降;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降;信访维稳工作全面加强。
贵州省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报告指出,2017年贵州省以改善民生为第一工程,以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为第一要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76.9万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7%和9.6%,劳动者报酬提高幅度居全国第一;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132万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450元,城镇、农村低保标准分别提高10%和15%;新增22个县(市、区)实现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率先实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率先全面免除中职学生学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五个全面建成”,率先实现医疗卫生“五个全覆盖”;文化体育事业和产业蓬勃发展;群体性事件、刑事案件持续下降;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降;信访维稳工作全面加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1.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脱贫攻坚的春季攻势、夏季大比武和秋季攻势节节胜利,脱贫战果持续扩大,全年共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0万人,组组通公路建成2.5万千米,易地扶贫搬迁76.3万人,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5万个,257万人次享受“四重医疗保障”,完成20万户农村危房“危改”“三改”,资助贫困家庭学生83万人。赤水市开创了依法治贫的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高度肯定,成为全省第一个摘掉贫困县帽子的城市。
2.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扎实推进教育扶贫
办学条件改善计划扎实推进。新建、改扩建全面改薄项目1505所、建设面积510万平方米;新建、改扩建城镇义务教育学校项目42所、建设面积65万平方米;新建、改扩建幼儿园项目1137所、建设面积77万平方米;新建、改扩建普通高中学校项目165所、建设面积216万平方米。
教育精准扶贫扎实推进。压缩6%的行政经费用于教育精准扶贫,全省各级共压缩党政机关行政经费3.98亿元用于教育精准扶贫,着力抓好学生资助、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校农结合、教育帮扶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教育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完整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了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精准资助、应助尽助”,提高了学生资助的时效性、精准性,有效地解了贫困学生就读费用的燃眉之急。
3. 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卫生计生工作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
医疗卫生五个全面建成:全面建成全省乡镇卫生院(含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远程医疗体系,全面建成全省乡镇卫生院(含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化数字预防接种门诊,全面建成全省县级以上公立医院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全面建成省、市、县三级医药监管平台,全面建成全民健康信息基础平台。
4. 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平稳,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全省新增参保人数稳步增加,截至8月底,全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569.42万人、1722.05万人、984.23万人、225.44万人、320.72万人和296.64万人。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狠抓就业创业政策落地见效。2017年中央和省级财政共筹集就业补助资金13.25亿元,截至9月底共使用就业补助资金9.38亿元。
精准推进就业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组织发动就业扶贫脱贫春季攻势,全省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16.1万人。多渠道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创业帮扶,目前帮助已搬迁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10.79万人,其中就业10.47万人,创业0.32万人;为正在搬迁的易地搬迁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14.44万个。
5. 加强信息化建设,切实发挥民政的兜底作用
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提高到561元/月和3580元/年,分别增长10%和15%;强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筹建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和省养老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构建支撑养老服务业发展平台;全面落实优抚安置政策,进一步深入落实对复员退伍军人的帮扶解困工作;大力加强基层基础民政工作,基层政权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力推进殡葬、救助站、留守儿童等社会事务管理工作,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
6.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自信显著提升
以实施精品工程为抓手,文艺出高原出高峰有新亮点。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工程,话剧《此心光明》、花灯剧《盐道》、歌舞剧《多彩路遥》《多彩和鸣》、歌剧《天穹的歌谣》、黔剧《湄水长歌》、花灯剧《云上红梅》等接连推出,好评如潮,亮点频现。
易地扶贫搬迁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现状,但移民社区形成初期公共基础设施仍需完善
蓝皮出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和脱贫的重要方式,改变了贫困人口生存的环境,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旨在解决贫困地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公共基础设施是移民决定搬迁的重要因素,相较移民前的村落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教育设施,无疑移民社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较好,但在移民社区形成初期公共基础设施仍需完善。
1. 基本日常生活服务。在住房方面,当前移民社区的安置房都是简易装修,保证移民可以直接入住。而在生活用具上,为鼓励移民搬迁,政府提供了基本的家具与炊具,主要包含沙发、铁床、鞋架、电磁炉、电饭煲、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用品。但是这一鼓励政策只针对搬迁中的精准贫困户。在水电物业上,移民社区水电正常供应,且政策规定分别给予贫困户与非贫困户享受五年、三年的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优惠政策。但是访谈中发现当前移民社区的水电费都是移民自己缴纳。而物业管理费目前移民享受的是减免政策,因此免缴物管费。总体上看,移民社区日常生活服务有一定优惠,但是由于政策落实等问题,目前移民社区的日常生活服务提供并不完善。
2. 教育资源供给现状。总体上看,移民社区的教育设施与教育资源是很完善和充足的。但是访谈中仍然发现,社区居民对教育服务供给仍然存在很多抱怨。原因在于搬迁前政府承诺无条件就近解决子女入学问题,而搬迁增加了很大一部分教育适龄儿童,当地的公立学校无法全部容纳,导致一部分移民的孩子在去当地报名入学时遭到拒绝,而政府对当初无条件就近解决孩子教育问题的承诺没有兑现,引发移民的抱怨。所以目前部分移民仍是自己花钱送孩子到私立学校就读,虽然政府对此给予一部分补贴,但这一笔开支对移民而言也是很沉重的负担。移民社区的教育设施与资源虽然完备充足,但由于很大一部分是私立学校,总体上看政府是没有满足移民社区对教育资源的需求的,移民社区教育服务供给仍存在很大问题。
3. 医疗保障服务现状。大部分移民由于户口仍未迁移,因此移民社区医疗保险主要沿用了搬迁前的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医疗保险百分之百覆盖,但是由于医疗保险制度主要是保大病,许多移民反映平时在社区周边的诊所以及药店买药都是不报销的。加之医疗保险仍然是采取患者先垫付后报销的机制,社区移民的医疗负担仍然没有得到减轻;关于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情况,社区附近主要是街道卫生所、私人诊所等,而坝美社区内除了1家药店外无其他任何医疗卫生机构。社区的医疗基础设施配套欠缺、医务人员缺乏以及医疗技术短缺等都使移民社区的医疗服务需求难以满足。
4. 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安置状况。通过对坝美、木贾、马别等移民社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当前移民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搬迁的村民中,除了少数经济型及技能型精英人员外,大部分的移民都处于待业状况,几乎无生计来源。首先,大多数移民群体属于体力型劳动者。而突然涌进的大批移民使城市该类用工市场容量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劳动贬值。访谈中部分移民抱怨政府给予安排的工作工资太低或工期较短,难以保障生存,因此部分居民并没有接受政府安排的就业岗位。其次,由于移民缺乏生计技能,出现就业人员能力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等情况,就业机会难寻;就业安置政策难以执行和落实。在此情况下,移民社区当地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联合组织相关的就业培训,但是民众响应程度不高,因此移民社区当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并没能发挥预期作用。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安置状况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就业问题。
贵州大数据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和政策软环境建设取得巨大成效
蓝皮书指出,贵州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发展大数据产业,把大数据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加以培育。从2013年贵州省着手规划云计算产业发展战略至今,贵州大数据基础设施、硬件建设和政策软环境建设都取得了巨大成效。
1. 大数据顶层设计奠定基础。近年来,贵州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政策,在大数据顶层设计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为贵州省大数据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2. 大数据政务创新成果丰硕。贵州省以数据的“汇聚、融通、应用”为目标,全力打造大数据集聚平台和应用平台,积极推进大数据在政府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在2017年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7)》中,贵州省2016年全国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总体得分91.18分,从2015年的全国第七跃升至全国第二。
贵州省大力实施数据汇聚、数据开放、数据安全、数据标准、数据立法、数据政务、数据民生、数据扶贫、数据金融、“数据铁笼”等大数据重点工程,发展大数据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落地。“电子政务云”“智能交通云”“食品安全云”“工业云”“环保云”等云平台大大提升了公共治理效率,“云上贵州App平台”建成并上线运行,各级政府部门App统一在该平台提供服务,力争打造全国领先的政务民生App品牌。
3. 大数据开放共享成效明显。2017年,贵州省继续推动政府数据“聚通用”水平再上新台阶,省、市两级政府部门非涉密应用系统100%接入“云上贵州”,体系内政府应用系统数据资源目录100%上架,50%数据资源共享,逐步实现“云上贵州App平台”与电子政务云统一用户管理、全面互通共享,推动民生服务普惠化。
4. 大数据融通应用有序推进。贵州省推进大数据在政府决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应用的同时,积极推动大数据与教育、医疗、交通、公安、环保等领域融合发展,用大数据理念和技术统筹推进相关部门业务流程变革,打造公共服务升级版,政府数据集聚力度进一步提升,在推动大数据共性技术攻关、大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示范,政府部门间数据交换的领域和数量进一步扩展。
舆情信息工作呈现良好势头,但在理念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蓝皮书指出,贵州省当前舆情信息工作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在理念建设、组织建设、机制建设、队伍建设、平台建设等方面也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1. 网络舆情工作进步显著,但服务党委政府还有较大差距
贵州省各级政府主动适应互联网,以开放的心态问政于民,通过加强网络建设,增加经费投入,不断强化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积极利用互联网加大网络正面舆论引导,加大对全省经济社会建设成就的宣传,引导和壮大社会主流思想舆论,营造了后发赶超的舆论氛围和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但从全省网络舆情工作来看,舆情信息工作服务党委政府的能力还不足。通过对全省各市(州)、县(区)委宣传部及部分省直宣传文化单位的调研显示调研,地方党委政府对舆情信息工作重视程度普遍较高,共有63.6%的党委政府对舆情工作重视或比较重视,只有9.1%的党委政府对舆情信息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对舆情信息工作认识不清。
2. 舆情管理机制逐步建立,但舆情治理水平尚需提升
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积极推动网络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搭建舆情信息工作平台,创新网络舆情监管处理机制,不断完善舆情信息报送、分析工作制度,重大舆情联席会议制度,舆情信息奖励制度等,舆情信息员的培训也建立了长效机制,总体来说,舆情管理有章可循,管理体系也逐步完善。
但是,相较于网络管理先进地区,贵州省基层政府在网络管理的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舆情治理思维落后,舆情处置方式粗放。
3. 舆情工作体系逐步完善,但分析研判专业化水平有待提升
贵州省积极推进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报送、应对体系的建设,政府介入舆情事件的主动性加强,舆情引导成效较为明显,舆论引导水平也不断提升。但除了常规的舆情信息工作外,贵州省舆情信息研究分析能力还较为薄弱,舆情收集研判专业性不强、深度分析不够、预见性不足、对策建议不力。
4. 舆情工作组织架构搭建完备,但人力资源保障尚需加强
贵州省舆情信息工作立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着力提升服务各级党委政府能力,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广泛、渠道畅通的舆情信息网络。目前,全省宣传系统舆情信息报送单位一百余家,基本满足日常舆情研判报送工作。但是,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要求相比,贵州省舆情队伍建设保障不足,其中人员配备的问题最为突出,具体表现为“缺钱、缺人”。
全面二孩时代,“老带孙“现象使老年人情感上的漂泊感更加强烈
蓝皮书指出,按照全国流动老人43%的比例计算,2016年至少有774万老年人为了照顾孙辈而远离家乡,迁居异地,形成了所谓的老漂族——“指为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
1. “没有朋友、想家、孤独”是这些老年人普遍的生活状态。离开家乡之后的父代群体与原来的社会支持系统完全脱离,没有老熟人、老同事、老朋友的精神情感支持,若与子代之间又缺乏交流和沟通,更会加剧这种孤独感,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存在感和幸福感。
2. 二孩时代会加剧老年人的漂泊频率。第一种类型:独生子女家庭的父代。对于独生子女而言,父代从开始“漂泊”就保持在子女定居地基本不变,采取与子代同住或近距离分住的方式,在孙辈照料上也没有其他子女不满的状况发生,相对比较纯粹。第二种类型:多子女家庭的父代。由于多子女家庭的子代年龄差距都不大,在生育二孩的时间间隔也不长,因此父代就成为“漂泊候鸟”,必须兼顾儿子、女儿各家的育儿需要,子女间甚至为了获得老人的照顾相互协调生育时间,老人就在这种“预订”中被动漂泊,北京、上海、成都的到处漂,每个地儿待上两三年,与家乡原有的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也逐渐疏离,生活空间急剧变窄最后就只剩下照顾孙辈的日子了。在多子女家庭中甚至会出现子女之间相互争夺“老人劳力资源”产生矛盾冲突的情况,老人由于无法平衡各子女需求从而加剧老年人心理上的负罪感。
3. 老年夫妻分居两地。在迁居异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这是由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决定的,这些女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所以“老漂族”中有很大部分不是夫妻结伴而行的,分居两地状况普遍,会让身在异地的“老漂族”异常牵挂。男性老人由于自身不擅长带小孩、不愿离开家乡、家中还有牵挂脱不开身、适应不了异地的气候饮食等原因多留在老家,女性老人则无论是否适应都必须承担起照顾孙子女的责任。
4. “老漂族”融入迁居地生活不易。老年父母在异地无医保、无户口,就医困难,老年病又较为普遍,但因为害怕异地报销耗时耗力,自费又昂贵,大多只能自己忍着。若是省内、市内流动的老年人,在气候饮食等方面比较容易适应,乡音不改,也比较容易与小区里的老年人相处,不至于太孤单。但是若跨省流动或跨国流动的老年人,则会存在很大的融入障碍,不管是语言还是环境、饮食等。缺乏休闲娱乐活动的生活会让异地“老漂族”更加孤单和焦虑,表面上他们是所在城市较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并不属于这里。
5. “老漂族”与子女间亲子关系受损。带孙过程中意见不合、观念差异、习惯不同、沟通不畅等会造成老漂族与子女间原本亲密的亲子关系受损,从而加剧老漂族的孤独感和挫败感。蓝皮书调研发现:没来子女家之前,69%的老人对于在子女家生活持比较乐观的预期,认为能够和“有了出息”的子女愉快共处,约23%的老人愿意在城市子女家养老,但是在子女家居住一段时间后,上述两项比例明显下降。在300名50岁以上从外地到武汉投奔儿女的“老漂族”中,65.2%的老年人觉得子女不够重视他们,42.3%的老年人不满意目前的生活,79.2%的群体感觉到很孤独。当这些老人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后,一半以上都会选择憋在心里,从而诱发一些心理疾病。
全面二孩后母婴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压力空前增加
蓝皮书指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贵州乃至全国母婴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压力空前增加。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三点。
1. 累积生育需求大幅度增长与医疗资源配置、医疗服务提供不足的矛盾
2010~2015年贵州省卫生资源总量逐年增加,每千人口卫生机构床位、医院卫生院床位、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助理)医师及注册护士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平均增长分别为12.95%、13.61%、12.46%、8.17%和15.77%,其中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速度较缓,医护比仍低于1∶2标准。
由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周期长,千人执业医师数不太可能在短时期内快速增长,特别像妇产科临床这类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医疗风险大的临床医生,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但据妇幼卫生年报数据显示,贵州省2015年活产数为39.95万人,2016年上升至44.71万人,2017年更是增加至57.75万人(此数据尚未质控,可能有变化),按此计算,全省活产数三年增加了17.8万人(44.55%)。这也解释了贵州省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特别是三级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产科床位一床难求的现象。蓝皮书在调研中时常看到怀孕的医务人员挺着大肚子给孕产妇服务的情况,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三甲医院产科病房走廊上经常加床,产科床位使用率甚至超过150%。不仅增加了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同样也增大了医疗安全风险。由此可见,孕产妇死亡率上升的首要因素是医疗卫生资源不能满足短期内快速增长的产科需求所致。
2. 高龄、高危孕产妇数量及比例均显著增加,不良妊娠风险加大
(1)高龄孕产妇增多。据全省2014~2016年孕产妇死亡病例评审分析数据显示,2015、2016年二孩政策实施后,35岁及以上年龄的孕产妇均较2014年大幅上升,并存在地区差异,以贵阳市、毕节市增加最多;同时,年龄偏高的30~35岁组,也有所增高,小于20岁变化不大。
(2)危重孕产妇比例增加。据贵州省10家医院危重孕产妇监测结果,2012~2016年孕产妇中有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的比例从40.55%增加至63.53%,危重症发生率从0.6%增加至0.91%。按此比例计算,贵州省57万名孕产妇中有36万名有妊娠合并症或并发症,出现危及生命的危重症患者高达5000多例,妊娠风险显著增加。
3. 产前保健覆盖不足,孕期高危筛查与管理有待加强
从2014~2016年贵州省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看,死亡孕产妇中仍有20%以上孕期没有建卡、没有接受产前检查,真正按《孕产期保健规范》要求接受5次及以上产检的孕产妇只有23%。
正是由于部分孕产妇主动接受产前保健的意识不强,孕期未到医疗保健机构建卡、产检,一些孕期合并症/并发症未能及时发现、规范治疗,最终发展成危重症而导致死亡。
贵州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获得感进一步上升
蓝皮书指出,截至2017年9月30日,根据贵州省各市州卫生计生部门数据统计,全省共有流动人口1023万人,与2016年同期比增加5万人。蓝皮书通过2017年贵州省5000名流入人口的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各市州月报数据(截至2017年9月),分析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现状。调查发现:
1. 接受健康教育的比例和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均接受过相关的健康教育,其中,相对较多的是“控制吸烟方面的健康教育”“生殖健康与避孕方面的健康教育”和“妇幼保健/优生优育方面的健康教育”。通过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的方式各占93.5%、82.1%,以宣传栏获得健康知识的比例增加2.1个百分点,电子屏获得比例有所下降,转为公众健康咨询活动的方式占57.5%。
2. 目标人群健康状况和就近就医条件明显改善
调查中有4136名调查对象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是“健康”,占82.7%;3496名调查对象听说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占69.9%。这得益于新市民健康城市行实现全覆盖,健康促进场所、社会融合社区、健康家庭创建等工作无试点、同启动、全覆盖有序开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和健康教育促进计划全面实施,成为流动人口掌握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水平的重要渠道,得益于贵州近几年着力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健康问题。从2016年起全面实施基层医疗卫生能力三年提升计划,着力解决乡村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人才严重匮乏和服务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以增强防病治病能力为核心,切实推动医疗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全力构建“15分钟城市社区”和“30分钟乡村”健康服务圈,让城乡居民就近享受安全、有效、经济、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3.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可及性持续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本人有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情况的有1742人,占34.8%,其中,多数是最近一次发生在两周前,占28.2%。当调查对象本人有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的情况时,多数首先选择在“本地药店”和“本地个体诊所”看病,各占31.8%和24.1%。调查对象从居住地到最近的医疗服务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居医务室、医院等)需要的时间(以自身最易获得的交通方式)多数在15分钟以内,占83.4%。调查对象均未患有医生确诊的高血压或2型糖尿病,占91.1%。综合流动人口健康基本卫生需求情况看,及时到医院就诊的人群有所增加,就医机构完全辐射到目标人群,流动儿童预防接种服务的覆盖率达到国家标准,流动人口对不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利用水平也不尽相同。截至2017年12月,贵州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覆盖率达88%。制定实施艾滋病、结核病、精神卫生等一批重大疾病规划,基本公共卫生人均补助每年提高5元。2016年贵州实现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全覆盖;2017年实现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远程医疗全覆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贵州乡村和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条件。
贵州农民工家庭经历空前变迁
2018年5月13日,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贵州社会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伴随着“四化”进程的加快,贵州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家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冲击,从而导致了其家庭的空前变迁。
蓝皮书指出,贵州农民工家庭的变迁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贵州省城镇化的发展史,二者如影随形、相互交融。从总体上看,30余年来,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体制改革”的双维驱动下,贵州农民工家庭经历了“速度快”“变动大”“程度深”的变迁过程,并体现在自身变迁和社会变迁两个层面上。从自身层面看,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贵州农民工家庭的内部已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主要体现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关系复杂化、家庭观念现代化、家庭收入差异化等方面;从社会层面看,由于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贵州农民工家庭的外部同样发生了一系列变迁,主要体现为家庭就业非农化、家庭主义个人化、家庭组织业缘化、家庭男女平等化、家庭婚姻自由化等方面。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存在七大问题
蓝皮书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是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是破解老龄问题的体现。蓝皮书课题组对贵州省老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蓝皮书调查发现:
1.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基础设施滞后。蓝皮书发现,有50.8%的老年人生活环境中没有建立老年服务中心,健身器材和设施不全,没有足够的场所开展相关老年活动,而且已建老年活动中心和老年服务中心开展的老年活动有限,甚至一些活动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实质作用,根本难以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2. 老年教育场所缺乏。蓝皮书发现,77.5%的老年人周边没有老年大学,老年教育场所的严重缺乏,导致开展老年教育事业失去了基础,难以满足老年人继续教育、继续学习的需求,影响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3.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权益未得到充分保障。蓝皮书发现,享受老年优待政策的老年人不到20%,这一数据说明贵州省老年优待政策覆盖面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政策规定的老年权益。老年人的权益涉及老年人的健康、医疗、照料、精神、文化等方面,无论是城市老年人还是农村老年人,老年精神文化生活权益都未得到充分保障,特别是在家庭结构变化、家庭功能弱化背景下,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失能老人、留守老人等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更加突出。
4. 老年人兴趣爱好单一。蓝皮书发现,老年人兴趣局限于聊天的比例接近40%,参与老年文体活动和外出休闲旅游的仅占10.5%,这说明贵州省老年人兴趣爱好单一,日常生活内容单调。这一方面说明缺乏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组织,没有相关组织或老年组织统一组织老年人开展相关老年活动;另一方面说明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虽大,却未能充分激发。
5. 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内生动力不足。蓝皮书发现,老年人需要心理支持、教育服务和文化服务的比例较低,而且老年人不清楚或不需要相应老年服务的比例高达65.7%。这说明大多数老年人还没有关注自身内在需求,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关注家庭、子女、孙辈等方面的事务,对于自身生活、发展、养老等方面的需求和服务关注不够。
6. 宗教信仰成为老年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蓝皮书发现,除了受传统民族因素影响而信教的老人外,因为其他原因信仰宗教的老年人占约30%,可见,宗教信仰已经成为老年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通过信仰宗教或宗教参与,老年人既获得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满足感、存在感和归属感,而且获得了一定的宗教关怀、宗教服务和宗教资本。这说明,如果不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老年群体将被宗教作为传教的主要发展对象。
7. 老年人获取经济社会信息能力有限。蓝皮书发现,老年人主要通过电视和报纸两种手段获取经济社会信息。在当前信息极度发达的社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获取和掌握经济社会信息的能力决定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需要学习获取信息的现代方式和方法,不断紧跟时代步伐和经济社会发展,维持高质量的文化生活方式。
0 人参与 0 条评论(查看)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