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份发挥粤港澳三地智库的先行作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香港明汇智库、香港紫荆杂志社、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18）》。

　　湾区经济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丰富的滨海资源和高端创新要素的集聚，使湾区正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其已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点和驱动技术革新的关键性动力。因此，发展湾区经济作为海洋国家对接国际交通、贸易、科技、金融的对外门户枢纽，增强国际资本的吸力，是各国打造国际竞争城市标杆、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的战略选择。湾区经济具有的超大城市簇群形成的人才、知识、科技、资本资源优势和完善的产业链分工形成的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集合，使投资每一平方米湾区面积所创造的超额利润，远远超出其他地区，开放引领、科技创新所带动的超大规模经济总量是其他城市或发达区域不可比拟的，湾区经济正在发挥引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是继东京、纽约、旧金山湾区之后对全球资本投资具有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力的第四大湾区。其生态圈除具备前三者的发展共性外，自身的区位优势特征也十分明显。从已经建设形成的岛屿之间与内陆之间连接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进出口码头和“9+2”超大城市群之间产业分工的生产力空间布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高度开放、创新引领、宜居宜业、区域协同的方向发展，已经初步显露出世界一流超大城市群和国际自由贸易港的雏形。特别是在中共十九大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发展规划呼之欲出的关键时刻，配合国家对大湾区的发展规划进行动态跟踪的感知、度量、预测，即时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和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是身居其中、身临其境的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首要任务。对此，该课题从本年度开始将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跟踪研究。

　　该研究以中共十九大报告确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课题的顶层设计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为广东融入大湾区建设、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为依据，以对外开放新门户、国际一流科创中心、全球金融中心为抓手，以一带一路枢纽、现代产业链协同、国际宜居城市、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国际开放自由贸易港、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制度创新典范城市等问题为研究重点，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文明大变革契机展示了大湾区前所未有的发展新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金融危机和科技革命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深刻调整，世界经济格局正重新分化，全球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为应对全球新一轮竞争，世界各国着力寻找产业新动力、更新增长“发动机”，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要素转向主要依靠智力要素驱动转变；为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世界各国正寻找创新的新业态、整合创新链条上的不同功能、提升创新培育与孵化能力，世界创新呈现出由泛创性走向精准性、由点状的碎片化创新向网状的系统集成创新转变的黎明前曙光。

　　世界经济社会格局正处于大变革的转折关键期。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增长乏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国际能源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综合来看，世界经济社会格局的变革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风险剧增。虽然创新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旧的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正在走向衰落，但创新的有效实现仍存较多未知空间，世界各国在不平衡发展雁阵中的位置进入新的调整期。二是世界科技产业大变革将引发国际发展大洗牌。当今世界科技呈现多点突破、交叉会聚的态势，世界正在孕育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些重要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显现。科技革命必将引发产业革命，进而重塑新的国际发展大格局，世界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三是城市文明演化步入新阶段。以智慧化、生态化、人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市文明形态初见端倪，21世纪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大飞跃，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引领的新型城市功能设计，必然引发城市产业的大发展。

　　大湾区建设与文明大变革的有机融合蕴含无限生机。世界文明大变革必将引发重大的产业革命，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处于这个历史机遇期，只有敏锐把握住科技产业革命的大势，适时调整区域发展战略重点，才能抓住技术国际转移、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实现大湾区的跨越式发展。一是颠覆式技术变革给大湾区发展带来新机遇。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新材料、生命科学、云计算、工业4.0、大数据浪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等重大技术突破，将催生新的产业，引发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二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了大湾区抢占产业制高点的新机会。从目前技术革命端倪和世界产业变革总态势看，支撑第六长波周期新繁荣的动力主要是以智能化、智慧化为主要特征的IT技术革命的深化，以及基于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大会流、大综合形成的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在全球产业结构呈现高科技化、高级化以及国际分工深化的大趋势下，以创新为动能的大湾区建设，迎来了抢抓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抢占产业制高点的历史机遇。三是新型城市建设与大湾区的深度融合带来城市产业大发展。从城市的发展规律看，生态化、人文化、智慧化是城市演变的重要趋势，技术革命和价值革命推动着现代城市的发展，世界城市化正在出现一系列新趋势和新特征，即传统工业文明城市向生态化可持续城市的转型，以创造物质财富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城市的嬗变，以智能技术开发利用为标志的智慧城市的兴起等。这既是大湾区城市建设的未来目标，也将带来规模巨大的新型城市产业项目，并将成为引导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标杆。

　　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的巨型门户枢纽和“一国”内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要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积极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导入更多的国家发展功能，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巨型门户枢纽，联手助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构建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平台，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一国两制”和三个独立关税区为对接国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在大湾区的制度叠加效应扩大了贸易和产业合作的选择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与国际规则的同轨、专业服务能力强、全球性通道和平台、国际认同度高的优势会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内地经济联系和作用不仅不会被削弱，而且会进一步提升。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要“2”与“9”之间加强要素流动，降低交易成本，更要“2+9”组团“走出去”，一起开拓新市场，一起参与国际中高端竞争。

　　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拼图，搭建与沿线国家的超级网络，做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任何一种全球流动都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对应的实体自由贸易区。大湾区总部辐射半径要延展至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海上丝路沿线区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布点，共同联合搞投资项目，在大型项目上下游、产业集群、生产服务、项目分包、监理上觅得商机。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航运中心和资讯中心。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2016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已经连续22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列，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往来，引领海外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家门，进军国际市场。所以，香港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连接世界的“超级联系人”。

　　香港可以利用对国际法律和会计准则的承诺、国际融资平台、离岸货币中转建设覆盖“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利用在全球化的品牌推广和战略投资方面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创投平台；利用紧密联接全球的交通、信息与人才通道建设“一带一路”网络节点；利用法律、会计、商务等专业服务、资源整合、结算、会议协商、项目谈判等优势全面跟进服务“一带一路”大项目；澳门则可致力于经贸论坛、业务节点、产业多元化和文化交流的耕耘，打造多元交流平台。

　　这其中，香港和澳门分别为“一带一路”建设引出英联邦国家和葡语系国家两条便捷路径。香港与总人口20亿的英联邦国家，如英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有传统紧密关系；而澳门与占总人口2亿多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也有紧密的关系，其成为“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两条便捷路线。辐射范围可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并可延展至欧洲和南美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

　　粤港澳大湾区将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粤港澳大湾区要围绕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和国家创新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航运物流、科研与设计、总部经济、金融服务等服务于区域经济的机构和业态，促进产业集聚。

　　围绕“世界工厂”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粤港澳大湾区应依托前海、横琴、南沙三大自贸区，重点发展商贸服务、通信服务、工程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等服务贸易，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大力推动高端服务业集聚，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总体框架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自由贸易港，打造深化粤港澳合作新载体。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标准体系，鼓励产业技术联盟、龙头企业等制定发布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的服务贸易标准。

　　围绕数字湾区建设，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面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4.0是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期建设国际一流湾区所面临的技术环境，数字湾区建设将是大湾区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应重点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车联网等领域，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在生产制造和生活消费各个环节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联网（NGN），推进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互联网数据中心和支撑系统的升级改造。加快发展物联网、智能电网等新兴业态，培育建设物联网产业基地。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实施工业云及工业大数据创新应用试点，积极争取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布点建设“工业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创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电子政务数据中心、大数据产业园、大数据交易中心、国家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等。

　　围绕粤港澳优质生活圈建设，重点发展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已经突破2万美元，跨入中等偏上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对宜居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优质生活圈的构建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也对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应结合湾区风情特色，重点发展滨海、乡村、体育、工业、商务会展、老年健康等现代旅游，大力培育旅游新业态。加快建立供给充分、服务便捷、管理规范、惠及城乡的家政服务体系。提升家政服务智能化、网络化水平，支持社区商业拓展O2O、精细化定制、“微生活”、“云社区”等新兴服务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将重构空间秩序，从城镇体系走向湾区集合

　　珠三角地区“条块经济”与“空间破碎化”共存，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缺失。在放权与分税制改革的激励下，在城市群发展初期，珠三角地区将发展的单位落到最基层——以镇和村作为单位。这样的行政治理结构有利于调动基层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曾经起到过很好的效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治理结构的弊端开始凸显：一是“条块经济”问题突出。在分税制改革的刺激下，珠三角各地市竞争大于合作，地方保护主义横行，导致产业同构现象明显，要素流动成本过高。举例来说，一些地市为阻碍外资企业到周边地市投资，故意在过境公路建设上设置障碍或者不予配合，导致大量“断头路”出现。二是“空间破碎化”现象明显。由于发展主体下落到村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导致村村像城镇，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犬牙交错，城市空间形态混杂。“空间破碎化”的结果是城市发展效率不高，难以整合，这也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土地二次开发成本较高、“三旧”改造难度大的重要原因。

　　“条块经济”与“空间破碎化”现象反映了粤港澳城市群内部协同治理机制的缺失。协同治理机制是影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因素，城市群往往横跨多个行政区，由此导致的市场分割与过度竞争，必须依靠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来统筹协调。协同治理机制由一系列的组织机构与制度安排构成，以欧盟为例，除了针对不同领域的委员会，还有各种基金会和民间组织参与协调与治理，并针对不同领域出台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国内，长三角城市群在协同治理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如于1992年成立的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影响力和辐射力与日俱增，其会员城市已经从最初的15个扩容至30个。与之相比，珠三角地区的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圈虽分别建立起主要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但其常设协调机制仅限于临近地级市之间，协调范围和力度较小。粤港、粤澳联席会议虽然建立多年，但由于制度落差的存在，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总体而言，粤港澳城市群着眼于世界级城市群的协同治理机制还远远没有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经济地理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空间秩序的重构，从过去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枢纽格局。环顾国际上的大湾区，可以看到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行政边界模糊化、区域发展协同化。以旧金山湾区为例，除了旧金山与圣荷西两个中等城市外，湾区还有很多连成串的小城市，如果放到中国就只能叫作乡镇了，但这些乡镇的基础设施水平与旧金山相差不大，大公司聚集度和房价甚至还超过旧金山。在旧金山湾区，人们不会刻意区分行政概念上的城市，而是把所有的地方统称为湾区。在这一点上，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巨大差距，广州与佛山、中山，深圳与东莞、惠州仍然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秩序，会逐渐从目前的强中心格局走向网络型的枢纽格局，从传统的三角洲经济走向更均衡、更开放、更新锐的湾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