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上海蓝皮书：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

　　《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8）》以“网络生态治理与建设”为主题，分析网络生态构成以及影响因素，追踪网络生态治理中的热点焦点现象，关注网络生态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索治理与建设的理论与可能路径。蓝皮书认为，互联网生态治理是不断探索、反复实践、持续改进的动态过程，多元化、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是常态。未来要在“网络发展观”、“网络人民观”的指导下，通过制度设计、技术治理、行业规范、文化建设、价值认同等协同创新发展，完善网络生态的治理与建设体系，维护网络生态平衡，提升全球网络话语权和网络竞争力。

　　全书由总报告、专题篇、调研篇、案例篇、转型篇、国际借鉴篇等六大部分构成。总报告介绍网络生态治理与建设的概念理论，总结2017年中国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要成就、焦点问题，并对未来治理趋势做出展望。专题篇聚焦网络生态治理中政府的角色职能、微信平台谣言治理等重大问题。调研篇讨论一带一路建设中舆情演变、网络伦理、对外传播舆情等议题。案例篇集中探讨十九大传播、政务传播叙事等具体案例，转型篇考察传统媒体在网络生态建设中的发展路径。国际借鉴篇考察美国和印度的媒体发展案例。

　　网络生态治理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过程。通过不断增强技术的竞争力、经济的影响力、文化的吸引力，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提升全球网络话语权，促进互联网快速稳步发展，才能构建清朗有序、生机勃勃的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生态平衡，建设网络强国。

　　互联网治理法规滞后零散，网民隐私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我国已是拥有7.5亿网民的网络大国，并且正在向网络强国阔步前进。然而，伴随发展出现的新业态、新事物、新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互联网治理是个任重道远、变量颇多的漫长过程。目前而言，我国互联网治理领域依然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互联网具有扁平无中心等特征，现行的法律体系、伦理规范在网络世界并不完全适用。因此，互联网治理大多采用事后追究方式。通常只有当某一类型的问题集中式爆发乃至酿成严重后果之后，才进行专项整治，规制、法律才能逐渐建立，其中的风险在于往往付出的代价比较沉重。例如“徐玉玉案”、“李文星案”都涉及个人信息安全问题，“魏泽西事件”中虚假信息和平台失职的问题等，都导致了巨大的损失，以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腾讯公司的微信、阿里巴巴的淘宝，掌握的活跃账户数近10亿，几乎涵盖了中国超半数网民的个人信息，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框架下，网络用户几乎是透明人，如何确保这些个人信息的安全？这是事关每一个网络用户的严峻问题。技术漏洞、商业交易等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存在风险，随着实名制的日渐深入，网民的个人隐私、生活方式等信息几乎完全暴露。这样巨大的隐患如果纯粹依赖运动式整治、事后追究来防范，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零散化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两岸社交媒介使用差异导致沟通难度较大

　　蓝皮书指出，所使用的社交媒介不一样，舆论场不同，两岸当前沟通难度较大。

　　自媒体时代到来后，从理论上说两岸同胞可以直接沟通，但现实是沟通较少也较难。

　　“在台湾的新媒体阵营中，line、脸书和PTT为主要平台。Facebook使用率高达65%，在2014年的反服贸运动以及2016年大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微信使用率仅1%，在两岸间为重要社交平台”。而大陆主要社交媒介是微信，日活跃用户数为7亿。新媒体网络互通时代，两岸所使用的媒介几乎不一样。

　　同时两岸各拥有两个舆论场，各自不同，加起来是四个不同的舆论场。大陆民间舆论场快速膨胀对官方声音形成冲击。政府的舆论引导稍显得应接不暇。官方舆论转而软化且以政治社会化形式出现，如《人民日报》办的侠客岛、上海的澎湃新闻，不再以官方名称和官方语气出现，且不局限于官方话题，转而以名称“软”，方式新媒体化、青年化，语言及议题角度更民间化的形式出现。而台湾舆论也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但非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而是政治舆论场和社会生活与安全舆论场。“2015年台湾舆情报告显示，社会讨论前20位的话题，首先是社会议题(20%)、公共安全(20%)、食品安全(15%)；其次是台湾政治包括选举(10%)、贪渎(5%）、政党角力(5%）三个子议题共占(20%)；再次是两岸关系及对外事务(5%)、岛外新闻(5%)、防务安全(5%)、教育政策(5%）及影剧娱乐(5%）”。纯选举的信息为10%，政治信息共占20%，而社会议题、食品安全、公共安全及防务安全占60%。因此形成了政党角力与社会安全两个舆论场。因此大陆为官方政策与民间生活，台湾为政党角力与社会安全，加起来共四个舆论场。大陆与台湾各议各题，甚至台湾为Facebook全球化占有率最高地区，但其舆论场没有被全球化。只有5%的岛外议题，议题讨论呈现内向性及全岛性。大陆与台湾所使用的社交平台不同，所讨论的话题也均未全球化，没有一致话题，也没有共同的舆论场，双方很难形成沟通。双方在出现矛盾与危机时话题一致，而舆论场不同，仍然是各说各话。如每年围绕“二二八事件”所展开的争议，以及曾经讨论现仍然余热未消的“茶叶蛋事件”、“周子瑜事件”、“反服贸”学生运动均是双方各自讨论得很热闹，但并没有形成广泛对话。

　　从双方舆论讨论热点来看，也存在共同特点，即对青年话题尤其青年价值观相关话题关注度均较高，如高中课纲事件、周子瑜道歉事件、帝吧出征事件等。因此，大陆舆论可以适时尝试抛出与两岸青年价值观相关话题，让话题来碰撞舆论场间相隔的墙壁。同时也可以用民间较活跃的经济交流来带动舆论沟通。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修正案。对这么大的政策台湾内部媒体报道并不充分，但大陆方可以利用新媒体及经济平台、影视传媒平台进行民间舆论传播。

　　半成品知识付费产品赚得盘满钵满，完善的在线教育产品却大多免费，局面尴尬

　　国内互联网在线教育起步并不晚，2010年前后，美国可汗学院的运营模式开始影响世界之后，中国就诞生了成百上千个在线教育机构，互联网巨头们，包括腾讯、网易、百度和新浪都纷纷入局，但这些年的发展一直是不温不火，以果壳为例，其基于MOOC（大规模在线公开课）提供学习服务的“MOOC学院”发展并不算顺利，反倒是另一个小产品在行的一个小探索分答火了，成了知识付费的引领者。这说明，并非用户不喜欢在线教育，而是现有的在线教育模式大多是把线下课程简单地搬到线上，难以满足大家对信息碎片化时代更高的学习效率和更强的学习目的性的要求。

　　现在一个尴尬的局面是，许多还是半成品的知识付费产品赚得盘满钵满，而相对较为完善的在线教育课程却大多还在走免费的路子。传统在线教育可以向新兴知识付费产品学习借鉴，比如更加突出名师的宣传和包装，将原本冗长的课程打碎提炼，融入直播、赞赏、问答等多种互动元素来提高在线教育的吸引力。

　　总之，走过一年多发展历程的知识付费产品，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的阶段，无论未来的发展态势如何，市场份额如何，这些新兴互联网知识付费产品带来的诸多创新方式，都值得更多行业学习借鉴。知识付费不是终点，而是用知识更好地服务各行各业的一个起点。

　　调查显示公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获得感高于个人获得感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倡举办的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为准确了解国内民众对“一带一路”和本次峰会的认知与态度，上海社科院舆情调查与研究中心于5月17日完成了对国内17个主要城市3000名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样本分布涵盖了京津冀（北京、天津、石家庄）、长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珠三角（广州、深圳）、中部（济南、郑州、武汉）、东北（哈尔滨、长春、沈阳）和西部（重庆、西安、兰州）等有代表性的地区。本次调查，从关注度、知晓度、满意度、信心度、获得感、信息需求、风险意识等各个方面，调查了被访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态度。调查结果表明，民众在面对这一国家重大外事活动时，充分展示了理性成熟的大国国民心态。

　　公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获得感高于个人获得感。“一带一路”是一个全球性的民生工程，民众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从中获益良多，但民众对国家的获得感明显高于个人的获得感。调查显示，民众认为“国家”“获得很多”或“获得较多”的超过八成五，达到87.3%。而认为“自己和家人”“获得很多”或“获得较多”的约为六成（60.8%），虽然比例也较高，但是明显低于对国家的获益感知。此外，低收入群体和东北地区民众，对“一带一路”的个人获得感相对较低。个人月收入在4000元及以下群体的获得感，明显低于个人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群体。东北地区民众的获得感则明显低于其他地区。

　　公众对“一带一路”信息需求迫切。随着“一带一路”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相关舆论报道激增，民众希望了解更多有关“一带一路”的权威信息。本次调查（多选题）对民众的这一期待进行了回应，结果发现，人们最想了解的信息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对国家发展有什么好处？（选择率为50.3%）；实施了哪些重大项目？（选择率为41.3%）；做了哪些重大规划？（选择率为39.2%）。其他依次是：对个人发展有什么好处？（选择率为37.9%）；中国对外投资的效益怎么样？（选择率为34.1%），面临着哪些重大的风险？（选择率为33.7%）；中国为实施一带一路投了多少钱？（选择率为29.1%）。这说明，人们对“一带一路”相关信息的透明化有着比较高的诉求，渴望获得一些权威的信息。

　　主流媒体报道的新趋向：“卖萌”

　　蓝皮书指出，纵观2017年《人民日报》的两会新闻报道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当属“卖萌”，这也是2017年两会新闻报道中各家主流媒体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近些年，各地党报都在尝试H5作品，让新闻报道更加鲜活起来，让高高在上的新闻报道变得可亲可敬，易于让受众更好地接受，达到应该达到的传播效果，避免单向度的传播。

　　新闻作品仅仅有H5的形式还不行，必须让新闻作品的传播内容、表达的语言都“萌起来”，这样才能使原来刻板的会议报道“活”起来。对于传统主流媒体而言，也就是要在时政报道上有所突破。李良荣教授认为，“时政报道不突破，我们国家的新闻改革难言成功”。在我国各级党报的新闻报道中，时政报道占有很大的比重，是党报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一块。新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时政报道。如果时政报道千报一面、千台一声，那么新闻改革如同镜中花，只是一句空话。

　　全国两会新闻报道，是时政报道的重中之重，是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备受媒体和受众的关注。《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核心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当前媒介融合大背景下，《人民日报》报道方针、报道理念、报道形式的改变，成为全国各级主流媒体密切注意的动向。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受众对信息公开的需求增加，主流媒体有能力、有必要为受众呈现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两会，满足受众的知情权，让两会的政策能够很好地落地。

　　但是，历年对两会的新闻报道仍沿用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时政新闻报道模式，融合新闻报道的力度不大，受众对两会新闻报道有一种刻板印象，同时，两会新闻报道本身存在严重模式化、与受众的互动性不强、报道方式陈旧等问题。

　　如何才能让两会新闻报道深入人心，使受众感兴趣、能接受、记得住？这不仅是《人民日报》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是全国各级主流媒体面临的问题。2017年8月CNNIC发布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一方面，中国网民的规模每年都在增大，另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的受众在不断减少。如何将这些受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党报上，吸引到主流媒体的新媒体上，只有不断改变老套的传播方式，革新传播理念，采取适合网民的话语表达方式、信息接收方式，才能做到有效传播。在这种技术与受众不断变迁的形势下，党报唯有选择改变，才能增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于是“卖萌”这种形式应运而生。

　　我国传统主流媒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应确保由媒体控制资本，而非资本控制媒体

　　近年来，非公资本进入我国传媒领域的外部环境不断改善。非公资本对传媒领域核心业务（新闻和出版）的介入受到严格限制，但在非核心领域的投资较为多元，实践领域呈现较为复杂的现状。综合国内外经验，蓝皮书认为相关政策制定应当对非公资本进入传媒领域保持开放态度，但考虑公共利益、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多种因素，依然要保护好核心领域主导权，尤其要对外资进入我国传媒领域做出适当限制。

　　我国传统主流媒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同时也具有维护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功能。在媒体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通过市场的配置，将“一股独占”或者“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社会化的股权结构，可以赋予传统主流媒体在经营上的灵活性，为媒体拓展产业链、拓展经营和发展空间不无助益。但非公资本进入传媒领域，其资本逻辑和传统主流媒体的经营逻辑必然发生不可避免的碰撞和彼此牵制。在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转型发展需要社会资本参与，但必须首先把握舆论引导主动权。努力确保传媒控制资本，而不是资本控制媒体，从而不忘守护公共利益、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