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9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攻关，具体由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负责研究的第十二部《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向社会公布。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江苏、广东和北京名列前三甲

　　蓝皮书对2015～2016年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综合排名。结果显示，2016年，江苏省、广东省和北京市名列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前三甲。

　　2016年全国31个省、区、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河南省、重庆市；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四川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江西省、吉林省、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黑龙江省、贵州省、山西省、海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2015年全国31个省、区、市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河南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安徽省、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河北省、辽宁省、江西省、陕西省、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贵州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云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2016年排位上升的有6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排位均上升了5位，吉林省上升了3位，重庆市上升了2位，湖南省和甘肃省均上升了2位；15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0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海南省，排位下降了5位，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陕西省均下降了2位，其他几个省、区、市都下降了1位。

　　2015-2016年期间，个别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的升降出现了跨区段变化，表现在重庆市由中游区跨入上游区，前进了2位，内蒙古自治区和吉林省由下游区跨入中游区，分别前进了5位和3位。湖北省由上游区跌入中游区，下降了1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由中游区降入下游区，分别下降了2位和5位。

　　从2015-2016年各省、市、区综合竞争力得分升降来看，全国31个省、市、区中有3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黑龙江省，增加了2.73分，其次是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都增加了1分以上。从全国平均分值来看，2016年为37.6分，与2015年相比，下降了1分。总体来看，2015-2016年全国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在注重十九大后中国区域发展的重点领域与战略方向的影响下，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出现了缓慢上升。

　　不同地区之间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分布很不均衡，2016年，得分最低的西藏自治区只有21.3分，不到第一名江苏省的一半。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集中在30-40分之间，整体分布都比较分散，而且呈现偏态分布。从2015-2016年的对比情况来看，各省份得分的分布情况变化不太大，其中得分在30-35之间的省份由10个减少到9个，在35-40之间的省份由8个增加到9个，其他得分区间的省份数量变化不明显。

　　相同区位内部的各省份的得分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样是处于上游区，排在第10位的重庆市与排在第1位的江苏省在评价总分值上相差了19.2分；但是处于中、下游区的省份综合得分比较接近，排位第11位的湖北省得分为37.4分，比排位第20位的陕西省仅多出4.3分，同样是处于下游区，排在第21位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比排在第31位的西藏自治区超出11.7分。处于上游区的10个省、区、市平均分值为48.1分，处于中游区的10个省的平均分值为35.7分，处于下游区的11个省、区、市的平均分值为29.9分，比差为1.64∶1.22∶1。

　　从全国区域间经济综合竞争力的综合测算和分差来看，2016年全国4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评价分值依次为：东部地区47.1分、中部地区36.3分、西部地区31.3分、东北地区33.9分，4大区域的分值比差为1：0.77：0.67：0.72，西部地区经济综合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与2015年相比，西部地区与东部的差距缩小了1分，表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

　　从2015-2016年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平均分值变化情况看，四个地区平均分值各有变化，其中东北地区平均分值上升最多，增加了0.22分；中部地区平均得分下降了1.51分，而东部地区平均得分下降了1.61分。由此反映出我国四大区域板块经济综合竞争力变化出现了分化现象，四大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的协调性还有待提高。

　　从全国四大区域内部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差异分析来看，表现为以下特征：

　　（1）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处于中游区以及海南省处于下游区，其他8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上游区，并且排位比较稳定，基本上排位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说明东部地区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就是同样处在上游区的省份，，另外同样处在上游区的省份，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竞争力得分结果显示，除江苏省以外，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得分都在50分以上，福建省得分相对较低。

　　（2）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河南省处于上游区，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4个省都处在中游区。与2015年相比，2016年安徽省的综合排位下降了2位，其他省份排位都有所变化。从竞争力得分来看，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得分差距较小，这说明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尚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内部的6个省份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各个省份分别处于上游区、中游区和下游区。从地区内部的排位变化来看，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相对变化不明显。

　　（3）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但是也有个别省份处于中游区，如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中游区，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地位。从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只有东部地区得分的67%，表明其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竞争力劣势就不太明显。从2015-2016年得分变化来看，西部地区平均得分有所下降，但幅度比较小。同时，延续了往年的变化趋势，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西部地区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内部来看，各省份之间的差距也是很明显的，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的变化。

　　（4）东北地区3个省份相对于其他地区，2016年竞争力有所上升，辽宁省仍然处于中游区，但吉林省升入中游区，黑龙江省虽然仍然处于下游区，但排位的上升幅度较大。从东北地区内部来看，三个省的排位是比较接近的。

 

　　省域宏观经济竞争力排名，广东、江苏、上海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宏观经济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排序是广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处于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重庆市、湖北省、四川省、河北省、安徽省、江西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海南省、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辽宁省、青海省、云南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1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7位），其他依次为甘肃省（5位）、重庆市（4位）、湖南省（2位）、河南省（2位）、江西省（2位）、陕西省（1位）、海南省（1位）、广东省（1位）、山东省（1位）；有9个省、区、市的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1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10位），其他依次为安徽省（6位）、青海省（4位）、广西壮族自治区（3位）、山西省（2位）、湖北省（2位）、云南省（2位）、北京市（1位）、江苏省（1位）、贵州省（1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位）。

　　经济实力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河南省、上海市、福建省、天津市、北京市、湖南省。

　　经济结构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江苏省、浙江省、天津市、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四川省。

　　经济外向度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海南省、辽宁省。

　　省域产业经济竞争力排名，江苏、山东、广东居前三位

　　省域产业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是根据产业经济竞争力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对采集到的2015～2016年全国31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了统计整理和合成。省域产业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农业竞争力、工业竞争力、服务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产业经济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天津市、北京市、河南省、福建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内蒙古自治区、湖南省、河北省、重庆市、安徽省、吉林省、四川省、江西省、陕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海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西藏自治区、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青海省、山西省、甘肃省。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0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4位），其他依次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位）云南省（2位）、广西壮族自治区（2位）、福建省（2位）、陕西省（1位）、江西省（1位）、上海市（1位）、黑龙江省（1位）；14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其他7个省份排位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9位），其他依次为贵州省（4位）、内蒙古自治区（2位）、吉林省（2位）、天津市（1位）、四川省（1位）、青海省（1位）。

　　从农业竞争力来看，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山东省、黑龙江省、江苏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湖南省、上海市、福建省。

　　从工业竞争力来看，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南省、天津市、福建省、上海市、湖北省、河北省。

　　从服务业竞争力来看，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河南省、四川省、湖北省。

　　从企业竞争力来看，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广东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重庆市。

　　省域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排名，北京、广东、内蒙古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可持续发展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排序是北京市、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山东省、黑龙江省、天津市、四川省、辽宁省、陕西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山西省、上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苏省、海南省、湖南省、福建省、重庆市、河南省、云南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安徽省、吉林省、湖北省、江西省、贵州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北省、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0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10位），其他依次为广东省（9位）、浙江省（9位）、上海市（8位）、山西省（5位）、云南省（3位）、宁夏回族自治区（2位）、贵州省（2位）、广西回族自治区（2位）；8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4个省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福建省（11位），其他依次为安徽省（9位）、天津市（5位）、江苏省（5位）、海南省（5位）、河北省（3位）、黑龙江省（3位）、陕西省（3位）、河南省（2位）、湖南省（2位）、吉林省（1位）、湖北省（1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位）。

　　在资源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黑龙江省、青海省、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林省、云南省、海南省、辽宁省。

　　在环境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浙江省、陕西省、北京市、湖南省、江西省、重庆市、广东省、福建省。

　　在人力资源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广东省、天津市、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浙江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

　　省域财政金融竞争力排名，北京、上海、广东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财政金融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四川省、贵州省、安徽省、福建省、河南省、重庆市、海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云南省、山西省、青海省、陕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江西省、甘肃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2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22位），其它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14位)、宁夏回族自治区（7位）、安徽省（7位）、河北省（7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5位）、吉林省（5位）、云南省（4位）、河南省（2位）、山东省（2位）、黑龙江省（2位）、青海省（1位）；6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3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西藏自治区（20位），其他依次为江西省（11位）、湖北省（11位）、湖南省（6位）、甘肃省（6位）、陕西省（5位）、山西省（4位）、福建省（4位）、海南省（4位）、天津市（2位）、重庆市（2位）、四川省（2位）、广西壮族自治区（1位）。

　　在财政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贵州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天津市、辽宁省。

　　在金融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

　　省域知识经济竞争力排名，广东、江苏、北京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知识经济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上海市、河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湖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天津市、陕西省、四川省、重庆市、福建省、江西省、山西省、辽宁省、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为：贵州省、甘肃省、吉林省、云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排位上升的有8个省、区、市，上升幅度都不大，依次为安徽省（4位）、湖北省（2位）、青海省（1位）、甘肃省（1位）、陕西省（1位）、重庆市（1位）、海南省（1位）、广东省（1位）；15个省、区、市的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8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天津市和四川省（3位），其他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1位）、吉林省（1位）、江苏省（1位）、福建省（1位）、湖南省（1位）、西藏自治区（1位）。

　　在科技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山东省、浙江省、天津市、安徽省、河南省、重庆市。

　　在教育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浙江省、贵州省、山西省、四川省。

　　在文化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湖南省、河南省、湖北省、辽宁省。

　　省域发展环境竞争力排名，上海、江苏、浙江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发展环境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广东省、天津市、湖北省、山东省、福建省、河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辽宁省、安徽省、重庆市、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山西省、河南省、湖南省、陕西省、江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省、海南省、青海省、四川省、吉林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2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黑龙江省（7位），其他依次为贵州省（4位）、湖北省（3位）、江苏市（3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位）、上海市（2位）、海南省（1位）、内蒙古自治区（1位）、陕西省（1位）、宁夏回族自治区（1位）、安徽省（1位）、浙江省（1位）；5个省、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4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广东省（4位），其他依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3位）、青海省（3位）、四川省（3位）、北京市（2位）、山西省（2位）、江西省（2位）、云南省（2位）、山东省（1位）、福建省（1位）、河北省（1位）、重庆市（1位）、河南省（1位）、湖南省（1位）。

　　在基础设施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福建省、辽宁省、河北省。

　　在软环境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江苏省、北京市、浙江省、湖北省、天津市、上海市、贵州省、广东省、山东省、宁夏自治区。

　　省域政府作用竞争力排名，江苏、浙江、天津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政府作用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江苏省、浙江省、天津市、山东省、辽宁省、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河北省、福建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安徽省、四川省、重庆市、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黑龙江省、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南省、陕西省、湖北省、江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4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为重庆市（6位），其他依次为贵州省（5位）、广西壮族自治区（4位）、宁夏回族自治区（4位）、黑龙江省（3位）、福建省（3位）、天津市（3位）、陕西省（2位）、四川省（2位）、湖南省（1位）、内蒙古自治区（1位）、吉林省（1位）、北京市（1位）、江苏省（1位）；排位没有变化的有7个省、区、市；排位下降的有10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海南省（11位），其他依次为江西省（8位）、山西省（5位）、广东省（3位）、湖北省（3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位）、浙江省（1位）、上海市（1位）、安徽省（1位）、河南（1位）。

　　在政府发展经济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山东省、江苏省、福建省、天津市、浙江省、广东省、安徽省、上海市、河南省、湖北省。

　　在政府规调经济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江苏省、吉林省、贵州省、安徽省、河北省、河南省、辽宁省。

　　在政府保障经济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广东省、上海市、辽宁省、北京市、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海南省、江苏省、天津市。

　　省域发展水平竞争力排名，上海、江苏、广东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发展水平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天津市、重庆市、山东省、福建省、河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江西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四川省、河北省、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陕西省、吉林省、辽宁省、贵州省、海南省、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0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山西省（5位），其他依次为贵州省（2位）、陕西省（2位）、河北省（2位）、甘肃省（1位）、宁夏回族自治区（1位）、广西壮族自治区（1位）、四川省（1位）、湖南省（1位）、河南省（1位）；有13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8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辽宁省（8位），其他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2位）、吉林省（2位）、江西省（1位）、湖北省（1位）、海南省（1位）、黑龙江省（1位）、青海省（1位）。

　　在工业化进程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河南省、重庆市、天津市、北京市、四川省、福建省、安徽省。

　　在城市化进程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山东省、江西省。

　　在市场化进程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重庆市、广东省、江西省、北京市、河北省、福建省。

　　省域统筹协调竞争力排名，天津、吉林、黑龙江居前三位

　　2016年全国各省、区、市统筹协调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是：天津市、吉林省、黑龙江省、青海省、江苏省、北京市、上海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广东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排序为：浙江省、福建省、湖南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山西省、重庆市、四川省、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安徽省、陕西省、江西省。

　　与2015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2个省、区、市，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黑龙江省（26位），其他依次为：吉林省（20位）、甘肃省（19位）、内蒙古自治区（17位）、青海省（15位）、西藏自治区（12位）、山西省（9位）、天津市（9位）、上海市（8位）、山东省（5位）、河北省（3位）、浙江省（2位）；有1个省、区、市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8个省、区、市，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云南省（17位），其他依次为：贵州省（15位）、湖北省（15位）、四川省（12位）、海南省（12位）、广西省（11位）、安徽省（11位）、重庆市（10位）、江西省（10位）、福建省（6位）、北京市（5位）、广东省（5位）、湖南省（5位）、陕西省（4位）、辽宁省（3位）、河南省（2位）、江苏省（1位）、宁夏回族自治区（1位）。

　　在统筹发展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青海省、广东省、甘肃省、黑龙江省、浙江省、吉林省。

　　在协调发展竞争力方面，2016年排在前10位的省、区、市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贵州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陕西省。

　　“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

　　蓝皮书认为，十九大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十九大报告敢于直面问题，直指矛盾，直推对策，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新判断，必将凝聚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改革、创新、开放、民众、自信、绿色将构筑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并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水平。

　　报告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着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支撑，将围绕着以下几个重要领域开展经济建设：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结构平衡。包括继续深入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构建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和政府全社会参与的质量治理机制；从规模速度型往质量效益型、模仿跟踪型往创新型、GDP导向引领型往可持续制度引领型、传统低端产业往新兴高端产业、粗放型增长往集约型增长转变过程中形成新动能；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包括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融合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多种领域的创新生态系统；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等。三是构建区域联动发展新机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包括编制实施城市群规划、中心城市规划、专业特色小镇规划等重点培育发展城市群和新生中小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四大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建设，优化经济发展格局；坚持陆海统筹，提升海洋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地位等。四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包括进一步加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探索自由贸易港的建设以实现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

　　报告进一步指出，十九大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架构起总体的框架，即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总纲领，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引导，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为动力源，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归宿点，使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影响、中国特色、中国气势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样板，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中国贡献。“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主要是：

       1. 在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找动力。着眼于挖掘内生增长动力，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布局中孕育核心动力，瞄准当前国际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前沿，提前部署，抢抓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机遇，选择国际优质的发展动力输入，形成以内生动力为主，内外联动的动力体系。

       2. 在做大做强实体经济中夯基础。以制造业为主战场，做大制造业的体量和质量，要善于利用创新、敢于主动创新，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差异化、绿色化转变。

       3. 在建设协同发展产业体系中强支撑。把各个生产要素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特别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科技创新、金融、人才等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形成分工有序、效用交错的格局，在产业融合中强化产业支撑体系。

       4. 在内外区域经济布局调整中拓空间。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打造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区新开放高地，深化我国与相邻国家或沿线国家合作的领域，构建区域经济发展合作联盟，在内外空间的拓展中使中国真正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5. 在优化市场宏观环境和培育微观主体中激活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使各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给予企业更大的经营决策自主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6. 在统筹经济发展与建设美丽中国中谋和谐。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前提上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维护生态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和谐。

       7. 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赢民心。经济发展要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让人民群众有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好的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受尊重的地位。

       8. 在培育国际经济竞争特色优势中筑地位。立足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将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创新优势与现代经济发展新动能的融合，在传承与开拓中凝聚成中国经济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

　　“十九大”后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与新动能

　　蓝皮书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做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在我国区域发展方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举措，促进我国区域发展呈现新格局，释放新动能。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九大”对中国区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这也是“十九大”后中国区域发展的新格局。

　　“十九大”报告对我国区域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确立的新格局，将更好地培育和释放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动能。首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不平衡的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能够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因此，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丰富和完善了原有的区域发展战略，必将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其次，加快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释放区域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要在创新引领领域形成新动能。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今后较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和主攻方向。区域创新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提供支撑和保障。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积区域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列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有利于蓄积区域发展新动能。第四，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孕育区域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当前，全球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全球经济正面临着绿色转型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的绿色转型也正进入快车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构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以及有利于绿色消费的行为模式和制度体系，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各地区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发展的目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必将孕育区域绿色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最后，着力优化对外开放格局，打造区域发展新动能。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强调“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十九大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全面开放、深度开放、高水平开放的新阶段，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各地区将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开放中培育和打造区域发展新动能。

　　十九大报告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于增强我国区域发展协同性、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按照十九大战略部署，加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1、 瞄准短板，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将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放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优先位置，凸显了我们党对老少边穷地区的重视。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实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重点就在于老少边穷地区。

       2、 优化措施，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核心是要实行分类指导，优化调整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3、 聚焦关键，着力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联动性、整体性，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应加大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建设力度，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引擎，协调解决跨区域发展中的制度性难题，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关系。

       4、 合理布局，重塑新型城镇化发展新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一步明确了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路径和重点任务，强调了城市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地位。要按照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要求，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持续推进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北部湾等城市群建设，形成一批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群。

       5、 突出重点，发挥重大区域战略引领作用。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为主的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对于推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6、 陆海统筹，全面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要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着力推进海洋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调整海洋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促进海洋产业集聚融合发展，积极延伸高端产业链，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实现海洋经济提质增效。

　　“十九大”后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发展

　　蓝皮书认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重大战略判断，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我国产业健康发展，使经济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进一步开放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然而，当前我国产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产业升级依然是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同时还存在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不合理，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走出去准备不足，未能有效对接开放需要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这一关口的迫切要求。这些科学论断既为我国产业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其一，经济发展新形势，需要更加健康现代的产业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建设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牢靠的物质保障。

　　其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赶超战略，需要产业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需要不断丰富中国制造、中国智造的内涵，为中国产业和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提供战略支撑。

　　其三，全面实现现代化，需要产业协调快速发展。在推进产业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要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对于不同区域的定位，精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发展格局，推进区域合作共赢，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其四，深化推进供给侧改革，需要加快调整产业升级步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其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打造新型农业产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此，今后我国产业发展方向应是：

       1.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就如何处理新“四化”关系、推进新“四化”同步发展指明方向。与西方发达国家选择“串联式”的发展过程不同，作为后进国家，我国选择的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2. 深化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快实现产业的创新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来化解经济中出现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要求通过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要求利用新技术跨界融合加速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

       3. 推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强调取长补短、精准定位、区别发展，注重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

       4. 建立更加开放的现代产业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努力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基于上述产业发展方向，“十九大”后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应是： 1.战略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加快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2.现代服务业。十九大报告关于服务业的各种论述，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激活我国现代服务产业的生产力，优化我国服务贸易整体产业链的市场环境。3.先进制造业。对于当前较为领先的制造业领域，包括航空器和航天器制造、高铁、核电设备制造、特高压输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等，要不断应用新技术继续提升这些行业的竞争力，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还要注重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这一主题，从强调单一增长调整为强调制造业质量提升，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推进传统产业的现代化发展。4.绿色产业。我国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这就意味着产业的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绿色产业必将在十九大后蓬勃发展。5.新型农业。实现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发展新型农业。未来5年农业资本、农村新能源、土地资源、农机农服项目、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10大农业产业项目将会快速发展。

　　为推进我国产业健康发展，首先，需更新发展理念，统筹规划产业政策，引领产业发展方向。坚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环境共同发展的理念，构建和完善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产业政策体系，引导产业健康、绿色发展。其次，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升经济结构档次。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有效提升产业效率和竞争力，从传统的低端制造业经济向现代服务型与科技型制造业经济转型。再次，强化科技人才支撑，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实施人才引进和培育工程，大力建设人才发展平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最后，谋求国际合作共赢，打造产业开放新格局。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合作共赢意识，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

　　“十九大”后中国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

　　蓝皮书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企业总体竞争力虽然有所起伏，但转型发展初具成效，规模和效益稳步增长。企业创新投入热情持续高涨，创新产出取得突破进展，开始从依赖规模扩大实现的增长转向依靠创新实现的增长。大量中国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走出去”战略从产品和劳务的全球贸易发展到全球配置资源的新阶段。

　　报告深入分析了“十九大”报告对中国企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针对这些新要求，报告进一步预测了未来五年中国企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首先，先进制造企业培育，建设制造强国。行业龙头企业应联合国内外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聚焦行业发展短板，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重点加强“四基”创新能力建设。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

　　其次，文化企业做强做大，提升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通过提升文化产品的内涵和质量，加强数字文化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激发各类文化企业的发展活力，实现文化企业提质增效。同时培育文化企业发展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拓展文化企业国际化发展新空间。

　　再次，新型服务业大发展，为人民提供美好服务。利用共享经济的新理念，广泛应用新技术，拓展新模式。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丰富了用户体验。采用区块链的分布式和一致性存储系统有力地解决交易过程中的安全、信任问题。利用物联网推动共享经济企业整合分布式和碎片化资源。推动跨境电商规范发展、创新发展、国际化发展。

　　随次，民生企业提质增效，提升民众获得感。食品企业应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医药企业紧跟国际医疗技术进步方向，医药企业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互联网教育企业为民众接受教育打开新通道，让优质教育资源向广大民众开放。

　　最后，环保能源企业创新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保驾护航。坚持创新引领、重点突破发展，攻克一批节能技术装备、环保技术装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装备的核心技术。能源企业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能源企业共同推进跨境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的升级改造合作，同时以重大能源合作项目为抓手，加快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报告在最后提出“十九大”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

       1、 发挥互联网在共享、协调和普惠方面的基础作用。第一，利用互联网拓宽“共享经济”的边界，开创新商业模式，协调供需不平衡的矛盾。第二，利用互联网缩短产销链条，革新产品供应链，协调供需脱节的矛盾。第三，利用互联网的自我优化，打造互联网服务平台，协调互联网服务本身的供需矛盾。

       2、 发挥大数据在创新、改革、消费升级方面的驱动作用。利用大数据寻找服务和产品创新的机会，驱动企业战略决策模式转变，挖掘消费需求推动消费升级。一方面，企业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价值，挖掘客户交互数据，准确把握现有顾客需求变化和细分市场，使产品和服务的定位更加精确。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推动企业决策模式变革，从营销环节推广到核心流程再造和运营模式重塑，从而不断提升企业在新时代的运作效率和适应能力。

       3、 发挥人工智能在绿色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导向作用。技术层面要注重技术攻坚和行业规范制定，围绕深度学习、统计学习、生物信息识别、智能信息处理、新型人机交互及智能芯片设计与制造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技术攻坚。平台层面注重产品布局和支撑平台建设，依靠人工智能应用产品层面的广布局、深积累，打造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智能生活和智能社会体验。应用层面注重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制造和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传统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跃升。

       4、 发挥国企改革在推动攻坚、开放、共赢、稳定方面的龙头作用。实施分类改革，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强强联合，整合资源，调整结构，谋划全球布局；引入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民营资本共赢的基础上，释放国有企业的债务压力；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制度，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5、 建设绿色低碳循环生产，满足绿色低碳生活需要的社会企业。十九大后，我国的企业要从生产过程、生产产品和生产目的三方面入手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满足绿色低碳生活需要的一流企业。建设绿色低碳循环生产体系，打造满足绿色消费需求的产品体系。

       6、 重视基础和前沿研究，建设满足新消费需求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新需求和新消费转变，呈现出新消费对象，新消费渠道和新消费方式三个方面的特征，要求中国企业突破当前同质化竞争的发展瓶颈，通过新一轮的差异化竞争构建动态能力。这需要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包括技术研发、市场研究、产业链整合以及组织管理的研究，把握企业发展的阶段和战略，分析当前我国市场消费者。

　　“十九大”后中国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

　　蓝皮书认为：“十八大”后，各级政府深入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狠抓发展质量，扎实推进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绿色发展初见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变大国为强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启动；二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能源结构优化持续进行；三是新能源汽车、公共交通发展迅速，绿色消费模式不断深化；四是强化防治、严格监管，环境治理初见成效；五是设立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正式启动。

　　发展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涉及制度、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要想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还需要解决以下四个主要问题：一是法律体系仍需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二是政策支持有待加强；三是绿色金融有待发展；四是绿色理念有待进一步推广。

　　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绿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有效解决新时代面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驱动，坚持绿色治理，加快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大力推进以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加快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本报告认为我国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要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把握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做好新动能加法和淘汰落后产能减法，运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建成一批生态农业、绿色工业和相关服务业，促进绿色产业一体化发展。此外，以发展高端高质高效产业为切入点，推动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突出发展文化产业、生态旅游、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再制造、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兴业态，加快培育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集群化、规模化、低碳化发展。在构建绿色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政府要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能，为绿色产业发展提供大力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激励。

　　二是要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在该体系中，企业是创新主体、研发机构是新技术的生产者、技术中介是技术扩散者、政府是体系网络的协调者、金融机构是创新体系的枢纽。要协调这些方面的关系，不断推进绿色技术与市场的结合，加快技术创新成果的产品转化与产业形成，突破机制体制壁垒，使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有着实质性的进展。

　　三是要构建绿色能源体系。围绕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矛盾和不足，加快推进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促进节能优先，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绿色低碳能源发展，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进而实现能源系统的优化发展。

　　四是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要更加重视环境和金融之间的联系，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深层次创新。一方面，政府要更加细化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还要充分协调政府、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各方关系，形成自下而上的绿色金融发展合力。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要充分优化自身资源配置，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开发出新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和服务手段，为企业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以解决企业绿色金融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对于其他行业而言，需要不断提升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意识，加大绿色投资，逐渐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五是构建绿色社会体系。推动全社会每个人都参与到绿色发展中来，形成全社会的绿色价值取向、绿色思维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从整体上推进绿色发展。

　　围绕这五个重点领域，本报告认为我国绿色发展的方向和动力有四个方面：

　　首先，要推动绿色发展市场化。在明确界定自然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权基础上，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各种类型自然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构建高效的生态环境资源要素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生态补偿等调控手段，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市场化微观激励效应相协调，有效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效率，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

　　其次，要推动绿色发展法治化。要继续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法治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持续开展全民绿色发展法治教育，引导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绿色发展法律教育机制。要持续完善“顶天立地”的绿色发展法制体系，全面推进生态领域专门法律法规法规、环境领域专门法律法规、资源领域专门法律法规及生态破坏侵权责任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此外，要持续提高令行禁止、公正司法的法治执行力。

　　再次，要推动绿色发展协同化。要加快打破制度、产业、区域及社会间的界限和壁垒，进行协同治理。要加强绿色发展的制度协同创新，强化系统思维把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两条主线融入国民经济各方面；要加强绿色发展的产业协同化，推动各产业内部的企业间同类资源共享或异类资源互补形成共生体，进而促进内部或外部、直接或间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要加强绿色发展的区域协同，建立增强地方政府互动，决策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平台，加强地区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同联动，形成区域绿色发展合力；要加强绿色发展的社会协同，推动全社会各阶层协同共治、共同尽责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绿色经济高速发展。

　　最后，要推动绿色发展国际化。要积极借鉴国际上绿色发展的做法和经验，并与中国具体国情有机结合，不断丰富我们推进绿色发展的方法和举措，加快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金砖国家等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绿色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