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4日，由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河北经济蓝皮书：河北省经济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河北工业大学举行。本报告由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北省新型智库培育单位和河北省软科学基地“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河北经贸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撰写而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三大标志性节点：一是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自此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二是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重要阶段；三是2017年4月1日，河北雄安新区正式设立，标志着当前京津冀协同一体化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有必要的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总结。有鉴于此，该书在进行广泛调研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京津冀三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对协同发展阶段性进展及未来发展思路进行了全方位解读。全书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报告等三部分组成，共13篇研究报告。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做了深刻地剖析，也对京津冀协同的发展趋势做了前瞻性预测，并对一些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总报告构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评估并对比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在创新协同发展、产业协同发展、交通协同发展、生态协同发展、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和市场协同发展六个领域近10年期间的进展与不足：从地区角度来看，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综合指数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增长速度相对平稳，这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形势稳定并且战略实施已经取得了成效；然而，也应看到天津、河北两地在协同发展指标得分上面远远落后于北京，并且天津、河北与北京的差距并未缩小，部分时期的差距甚至在逐渐拉大。一方面，由于天津、河北地区的资源禀赋在一开始便落后于北京，“输在了起跑线上”；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各地对于协同发展战略存在着执行缺陷，北京地区对于天津和河北的辐射带动效应不足。地区之间差异难以缩小的问题将是今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值得注意与反思的问题。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近期目标是在产业、交通、生态三大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4-2016的三年间，在产业一体化方面，京津冀三地差异化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产业链对接延伸初见成效，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建设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在交通一体化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率先发布，区域交通网络正由“单中心放射状”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的网络化格局转变；在生态一体化方面，通过多部门联动，京津冀三地联合出台了诸如《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实施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生态率先突破框架协议》等多项政策，并在工业能耗、节能减排、大气治理城市生态系统还原等多个方面取得突破进展。

　　为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一方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布局，雄安新区将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并作为一个反磁力中心，减弱北京对资源要素的强大吸引力，有效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另一方面，还将带动雄安周边乃至整个河北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失衡问题。可以说雄安新区的设立盘活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盘棋。然而，如果只注意到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而忽视这里是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就看不到雄安新区设计初衷的根本所在。雄安新区的设立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服务京津冀。它更长远的战略意义，在于探索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成为引领全国创新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2017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产业、交通和生态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的节点年，分报告分别围绕京津冀产业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生态一体化及地区创新发展进行论述，探讨了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现状及趋势、互联网发展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影响、高铁联网对京津冀城市群时空格局重塑、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时空格局及污染治理及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和产业一体化等重大命题。

　　专题报告则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进行了研讨，分析了创新驱动与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与京津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与津冀协同引领、“环京津贫困带”发展出路、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河北省县域农业生产等核心专题。

　　四年来，天津日益完善自己“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就天津地区来说，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天津市携手北京市、河北省在产业、交通、生态三大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大力推动协同发展。四年来，天津日益完善自己“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即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空间布局，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四年来，天津坚决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积极支持北京疏解整治工作。滨海新区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累计引进疏解项目2500余个，协议投资额逾3500亿元。2016年11月22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正式揭牌，目前已引进2900余个项目，新增注册企业累计319家。交通方面，京津冀三地高速ETC收费已实现全覆盖，并且有13个以上的地级市城市交通一卡通实现了全覆盖。随着京唐城际、京雄城际以及京雄、京张高铁的陆续建成，“三地半小时的通勤圈将会初步形成”。天津与河北深化港口群合作，在北京、河北建立了一批无水港，大幅提高了通关效率。生态领域，天津携手京冀大力推进污染联防联控联治：目前，京津冀“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出台；京津风沙源治理造林5.77万亩；2017年上半年，天津与河北正式签订《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共护水环境……目前区域内大气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比2013年下降39.6%，天津市PM2.5浓度降至62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35.4%。天津能耗逐年降低，2017年天津市28个工业行业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天津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存在与区域发展悬殊、产业同构加剧、环境问题依旧严重的问题

　　在肯定天津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总报告也指出天津市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一是区域发展差距悬殊。京津冀三地，尤其是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差距过大一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致力解决的问题。2014年北京、天津的人均GDP分别为河北的2.50、2.63倍，到2017北京、天津的人均GDP为河北的2.69、2.48倍，三地差距并未明显缩小，依旧悬殊。二是产业同构加剧。2014-2016年京津、津冀三次产业同构系数分别由0.871上升到0.897、由0.974上升到0.976。三是环境问题依旧严重。天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依然十分严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超过环境容量，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2017年天津PM2.5浓度降至62微克/立方米，但仍超国家标准（35微克/立方米）0.77倍，NO2年均浓度为50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40微克/立方米）0.25倍，PM10超过国家标准（70微克/立方米）0.34倍。

　　天津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蓝皮书认为天津市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联合北京进行“双城联动”，深化各领域对接合作，共同发挥双引擎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的共赢发展。二是滨海新区要注意加强与雄安新区间的互促互动。滨海新区要站在京津冀整体，而非只是天津市的视角上，以高标准的雄安新区为标杆，进行高起点谋划，全面再造和升级。注重加大与雄安新区的全面合作，如利用港口优势，为雄安提供更便捷的“海上门户”，从而实现与雄安新区的互促互动、开放共赢。三是创新驱动，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止科技创新，还要进行制度创新等全方面的改革创新。四是加强天津自贸区制度创新建设，并推动创新成果向京津冀其他地区延伸推广，打造高水平的为对外开放平台，为推动京津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做出贡献。

　　2007-2016年，京津冀互联网普及率增长趋势非常明显，但天津始终落后于京冀两地。

　　在2007-2016年之间，天津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始终落后于北京与河北地区。从2009年开始，河北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增长率开始高于北京、天津两地，在2009年-2016年之间，河北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始终居于三地之首。从平均水平看，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平均率呈上升状态，表明京津冀区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即互联网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2012-2015年，天津互联网经济产值超越北京，位于京津冀第一位

　　在分析互联网经济产值（iout pval）时，用通过CPI调整的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利润总额来衡量。在2007-2011年之间，北京的利润总额始终位于第一，天津居于第二，而河北始终名列最后；从2012-2015年，天津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利润总额开始超过北京地区进而居于第一，北京居于第二，河北始终居于第三并且落后京津两地的幅度很大。在2012-2015年之间，北京的利润总额始终徘徊在2007年的水平附近，而天津和河北的利润总额与2007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倍甚至更高，但河北的利润总额仍大幅落后于北京地区。

　　自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三地携手在产业、交通、生态三大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大力推动协同发展。四年来，三地日益完善各自的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核心功能，优化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四年来，北京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1992家，调整疏解各类区域型专业市场594家。同时高速发展高精尖产业，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北京创新资源外溢不断提速：2017年1-11月输出到津、冀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52.2亿元，同比增长32.8%；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公司、子公司累计达到3049、3100家。其中曹妃甸示范区累计签约北京项目129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累计319家。交通方面，京2014年以来已经打通了京台、京港澳、京昆、首都地区环线等12条高速“断头路”和干线公路“瓶颈路”，共计1400余公里，通车里程达到6500公里。到2017年底，京津冀区域内，高速公路“断头路”成为历史。三地高速ETC收费已实现全覆盖，且有13个以上的地级市城市交通一卡通实现了全覆盖。随着京唐城际、京雄城际以及京雄、京张高铁的陆续建成，“三地半小时的通勤圈将会初步形成”。生态领域，三地携手大力推进污染联防联控联治：目前，京津冀“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2017年上半年，河北省与天津市正式签订《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2017年，河北省还完成张家口冬奥会赛区及周边万亩以上造林工程片区建设31处，京津保平原生态过渡带造林绿化81万亩，太行山绿化237万亩……目前区域内大气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017年京津冀区域PM2.5浓度比2013年下降39.6%。三地能耗逐年下降，2017年北京、河北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7.3%、5.0%。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几点建议

　　蓝皮书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北京、天津进行“双城联动”，深化各领域对接合作，共同发挥双引擎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势互补的共赢发展。二是加强滨海新区与雄安新区间的互促互动。尤其是滨海新区要站在京津冀整体，而非只是天津市的视角上，以高标准的雄安新区为标杆，全面再造和升级。并注重与雄安新区的全面合作，实现互促互动、开放共赢。三是加强对外开放，推动天津自贸区制度创新建设，并引导创新成果向京津冀其他地区延伸推广，打造高水平的为对外开放平台，为推动京津冀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做出贡献。四是创新驱动。进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全方面的改革创新，通过协同发展与创新驱动，将京津冀打造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应对全国化新挑战。

　　京津冀三地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制造业互补性较强，三地对产业分工协作的需求迫切

　　京津冀三地所处工业化阶段不同，制造业互补性较强，制造业发展重心不同，三地对产业分工协作的需求迫切。

　　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的中心地位，农业所占比重较小，现代服务业和科技相对发达，产业结构呈现出“三二一”的模式，处于后工业时代。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存在产业结构梯度，为京津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基础。

　　京津冀制造产业转移，面临企业制造网络弱、空间制约、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转型不足的问题

　　（1）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优势突出，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京津冀三地企业制造网络弱，持续创新能力亟需提升。

　　京津冀三地制造业细分产业结构差异较大，三地制造产业占比呈现显著不同。然而，京津冀区域内创新分工格局尚未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科技资源共享不足，三地科技创新协同转化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任务比较艰巨。

　　（2）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三地城市梯度层次差异较大，从空间上制约了制造业协同发展。

　　北京和天津分别为京津冀特大城市，而中间层的大城市数量过少，人口在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仅有唐山市一个，城市群主要为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没有形成有效承接京津制造业的次级核心，区域间难以形成深度梯度合作。

　　（3）京津冀制造业智能化具备一定基础，但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还有提升空间，尤其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转型还远远不足。

　　从京津冀协同体系来看，由于京津冀三地科技资源共享不足，缺少跨省级的信息化协同平台，北京先进的信息技术无法有效联接津冀制造产业链各环节，智能化与产业链对接不充分。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与协同发展思路与突破

　　（1）进一步完善京津冀政府间高层协作机制，加强三方政府间联动长效合作，探索创新功能区共建和跨域管理体制，构建京津冀创新资源“汇集区”和创新成果的“扩散源”，建立承接制造产业转移园与产业转移示范区，形成若干具有鲜明发展特色和竞争力的制造产业集群。

　　（2）进一步打破京津冀制造产业行业同构导致资源错配，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降低区域间经济联系的交易成本。将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与区域协同发展相结合，逐步形成地域分工合理、产业间联系紧凑的区域制造产业链布局,降低市场准入和退出门槛。

　　（3）树立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理念，打造新的京津冀制造产业循环路径与网络，实现整个区域产业“共赢发展”。

　　（4）加快完善京津冀三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围绕京津冀制造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领域，加强污染防治、环境标准对接、环保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制定促进制造企业技术进步的产业技术政策，完善京津冀区域合作项目实施生态化保障机制。

　　2007-2016年，京津冀互联网普及率增长趋势非常明显，河北表现得尤为抢眼；京津冀三地互联网经济产值不断提升，但河北始终落后于京、津两地

　　在2007-2016年之间，天津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始终落后于北京与河北地区。从2009年开始，河北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增长率开始高于北京、天津两地，在2009年-2016年之间，河北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始终居于三地之首。从平均水平看，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平均率呈上升状态，表明京津冀区域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即互联网的影响在不断增强。

　　在分析互联网经济产值（iout pval）时，用通过CPI调整的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利润总额来衡量。在2007-2011年之间，北京的利润总额始终位于第一，天津居于第二，而河北始终名列最后；从2012-2015年，天津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利润总额开始超过北京地区进而居于第一，北京居于第二，河北始终居于第三并且落后京津两地的幅度很大。在2012-2015年之间，北京的利润总额始终徘徊在2007年的水平附近，而天津和河北的利润总额与2007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了1倍甚至更高，但河北的利润总额仍大幅落后于北京地区。

　　互联网对工业部门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着行业差异，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最大，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影响其次，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却产生了负向影响

　　本报告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对工业部门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对工业部门创新效率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着行业差异，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最大，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影响其次，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创新效率提升却产生了负向影响。

　　互联网提升京津冀协同创新的四大建议

　　（1）打造互联网与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连接器

　　以互联网为纽带，优化公共服务连接器以提升信息服务水平、构建平台连接器以加深互联网融合度、搭建产学研连接器以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打造基于产业链的连接器以提升传统企业信息化应用能力。

　　（2）打造基于互联网的京津冀开放平台

　　强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组建互联网+产业联盟、组建互联网+产业创新中心、利用互联网+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3）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互联网创新模式

　　消费品制造业可向互联网+个性化定制的方向转向，打造用户交互定制平台，将个性化定制和大规模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工业品制造业要充分与互联网、大数据收集及分析技术相结合，将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等环节以数字化的方式串联起来。

　　（4）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利益分享机制

　　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互联网与工业部门融合的必要保障。可加强司法机构、企业、协会等交流互动，同探互联网背景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建立创新开发过程中的股份制共享制度，调动各方参与创新的积极性。

　　高铁建设正在改变京津冀的城市体系格局，由于高铁建设，京津石三中心城市的腹地得以快速扩张，而腹地城市的人口竞争也逐渐加剧；城市的吸附能力越强，其规模扩张能力越强，扩张速度也越快

　　高铁，正在改变中国人的出行方式，更将重构中国的区域空间格局。截至2017年底，我国高铁营运里程已经超过2.5万公里， “四纵四横”网络基本成型。2016年6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已经明示建设“八横八纵”高铁主干，并加快城际铁路建设以实现高速铁路互联成网。2016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的批复”明确提出，以“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三大通道为主轴，到2020年，基本实现京津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0.5～1小时通勤圈，京津保0.5～1小时交通圈，以有效支撑和引导区域空间布局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背景下，高铁无疑提供了区域治理的新视角。

　　高铁建设正在改变京津冀的城市体系格局。基于城市间铁路客运车次数据，构建城市吸附指数和依附指数的研究发现，虽然城市的吸附能力在京津冀地区仍表现为鲜明的首位型分布特征，但已经呈现出更加均衡的发展趋势。得益于津保城际铁路的建成开通，北京在2017年的吸附能力小幅下降，而天津和石家庄则呈现上升趋势。唐山的吸附能力增长较快，从2015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5位。随着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城际铁路网的不断完善，城市吸附能力的规模分布更趋均衡。同时，城市之间的联动关系持续重组，津石双城互动与腹地联动格局的空间分异得到明显优化。但是，高铁仍加速了途经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在短期内呈现出一定的 “极化效应”和“累积效应”。总体上，由于高铁建设，京津石三中心城市的腹地得以快速扩张，而腹地城市的人口竞争也逐渐加剧；城市的吸附能力越强，其规模扩张能力越强，扩张速度也越快。

　　将“高铁”纳入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描摹和分析中，实则关注中国高速交通基础设施变革中“人的行为选择”；以高铁建设背景下“流动中的人”作为关注对象，也是城市竞争合作关系的现实表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发挥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潜在之意在于，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协调发展问题则更为突出。在高铁快速联网的背景下，把握京津冀城市体系格局的演进规律，有助于更为全面地评估高铁建设的经济空间效应，从而为城市群协调发展和城市空间战略的实施提供经验支持。

　　从全国范围内看，京津冀地区是大气污染最严重、资源约束最紧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京津冀大气污染状况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刻画发现，整个京津冀地区高污染市县集中在冀中南地区，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6个城市依次为保定、邢台、衡水、唐山、邯郸和石家庄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四个“需要”，其中着重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总体定位中也明确提出未来京津冀地区要打造成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而解决京津冀大气污染问题则是实现这一重要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美丽首都圈”、“美丽中国”的关键之举。

　　从全国范围内看，京津冀地区是大气污染最严重、资源约束最紧的地区之一。从环保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超标天数分别为174天，远高于长三角地区的102天和珠三角地区的39天，其中重污染天数京津冀为25天，长三角和珠三角分别为8天和0天。京津冀解决大气污染问题迫在眉睫。《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总体定位中明确提出未来京津冀地区要打造成为“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以此战略目标为指引，构建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解决京津冀大气污染问题已是箭在弦上。

　　基于京津冀地区PM2.5数据和环保部公布的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施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通过对京津冀大气污染状况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刻画发现，整个京津冀地区高污染市县集中在冀中南地区，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6个城市依次为保定、邢台、衡水、唐山、邯郸和石家庄，从县域看， PM2.5浓度值超过110个单位的极高污染“县级城市”集中分布在石家庄和邯郸两地。而河北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城市空气质量整体良好，甚至优于全国大多数城市。从大气污染时空演变趋势看， 2013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呈明显下降趋势，污染重灾区正由冀中南地区向石家庄和唐山两地转移。

　　加快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京津冀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的智力创造。因此，加快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京津冀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

　　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京津冀人才合作驶入快通道，在人才培养、人才交流、人才政策、人才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就，但也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深层次的人才协同机制尚未形成，人才制度性障碍尚未突破；三地科技人才存在“断崖”现象，人才一体化进程存在“短板”效应；三地“断崖”式差距进一步影响了京津与河北的人才对接转移；实体领域和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足等。

　　京津冀未来应按照“突破瓶颈、政策引致、优化配置、开放发展、高地集聚”的发展思路，从顶层设计、政策衔接、多元主体参与、搭建利益纽带、实现内外循环、法制建设等方面构建人才一体化合作机制

　　未来应按照“突破瓶颈、政策引致、优化配置、开放发展、高地集聚”的发展思路，从顶层设计、政策衔接、多元主体参与、搭建利益纽带、实现内外循环、法制建设等方面构建人才一体化合作机制。以人才与资本结合，成立京津冀人才合作基金；人才与教育结合，完善京津冀人才培养机制；人才与平台结合，搭建京津冀人才成才平台；人才与产业结合，营造京津冀人才发展空间；人才与项目结合，破解京津冀人才发展困境；人才与环境结合，构建京津冀创新创业生态，形成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保障。

　　河北省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利形势，从发挥雄安新区创新人才发展引领作用、找准“通武廊”和京南“硅谷”等人才合作的重要着力点、构建“青年双创特区”及“高端科技人才特区”、实施“青年人才助力计划”加快省内青年人才培养、布局与京津的人才生态链等方面有重点有目的推动人才建设。

　　在京津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三地发展水平失衡、北京市大城市病突出、三地产业转移仍存在对接困难、小城市与小城镇公共资源匮乏等弊病仍然存在

　　蓝皮书指出，城乡统筹发展是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是当前中国改变城镇化困局、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近三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等国家级战略规划陆续发布并得到有效推进，促进了京津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三地城镇化水平渐趋平衡，城镇布局得到调整和优化，产业资源在统筹下加速转型与升级，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呈现内涵式发展态势，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快速提升。

　　通过数据搜集与整理，蓝皮书发现在京津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三地发展水平失衡、北京市大城市病突出、三地产业转移仍存在对接困难、小城市与小城镇公共资源匮乏等弊病仍然存在。而河北省在京津冀区域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偏低，既缺乏能够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的特大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建设又相对滞后，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的短板，统筹城乡资源、实现与京津的对接、促进河北省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升就成为京津冀三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框架下，中关村担负着发挥“智力引擎”效能、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创新环境、构建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布局的重任

　　在当今世界迅速发展过程中，创新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目前世界范围内新的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产业结构和竞争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颠覆式创新在多个领域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重塑了社会经济发展形态，更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而这其中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更加彰显。中关村作为新时期北京重要的城市战略定位，不仅服务于首都北京，更加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是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辐射之源。近几年中关村自身实力逐步强大的同时辐射引领能力也在不断的增强，基于中关村向京外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和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需要，中关村分园区纷纷在津冀地区落地生根。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抓手。

　　发挥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辐射、引领作用既有强大的经济发展理论支撑，又有实际效果作为验证和检验。而如何正确的认识和把握科技创新中心的这种引领作用，将其条理化、科学化、规范化研究分析则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对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辐射、技术辐射、产业辐射等引领效应可以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能更好的促进京津冀三地区的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中关村一直是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和辐射源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框架下，中关村担负着发挥“智力引擎”效能、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创新环境、构建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优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布局的重任。

　　面对京津冀协同的机遇，“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生态补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着手进行，以逐步缓解与京津远郊区县的贫富差距，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2004年，“环京津贫困带”的概念被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问题一经提出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环京津贫困带”已经成为了一条环绕京津的经济塌陷地带，这种巨大的经济发展差距阻碍了京津冀区域的整体发展。2014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被提出的背景下，面对京津冀协同的机遇，“环京津贫困带”问题的解决必须从生态补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剩余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着手进行，以逐步缓解与京津远郊区县的贫富差距，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1）进行跨区域生态建设，京津冀联合提供生态补偿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要加强京、津、冀三省市的联合，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加强生态环境合作共建，跨区域合作减贫。

　　（2）优化产业结构，利用京津产业转移和资源互补积极发展二、三产业

　　“环京津贫困带”要积极发展绿色产品输出业，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提升农业产业化化经营效率，要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积极发展以生态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

　　（3）加快京津冀三地对基础设施联合共建，加强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提高城市化水平

　　“环京津贫困带”要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使京津冀的交通运输体系网络化、绿色化、安全化。加大京津冀三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建设的资金投入，优先对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政策扶持，提高城市化水平。

　　（4）转移剩余劳动力，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实现劳动力在京津冀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在京津冀协同背景下，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可以往北京、天津大城市转移，还可以利用京津产业转移的机会，加入到本地一些非农产业就业。同时，农村劳动力也要不断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技术水平。

　　河北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分化比较严重，相对较高水平的地区逐年上升，而相对较低水平的地区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京津冀地区持续不断的雾霾天气警示着经济增长必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尤其是河北省工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河北省工业发展必须要符合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实现绿色发展。本文从绿色发展角度出发，基于扩展的C-D生产函数测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河北省各市绿色生产率的时间演进趋势，并与传统生产率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考虑了能源与资源消耗后的绿色生产率仅为传统生产率的一半，尤其是唐山市，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拉低了绿色生产率的水平，说明河北省各市绿色生产率水平较低。整体来看，近年来河北各市绿色发展水平上升趋势不明显，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绿色发展缓慢。河北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且分化比较严重，相对较高水平的地区逐年上升，而相对较低水平的地区呈下降趋势（如唐山、邯郸等），值得重视。

　　河北绿色生产率水平与各市的产业结构相关，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绿色生产率水平较低

　　绿色生产率更能反映新理念下河北省各市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各市两项指标的位次排序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符合各市的实际情况。唐山和邯郸规模以上工业的传统生产率位次基本高于绿色生产率，而考虑能耗和水耗以后廊坊、衡水规模以上工业的生产率相对更高，经济实力强并不意味着该地区工业的发展是环境友好的、绿色低碳的，所以考虑各市规模以上工业绿色生产率对促进工业的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色生产率水平与各市的产业结构相关，产业结构偏重的地区绿色生产率水平较低。综上，本文认为政府可以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考核体系，同时要加快各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去产能的步伐，逐步淘汰生产方式落后、能源消耗高、污染环境严重的工艺、产品和设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减排，推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提高能源产出率和水资源产出率，进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的农业资本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冀中南功能拓展区的农业资本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农业生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研究发现，冀西北生态涵养区的农业资本投入产出效率较高，但该地区山区较多，经济条件落后，制约了该地区农业发展。其次，该地区劳动效率较低，因此建议对该地区采取的政策主要有两点：首先，增加对该地区的农民农业生产补贴，有了充足的资金后更能充分发挥该地区的农业资本效率，其次，为该地区农民提供一些相关联的就业岗位或提供一些专业的技能培训。

　　冀中南功能拓展区的农业资本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农业生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针对该地区的问题主要建议政策有两点：首先，增加对该地区农民农业机械技能的培训，其次，重视对该地区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使其获得资本合理利用，发挥资本高效率的技能。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农业生产存在两方面问题：首先，劳动力效率低，其次，土地利用效率低。针对这两方面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首先就是为该地区农民提供一些相关联的就业岗位或提供一些专业的技能培训，其次，强化该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对河北省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努力做到发挥优势，优势互补，弥补劣势，这样才能对全面提高河北省的农业生产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