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海丝蓝皮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报告（2017）》。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报告（2017）》分为总报告，东南亚篇，南亚、西亚及其他地区篇，专题篇四部分。总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中央政府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基于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需要，在周边和国际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以国际经贸合作为核心，以海上运输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骨架，以沿线的重点港口、中心城市、资源区块、产业园区为支撑体系，以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手段，以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战略方向，推动以南海和战略通道为主的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实现海上的联通便利化，同时推动丝路经济融合，形成开放式国际经济合作带，打造具有强大产业聚集效能的经济走廊，以利益交融、互利共赢的一体化伙伴关系，重构丝路经贸合作新格局，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拓展国际合作发展新空间。

　　东南亚篇重点分析了中国同东盟尤其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的合作潜力。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东盟地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和优先地区，各成员已成为中国构建新的区域合作模式的首选对象，双边在经贸合作、能源合作等领域面临更大的机遇。当前东南亚国家对加深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均表示出较强的意愿，相关的项目和工程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但当前中国-东盟合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和问题，这些挑战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建设中需要针对性克服的，双方应在共建过程中积累经验，突破双边合作所面临的瓶颈，将东南亚建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示范区。在“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中，中国—印尼合作取得积极进展。马来西亚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想提出后习近平主席出访的第一批国家之一，中国与马来西亚在地域上接近，双边关系稳定，因此两国共建海上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南亚、西亚及其他地区篇分析了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埃及等国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认识及合作进展。斯里兰卡C. Krishan M. Deheragoda教授指出：斯里兰卡位于“海上丝路”倡议版图上印度洋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一直是远东航海者们前往西方、东非、中东和地中海沿岸的必经之地，也是中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亚欧大陆的海上军事要道中心。斯中两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与联系。近年来，中国人民和政府始终走在对斯里兰卡援助的前列，尤其是对斯里兰卡战后重建与发展的援助。由于中国人民的及时援助，斯里兰卡才有能力在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出急需的全新海港，落实好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和国家道路的建设。中国在国际上坚定支持斯里兰卡。如今正是支持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最佳时机，因为它能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家和亚洲落后国家提供加入计划、共享繁荣的重要条件和平等机会，让它们能够在这个属于亚洲的世纪舞台上，以令人自豪的姿态重新登场，连接起古代海上丝路中缺失的节点，大刀阔斧地重建世界版图上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与澳大利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互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繁荣中有着许多共同利益。

　　专题篇研究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南海问题、渔业涉外事件、能源安全以及海外华商的产业布局。南海争端是中国-东盟关系的短板，已经影响了“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落实。未来几年是中国调整南海应对策略的时间窗口。中国有必要调整应对思路，从“维权维稳”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即协调制定出一套能为各个声索国接受的南海争端解决方案。这样，中国可望在主导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推进东南亚海上丝路枢纽建设。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渔业涉外事件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应通过采取强化和完善渔业权行政保护机制、积极主动地运用渔业权国际法保护机制、寻求与相关国家构建和完善国际渔业合作机制等系列对策，来有效应对渔业涉外事件，顺利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与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现实需要，这需要完善的法制保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而基建、航运和电信业担负着实现各国互联互通的主要任务。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发展愿望强烈，但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亟待提高。海外华商在沿线国家的基建、航运和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实力雄厚，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当致力于以下三大合作机制的建立、五大战略举措的实施

　　（一）三大合作机制

　　1. 外交与安全合作机制

　　任何一个国际经济决策都伴随着外交决策，尤其是在政经博弈复杂的“海丝”沿线。要重视外交工作的高层引领作用，将经济工作置于首要位置，形成经济和外交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要与“海丝”沿线国家加强沟通协调，加紧商签投资保护、交通运输、贸易便利化、金融合作、司法协助等相关的一些协议，推动海上国际合作，共同保护海上航道安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整合现有多边协商机制，建立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战略平台，共同商讨、解决事关“海丝”建设的经济、外交和安全问题。提高国家领导人、经济和外交高级官员互访和相互交流的频率，增进了解和战略互信。

　　2. 海洋、港口与城市合作机制

　　首先要用好现有合作机制，在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国签署双边海洋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协议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与更多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海洋合作机制，探索建立海洋部门的多边联席制度，共同开展海洋经济、环保、科技和渔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其次要根据各个省市的比较优势和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建立各省市与“海丝”沿线重点地区的城市合作机制。以对方首都、港口、地方首府和经济发达城市为重点，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友好城市协作、“海丝”世界文化遗产联合申报等多种形式建立合作关系。

　　还要建立“海丝”港口合作机制。以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港口城市为主，与东盟、南亚和中东各主要港口建立港口城市联盟和“一对一”的港口合作关系，建立大陆、台湾和香港合作开发与运营重要港口的机制。

　　3. 经贸合作机制

　　经贸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主渠道和优先领域。不同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海丝”既不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也不是一个架构性的组织，更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区域组织。 “海丝”经贸机制要吸收和整合现有亚太经贸合作机制，融入中国元素，形成独特的多元化合作机制。要大力推动中国-东盟“10+1”升级版，更好地发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作用，积极做好亚欧会议（ASEM）、亚洲合作对话（ACD）、亚信会议（CICA）、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等多边合作平台。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各类境内外投资贸易博览会、国际论坛等区域和次区域平台的作用。

　　（二）五大战略举措

　　1. 打造战略支点体系

　　海上丝绸之路涉及境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境内众多省市，而我国国内改革攻坚和各项建设的任务依然繁重，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突出国家的总体设计，明确需求导向，确定“海丝”建设的核心区域、重点对象、优先领域、重大项目以及关键节点，按照轻重缓急有序谋篇布局，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在区域层面，重点选择周边国家、资源丰富型国家、通道型国家等不同类型的国家（地区）作为支撑点。在次区域层面，着眼于中南半岛和马六甲海峡，打通陆海两条战略通道，突破贸易和能源运输网络的运输瓶颈。大力支持“泛亚铁路计划”，推动高铁“走出去”，建立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直达孟加拉湾、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的铁路、管道运输网络。争取在马六甲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港口进行联合开发和运营。

　　2.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海丝”建设的优先领域，也是将其红利惠及沿线地区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要在战略支点体系选择的基础上，打造陆海空一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

　　一是海上互联互通，涉及港口及航线、物流集散和交易设施，重点是打造东南亚重要港口与西南陆地的通道，对接西南陆上丝绸之路。

　　二是陆上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油气管道互联互通。主要是加快中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缅甸6国的陆路通道建设；重点推动GMS公路和铁路运输通道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高铁换大米”为样板，推进“泛亚铁路计划”；建设和运营好中缅油气管道并研究发展至其他国家的支线。

　　三是空中互联互通。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枢纽港为主，包括沿海各个主要航空港，积极开通至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航线，研究加快加密航班，大力发展航空货运业务。

　　四是信息和电网联通。研究发展与越南、缅甸和老挝等国的电信基础设施互通、电力资源共享以及水利开发合作。

　　3. 推进“海丝”经贸合作

　　一是大力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要顺应第一代国际贸易规则向第二代升级的趋势，保持同美国推动的TPP谈判的某种沟通和互动，同时加快启动和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争取在TPP达成协议之前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协定的谈判同时争取与“海丝”重要支点国家完成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

　　二是参与重构东亚生产分工体系。东亚地区独特的垂直分工制造网络是其全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随着中国“劳动力”红利的结束和产业转型的推进，东南亚国家正在承接相应的产业转移。中国要加快向东南亚“走出去”的步伐，引导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分工体系。

　　三是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应发挥中国在建筑、咨询、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优势，以及新加坡在金融服务，其他东盟国家在旅游、运输服务方面的优势，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

　　四是加快境外经贸区建设。在战略支点国家和地区、重要港口、铁路沿线，以中国-马来西亚“两国双园”模式为样板，进行境外经贸区建设，重点发展资源开发型、港口服务型、国内产业配套型三种园区。比如在中缅油气管道沿线建设石化基地，在印尼纺织服装重要产区万隆建设工业园区以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五是创新亚太金融合作。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杠杆，进一步推动亚太金融合作格局的改革和创新；推动人民币由周边化到区域化进而到国际化的发展步伐；加强与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开放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4. 加强海洋开发与合作

　　海洋开发与合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应有之义。要推动与“海丝”沿线国家在渔业捕捞、能源开发、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设备和海洋科技研发等领域的跨国合作。以水产品为例，我国水产品总量、出口量和远洋捕捞量均为世界第一，对于发展农产品贸易、促进就业等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远洋捕捞活动的增加，也出现了很多跨国渔业纠纷和环保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与“海丝”国家签订渔业合作协议，共同进行渔业资源开发和利用。还要大力发展跨国海洋产业价值链，鼓励在印尼、缅甸等重要支点国家建立远洋渔业基地，同时发展与远洋渔业相关的渔业资源调查、渔场探测、冷库、物流、水产品深加工、海洋食品开发、远洋渔船检测服务等，建立国际性的海洋全产业链。

　　5. 大力推进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海丝”五大合作重点之一。首先要充分发挥“海丝”历史文化的天然纽带作用，同时赋予“亲、诚、惠、容”的新内涵，同沿线国家加强人文交流，增设友好城市和协调机制，共同打造世界遗产和风景旅游区，联合举办各类文化节事活动。还要积极开展各类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合作，深入实施人脉工程，加强教育、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的交流。

　　此外，要积极发挥华侨华人在“海丝”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华侨华人是丝路建设的天然合作者、积极贡献者和努力推动者，在参与建设、协助公关、舆论宣传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要以“侨”为示范，发扬“丝路精神”，讲好丝路大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以“侨”为中介，借助华商经济金融实力，实施境外自贸区战略；以“侨”为伙伴，互利合作，助力海上运输通道和陆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有助于解决近些年双边经济合作所表现出的新问题

　　在项目实践方面，合作单位或企业还需要应对部分东盟成员国因国内政局动荡或武装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安全风险。地缘政治上，南亚印度以及东亚日本可能会对“海丝”在东南亚的建设实行对冲策略，以平衡中国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这也将在客观上加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阻力。

　　南海问题方面，2017年8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尽管框架目前还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无疑对推动地区局势朝着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南海域内国家通过寻求共同利益基础、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为缓解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营造了利好局面。

　　在未来的项目合作过程中，还应该注意规制的统一和标准化问题。中泰铁路项目在基本达成协议后仍波折不断，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泰国方面认为中国提供的2.5%贷款利率还存在议价空间，因为中国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上的贷款利率仅为2%。这也反映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目前多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规范或者标准程序。

　　东盟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地区，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构建新的区域合作模式的首选对象，利用双方在建设自贸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突破双边经济合作所面临的瓶颈。新区域合作模式的实现，有赖于对以下问题加以注意。第一，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推动双边合作朝着政治互信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政治互信赤字是深化中国和东盟合作的一大障碍，“海丝”的建设应该成为崛起大国处理周边合作关系的样板。第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中推动东盟内部发展平衡。东南亚地区面临着内部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海丝”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加强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产业升级以及能力建设等提高落后国家对地区生产网络的参与。最后，关注以促进人员交流、增进人文合作为主的民心相通。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精神在当代的映射体现在，伴随着商品流通与产业合作的人员流动，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是把沿线国家联系起来的重要黏合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秉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注重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人与人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为深化双边合作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新时期中马两国海丝共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优势与机遇的存在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继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总的来说，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想下，两国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寻求突破，以期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并在“海丝”共建中实现各自国家利益和两国共同利益的更大发展，并为东亚、“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以及“亚太世纪”的到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在双多边框架下继续加强两国政治互信与安全协作，妥善处理两国分歧，做好政策沟通，争取早日落实两国已经商签的“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

　　如前所述，经过四十多年的共同努力与发展，当前中马两国关系政治稳定、安全互信，具有较好的发展态势与基础。在新时期“海丝”共建背景下，两国应继续加强高层互访和各层级官员的经常性接触，并继续在中国-东盟10+1、10+3、10+8以及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等合作机制下加强沟通协作，积极推动在《中马建交40周年联合公报》《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等相关文件中所达成的各项共识与规划。而对于当前两国尚存一定分歧并对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构成一定影响的事件如南海问题等，则应该进行良好的沟通协调，照顾各方舒适度，并尽早达成谅解。

　　（二）在国别地区层面继续加强两国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对接，继续深化两国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等方面的合作

　　自1971年首次实现正式经贸接触以来，当前两国经贸合作已经走过了整整46个年头，成效显著。新时期以来，特别是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两国都在积极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和对外投资与贸易结构的背景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想的提出为两国经贸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两国可以以此为基础，在多年来签署的《中马经贸合作五年规划（2013~2017）》《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的基础上，利用好当前两国及地区各种双多边会议、机制与平台，加强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与地区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与对接，并找准要点，务实推进。争取早日在马“2020宏愿”与中国建设小康社会、马“十一五计划”与中国“十三五规划”等框架下实现早期收获与远景规划的长效协调，并用好两国政府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而在中国-东盟框架下，两国则主要可以考虑把着眼点放在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等在内的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及其机制安排上。同时，两国也应考虑用好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海上合作基金和中国政府设立的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等相关机制与平台。

　　（三）集合人文优势，在马合力打造东南亚华文、留学与高等教育中心及“海丝”旅游、文化传播与展示中心

　　关于华文教育，自1819年槟榔屿开办首所华文学校以来，马现已建有华文小学1294所，华文独中61所，华文大专院校3所。除此之外，马还有153所国民小学设有华文课程，78所国民改制型中学设有华文必修课程，24所寄宿中学向马来学生提供华文课程，16所师范学院设有中小学中文教师培训课程，而马来亚大学等还设有中文系，并同时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所和孔子学院。同时，由于马有30多个民族，多民族在长期往来中既相互交融又保持着各自的差异，多民族共存和多元文化共生使马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因此在此基础上，两国还可以考虑依托马六甲和乔治城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马共同打造东南亚“海丝”旅游和“海丝”文化展示与传播中心，并合作开展国际游轮和生态旅游业务，在未来向中南半岛和东南亚扩展，助力马集文教、经贸和交通枢纽功能于一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真正成为东南亚的十字路口和区域合作核心。

　　（四）集新马泰之整体优势，打造中-新马泰或中国-马来半岛次区域合作机制

　　当前，在已有的中新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的基础上，鉴于新马泰、马来半岛的核心地理位置及其对于泛亚高铁、克拉运河开通等的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考虑打造中-新马泰或中国-马来半岛次区域合作机制，以此把一直以来的新马泰由一个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旅游目的地变为一个由诸多公司企业参与其中的南通大洋洲，西通印度洋，北通东北亚，东连印尼、菲律宾、南太平洋诸岛国的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并与起于中国四川、重庆等西南腹地的西南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新疆南下印度、孟加拉国等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南线相连。

　　中国企业拓展非洲经贸合作有五大重点领域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大陆取得了显著成绩，整体发展好于预期，主要得益于中非良好的政治互信。2017年是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十大合作计划的关键之年。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有哪些商机、如何把握？

　　（一）中国企业拓展非洲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

　　1. 非洲大陆资源优势明显、开发潜力大。非洲有富饶的自然资源，除了撒哈拉沙漠地带和北非干旱地带以外，大多数的土地适合农业生产，盛产棉花、棕桐油、咖啡、可可等农产品，其中，可可出口量占世界贸易市场的70％，咖啡出口量占35％，棕桐油出口量占50％。非洲的植物至少有40000种以上。                                   

　　非洲大陆蕴含的各类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北非、西非石油资源丰富，近年来东非的肯尼亚也发现大型油气田。南非、纳米比亚、赞比亚金属矿产、非洲大西洋沿岸和印度洋沿岸渔业资源丰富，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2. 非洲大陆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

　　发展缓慢的工业化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非洲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瓶颈，非洲经济发展对“三网一化”（建设非洲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区域航空“三大网络”及基础设施工业化）建设需求强烈。

　　3. 非洲工业化需求旺盛、产能合作天地广阔

　　非洲是目前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低、劳动力与原材料价格低廉的地区。中国向非洲转移产能，不仅能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也能促进非洲的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工业化从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开发起步，逐步实现腾飞。

　　4. 扩大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潜力巨大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依赖资源出口，经济结构单一失衡，制造业薄弱，国民经济对进口的高度依赖在一段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当前福建与非洲大陆之间互有需求，双方互为优势。

　　5. 非洲海洋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合作前景广阔

　　印度洋沿岸渔业资源丰富，中国与非洲的远洋渔业合作前景广阔。为了推进中非渔业合作，2012年成立了中非渔业联盟。

　　（二）中国企业拓展非洲经贸合作的策略

　　由于投资环境欠佳，福建开拓非洲目前还应该以贸易和政府间发展援助为先导，在开发市场的基础上推进投资，以发展培育市场，深耕双边经贸关系，实施以贸易为先导带动投资拓展非洲市场的策略。

　　1. 加强政策沟通，构建中非经贸合作新规则

　　由于中非文化差异大，政府和社会行为规范不同，投资环境差，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最大风险。中国政府应加强与非洲国家政府的沟通，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经济特区管理及投资法规。

　　2. 采取细分市场、重点经营的市场拓展策略

　　非洲大陆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而中国出口商品种类比较多，可以满足不同市场需求。要采取细分市场、重点经营的策略。

　　3. 以投资和产能合作为重点培育市场

　　对非洲以产能转移为主。处于经济起飞前夕的非洲国家对价廉物美的轻纺消费品的消费与投资需求潜力很大。

　　4. 强化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以医疗教育援助为突破口。非洲经济技术和卫生条件落后，各种疾病盛行，特别是疟疾、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是非洲和世界的心头之患。我国医疗系统组织多次援非医疗服务，成效显著。我国医学院和医院应扩大招收非洲医学留学生和从事非洲医务人员培训。加强对非洲疫病防治体系建设的援助。

　　5. 加强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促进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投资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强。发挥我国工程承包与综合渔港建设能力强的优势，利用好“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类项目，并以其作为境外开展经贸合作的先导。

　　6. 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体系，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在非洲经商，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比如南非的排外骚乱和打劫使福建省经商人员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国家这些年强化了我国领事保护制度。在南苏丹甚至派遣军队维护我国石油企业生产的安全，派军舰在亚丁湾护航保护航道安全。但除了我国驻外机构加强对我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外，我国“走出去”企业还应当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

　　中国可望在主导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推进东南亚海丝枢纽建设

　　蓝皮书指出，南海争端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一个棘手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建设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大重点。那么，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中国有多种选择，基于海丝建设与南海争端两者在中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外交中的位置，中国宜制定并执行一种有利于海丝建设的南海方略。

　　基于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不同主张，南海争端在2009年后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为一方，东盟四个声索国为另一方。东盟非声索国的多数、以欧美日澳为代表的南海域外国家事实上支持东盟声索国的主张，少数东盟非声索国、俄罗斯、韩国，以及一些区域外国家持相对中立的立场。东盟声索国之间在南沙也存在一些岛礁归属与海洋权益争端，但这些矛盾暂时被它们与中国之间的争端所“遮蔽”了。

　　就南海争端声索方而言，中国处于“一对多”的局面，主要原因是中国坚持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但对此未给出清晰的定义。这集中体现在“九段线”问题上。

　　南海是全球贸易主要通道之一。其他南海使用国担心，中国未来力量强大后，将在南海争端中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甚至宣布九段线是海上边界线，这意味着80%的南海水域变成了中国的内水，其他国家使用南海航线需要获得中国的批准。东盟声索国则担心丧失所控制的南海岛礁以及所享有的海洋权益（他们认为依据国际法自己享有这些权利）。而中国正在崛起，采取的一些捍卫主权与主权权益的行为，以及不愿意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法律框架，则被外界当作中国落实上述目标的征兆。

　　目前南海形势处于相对稳定期，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中国不应该满足于南海现在相对平静的局面，而应该从长计议，制定南海应对新方略，彻底摆脱“被外方推着走”的局面，变身为“推进南海争端解决的首要推动力”，并从“维权维稳之争”转向“设计多边共赢方案并主导争端解决进程”。新方略的要点是“协调制定出一套解决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既守住了中国在南海的核心主张，也兼顾到东盟声索国的合理关切，能被各个声索国勉强接受。这是中国身为崛起国、最大沿岸国必须担负的角色义务，也将有助于减少甚至消除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安全疑虑，进而助推东南亚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丝枢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