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承办的《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011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课题组持续对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状况进行全面跟踪研究，每年通过蓝皮书平台发布课题研究成果。《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7》是最新的成果之一，展示了课题组问卷调查、国情调研等研究成果，由总报告、专项报告、地区报告、专题报告、创新集萃和附录组成。

　　总报告对十八大以来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践及其成效进行了全面梳理，分析了社会认同和期待，针对金融与社会组织领域腐败、“微”腐败、不作为和慢作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四风”问题反弹危险、诬告乱告现象较多等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专项报告对十八大以来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国际追逃追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四风”、问责追责、正风反腐透明化专门进行了研究，运用两次全国大学生问卷调查，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进行了深入分析。地区报告研究总结了广东省、河北省、陕西省、吉林省长春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十八大期间的反腐倡廉特色工作。

　　专题报告选择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规范“一家两制”管理、涉企服务中的“轻型”腐败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创新集萃通过专家推荐和评比，从全国各地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中遴选了13个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实招”，并进行了简要分析。

　　附录是以专家评选方式确定的2017年中国党风廉政建设十件大事及2017年廉政论坛和研讨会精选。

　　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近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反腐败斗争中发实招，出重拳，揪出并惩治了大批贪虎腐蝇，其规模和力度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随着反腐败斗争的强力推进，令人触目惊心的窝案要案不断浮出水面，从党、政、军高位权力机关，到央企、科研院所等重要机构，再到地方各级基层行政部门，涉腐官员纷纷落马，这场席卷全国的反腐风暴给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带来了强烈的内心震撼。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践行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行动理念，出席党的十九大的代表们纷纷为党中央近五年来反腐败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点赞。从查处涉腐高级干部的打“老虎”，到惩治涉贪基层干部的拍“苍蝇”，再到“天网”“猎狐”开展反腐国际追逃，党中央显示决心，中央纪委加强部署，重拳出击，反腐败战场上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为“不能腐”制度的建立、“不想腐”堤坝的构筑准备了条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6年四年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208306人，其中原厅局级以上干部2065人，前者与2008~2012年五年间查办数量相当，后者已超出一倍。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6年四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13.9万件，判处罪犯18.7万人，已超过2008~2012年五年间的同类数量。2017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38.3万件，处分33.8万人（其中党纪处分28.3万人），全年立案数及处分人数或将超过2016年，连续五年增长。

　　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尺度持续发力，粉碎了腐败分子妄图凭借手中权力干扰调查，或是以低微官职作掩护闷声敛财，甚或飞往海外寻求庇护以逃避法律制裁的幻想。从显示的数据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反腐倡廉、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社会监督对腐败产生有效震慑，媒体监督瞄准作风问题稳准发力

　　社会监督是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督，是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十八大以来，广大群众、新闻媒体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越来越成为正风反腐和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重要支持。

　　1. 群众监督的有效渠道日益拓宽

　　通过开通纪检网站举报专栏、扩大社会监督员队伍、保护和奖励举报人、实施人民监督员和人民陪审员制度，群众监督在发现腐败问题线索、监督职务犯罪司法裁判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网站和举报平台开通后，群众参与监督和举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升，群众可以便利地通过手机照片、视频和文字反映身边的腐败现象。许多国内网站在首页开设网络监督专区，规范反腐举报流程，鼓励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内蒙古、湖南、江苏等地探索建立保护和奖励举报人机制，引导了真实、实名举报的健康氛围，网络举报成案率不断上升。除了发现问题线索外，广大群众对腐败问题查处、审判的监督作用也日益显现。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视察法院、旁听庭审、调研座谈、列席审委会等活动96次，并引入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自2013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薄熙来案以来，庭审微博公开渐成常态，而且从图文直播发展到视频直播。自2016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本院公开开庭的案件原则上都上网直播，截至2017年7月1日，各级法院直播庭审超过60万次，观看量超过20亿人次。《敞开公正便民之门》，《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20日。截至2017年8月23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量突破100亿次，上传裁判文书总量超过3247万篇，访问范围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受贿罪判决书成为民众最关心的文书类型之一，点击数量达776205次，列各类裁判书第二位。

　　2. 媒体监督瞄准作风问题稳准发力

　　媒体监督的触角更广，敏感性更强。近年来，报纸、电台、广播等传统媒体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继续保持了强力抨击之势。央广、央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围绕督责问责、纠治“不作为”制作新闻调查、纪录片、专题访谈、廉政专栏类节目，“会所中的歪风”“小官大贪”“家族式腐败”等隐蔽的腐败现象被无情揭露，引发了社会关注，也增强了对其治理的针对性。越来越多的地方善于借助媒体的力量，对当地存在的顽固性问题进行曝光，深度挖掘深层原因。四川达州、广元，湖北武汉，广西南宁等地精心策划电视问政直播活动，通过暗访拍摄对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乱象进行曝光，督促相关部门及地、市、州相关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接受市民代表和特约评论员质询并立行整改。为推动解决群众意见大、呼声高的作风、效能等问题，南昌日报社在重要版面开设《啄木鸟在行动》专栏，5年间共推出公开报道2232篇，涉及各类问题2127个，推动问题解决率达到93.6%。贵州省铜仁市纪委、铜仁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廉政大家谈》是人气最旺的“品牌栏目”，该市几乎所有的区（县）委书记、市直部门党组书记都来做客，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与网友互动交流。

　　自媒体等科技工具促干部强化自律意识

　　中国正处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信息时代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便捷，也让群众的监督权力理念和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向社会发布第三十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7.31亿人，相当于欧洲人口总数，互联网普及率为53.2%，其中手机网民达到了6.95亿人，占比高达95.1%。每个手机网民就是一个记者，都有发布信息的手段和权利。2012年陕西“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现场，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不当“笑脸”和佩戴名表引起网友的关注，最后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有期徒刑14年。“表哥”杨达才落马后，领导干部的日常穿戴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社会舆论往往会引起纪检监察机关的介入。2013年1月，曾任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的“房姐”龚爱爱被曝在京拥有多套房。公安部成立工作组专门核查其户口问题，警方最后证实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住房。龚爱爱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办理户口的相关责任人员也受到查处。有关部门迅速查漏补缺，以行动迅速回应网络舆情。2015年3月25日，公安部召开深入推进户口登记管理清理整顿工作第三次电视电话会议，再次要求清理注销重复户口，查办伪造买卖户口案件。纪检监察机关的行为同样也受到网民的监督。2016年9月9日，山西长治屯留一中南校区部分教师工作日到饭店聚餐饮酒，被屯留县纪委通报批评。网友将该县纪委的通报微信转发后引发社会强烈反映，最后县纪委的处分被上级纪委撤销。

　　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上升较快，近九成城乡居民对反腐工作有信心，较五年前增长30个百分点

　　党在十八大期间的反腐倡廉建设覆盖了绝大多数的公共领域，中央反腐决心坚定，全党智慧凝聚，群众参与积极，专家建言献策，监督措施有效，执纪理念方法创新，问责追责力度增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风政风带动民风好转，社会廉洁意识增强，党员和群众的信心度满意度大幅上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显示，2017年，98.3%的普通干部、97.8%的专业人员、91.4%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党和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非常努力”或“比较努力”，比2012年分别提高6.1、21.5和14.4个百分点。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上升较快。2017年，96.1%的领导干部、95.5%的普通干部、89%的专业人员、74.6%的企业管理人员和79.2%的城乡居民对当前反腐败工作“满意”或“比较满意”。

96. 70%的领导干部、96.50%的普通干部、93.40%的专业人员、90.90%的企业管理人员、89.20%的城乡居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信心”和“比较有信心”，比2012年分别提高8.7、22.4、41.2、37.3、29.2个百分点。

　　2017年，99.3%的普通干部、99.6%的专业人员、95.1%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腐败总体上得到有效遏制”或“腐败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比2012年分别提高11.3、29.4、34.1个百分点。

　　“八项规定”深入落实对干部的工作业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体检报告上健康指标增多

　　蓝皮书指出，“八项规定”的深入落实对干部的工作业态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事公务接待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如释重担的感觉，“赶场式”酒宴消失，“拿着药瓶”陪酒的痛苦消除，接待按照统一标准和流程操作，不用挖空心思琢磨接送、烟酒、礼品、菜品、客人喜好等，工作轻松好做。被接待方也乐意接受轻车简从，也觉得轻松自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干部不用忙于应酬喝酒，锻炼身体、读书、陪家人的时间多了，参与微信健步、广场舞、读书会等休闲活动的干部也越来越多。紧张的工作之余，领导干部可以回归家庭享受生活，更多履行家庭成员的职责和义务，家庭关系更加和谐。干部的酒精肝、脂肪肝在减少，“三高”慢慢下降，暗紫的脸色泛起了红润，体检报告上健康指标增多，异常情况减少，很多人都说“八项规定”给干部送来了健康和幸福。

　　诬告乱告影响准确识别干部，惩处缺乏法律机制和手段

　　诬告乱告影响准确识别干部。有的党员干部为了一己私利，恶意诬告陷害他人，通过信件、互联网、微信、微博等方式传播不实信息，编造或者散布虚假新闻，恶意炒作诋毁他人。换届之年，诬告乱告现象增多，有的怀着各种目的，捏造事实诬告他人。诬告成本低、风险小，几毛钱就会浪费大量监督资源和纪检监察干部的精力，导致国家监督资源的低效使用。对于诬告乱告现象，很多地方反映处理比较困难，信访举报件件有着落的要求，必须要查，但难以核实，结果是耽误一些干部的成长，挫伤了一些敢于担当、积极干事但得罪人的干部。另外，查处诬告行为受相关制度限制，如果诬告者不是党员，按照党纪党规就无法处理。按照法律规定，诬告乱告如果情节较轻，就不能追究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又很少启动，惩处缺乏法律机制和手段。

　　国际追逃追赃六点建议

　　蓝皮书指出，尽管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成绩显著，许多还是“历史性突破”的成就，但要清醒地看到，追逃追赃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依然艰巨。对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截至2017年3月31日，尚有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外逃出境的国家工作人员365人，失踪不知去向的国家工作人员581人，共计946人。一些“重点外逃人员”尚未被追回。截至2017年12月底，“百名红通人员”尚有49名未归案。在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外逃的腐败分子变换身份、躲避追捕，深居简出、不再露面，追逃难度越来越大。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追逃追赃工作也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必须发挥“宜将剩勇追穷寇”。要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乘胜追击，着力构建不敢逃、不能逃、不想逃的体制机制，为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蓝皮书课题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防止外逃势头反弹。继续保持政治定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追逃追赃的力度决不减弱、一追到底的态度决不动摇。继续公开曝光重点外逃人员，主动对外发声，持续营造舆论氛围。继续聚焦重点国家，紧盯重点对象，深入开展“天网行动”，重点缉捕职务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外逃腐败分子，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巩固“不敢逃”氛围，健全“不能逃”机制，坚决防止外逃势头的反弹回潮。深入推进“开门反腐”，利用微信、手机APP等便捷方式尽可能多的公开携款出逃人员身份、资产等信息，设立有奖举报系统，动员全球各方力量提供信息，掌握腐败分子及其财产收入最新动态信息，实施精准追逃追赃。

　　二是进一步健全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体制机制。国际追逃追赃的合作体制机制仍有提升空间，争取调剂投入更多的工作力量，努力做到专职专岗专人专款抓好落实，进一步发挥好外交、司法、执法、反洗钱等部门职能作用，打通合作追逃追赃“任督二脉”。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做好衔接工作，进一步整合追逃追赃工作力量。加强配套法规建设，把有效管用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性安排，完善统计报告、境外取证、劝返、反洗钱调查、问责追责等工作机制。适时发布防逃追逃信息，增强国际追逃追赃工作透明度，吸纳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创新工作方法和思路，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助力追逃追赃，制造更加强大的舆论声势。

　　三是加强追赃工作，以追赃促追逃。坚持追逃、追赃并重策略，开展追赃工作专项行动，加大与有关国家的政府间合作，在追缴赃款方面力争更大突破。大力招募和培养国际诉讼人才，增加境外民事诉讼，提高境外民事诉讼的胜诉率和赔偿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就腐败资产返还问题达成互利协议，尽量调动其他国家和地区追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尽可能多地追回不法资产，打掉外逃腐败分子生存享受的物质支撑，粉碎“逃出去就没事”“到国外舒服享受”的侥幸心理，断其物质后路。

　　四是加强追防一体化建设，减少外逃腐败人员。在解决“追”的问题同时不应忽略“防”，加强防逃工作指导，关口前移、抓早抓小，以“门、人、钱、证”为重点，有针对性地构建严密管用的防逃网络。严格执行党员干部证照管理、出入境审批报备制度，加强对有违纪违法线索人员和重点对象的监督管理，把防逃工作与“裸官”任职岗位管理、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结合起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常进行外逃风险评估，根据岗位、职务、出国境频率、资产异动等情况对不同人员实施不同等级的风险管理。同时，根据监察体制改革后，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全覆盖这一要求，防止新增外逃风险。

　　五是加强国际执法网络建设，全力推进追逃追赃合作。把追逃追赃纳入外交工作格局。加强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东盟、上合组织、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务实合作，推动建设多边合作网络。坚持合作共赢，加强对外信息共享和统筹协调，深化与重点国家的沟通协作，完善执法合作机制，增加更多追逃案例。

　　六是严格现金使用管理。将现金管理上升为国家战略，使现金使用管理规定转变为国家立法。抓紧完善现金管理制度，改变现金过于宽松使用的政策。严格限制现金使用范围，职工工资、津贴、个人劳务报酬、奖金、劳保、福利费用、差旅费等原来可以使用现金的地方应要求以非现金支付为原则，以现金使用为例外。提高大额取现的成本，降低非现金支付结算费用。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广普及网络支付、信用卡、支票、银行卡、POS机等非现金支付结算工具。在普及非现金支付结算使用的基础上，完善税收征稽系统，提升税收征稽能力，从“以票管税”转为“以资金流管税”，让所有公民收入和资产都留“痕迹”，与税收系统挂钩，切断行贿受贿和腐败资金洗钱渠道，让腐败资金无法漂洗，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出逃。

　　大学生对十八大后反腐成效感知明显高于十八大前，反腐工作有助于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

　　蓝皮书指出，对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进行评估是十分重要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观点和看法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比2009年和2015年两次全国大学生问卷调查的数据，发现大学生对十八大后反腐成效的感知明显高于十八大前。分析发现，从大学生的感知层面来看，反腐决心和反腐力度对于提升反腐成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就反腐决心来说，2015年有95.12%的大学生选择“同意”我国领导人反腐败的态度很坚决，2009年有79.41%选择“同意”。为选项赋值（1~6分）后，2015年样本的均值为5.29，处于“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2009年样本的均值为4.43，处于“略微同意”和“比较同意”之间。就反腐力度来说，2015年有95.63%的大学生“同意”我国反腐力度加大，2009年有84.17%选择“同意”。为选项赋值（1~6分）后，2015年样本的均值为5.29，处于“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2009年样本的均值为4.61，处于“略微同意”和“比较同意”之间。

　　十八大后，我国在校大学生对我国的反腐成效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我国的腐败情况呈现好转趋势。这有利于增强大学生对于国家、政府和公共政策的信任。就社会公平感来说，腐败无疑会腐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有研究证实，腐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腐败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要远远高于除去经济增长外的其他影响因素。通过腐败获得不正当利益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很容易引起群众，尤其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造成社会不满情绪上升。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新生代人群，公平正义的观念根植于其思想之中，他们对于腐败所引起的社会不公平有着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反腐成效感与社会公平感呈正相关关系。提升反腐成效感知，让大学生们认识到，反腐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腐败正在得到遏制，腐败行为会得到惩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将得以修复。三是，有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如果反腐成效不能被大学生所感知，他们可能会效仿腐败，导致一代人才整体道德的滑坡。提升反腐成效的感知，让大学生认识到腐败并不是应当遵守的“潜规则”，是错误的行为，有利于消除大学生对于腐败的错误认知，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政商关系越来越“清”，但“疏”和“躲”反而成为基层公务人员普遍态度

　　为评估新形势下基层公务人员的廉洁状况，本项研究对东中西部10个省份的中小微企业和基层干部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政商关系“清”的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轻型”腐败行为、不当行为和不作为等做法比较普遍，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困扰，而“亲”则成为政商关系的禁忌。

　　（一）政商关系越来越“清”，成效显著

　　参加访谈调查的中小微企业主普遍表示，近年来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廉洁程度有很大提升，主要表现在：基层公务人员主动到企业“吃拿卡要”的少了；企业到各政府部门办事，公务人员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实现了“门好进、脸好看”；凡是符合规定的事务都能够得到顺利办理，基本不需要企业“送礼、请吃”，较少出现故意刁难的现象，部分地实现了“事好办”。

　　问卷调查印证了从访谈中了解到的上述结论。69.4%的受访企业表示，2016年没有遇到过公务人员的不当行为；73.9%的受访企业表示2016年没有遇到企业所在的工业园区、社区和村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

72. 9%的受访企业表示2016年在办理企业经营关键事务时不需要向公务人员赠送礼品礼金；67.5%的受访企业表示2016年逢年过节时也没有给公务人员赠送礼品礼金，赠送礼品礼金的企业中有44.4%表示2016年比2015年赠送人数减少了，41.6%的企业表示赠送人数没有变化，只有13.8%的企业表示赠送人数增加了。

　　2016年曾经向政府部门申请过政策性支持的企业中，有27%表示曾经给过公务人员“好处”，有11%认为是因为“好处”给少了，才没有申请成功；有7%的受访企业认为在2016年企业被处罚的原因是公务人员想“索要好处”，另外有7%认为是因为公务人员“偏袒另一相关方”；有30.6%的受访企业表示被查出问题后为了整改过关需要给相关公职人员送礼品礼金。

　　从上述结果看，中小微企业主认为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发生了显著变化，廉洁程度有所提高，明显感受到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成效。

　　企业家和干部双方一致认为，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服务项目程序化、标准化和数字化程度大幅提高，大幅减少了一些“灰色”地带，便民措施和机制落实到位；二是相关部门严格监督执纪，持续、大力度地查处腐败案件，严格落实问责制度，做到“件件有落实”，问责到人。双策并举、双管齐下，在广大基层公务人员中重新树立了凡事“讲规矩”、不敢“碰红线”的规则意识，有效地扭转了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

　　（二）政商关系“疏”、“躲”而不“亲”

　　政商关系的“亲”，并不是指公务人员与企业主的个人关系“亲近、亲密”，而是指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应当为企业服务好。习近平指出：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政商关系越来越“清”的同时，健康的“亲”的关系却没有增进，“疏”和“躲”反而成为基层公务人员的普遍态度，这是访谈和问卷调查的一致性结论。“疏”是指在面对政府管理、服务企业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病和问题，对民营企业因相关政策变化调整而遇到的困难，冷漠视之，无所作为；“躲”是指刻意避免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人员的接触，执行法规政策，只运用检查监督处罚等手段，采用自身简便易行的方式贯彻落实上级任务要求，回避和不考虑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现实情况。

　　调查问卷显示，到政府部门办事，受访企业认为导致企业特别为难的原因是：“政策规定有空间，办事人员过严理解政策，增加企业负担”占30%；“不同部门的政策规定之间有矛盾，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扯皮”和“与政策无关，办事人员工作作风拖沓”均占19.8%；“相关政策法规（劳动合同、环境保护、金融等）不符合实际情况，公职人员强行执行”占16.2%；“没有明确适用的政策法规，相关政府部门不给处置意见”占13.5%；而认为“与政策无关，就是办事人员想要好处”导致了企业办事难的只有5.4%。另一个对应性题目的调查结果与此题目呈现一致性：受访企业认为在政府办事遇到困难的原因是：“没有清晰的政策依据，公务人员不愿担责”占62.1%；“公务人员与企业对政策的理解有分歧”占38.7%；“公务人员不敢要好处，找各种借口拖延，消极怠工”占32.4%; “公职人员故意为难，索要好处”仅占14.4%。

　　受访企业感到办事困难的部门分布是：税务部门（27%），工商部门（10.8%），消防部门（9%），住建部门（8.1%），公安和法院（均为6.3%），环保部门和城市规划部门（均为5.4%），卫生和食药监部门（均为4.5%）。从数据上看，各部门的总体比例不高，但是每一次点选代表着令企业格外头痛的困难，有的需要企业花费1~2个月时间解决，有的则长达大半年，企业会因此失去一些商机，承担相对于自身能力来说较重的经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