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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5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共同举办的《英国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暨“英国脱欧及其多重影响”研讨会在京举行。
《英国蓝皮书:英国发展报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和中国欧洲学会英国研究分会共同组织编写,逐年对英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形势展开介绍与分析。
《英国发展报告(2016~2017)》追踪2016年7月以来英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的走势,对脱欧公投后以稳定著称的英国在政党政治、政府形式等方面呈现的新问题和不确定性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解读,并结合中英关系的整体发展、中英金融、能源合作、中企在英并购投资、“全球英国”战略的提出、英美特殊关系的新发展、智库在英国政府决策中的作用、英国创意文化产业的经验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聚焦2017年3月29日英国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进程,英欧谈判的进程、阶段性结果、原因及其多重影响,着重分析、预判英国退欧对英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进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乃至中英关系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英国脱欧谈判目前的僵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获得突破仍有很大难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犹存。英欧双方做出让步在政治上掣肘很多,很难实现突破。其未来发展受到英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欧盟一体化走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临复杂的博弈,但英国作为重要欧洲国家的这一地缘政治事实和英欧之间长期形成的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为双方最终做出妥协,达成共赢的协议提供了可能。
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表现为:第一,英国政府脱欧谈判立场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这一情况在2017年6月大选后更加复杂化;第二,公投一年多来,随着脱欧进程的波动和起伏,英国民众支持脱欧的态度整体稳定,但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第三,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宏观经济状况、保守党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苏格兰、北爱尔兰等地区内部政治经济博弈等因素都随时影响着谈判的路径选择和最终结果;第四,从欧盟方面来看,尽管欧盟机构一直否认将在谈判中惩罚英国的说法,但其在对英谈判中的强硬立场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五,面对脱欧谈判的不确定性,为避免脱欧对经济的破坏,英国政府的过渡期安排不失为在现实情况下以时间换取妥协和共识的有效途径。
英国脱欧进程及其结果将对其国际地位、外交思维和政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2016年7月,在脱欧公投一个月后,英国官方提出“全球英国”概念。英国政府将“全球英国”作为政治口号和政策方针、进而提升成为跨党派共识符号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保守党政府克服不确定性、厘清脱欧进程的政治目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内政和外交内涵。在“全球英国”的目标下,英国政府试图明确其脱欧后的国际定位。
服从于其外交目标和国际定位,英国在外交思维上正出现一些相应的变化:第一,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发声并参与其中,在势力均衡格局的缝隙中为自己打造势力空间。这在英国国内有关重拾英联邦的外交架构、试图积极干预亚太、中东乃至非洲地区事务的讨论和行动中均有充分体现;第二,脱欧后的英国经济前途问题是导致当前国内民意分歧的最大焦点,为显示脱欧的“合理性”,英国将更为积极地通过经济外交来避免脱欧后可能出现的贸易和投资困境,并将此作为在谈判中向欧盟施压的筹码,因此经济外交将成为伴随脱欧进程始终的英国外交优先;第三,以军事实力和安全影响力为后盾,是英国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开展全球外交、谋求势力均衡的重要条件;第四,英国自认为具有科技、文化和教育等优势并以“软实力大国”自居,为维持其“全球性大国”地位、开展全球外交,英国将谋求继续发挥其上述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对外援助以体现其全球影响力。
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这个看似不太复杂的问题,却可能引起欧洲及世界金融市场很大的混乱。这是因为伦敦作为世界许多金融产品的最大市场,与欧洲金融业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脱欧对欧盟及英国来说,还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英国及欧盟的影响不可小觑。
一旦英国离开欧盟,许多金融公司的操作会受影响,因为欧盟管理金融业的规定将不再适用于英国,反之亦然。一方面,这会影响到许多金融公司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许多合同并不是马上能完成的;另一方面,这会影响企业的收益问题,因为许多企业投资的方向不同,欧洲企业有时在伦敦金融城的投资超过其在欧洲大陆其他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另外,还有许多金融衍生产品也会因双方的管理法规不同而陷入困境。
英国脱欧后,欧盟的财政预算会出现巨大缺口。如果欧盟要保持目前的开支,剩下的成员国必将增加上缴的份额。这对欧盟脆弱的经济复苏来说是不利的。
英国脱欧公投一年多来,脱欧对英国国家发展的影响逐步显现,总体体现是“不确定性”上升。对于中英关系而言,则是从卡梅伦时期步入“梅时代”,英国对华外交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确定性”这一时代特征。但总体而言,中英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并未改变,仍以“延续性”为主。由脱欧而产生的变化虽初见端倪,但尚不明晰,于是,“渐变性”成为脱欧大背景下,中英关系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特质。
在这样“将变未变”的大势之下,英国脱欧对中英关系的影响也开始有所具体体现。首先,脱欧大背景下,中英关系的发展平添不确定性。其次,“延续性”仍然是中英关系发展的主要特点。一年多来,中英关系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中英关系的核心定位并没有改变、高层互动与支柱性机制的引领作用没有改变以及贸易投资合作继续推进这三个方面。第三,渐变性演绎中英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英国对华外交正在步入一个渐变式“调整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阶段性特征会日趋明显。从长远看,也就是说在真正脱欧之后,中英关系总体上更有可能呈现出一种深化的趋势。其二,中英关系的内核将逐渐发生实质上的变化。脱欧改变英国国家身份,带来外交上的调整,也会反射到中英关系当中。其中,贸易磋商等范围会更宽泛,安全合作增多,“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或有新突破,可能将成为未来中英合作的新亮点。其三,英国对华政策会有一个再评估的过程。这其中也有多重原因,一是英国脱欧而衍生的政策调整,二是对中国发展的再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内部在如何发展对华关系上,正在进行审慎的思考和评估。
2016~2017年,英国金融市场遭遇了脱欧公投及其后续进展的重大影响,在英国政府采取财政、金融及货币等各项政策的护航之下,英国金融业仍总体上保持稳健的发展。中英金融合作一直是中英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涵盖了宏观政策与金融合作、金融机构往来、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等诸多领域。
2016-2017年,在国际形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两国开展金融合作的意愿更加强烈。一方面,英国需要通过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巩固并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脱欧给予英国更大的自由度,为充分发挥金融业竞争力,英国更加积极地寻找机会,中国金融市场容量和开放度不断提升,必然成为英国首选战略合作要地。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英国在金融业发展中具有的天然独特优势,与中国没有战略竞争冲突,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中的优选合作对象。
中英两国在宏观层面的合作比较广泛,成为推动金融业合作的重要基础。过去一年来的合作成效显著。一方面,中英两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相互支持与合作。基于英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地位,英方支持中方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地位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另一方面,加强中英金融服务监管与政策合作。2016年10月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两国同意建立更深层次的监管和政策合作,改善市场准入。两国发布了《金融服务战略规划》,以追求更紧密的中英监管和商业合作。
中英两国在金融市场上的合作集中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多个“第一”、多项业务创新都是在伦敦发生的,2016年伦敦持续超过新加坡成为香港之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中国的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为英国的投资者开拓了新的投资渠道。
伦敦离岸人民币业务逆势发展。从国际支付规模来看,到2017年3月,人民币为全球第6大支付货币,全球占比1.78%;其中英国的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人民币支付的5.66%,高于新加坡的4.19%居于第二位。从融资规模来看,2017年3月末英国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为90.1亿英镑和55.4亿英镑,同比增幅分别为34.7%和-6.4%。从外汇交易量来看,2017年3月,英国人民币外汇交易量在全球占比高达36.3%,在离岸市场上居于第一位,高于中国香港的29.3%和美国的7.3%。
英国一直是中国企业在欧洲进行并购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国,2016~2017年度,英国先后经历了脱欧公投、提前大选、恐怖袭击等大事件,但中企在英投资仍延续强劲势头。
根据中国商务部、英国统计署的年度报告目前公布的数据,中资在英国的并购投资保持了相当的活跃度。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中国对英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达10.9亿美元。 英国国际贸易部2016年9月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一年度中国(包括香港)在英直接投资项目达156个,在各投资国中于美国之后列第二位。易界和胡润研究院2017年6月发布的《2017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特别报告》显示,在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排名中,英国同澳大利亚并列第四。
中企在房地产、能源、科技、制造业、娱乐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都完成了多笔高调的并购交易。在中企的热点投资领域——基础设施,新改制的“全国基础设施委员会”有望改善该领域决策过程冗长、低效的弊病,英国也有望提高相关决策的效率,预计将进一步降低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风险;与此同时,“北部振兴计划”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将进一步维持英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吸引力。梅还于2017年1月在工业革命的诞生地公布了新的《产业战略》,重申将为北部振兴计划投资5.56亿英镑,用于创造就业机会、推动企业发展、鼓励经济增长。在“脱欧”谈判过程中,预计英国政府会继续、甚至是加大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以维持资本对英国的偏好。英国为解决基础设施老旧问题而提出的北部振兴计划和产业战略,都与中企的投资偏好和一带一路倡议存在众多契合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英国的综合吸引力指数高居全球第九。中资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产品服务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变化,抓住时机作出理性的投资选择。
中英能源合作仍然以清洁能源为主、传统能源为辅,其中最密切、最活跃的是核能,其次是风能。在传统能源领域,中英合作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
能源领域是中英合作的重头戏,在中英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中英核能合作堪称典范;风能合作在逐步加速;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合作保持稳定;中英石化能源合作强劲。可以说,中英能源关系是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
从目前趋势看,中英能源关系在未来可能会展现以下特点:由于在清洁能源领域中英之间优势互补,因此两国在今后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由于能源类投资(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紧密相连,因此中国在英的能源投资极易被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但是,脱欧后时代的中英能源合作大方向不会改变,中英能源关系不太可能出现倒退或大幅波动的情况。
2017年6月大选结束后,保守党丢失了议会中的多数党地位,最终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保住了执政党地位,英国重新出现“悬浮议会”。少数派政府加大了英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地区政党在英国政府组成、政策走向以及联盟的未来等问题上发言权加大,欧洲问题将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之一,脱欧谈判也将变得更为复杂。
6月8日的大选并未出现保守党期待的获得压倒性胜利的局面,保守党不仅未能在议会中获得更多席位,反而相比大选前丢失了13个席位,在议会中未能过半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特雷莎•梅在上台之际曾提出“建设更加公平的英国社会”,因在具体政策上推行和落实不力而被质疑依然停留在口号的层面;其次,以科尔宾为首的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包括向富人增税、高等教育免费、铁路、能源等关键部门重新国有化,在中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当中较受欢迎,与保守党竞选宣言中的福利削减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再次,保守党对于选举形势存在一定的误判,对选举的宣传也准备不足;最后,自2017年3月起,英国多次遭到恐怖袭击,5月22日曼彻斯特体育场恐怖袭击和6月3日伦敦恐怖袭击都影响了大选的宣传,选战活动也一度被迫暂停,在此期间工党的支持率继续上升。
脱欧促使英国思考其在广阔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定位,英国领导人因此提出了“全球英国”的设想。
“全球英国”至少传递了如下几层信息:其一,英国脱欧不等于“闭关锁国”。梅在《费加罗报》撰文表示,英国不会回到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相反,“英国在行动和精神上将变得更加全球化和国际主义”。其二,英国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其三,脱欧后的英国会有美好的未来。“全球英国”的核心是自由贸易,因此梅积极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
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恐怖袭击频发,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变,英国外交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英国领导人提出“全球英国”旨在说明,脱欧在为英国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全球英国”的提出既是出于对提振英国民众和国际投资者信心的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挽回英国因脱欧公投而受损的国际形象。
愿景固然美好,但现实却很残酷,实现“全球英国”面临诸多挑战。为弥补对欧贸易损失,英国希望与世界主要经济体达成自贸协议。但由于经济体量较小,英国在同美国、中国等大国进行贸易谈判时,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国际舞台上,脱欧使英国失去了欧盟这个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平台,英国的国际影响力无疑会大打折扣。
英国脱欧谈判结果以及由此形成的英欧关系对英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号称“世上最艰难谈判”的脱欧谈判会牵扯英国政府的主要精力,今后英国在外交上“有心无力”将是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外交将无所作为。作为一支全球性力量,英国不愿成为“跑龙套”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惯性使然还是受现实利益驱动,它都会在国际舞台上“积极进取”,突出展示其在“后欧盟时代”的全球影响力。
对英美特殊关系而言,2016年是大变局之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促使英美特殊关系进行新一轮调整。在后脱欧时代,英美特殊关系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新的机遇主要包括英国保守党政府对英美特殊关系更加重视、特朗普的亲英派倾向、英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望达成和特朗普对北约立场的转变;新的挑战主要包括英国在美欧关系中的战略价值下降、特朗普政府对多边主义的贬低和英国公众对特朗普态度的两极分化。
英美特殊关系在后脱欧时代主要受两大不确定性的影响。一是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将如何重塑英欧关系。这尤其关系到英美两国何时以及如何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二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先后退出了TPP 和巴黎气候协定。此外,他还公开贬低联合国的作用。如若特朗普政府坚持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英国将面临艰难抉择,英美特殊关系因而也会受到冲击。如若特朗普政府回归多边主义,英美特殊关系将会发展得更顺利。
英国智库对脱欧决策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
英国智库作为政治决策体系的“外脑”和知识生产机制的一支核心力量,在社会各界和政治决策者之间发挥着沟通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将基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各利益集团、压力集团与公民社会团体的政见观点汇聚起来,形成系统详尽、富有条理的决策建议或参考意见,传递给最高决策者。从“社会空间的三层场域”的视角来看,“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英国智库体系构成的“内层空间”的“组织场”中居于核心与顶尖的位置,并借助“中层空间”的“力量场”的作用,与“外层空间”的“权力场”的政治、财经、媒体和学术四个领域保持着资源与信息的频繁交流,从而形成其对决策的影响机制。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至今已有一年多,但关于英国脱欧的大讨论仍在继续,众议纷纭,莫衷一是。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作为英国研究水平最高的外交政策智库,在“社会空间的三层场域”的动态结构中,借助出版物、智库会议和研究协作平台等形式,对有关脱欧的政治决策发挥着明确的影响作用。该研究所有关脱欧的研究活动节奏与英国政府脱欧决策进程的节奏表现出明显的关联性。该研究所有关脱欧议题的智库会议和研究协作平台,则将其与英国“权力场”的四个领域,尤其是政治决策体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后脱欧时代,英国经济发展虽增速有所放缓且充满不确定性,但伴随英国“脱欧”进程的不断深入及对本国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英国经济将有可能逐步企稳、呈现向好局面。
2016年以来,英国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即经济增速放缓和不确定性增加,经济虽呈正向增长,但增长动力不足。在经济发展方面,英国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难题,即“脱欧”谈判和产业结构失衡。“脱欧”增加了英国经济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自“脱欧”公投以来,其通货膨胀率上升,英镑兑欧元汇率下跌,不仅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更制约了英国经贸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发展。同时,“脱欧”模式的选择及英国未来与世界各国会建立怎样的“新型经贸关系”,都直接关系到英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英国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是制约英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因素,也是英国目前国际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生产率停滞乃至下滑及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这两大难题的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英国未来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发展方向。
英国经济增速放缓是英国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英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包括通货膨胀率持续高涨、国际贸易收支逆差扩大、消费市场信心不足及政府财政政策持续紧缩等;内部因素主要来自于英国本身的产业结构失衡。
英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面临不确定性。其不确定性主要源于“脱欧”对英国经贸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及消费市场等领域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英国经贸市场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产业竞争力发展的不确定性等;同时也来自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
在后脱欧时代,英国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受到本国国内政治经济、欧盟和欧洲市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多重压力。但从长期看,考虑到不断增强的“软脱欧”信号、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经济仍有可能企稳回升。
《大废除法案》是英国脱欧时期非常重要的法规,直接关联脱欧之后英国各项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与平稳过渡。
2016年10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保守党大会上提及《大废除法案》,法案即主要解决脱欧之后欧盟法在英国的适用问题。2017年2月英国政府公布了脱欧白皮书,列出了英国政府在未来“脱欧”谈判中将秉持的准则。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脱欧立法白皮书,即《大废除法案白皮书》,明确了拟制定的《大废除法案》的主要内容:于正式脱欧之日废除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相关立法权限回归英国,英国不再接受欧盟法院管辖;在英国正式退出欧盟之前,将欧盟法转化为英国法律;给予英国政府二级立法权力,英国政府根据情势变化修改法律法规,保证法律法规能够反映英国国情以及英国与欧盟签订的脱欧协议的内容。
欧盟法对英国影响较大,实现欧盟法转化并保持法律稳定性与适用性是一项大工程。政府发布的《大废除法案白皮书》以及相关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大废除法案》旨在终止欧盟法在英国的效力,夺回立法主权与司法主权,同时将欧盟法转化修改为国内法予以适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大废除法案》涉及需要转化修改的欧盟法数量众多,在有限时间内完成转化修改任务是英国议会与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受制于有限人力,议会难以满足脱欧特殊时期的立法需求,必然授权政府完成大部分的转化修改任务,进而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膨胀,议会主权受损。鉴于此,在审议《大废除法案》过程中,议会十分关注政府立法权力扩大的问题,寻求授权政府立法与监督限制政府权力之间的最佳平衡。此外,转化修改欧盟法还涉及英国权力下放地区立法以及人权保护、与欧盟法衔接等问题。
脱欧之后对移民的限制将会对英国经济造成损害,大幅削减移民最大的输家是公共财政。梅政府很难兑现保守党2010年以来将年净移民控制在10万人以内的许诺。
脱欧后英国在移民控制方面浮现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已经在英国工作的350万移民。遣返这些欧盟移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违反现行欧盟和英国法律规定的。另外,办理300多万人的入籍手续需要巨大的行政和人力资源投入;第二个问题则是如何控制今后的新移民。英国的食品加工、农业和餐饮旅馆服务业依赖于来自东欧的低成本劳工。大幅削减欧盟非熟练工移民将造成劳动力短缺,从而迫使雇佣单位改变其经营模式:更加自动化(要付出技术和研发成本)、提高工资以招到本土工人(工资成本上升)或者不得不破产(对整个英国经济造成损害)。第三个问题,严控移民会大大增加非法移民的数量,给英国的经济与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大幅削减移民将对英国的经济、社会和财政收入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弊远大于利。本土的英国人正在快速老龄化,就业年龄段的人数在缩减。如果仅仅计算本土出生的英国人,在欧盟国家中,英国是个“老龄依赖比”(old-age dependency ratio,即老年人数与劳动人数之比)较高的国家,而且正在恶化。这使得医疗、保健和退休金的费用急剧增加。英国自然的移民特点是,移出退休的老龄人口而移入年轻、工作并纳税的人口。这实际对英国有利,有效改善了“老龄依赖比”。如果降低净移民数量,老龄人口将给英国政府的财政带来更大的负担。劳动人口将不得不为此付更多的税。英国政府的财政部门测算,到2065年,如果将年净移民数量控制在10万人以下的话,公共开支债务将比把净移民控制在20万人以下高出约30%。
在移民控制问题上,梅政府很难兑现保守党2010年以来将年净移民控制在10万人以内的许诺。为了英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梅政府应当更加务实,放弃这一不切实际的竞选承诺。
英国影业近年来努力拓展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英国近年来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桥头堡。
英国影业近年来努力拓展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政府于2014年4月正式签署了《中英电影合拍协议》。英方将2014年定为“中国电影年”。2015年10月中英签署了《关于电影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6年上半年双方重磅推出了民间投资的中英电影基金,首期募集5000万英镑设立种子基金(双方各投入2500万英镑),并在2020年前增至15亿英镑。该基金是首个中英影视投资基金,得到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英国近年来是中国电影海外推广的桥头堡。2016年第八届万像国际电影节于11月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中东迪拜和巴林以及英国联合展映,地点和活动都大为拓展。创立于2013年的伦敦国际华语电影节于2016年正式更名为中英电影节,旨在促进中英电影文化交流。2016年6月的中英电影节,包括《师父》、《老炮儿》、《烈日灼心》等11部中国优秀国产片在伦敦参加了展映。12月的中英电影节“英国电影季”在河北大厂影视小镇开幕,举办了中英电影文化论坛、奥斯卡影帝科林·费尔斯职业生涯回顾论坛、中英电影大师班、英国电影展映等单元。奥斯卡影帝科林·费尔斯与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BAFTA)首席执行官阿曼达·贝里也空降电影节现场,这是BAFTA高层首次亮相,足见中英电影节的影响力和权威性。费尔斯被颁发了中英文化贡献终身成就奖。
英国传媒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媒介融合已成常态,移动网络和接收终端在内容传播和接收方面已成主导、并且仍在快速发展。
由于媒介融合,特别是移动端的普及,报纸和杂志的受众、内容的传播覆盖范围大幅提升。英国传统报刊依然有巨大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移动网络的发展,使传统报纸的阅读人数大幅度上升,统计中绝大多数报纸的移动端阅读人数超过了纸质版和台式电脑端读者之和。
在广播电视方面,视频点播、流媒体服务、电视回放和付费的流媒体服务(如Netflix 和Amazon Prime Video)替代以往的电视直播节目正日益成为主流。
在英国,社交媒体和信息类APP的使用在提升。Facebook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其后是WhatsApp和YouTube。72%的英国成年人使用Facebook或在该网站有自己的资料。
网络广告中移动网络广告投放38.66亿英镑,增加45.4%,占网络广告投放的38%;社交媒体广告投放首次超过17亿英镑;视频广告投放(包括移动网络和固定电脑网络)增长56%;移动网络视频广告投放增长103%,占网络广告增长部分的79%,占视频广告投放的63%,占社交媒体广告投放的79%;付费搜索广告投放增长15%。
2016年以来,中英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两国高等教育在学生流动、合作办学、校际交流、职业教育等层面表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而主要依托两国高校的孔子学院则继续扮演推进两国人文交流和高等教育合作的综合性平台的重要角色。
2016年12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英国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作为机制双方主席出席了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会议主要话题涵盖了卫生、科学、青年交流和创意产业等方面,并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例如新的中英电视合拍协议、《中英两国抗生素耐药性科研与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的合作备忘录》等。
两国政府共同推进留学生双向流动。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的数据,2015~2016年间,有91215名中国学生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是其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资助中国学生赴英深造,在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框架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启动了“万名赴英留学人员项目”。英国政府也加大了对青年学生来华学习和深造支持的力度。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起了“英国未来计划”,计划在2020年以前支持80000名英国学生来华留学实习。
中英两国合作办学项目较多,且运营较为成功。2004年设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和2006年建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都是成功的典范。习近平主席赴宁波考察学校筹建情况时曾将其称为“中英文化交流的最大项目”。2017年9月,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引领了两国教育合作,两国教育合作迈入“黄金时代”。同时,中国高校也在积极探索走向世界。浙江大学在帝国理工学院西校区设立海外校区,这是中国高校首次在世界名校校园内设立海外校区。
两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开展了多层次、内容广泛的合作。2017~2018年度,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中英联合科学创新基金框架下拟资助70名博士生赴英进行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
孔子学院在英国的多元化新发展。第一,英国孔子学院国内外合作共建单位也由早期的以中英高校为主,逐步发展为高校、银行、会计事务所、商业企业、政府机构、出版社等多元化机构的联合。第二,英国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渠道更趋多样化。第三,孔子学院在英国的地区分布,由最初多集中于伦敦和中东部地区,逐渐扩大到英国其他地区,更加注重各地区的合理布局,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第四,孔子学院在英国的运行机制更加健全,区域与国别协作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五,英国孔子学院充分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与英国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组织在汉语教学、经济贸易、科技人文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交流都得到了加强和深化,并积极服务于所在地区的公众需求,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提高。
国际资本注资英伦联赛,中国成新兴势力。“脱欧”并未给中英体育层面的互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体育产业迎来了高速增长期,足球产业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资本不断涉足欧洲联赛。2016年8月5日,以赖国传为首的中国财团已经收购了现任西布朗主席杰里米·皮斯拥有的88%的俱乐部股权。这是中国资本第一次控股英超球队,也意味着英超联赛中有了中国资本的介入。2016年的夏天充满了资本的味道。英超和英冠两个级别的英格兰联赛已有3家俱乐部被中国资本控制。除了西布朗维奇,狼队、阿斯顿维拉也被中国资本家收购。伯明翰和曼城也有中国资本的身影。
中英足球将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脱欧”并未给中英体育层面的互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2015年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首相卡梅伦陪同下,参观曼彻斯特城市足球学院。同一天,38岁的孙继海以“足球大使”身份被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正式选入足球名人堂,这是一项给予中国球员的特别奖励。中英足球交流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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