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召开。

　　进入21世纪，非洲国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进工业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工业园区建设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视为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发展工业园区，需要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经营管理等方面借助国际合作，这就为依托产业园开展中非产能合作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在非洲建成、在建或筹建的产业园约有近100个，其中30多个已经开始运营。鉴于产业园建设业已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非洲工业化及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特别是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契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精神和非洲“2063年议程”战略目标，符合中非双方的利益诉求，编委会遂将本期非洲黄皮书的专题设定为“非洲工业化与中国在非洲产业园区建设”。

　　非洲产业园最大挑战是安全和融资问题

　　中国企业在非洲投入运营的产业园达30多个，建设中的产业园70多个，几乎遍布所有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产业园建设和运营最大问题是安全和融资挑战。

　　黄皮书指出，中非经济合作发展迅猛，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贸易合作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地。随着经济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非经济合作模式产生了深刻变化，由贸易和承包工程为主逐渐向产能、投资、技术、金融、服务等领域持续扩展，其中产能合作成为中非经济合作趋势性和战略性的重点领域。作为中非产能合作的现实载体和系统集成，产业园的合作模式符合中非共同利益诉求，可以更高效地利用中非发展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精神和非洲各国“2063年议程”的战略目标。因此，中非共建产业园代表着中非经济合作的发展新趋势。

　　中国在非洲建设产业园肇始于2000年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跨越式发展，由中非共同建设工业园，逐步发展到共建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合作层级不断提升。当前，中国与非洲在经济合作的各领域互有优势、互相需要、互为依赖，产能合作面临者历史性发展机遇，中非共建产业园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并向着集约化和产业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受到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中非共建产业园也面临着形式多样的挑战。非洲各国普遍存在安全问题、金融问题、投资环境问题、经济政策问题，而中国的投资运营方也存在着同质竞争、缺乏协调、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入园企业则需要解决国际化、本地化和合规问题。

　　为促进中非共建产业园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针对产业园普遍面临的投资安全和融资难问题，黄皮书针对中国政府部门、非洲国家政府、建设运营方、入园企业分别提出了应对策略的建议。中国政府需要密切与非洲的安全对话，充分利用援助和两优贷款，鼓励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单位走向非洲；非洲国家应该努力改善政治和安全环境，加强服务意识，提升商业竞争力。而园区运营企业应该合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入园企业则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融入非洲。无论是运营方企业还是入园企业，都需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应对安全和金融风险的水平。

　　从经济视角观察非洲政治和社会形势

　　2016年世界经济出现2009年以来最低增速，与此相伴随，世界政治与社会形势也显得空前混乱、紧张。非洲形势基本上与世界形势相类似。2016年非洲经济增速为近20年来最低点，非洲大陆政治与社会形势中的不安定因素也明显增加。2017年非洲经济形势有望好转，进而改善非洲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但多种不确定因素也可能改变非洲形势发展轨迹。

　　黄皮书指出， 2016年非洲经济增速大幅下滑首先表现在以尼日利亚为首的非洲五大经济体增速的普遍下降。由于非洲五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占全非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五国经济增速下降不仅大大拉低了全非平均经济增速，而且它们因经济增速下降而出现的不同类型的政治与社会不安定因素，对非洲大陆整体政治与社会形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尼日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博科圣地的恐怖袭击活动和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多股反叛武装势力的破坏活动。埃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恐怖组织的恐怖袭击活动和对政府政策不满的街头游行示威活动。南非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持续低迷，导致南非人民对执政党非国大和总统祖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而非国大和祖马总统又找不到解决南非问题的可行举措。阿尔及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布特弗利卡总统的接班人问题和高失业率问题。安哥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对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构成的威胁。

　　2016年非洲也有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喜人。据统计，非洲共有6个国家经济增速达到或超过6%，包括科特迪瓦（8%）、坦桑尼亚（7%）、吉布提（6.7%）、卢旺达（6.7%）、塞内加尔（6.3%）和肯尼亚（6%）。这些经济增速相对较高的非洲国家大多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当然，也有国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经济增速最高的科特迪瓦曾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2016年非洲共有15个国家举行了总统选举，有2个国家原定举行总统选举，后因故延期。在完成总统选举的15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选举及权力交接平稳进行，只有3个国家（加蓬、赞比亚、冈比亚）的选举进程出现程度不同的骚乱或争议，但也未发生大的政治危机。平稳完成选举及权力交接的非洲国家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形势基本良好。

　　2016年非洲有多个国家经济增速为负增长，其中负值最大的2个国家都是受战乱困扰的国家，分别是南苏丹（-13.8%）和利比亚（-4.8%）。

　　2016年非洲政治和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的最大根源在于非洲大陆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因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又以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要格局，这种外贸格局使非洲国家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非常敏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出口收入减少，出口收入减少又引发非洲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或汇率剧烈波动，进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出口收入萎缩、货币贬值还引发非洲国家通胀率节节攀升，而高通胀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存，极易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危及政治稳定。同时，由于经济不景气，非洲国家失业率普遍偏高，庞大的失业群体通常是对现行政治体系最不满最失望的人群，这就为各国反政府势力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也为国际上各种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向非洲渗透提供了空间。

　　2017年非洲经济有望走出泥潭，实现相对强势的复苏，进而改善非洲政治和社会形势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加息对非洲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非洲影响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改变非洲形势发展轨迹。尤其是进入2017年以来，非洲几个地区大国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如南非排斥外来移民事件，尼日利亚和埃及的恐怖袭击事件，无不预示着非洲形势的复杂多变。

　　非洲安全形势评析和中非安全合作

　　当前非洲安全形势的复杂性前所未有，虽然选举冲突、政变以及暴恐伤亡有下降趋势，但威胁稳定的根源性问题未解，同时新的安全风险和和冲突模式出现。在非洲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以及欧美减少对非安全援助的背景下，非洲把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资金自筹机制作为实现“安全自主”的重中之重。同时，中非安全合作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扮演的角色逐步走向舞台中央，加上中国在非利益保护的客观需要，中非安全合作在政策法律、机制建设和国际协调等领域必然要迈入更深层次。

　　其一，伴随非洲“民主转型”而产生的选举冲突和政变威胁呈下降趋势。近年，非洲的“民主转型”虽仍在艰难磨合，但“多党民选”已在非洲政治中逐步扎根，加上西方的外部施压，非洲政客、精英和民众对选举结果的接受程度变得更“理性”，选后暴力冲突的烈度在下降，政权和平交替成常态。此外，非洲的政变发生频次降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低，在2015年和2016年，没有非洲国家被政变推翻，这标志着长期困扰非洲国家的“文武关系”逐步正常化，是对非洲安全局势的重大利好。

　　其二，非洲恐怖主义呈现鲜明“本土化”特色。近年来，非洲恐怖主义的崛起被认为是非洲安全形势恶化的主要标志。但与中东、欧洲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的情况不同，非洲的暴恐形势呈现“周期性”和“阶段性”特点。从2010年至2016年，非洲暴恐形势经历了“上升—下降”的过程，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等组织形态由“聚”到“散”，很难再占地割据，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种“周期性”变化恰恰反映了非洲恐怖主义的“本土化”特征，非洲内生性的政治问题是影响其恐怖主义态势的根本性因素。

　　其三，影响非洲和平与安全局势的新问题涌现。第一是“第三任期”问题积聚可能使得大湖区局势失控，2015年以来非洲领导人“第三任期”问题开始集中爆发，其中又以大湖区国家最为集中，该地区长期是非洲的“火药桶”。第二是欧美削减安全援助恐引发非洲的“安全真空”。非洲在安全上严重依赖欧美，但当前西方国家政策内倾，为非洲安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在下降。第三是影响政局稳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

　　其四，中非安全合作迈入深层次。当前，中国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领域扮演的角色正逐渐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心。在维和领域，中国逐渐成为非洲维和的中坚力量；在涉非重大安全事务，“中国声音”和“中国贡献”受到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高度认可。另一方面，随着中非经贸关系向投资升级，大批中企和人员将“扎根非洲”，和非洲的利益纽带更加紧密，非洲的海外利益保护对中非安全合作提出了新要求，尤其在关键性问题上要把握好大方向。如中非安全合作与相关政策法规有机结合，让中国在利益保护上“师出有名”；要着力提升对非安全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动参与到各类涉非安全事务议程和机制；对非安全合作要本着“以我为主、互利双赢”的精神，把握好中国、非洲和国际社会三者的平衡。

　　非洲经济增长更加倚重内生动力

　　2016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非洲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3.7%，大幅下降至1.7%，为20年来的最低点。拖累经济下滑的因素主要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部需求低迷、国际信贷紧缩、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极端的气候条件、部分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形势恶化等。

　　黄皮书指出，2016年，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三个地区大国的经济增速下降,是导致非洲整体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非洲矿物出口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在次区域层面上，东部非洲地区的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其他次区域，引领非洲大陆的经济增长。

　　过去三年里，国内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受制于国际能源、金属类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2014年以来，在少数非洲国家（集中在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地区），通过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东部非洲地区的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卢旺达、吉布提，西部非洲地区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增长率均超过6%。这些国家受益于国际油价的走低，私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强劲增长，加之商业环境和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改善，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经济增速较快的国家都在致力于经济多样化发展，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和制度环境来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力图构建强劲的内生增长动力。

　　2017年，预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有小幅回升，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困境会稍有缓解。非洲国家的极端干旱天气将有所好转，农产品的产量有望提升。许多非洲国家将继续经济调整政策，增强内部发展动力。与此同时，非洲局部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仍然较高，粮食危机状况仍然严重。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对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和乍得等乍得湖地区国家的恐怖袭击致使当地安全形势出现恶化趋势。南苏丹和索马里的内部冲突已经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非洲，内部冲突和严重干旱天气，已经导致索马里、南苏丹、布隆迪、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粮食危机形势严峻。

　　2017年，非洲大陆平均经济增长率有望上升至3%左右，私人消费和投资仍然会是主要驱动力。当然，非洲国家之间的增长速度仍会差异很大，赤道几内亚、乍得、尼日利亚等石油出口国仍然会持续低迷和衰退状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家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不容忽视的是，在当前全球化逆潮涌动中，非洲大陆长期依赖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未来非洲经济增长需要更加倚重内生动力，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摆脱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和经济多样化匮乏导致的经济脆弱性。

　　中国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态势日益明显

　　西方对非合作复苏的基础不牢导致“援助疲劳症”可能再现，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或效仿中非合作，或以中非合作为潜在竞争对手，进一步凸显中国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重大潜力。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对非政策的差异化发展明显，西方发达国家在非洲的优势重建努力效果逐渐显现，同时新兴大国对非合作后劲不足态势也开始显现。但2016年的发展似乎预示着某种新的转变。

　　首先，欧美对非可能“援助疲劳症”重现：尽管欧美对非合作的传统优势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有所恢复，但由全球权势转移决定了西方对非合作优势重建的根基不牢，尽管欧盟与非洲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取得部分进展，但其他发展却相对消极：一是欧盟与非洲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可能出现某种倒退，特别是欧盟的非洲和平基金预算结构调整可能对其在非洲的和平支持行动产生较大影响；二是英国脱欧不仅可能导致欧盟与非洲次地区的经济伙伴关系谈判更加困难，也可能拖累欧洲整体对非援助，并使欧盟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下降；三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可能进一步激发欧美发达国家的“援助疲劳症”，同时强化西方内部对非政策的军事化倾向。

　　其次，中非合作开启转型升级进程：2016年，中国与非洲创新性地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推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得到了快速和有效落实：一是中非双方于2016年7月29日成功在北京召开协调人会议，重大地推动了中非领导人共识和论坛峰会成果落实；二是中非合作的热度、广度和频度均达到新的高度，作为中非合作核心要素的经贸合作呈现合作结构升级、合作主体转变与合作观念转变三大变化；三是中国大力推进涉非三方合作，推动非洲发展伙伴关系的更好建构；四是中国大力促进非洲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提升，特别是通过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推出多项惠及非洲的政策努力。

　　最后，中非合作日益被当作潜在竞争或效仿对象：2016年，第六届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这是日本首次在非洲大陆召开这一会议；韩国则通过推动总统访问非洲、举办第五届韩非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及第五届韩非论坛等使2016年成为韩国的“非洲年”；印度总理纳南德拉•莫迪于2016年7月访问非洲四国，暗中加大与中国竞争力度；土耳其经济部则将2016年定为“非洲年”，试图消除其国内政治的潜在影响。

　　中国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引领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这既可能使中非合作成为国际舆论聚焦，也为中国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提升能力建设、加强对非伙伴关系建设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15至2016年非洲外贸与中非贸易发展态势

　　2015年非洲贸易增长总体弱于全球水平。其中，非洲出口额年增长率为-29.6%，大幅低于当年世界出口额年增长率为-13.2%。2015年主要非洲出口大国中工业型经济体出口表现相对更好，工业化有一定基础的经济体(本文称非洲工业型经济体)，如南非、摩洛哥、突尼斯、埃及，年出口额分别为-10.3%、-8.1%、-25.3%、-16.0%，均高于非洲出口额年增长率-29.6%。主要依靠矿产品出口的经济体，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年出口增长率分别低至-45.5%、-39.9%、-44%。

　　从全非洲出口地域伙伴上看，排名分别是欧盟、亚洲、非洲、北美，四者在全非洲出口总额中占比分别为34.3%、25.9%、19.2%、7.1%。从独立关税主体伙伴上看，前两大伙伴分别是欧盟、中国，二者在全非出口总额中占比分别为34.3%，12.1%，中国占比还远高于美国、日本分别为5.8%、2.2%的占比。从全非洲进口的地域伙伴上看，排名分别是亚洲、欧盟、非洲、北美，四者在全非洲出口总额中占比分别为34.7%、31.1%、13.8%、5.8%。从独立关税主体伙伴上看，前两大伙伴分别是欧盟、中国，二者在全非洲进口总额中占比分别为31.1%，20.2%，来自中国的进口占比仍远高于美国、日本分别为5%、1.4%的占比。

　　非洲各国出口进口的产品种类结构也反映出工业化程度差异。出口结构对比显示南部和北部非洲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非洲大部分国家人均GDP和人均初级产品出口额表现出高关联性。出口结构相对偏向制成品，工业化有一定基础的非洲国家包括北部的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南北南非、莱索托，东部的毛里求斯、肯尼亚等。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制成品进口占比普遍超过85%，而具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制成品进口占比在60%~80%左右。

　　中非贸易格局表明中国促进非洲工业化大有潜力。2015年中国对非出口占非洲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上升至五分之一，中国作为非洲出口目的地的占比则从21%下降到18.1%。非洲对华出口产品结构分析表明，目前非洲国家只有寥寥少数国家具备大规模出口复杂机电产品的能力，并且通常情况中国市场在其市场份额中微不足道。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意味着，未来通过适当方式加强经贸联系，非洲工业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空间，非洲工业产品开拓中国市场的潜力空间，非常巨大。

　　中国高层已表达中国真诚愿望，希望同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工业化经验，愿为非洲工业化进程提供支持。目前，可从以下方面入手，推动非洲工业化和中非贸易发展：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深度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利用非洲部分国家要素成本优势建设中资企业境外工业品组装加工基地；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深度参与非洲自然和人文资源开发。

　　非洲外资流入呈现持续下滑态势，中国对非投资规模有望恢复性增长

　　受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情势的影响，2015年以来国际社会对非洲投资规模出现持续性下滑态势。2015年，国际社会对非洲投资规模同比下降7%，降至540.79亿美元；2016年，非洲吸引外资规模同比进一步下降5%，降至510亿美元。南北区域分布变动呈现“北升南降”的态势，非洲内部五个次区域国际投资流入变动差异较大，吸引国际投资最多的五个非洲国家增幅相差悬殊，并购金额虽然翻两番，绿地投资仍占主体，发展中国家在非投资日益活跃，发达国家仍是非洲的最大投资者。未来，部分非洲国家投资体制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流入，服务业和制造业国际投资流入将持续增加，东非地区将吸引更多制造业国际投资流入。

　　黄皮书指出，随着中国在非洲将深入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及非洲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规模有望整体性实现恢复性增长，投资前景更加广阔。近年来，受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出现一些波动。2015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29.8亿美元，同比下降7%；截至2015年末，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投资存量为346.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3.2%。总体看，中国对非投资呈现以下两大特点：其一，投资国别覆盖率较高，但分布仍相对集中，2015年中国对非洲投资主要流向加纳、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刚果（金）、阿尔及利亚、乌干达等国家。其二，投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仍相对集中于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五大领域。未来几年，在非洲经济增长提速，非洲中产阶级规模扩大和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等系列利好因素的推动下，加上中非合作机制日臻完善，中国对非投资的规模有望回升并进一步扩大，投资行业分布有望更加多元平衡。

　　黄皮书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前景更加广阔，但风险与挑战不容忽视。非洲地区局部安全风险仍将继续存在，非洲投资的国际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负面舆论困扰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非洲国家发展筹资缺口加大，国际社会急需整合援助资源

　　尽管新兴援助力量在推动非洲减贫中作用提升，但是由于DAC国家预期对非贡献率持续下降，非洲国家的发展筹资前景仍不容乐观。基于此，国际社会急需整合援助资源、提高援助效率。

　　黄皮书指出，2015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比2014年实际下降8.9%，但是对非洲的援助比上一年实际增长了6.3%，主要呈现出五个特点：第一，DAC国家总体对非洲的援助占比从2014年的平均27.09%降至2015年的平均24.96%；第二，22个非洲国家接受的援助金额出现下降。其中降幅最多的是毛里求斯（39.23%）、科特迪瓦（36.71%）、佛得角（33.83%）、纳米比亚（32.34%）、圣赫勒拿（30.17%）；第三，重点受援国未发生变化。前五位分别是埃塞俄比亚（35.29亿美元）、坦桑尼亚（28.44亿美元）、刚果（金）（28.29亿美元）、肯尼亚（26.92亿美元）、尼日利亚（26.46亿美元）。第四，重点援助领域也未发生变化。获得最多援助的三个部门分别是：社会基础设施（占46.08%）、人道主义援助（占16.07%）、经济基础设施（占13.87%）；第五，方案援助仍是发达国家主要采用的形式。

　　2015年，非传统援助力量对非洲援助又上新台阶。其中，新兴援助国对非援助达到7.7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1.8倍；盖茨基金会对外提供的援助金额达到29.9亿美元，其中对非援助约占其援助总额的1/3。

　　2015年，中国对非援助再创佳绩。第一，启动运作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12月出席中非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时宣布成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首批资金为10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非洲地区制造业、高新技术、农业、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和金融合作等领域。第二，全面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执行层面上，中国以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加大援外培训力度等多种形式推进 2030 年议程落实。从机制构建上，中国希望促成联合国主导进程与G20落实工作的相辅相成。第三，倡导中美非三方合作共建非盟疾控中心。2016年6月中、美、非三方一致确认非洲疾控中心建设应以非方为主导，中美在充分尊重非盟及非洲国家意愿的前提下，计划在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方面提供支持。第四，成立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开发银行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不足的问题，补充和完善全球发展合作网络。

　　当前在DAC国家预期对非贡献率持续下降和非洲发展筹资缺口加大的背景下，整合援助资源、提高援助效率成为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未来在现有对非援助规模难以扩大或缩水的情况下，扩大促贸援助规模、积极开展三方合作或许是今后发展援助的趋势。

　　本土化政策影响在津中资企业发展

　　本土化政策对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成为津巴布韦经济持续低迷的一大诱因。本土化政策也给在津中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打击了它们的投资信心，加大了它们的投资风险。

　　黄皮书指出，津巴布韦本土化政策的出台，是革命意识形态、经济赋权、资源民族主义和选举政治等因素所导致的结果。该政策在2010年正式实施后，虽几经调整，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津巴布韦政府虽希望该政策可产生良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效果，然其所带来的主要是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了津巴布韦吸引外资的能力，打击了采矿业这一支柱产业，导致美元现金流动性短缺，成为津巴布韦经济持续低迷的一大诱因，并加剧了津巴布韦政局的复杂性。

　　黄皮书还进一步指出，虽然当前大多数中资企业都已经满足了当前阶段津巴布韦政府在本土化政策方面的要求，因此本土化政策对它们虽有冲击，但遭受的损失有限。但尽管如此，中资企业在津巴布韦的经营与发展还是因此而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其中包括部分企业应对本土化的策略存在法律隐患；企业信心受到打击，投资意向或发展势头遭到阻遏；加大了企业投资的风险；经常有人借本土化之机向他们敲诈勒索。

　　在津巴布韦政府难以在短期大幅调整乃至取消本土化政策，该政策对中资企业的影响将会长期存在的情况下，需要中国政府加强对在津中资企业的引导和保护，中资企业自身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一方面，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加强对在津中资企业的指导和引导，积极支持在津中资企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以及加强对在津中资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在津中资企业应在落实本土化计划的同时积极利用相关政策，积极转变经营模式并逐步向制造业转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以夯实未来发展的基础，以及做好应对本土化政策重大变动与政局大幅动荡的准备。

　　黄皮书最后指出，相对于本土化政策的变迁，津巴布韦政局的动荡给中资企业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穆加贝总统年事已高，执政党津民盟内部争夺继承人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则在不断给津民盟带来重大冲击。在此种情况之下，不排除津巴布韦有出现政局大幅动荡的可能，尤其是一旦穆加贝出现意外，津巴布韦在短期内就非常有可能会出现动乱局面。对此，在津中资企业应早做准备，以避免人身与财产遭受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