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本年度《京津冀蓝皮书》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形势与新进展”为主题，构建了发展、协同、生态文明、人口发展和企业发展五大指数，并运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进行测度与评价。

　　总报告系统梳理了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在非首都功能疏解、交通一体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得出基本判断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协同进展方面，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非首都功能疏解有序推进，“大城市病”有所缓解；交通一体化建设成效显著，“1小时交通圈”正在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联防联控机制日益完善；产业转移对接步伐加快，产业空间布局得到优化；创新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创新协同效果显著；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现，地区间差距逐步缩小；市场一体化进程全面提速，要素流动日益频繁。

　　在基本判断方面，本书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运用指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综合发展指数方面，北京总体最强，天津支撑力增长迅猛，河北辐射力快速上升；在协同发展指数方面，总体协同程度呈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是短板；在生态文明指数方面，北京总体最高，天津生态保护水平上升最快，河北资源利用水平最高；在人口发展指数方面，三地人口发展指数有所上升，京津石三足鼎立态势已确立；在企业发展指数方面，北京企业整体实力最强，天津研发转化优势明显，河北商贸物流优势显著。分报告由综合发展指数研究、协同发展指数研究、生态文明指数研究、人口发展指数研究和企业发展指数研究五个专题报告组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进展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包括总体水平、发展趋势、内部结构以及得分排名等。专题报告分别对京津冀三地进行综合发展指数研究，并针对重点领域进行了专项分析。

　　京津冀发展指数最新显示：北京总体最强，天津支撑力增长迅猛，河北辐射力快速上升

　　蓝皮书指出，在发展指数方面，本研究采用了五个一级指标——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凝聚力和辐射力，二级指标共计33个。从总体发展水平来看，北京核心地位稳固，津冀差距呈缩小趋势，2015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得分处于80以上，天津处于40~50区间，河北处于20~40区间；从支撑力来看，北京实力最强，天津增长迅猛，2015年北京支撑力指数得分为97.49，天津得分为83.38，河北得分仅为32.75；从驱动力来看，北京领先但增速下降，河北与京津差距较大，2015年北京驱动力指数得分为74.03，天津得分76.38，河北得分14.00；从创新力来看，北京创新优势明显，津冀创新力有所提升；从凝聚力来看，北京呈下降态势，天津平稳上升，河北明显不足，2015年北京凝聚力指数得分（86.80）远高于津冀（56.50和42.98）；从辐射力来看，北京辐射力最强，河北快速上升，天津有待提升，2015年北京辐射力指数得分为77.76，河北得分为37.87，天津得分为15.44。

　　京津冀在协同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方面仍是短板

　　在协同指数方面，蓝皮书采用了三个一级指标——协同能力、协同行动和协同绩效，二级指标共10个，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评价。从协同总指数看，2005~2015年，京津冀总体协同发展程度呈上升趋势，三地发展基础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协同能力来看，指数平稳上升，区域协同的基础不断夯实，政府行为能力和区域创新能力对三地协同能力的作用最为突出；从协同行动来看，区域协同行动受政策性因素影响较大，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协同绩效来看，效果并不理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短板主要体现在京津冀生态环境建设滞后以及河北在社会保障上与京津差距过大等方面。

　　京津冀亟待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蓝皮书分析指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实现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有效保障。政府在生态补偿方面应该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应建立以中央政府补偿为主、地方间横向补偿为辅的生态补偿机制。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明确分工。中央政府应重点解决生态涵养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提升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以保证对生态涵养区生态补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应提升中央对生态涵养区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适度压减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地方政府应根据“谁受益、谁付费”原则，进行基于项目的横向补偿。要完善政府间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环境保护政策实施所形成的增支减收给予合理补偿，可采取项目补偿、政策补偿、资金补偿（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智力补偿、技术补偿、实物补偿、对口支援等多种方式。

　　在京津冀地区共建国家级生态合作试验区，统一补偿标准。将河北省的承德、张家口、保定山区，北京西部、北部，天津北部等生态涵养区，共同申请国家级生态合作试验区，通过生态补偿政策的先行先试，为全国生态涵养区发展探索新路子。通过建立合作试验区，加快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改革，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机制。

　　天津凝聚力上升，北京呈下降趋势

　　蓝皮书指出，从人均视角来看，2015年北京凝聚力指数得分（86.7988）远高于津冀（56.4987和42.9811），但在2006~2015年，北京与天津的凝聚力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略有小幅波动，河北凝聚力有所提高，但与京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近年来，天津的GDP增速达到9%左右，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速，优势在于驱动力与凝聚力。在驱动力方面，驱动力指数（人均）从2013年的72.5404增长到了2015年的76.3798；在凝聚力方面，凝聚力指数（人均）从2013年的51.7968增长到了2015年的56.4987。目前来看，天津经济发展仍以大项目投资为主，驱动方式与创新驱动的要求还存在差距。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以中关村园区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园区在天津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天津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另外，北京“控增量，调存量”的疏解策略使得部分人才尤其是应届毕业生出现外溢现象，加之天津的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居民收入的改善使得天津的凝聚力得到明显提升。

　　京津冀人口发展京津石三足鼎立之势出现，但发展指数津石与北京差距仍然明显

　　21世纪以来，北京市的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在京津冀13个城市中人口发展能力连续稳居第一。北京作为首都，无论是政治地位、科技水平还是交通条件，长期以来都聚集了众多优质资源，尤其是利用了全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北京“大城市病”严重，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及环境压力，但北京市的人口发展水平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始终遥遥领先，特别是生命质量指数占有极大优势。天津作为直辖市，经济基础较好、对外开放较早，是北方经济中心，与北京形成明显的双核空间格局。但从人口的发展能力来看，尤其是综合人口发展指数与生命活力指数相比北京还有明显差距，这制约着城市的核心竞争能力。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城市发挥着中心城市作用且不断增强，但竞争能力仍然落后于京津两城市，与京津双核相比，石家庄人口发展能力仍然较弱。

　　京津冀地区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额占比达七成以上，现代服务企业数量超过地区总量的一半

　　从企业对外投资金额来看，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增长水平总体波动较大。从地区占比水平和数量变化来看，北京虽然波动明显，但总体占比水平最高，天津居于第二位，河北相对靠后。2000年京津冀三地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分别为1925.41亿元、306.96亿元、59.52亿元，分别占比84.01%、13.39%、2.60%，2015年三地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分别上升至21035.00亿元、453.27亿元和1043.24亿元，占比水平调整至93.36%、2.01%和4.63%。2015年北京企业对外投资金额较2014年的10955.15亿元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天津则下降幅度较大，2014年天津和河北的企业对外投资金额分别为1428.38亿元和1032.34亿元，京津冀三地2014年的占比水平分别为81.66%、10.65%、7.69%。整体来看，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在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平均占比分别约为79%、14%、7%。北京资本的外溢效应显著。

　　从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来看，2000~2015年京津冀三地基本保持稳定的上升态势，各年份增长率的平均值均在20%左右。从地区占比水平和数量变化来看，北京拥有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基本占京津冀地区总量的60%左右，天津约为15%，河北约占25%。2015年京津冀三地现代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1112823家、263944家、534058家，分别是其2000年（59535家、16076家、25271家）水平的18.69倍、16.42倍和21.13倍，占比水平分别为58.34%、13.81%、27.95%。

　　京津和京保石两主轴沿线城市人口承载力最大，应依此疏解产业与人口

　　到2030年，北京的人口承载力为3000万人左右，天津的人口承载力为2000万人左右。河北省各地市的承载力从340万人到1300万人不等。单因素人口承载力呈现空间的集聚性，即廊坊、唐山、沧州三市位于“双核”北京、天津市的东侧或南侧，人口规模得到明显提升；而河北南部的石家庄、保定、邯郸三市原本人口规模就比较大，未来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地处河北北部的张家口、承德、秦皇岛三市在不同的因素下人口规模都增长缓慢。总之，京津冀区域人口承载力以京津和京保石两主轴沿线城市最大。

　　京津冀产业协作创业打造“反磁力中心”

　　京津冀产业协作的空间规划范围应充分尊重地域空间上的差异，缩小地理空间单元，在“次区域层面”上进行合理定位，制定出能够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的区域总体规划。“京津冀次区域”是指将京津冀城市群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弱化其内部的行政区划边界，根据各自的地域分异特点，划分若干空间尺度相对较小的区域，使每个次区域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具备各自特征，是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得以落实的实体地域空间。依据当前各区域生态承载力、区位特点、产业发展等现实情况，将京津冀城市群拟划分为六大次区域。

　　产业布局方面应各有分工，实现错位发展，努力把北京、天津建设成为国际金融管理中心和国际金融运营中心；世界级城市群往往是国际贸易中心，北京作为一座内陆城市，尽管是全国铁路、公路和航空枢纽，但由于缺少天然海港做支撑，国际贸易受到一定制约，而天津港作为北方最大的综合性大港，应着力加强二者之间的合作，着力打造以海港、空港、铁路和道路建设为基础的京津物流一体化体系。

　　河北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其定位是重点承接北京疏解出的与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无关的城市功能，因而河北雄安新区的建设工作必须要突出“融合发展”这一发展理念，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的融合发展，与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实现错位发展。成立河北雄安新区，是北京城市功能由集聚到向外扩散的标志性节点，能显著提升首都城市功能的空间承载能力，其是首都圈的空间拓展，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腹地建设的应有之义。

　　京津冀产业协作之所以举步维艰，归根结底是三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过于悬殊，河北很难对京津两地的产业实现逆向吸引。资源是稀缺的，河北应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几个点上，迅速提升产业承接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与京津两地产业环境的无缝对接，塑造“反磁力中心”，通过不断地发展积淀，以承接平台为圆心向外围区域扩散，最终实现产业承接能力的整体提升，为三地的产业协作助力。

　　当前京津冀产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产业同构”问题，主要是因为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通过税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争相吸引产业，缺乏整体大局意识，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产业雷同问题，产业结构雷同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块状分割。要立足京津冀发展整体大局，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下好三地产业协作的大棋局，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切实落实好三地的功能发展定位，引导三地产业合理分工，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