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0日，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6年，日本自民党赢得第24届参议院选举胜利，时隔27年再度掌控过半数席位，政治优势扩大，安倍晋三强势地位突出。日本“修宪势力”控制了参议院2/3以上多数议席，启动修宪程序首次具备了现实可能性。自民党修改党章，延长总裁任期，安倍2018年后继续竞选总裁、实现“超长期执政”成为可能。

　　2016年，日本经济仍未步入复苏轨道，继续在通货紧缩中前行。外部需求总体不振，国内增长动力不足，日元升值、个人消费低迷导致物价上涨势头放缓，企业业绩受日元走高、股市下跌影响而转弱。已实施3年的“安倍经济学”越来越受到各方质疑。日本政府年中再次决定推迟提高消费税，并随后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在结构改革领域、劳动力市场开放、农产品贸易、女性就业等方面举措频频，为应对少子老龄化、“差距社会”严峻形势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

　　对外战略上，安倍内阁继续以“积极和平主义”引领“战略性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2016年日本正式实施新安保法，启动行使集体自卫权，推动军事外交、海上通道外交，以主场外交抢夺国际话语权，借对外政绩巩固执政基础，增进本国战略利益。日本谋求以日俄、日韩双边关系改善撬动地区多边格局，扭转周边外交的不利局面，但也遭遇了“特朗普冲击”等一系列挫折，外交安全战略“基轴”受到震动。

　　2016年，中日关系延续缓和与改善势头，而对立与摩擦仍有新的发展，“三海”问题并发，新老矛盾交织，外交博弈激烈。受两国政治关系及中国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去产能、消化不良债务等因素和“安倍经济学”见效缓慢影响，2016年中日贸易总额仅增长0.2%，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跌势仍未改观。日本将南海问题作为对外战略、对华战略的切入点高调介入，人为制造出干扰中日关系的“新问题”。而中菲关系积极变化，南海局势降温使日本借助“支点”国家参与南海争端、提升地区政治安全影响力的既定战略失去抓手。

　　展望2017年，面对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特朗普风险”，日本将面临新的选择节点。日本坚持大国化目标导向，借政治安全领域的突破实现战略转型的既定方针不会变，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强化自主防卫能力、提升外交安全战略的“自助性”成分势在必然。同时，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因应局势或将做出一定调整，尝试探索多元化合作框架，更加重视东亚区域内合作。日本的这一调整方向若最终确立，或将在经济贸易方面加大利用亚洲合作效益，为中日关系改善、区域合作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2017年，日本经济面对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递减、国内劳动力短缺、财政收支失衡、外部不确定性增大等挑战，实现宏观政策目标的难度较大。未来一段时期内，日本经济仍将处于低增长、低通胀状态。

　　2017年，东北亚局势伴随朝鲜半岛危机仍将持续不稳，日韩“共识”难以兑现，军事合作也面临不确定性，日朝关系紧张状态亦将持续。中日关系互动博弈特征将更加明显，若能以维护地区稳定与合作大局为重，在地区经济、海上安全等领域开展切实合作，中日关系将可望实现一定的“双赢”效果。2017年两国应充分利用经济调整的机遇和邦交正常化周年纪念节点的良机，创造持续改善关系的条件，使中日关系早日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安倍内阁修宪日程进入“冲刺前的预备期”

　　2017年，安倍内阁修宪日程将进入“冲刺前的预备期”。二战后日本的宪法论争一直围绕第九条展开，对第九条的不同处理主张是各派分歧的核心。而鉴于删改第九条“尚未得到国民理解”，安倍及自民党核心领导层拟暂时绕开此敏感议题，谋求以“外围突破”的方式，即通过给宪法“追加”“新设”非敏感新条款达到修宪目的。有学者预测，如果安倍能如愿延长自民党总裁任期，并且“修宪势力”在下一届众议院大选中继续确保2/3以上议席，再将2019年10月提高消费税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从安倍、自民党角度看，完成修宪的最佳时间点应在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之前。国民投票或将于2018年6月以后实施。关于具体条款，“修宪势力”最终能够达成共识并不致引发在野党强烈抵制的方案将是一个以追加。“环境权”或“紧急事态的处置”等新条款为主的“微修改案”或“试修改案”。

　　但是，上述前景是建立在安倍能顺利实现执政到2021年的目标基础之上的。自民党通过修改党章为安倍连任总裁扫清了党内制度障碍，然而连任日本首相无疑比连任自民党总裁更具挑战性。与延长总裁任期完全取决于自民党一党党内协调不同，首相任期能否延长最终取决于“民意的审判”，即国政选举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下一届众议院大选不仅对安倍个人的政治生命，而且对日本政治战略走向，特别是《日本国宪法》的命运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无论是2018年12月任期届满众议院举行大选，还是在此之前某个节点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安倍若不能继续领导自民党实现国政选举第五次“连胜”，那么他将很难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进而也就谈不上连任首相。而一旦安倍无法连任首相，其一直强力推动的修宪进程很可能就此戛然而止。

　　“特朗普冲击”或为中日关系改善提供契机

　　2017年，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而最大的挑战来自“特朗普风险”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亚太政策、对同盟政策及对华政策前景不明，这让安倍内阁“失去了指南针”。

　　在日本看来，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受考验，日本要在国际社会发挥主导作用，就需进一步开展战略性外交，增进国家利益。2017年，安倍内阁将着力展开“海上通道外交”，继续将南海问题作为对外战略、对华战略的切入点，寻找、借重新的战略“支点国家”。2017年安倍首次出访即选择菲律宾、越南、印尼及澳大利亚四国被认为是极具指向性的外交行动。1月15日，安倍在与印尼总统佐科的会谈中建议两国加快谈判进程，早日缔结促进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的协定，以加强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承诺向印尼提供约740亿日元贷款用于灌溉项目和海岸保护项目，特别强调将支援印尼对纳土纳群岛等离岛的开发。双方还敲定年内在雅加达举行“2+2”磋商。

　　“特朗普冲击”之下，日本在对外经济战略上可能将不得不做出一定调整，尝试探索多元化合作框架，更加重视东亚区域内合作。事实上，“随着TPP受挫，日本等同时参加TPP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国家已开始重视起RCEP谈判”。 “为了维持和发展亚洲及全球自由贸易体制，（日本）政府正在以最大努力尽早完成已近尾声的日欧经济合作协定谈判，同时以高质量为目标推进RCEP、日中韩自贸区等其他经济合作谈判，还将为促进世贸组织（WTO）的各种谈判做出贡献。”日本的这一调整方向若最终确立，或将为中日关系改善、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提供重要契机。

　　日本将继续在南海地区落实其海洋战略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日本将在东南亚推行其地缘战略的同时，继续在南海地区落实其海洋战略，可能加强军事手段运用（如自卫队活动、各类军援等）；可能拉拢南海地区个别声索国甚至非声索国作为“支点国家”；可能进一步诱导美国升级南海政策，加强美日同盟的地区存在；可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渗透，争取政经“双重绑定”；等等。

　　如果日本执意在从地缘战略到海洋战略的各个层面加剧对华竞争，势必将恶化中国的周边环境，并可能引发地区形势的升温。这不仅可能危害中国的海洋权益，影响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等海洋战略的实现，还可能在地缘政治层面造成不良后果，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中国“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广等。

　　此外，在主要国家相继出现“逆全球化”势头之际，地区合作、自由贸易今后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主题，也将成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其中东南亚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

　　基于上述背景，如果日本海洋战略及政策进一步对中国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可考虑如下政策选项。

　　第一，针对日本间接介入的特点，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学术及舆论交流，针对日本战略诱导与战略传播行为，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增信释疑工作，并通过各种方式增加日本发展“支点”国家的难度和成本，使其失去间接介入的“抓手”。

　　第二，坚决回应日本可能升级的直接介入。如果日本实施可能刺激地区局势的直接介入行动，则中国可实施明确、直接的回应行动，在注意危机管控等前提下，加剧其介入成本和风险，凸显其能力局限。

　　第三，关注美日同盟的战略目标与具体利益差异，关注美日政策实施的重心与节奏差异。

　　第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机制建设等形式，稳步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层面降低地区国家对日本的需求及依存程度，削弱日本经济手段对政治手段的支撑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政策选项并非中国的必选项。中日关系是一对互动关系，日本在南海地区的介入、干预升级到何种程度，是否可能进一步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危害地区稳定，是中国采取何种政策选项的前提。如果日本能够改弦更张，转而以地区稳定与合作大局为重，则中国亦可根据日本的地缘及海洋利益需求，在地区经济、海上安全等领域与日本开展合作，且可能实现一定的“双赢”效果。

　　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日本经济未来10年的常态

　　影响日本经济走势的因素诸多，并且日趋复杂。一方面，日本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递减，对实体经济和物价的影响有限；企业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幅度难达预期，促进消费和投资的条件仍显不足；美国步入加息通道，全球流动性风险上升；特朗普执政以来贸易保护趋势增强，日本对TPP的期待效果已无法显现，英国脱欧“余震”未了，日元汇率受外界影响波动频繁。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日本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达成减产协议，全球经济显现出缓慢复苏迹象，对日本提振出口、缓解通缩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从中长期来看，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顺利地推进结构改革，因为改革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首先，企业人手不足现象日益凸显。其次，财政赤字有增无减。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庞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为严重，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难两全。再次，政府恐难专注于发展经济和改革。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日本开始追逐“政治大国”地位，安倍内阁尤为关注推动修宪进程。最后，外部风险日益增多。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金融市场动荡不稳，不仅使出口面临不确定性，也会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蓝皮书预计，2014～2024年度，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约为0.7%；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均上涨约1.3%；受人口少子老龄化及劳动力减少影响，有效求人倍率上升，失业率仍徘徊在3.1%至3.5%之间。低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在未来10年将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常态。

　　日本真正解决少子老龄化仍然面临诸多难题，或接受移民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随着少子化的加剧，2016年，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少子化对策，使其成为与老龄化对策同等重要的支柱。日本主要通过了《育儿与护理休业法修订案》《雇佣保险法修订案》，改善非正式员工的待遇，继续完善“护理零离职率”制度，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育儿、雇佣、护理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但是，具体会达到怎样的效果，目前尚难以判断，可以判断的是，日本真正解决少子老龄化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第一，财政能力有限。在日本财政支出中，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目前日本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大概1%，到2035年的时候将每年减少2%左右。劳动年龄人口既是生产领域的主力军，又是消费领域的主体，这一部分人口的减少将持续影响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低迷、财政紧张使日本很难进一步加大对少子化对策的投入。

　　第二，内阁中负责少子化对策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任期过短，难以从中长期思考少子化应对措施。与其他领域的大臣相比，负责少子化的大臣更换频繁，在9年内大臣已经换了15人，这种情况不利于应对少子化长期计划的制订和执行。

　　第三，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日本政府针对女性的育儿和就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策。但是，日本社会尚存在比较顽固的性别分工意识，女性在就业、工资待遇、升职、工作环境等方面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日本在推动女性就业过程中还将遇到各种阻力。

　　第四，随着少子化的加剧，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大引进外国劳务的力度是日本的长期选项。从长期看，为彻底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实现人口发展目标，引进外国劳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移民，或许将成为日本未来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要选项。

　　中日关系面临新的调整

　　2016年，中日关系两面性并存，总体有所稳定但博弈不减并竞争外溢，仍处爬坡过坎、不进则退态势。两国的矛盾与对抗集中在新老“两海”问题，紧张激烈、持续广泛分别是其特征与影响。同时，安全困境难缓，外交博弈趋烈，且双边行为呈现外溢、泛化趋向。

　　这种战略对峙与综合博弈的格局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两国间关系也进入了一种“新型常态”的态势。这一“新型常态”是由中日关系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没有同时存在过的四种表现形式组成：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互惠互利、往来不绝。和而不同，指的是战略及政治关系上有对立、摩擦但寻求基本问题；斗而不破，指的是在军事安全领域，包括在部分争端上有对峙、争斗但难以发生战争；互惠互利，指的是互通有无、正常的经贸关系以及相互依存；往来不绝，指的是人文及社会交流不少，但情感上未必有认同。

　　然而，中日关系这种“冷和平”的新型常态架势，是极不稳定、复杂多变、成本高昂的。为了确保中国周边环境的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要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构建互利共赢、健康稳定的新型中日关系样态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对日战略目标，应该以此为方向，在确保核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条件下，尽可能让“日本因素”为我所用、多发挥正能量，不让其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如影随形的巨额负面资产。

　　中日的复杂磨合与过渡期远未结束，两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相处之道。双方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当务之急首先是要止跌、维稳，包括在东海要管一管、在南海要缓一缓，同时寻找转一转即“回升向好”的处方。中日可继续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力争补足“政治互信”与“安全保障”两块短板，同时大力加强互利合作，使中日切实成为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在2017年两国能够通过中日复交45周年以及其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良机接轨，尽量创造条件持续改善中日关系并使之回到正常健康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