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6~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代表以及欧盟和欧洲各国驻华使节齐聚一堂，讨论欧盟6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境，反思欧洲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是《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但与50周年畅谈“光荣与梦想”相比，欧盟在庆典上探讨了困境之下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十年来，欧洲一体化取得的成就虽引人注目，但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欧盟经历了重重危机，在各种叠加的矛盾和危机的冲击下，未来前景充满诸多的不确定性。

　　在欧盟内部，首当其冲的是债务危机。在危机解决过程中，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矛盾重重，相关各方的矛盾公开化，并与民主缺陷、欧洲团结、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等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未等欧盟完全走出债务危机，其他内部危机又纷至沓来。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袭击使欧洲社会备受考验。民粹主义抬头，疑欧乃至反欧主义思潮波涛汹涌。2016年，英国公投宣布退欧，引发欧洲一体化新一轮危机。在欧洲民众之间，一股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的情绪弥漫开来，对于欧盟是否解体、欧洲一体化是否会转向的诘问使不少民众对于欧洲的前途深感迷惘甚至丧失信心。

　　然而，对于欧洲一体化而言，最大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欧盟无法有效应对挑战，尤其是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欧盟自身难以克服、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与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欧洲一体化的根本目标远未达成，建立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仍需假以时日；其次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坚定的信心与牢固的信任，影响了欧洲一体化事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最后，欧盟超国家或后国家的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危机的解决缺乏制度保障。

　　鉴于《罗马条约》签署50周年之际出版的《欧洲发展报告》已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经验与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本年度的《欧洲蓝皮书》重点结合近10年来欧洲发生的新变化，在主题报告中，对欧盟60年特别是近10年来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困境与挑战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与深入的思考。该报告认为，欧洲面临的挑战将是全方位的，从现实来看，欧洲一体化存在反转的可能。纪念《罗马条约》签署60周年的当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欧洲面临关涉命运和前途的战略选择，欧洲一体化的前景仍然存在种种不确定性。

　　欧盟的作用正在弱化，欧洲一体化存在反转的可能

　　一、 欧洲一体化是一场目的地不清晰的征程

　　欧洲一体化目标很清楚，是一个和平项目，但目的地很不明确，欧洲一体化是一场目的地不清晰的征程。《罗马条约》开宗明义：“矢志为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建立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奠定基础”。但“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究竟指的是什么？是邦联，还是联邦，亦或仅仅是某些领域的联盟？这个问题当时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而经过了60年的历程，对这一问题的“标准答案”依然具有争议。从一定意义上看，欧洲一体化是一场目的地不清晰的征程。这也是《罗马条约》60年的历程中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

　　二、 欧洲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呈线性方式发展，而是扇形发展格局

　　欧洲一体化并不是线性方式发展，而是扇形发展格局。欧洲一体化由于对终极目标是联邦还是邦联的争执，导致了欧洲一体化在战略上缺乏顶层设计，在战术上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边探索，边实践，最终形成了目前扇形发展的格局，这也是危机推动一体化发展的根源。欧洲经济一体化并不是呈线性发展，即完成一种形态后进入下一个形态，而是呈扇面状发展，某个形态并没有完成，但有些领域已经具备条件下一个形态，则这些领域开始进入下一个形态，而不必等待上个形态的全面完成。这种“达标”与“升舱”两者之间的灵活互动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但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同领域的一体化进展不一，也造成了不同成员国在一体化中的进展不一。欧洲一体化在上述两个层面的不一，本身就意味着一体化或许隐含着自身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引发致命的缺陷。这些缺陷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被暴露无遗。危机促使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惯性思维被新的现实所打破，这个新的现实就是欧洲一体化存在反转的可能。

　　三、 过去的十年实际上是欧洲一体化危机时间最长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实际上是欧洲一体化危机时间最长的十年。欧洲面临金融、经济、政治和社会以及外部和全球层面的挑战。

　　经济层面的挑战表现为一是经济增长缓慢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拉大；二是欧元区结构性问题和碎片化；三是增长模式的挑战。

　　欧洲一体化在机制层面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挑战之一是欧盟机构抱负与能力之间的矛盾，并陷入“能力与期待值之间的陷阱”；二是欧洲领导人应对危机得过且过的心态。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层面均缺乏有魄力的领导人；三是以团结的名义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金融危机时的一刀切的刺激政策导致了欧盟整体债务水平的迅速上升。如今，难民分配名额，又出现类似的状况。不同意配额分配的国家则被扣上“不团结”的罪名，并要对其进行惩罚。欧盟何时才能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四是欧盟领导人号不准脉。欧盟的领导人似乎不能勇敢地去探询关于欧洲未来的问题，更不用说提供解决方案了。

　　外部和全球层面的挑战在于欧盟不断被边缘化的风险。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上均丧失吸引力和可信度，欧盟的作用在弱化。欧盟本身就不具备硬实力，欧盟所擅长的软实力则由于危机叠加并专于关注内部事务而受到削弱。

　　四、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欧洲迷失了自我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欧洲迷失了自我，为内务所困。在经济危机的时代，和平的理念是否还能继续把欧洲维系在一起，还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考验欧洲各国领导人智慧的时刻到了。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变成可能。英国退欧给欧盟敲响了警钟。历经60年的一体化建设，欧洲人依然没有就目的地达成一致。在经历了自16世纪以来欧洲大陆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之后，眼下的欧盟是否还继续抱有当初创建时的理想，不忘初心。好战的欧洲大陆要取得长久的和平，唯有合作，别无他路。

　　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风险增加

　　2016年是欧洲政坛的“多事之秋”。包括难民危机在内的“多重危机”导致欧洲多个国家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现象，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一向以稳定性为最主要特征的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政治局势遇到了各种挑战。

　　首先，欧洲多个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现象。其最重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全民公投这一直接民主方式的采用越来越频繁，特别是一些与宪政有关的重大事项，在公投结果与执政党的预期不符的情况下，极易引发政局不稳。二是，民粹主义政党对欧洲政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导致选举中各种“意外”频发，典型的如西班牙议会选举。此外，在德国和法国的地方选举中也表现出了这一特征。其次，在政党政治方面，2016年欧洲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反建制派别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从而对传统主流政党和固有的政党政治格局构成了重大威胁。原有主流政党的力量被严重削弱，政党政治格局向进一步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方向发展，欧洲政党政治的谱系总体上呈现出进一步右转的趋向，而中左翼政党则影响势微，绝大多数在短期内都难以有更佳表现。最后，欧洲政治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使导致欧情绪的进一步发酵，使欧洲政治一体化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当属英国退欧。当然，这也促使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领导人被迫重新思考和调整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2017年欧盟经济将面临多重挑战

　　2016年欧盟经济维持复苏形势，但经济增速略显乏力，尤其表现在欧元区成员国方面。对外贸易与投资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紧，欧盟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活跃性受到挑战。结合量化宽松政策，欧盟通胀虽未达到预期，但依然处于上升通道。在劳动力市场有稍许改善的同时，欧元区财政赤字和债务率依然高悬。金融市场出现两极分化态势，股票市场繁荣和汇率、利率低迷形成对比，伴随银行业危机逐步显现，2017年欧盟经济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展望2017年，欧盟经济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着挑战。

　　第一，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欧盟内部受到空前挑战，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活跃度正在降低。2016年欧盟对外贸易、投资增长基本停滞，欧盟显示出内部贸易份额加大、世界贸易占有率下降、参与国际投资积极性不高、国际资本吸引力下降的特点，这些逆全球化特点可能将严重制约其经济增长。此外，“英国脱欧”事件加深了未来欧洲经济的不确定性，加之各国大选迫在眉睫，迷茫和慌乱伴随经济增长将是2017年欧洲经济所面临的大背景。

　　第二，过高的政府债务水平依然是欧盟的棘手问题。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改善成员国的债务水平。同时，负利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长期投资者由于在固定收益类资产方面的投资收益降低，转向投资高风险资产，加大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危及市场稳定性。过高的债务率和日益脆弱的银行体系将是欧盟在2017年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

　　第三，量化宽松政策是解决欧盟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效果面临挑战。上文对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策的绩效评估表明，政策传导影响最大的是欧元区通货膨胀和债务水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货膨胀率的提升，符合ECB的政策预期，但这种促进作用程度会逐渐下降，因此政策的持续性是达到ECB预期的关键因素。政策对债务水平起到微弱的正向冲击，但作用程度显著低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程度，政策并没有解决欧元区债务率高悬的问题。因此，通货膨胀的上升预期和削减债务的期望将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形成“二元悖论”，这也是欧洲央行亟待解决（或选择）的关键问题。

　　欧盟社会局势日益复杂

　　2016年，欧盟国家的总体失业率持续降低，但就业形势依旧严重，民生问题突出；英国“脱欧”推动疑欧情绪大范围蔓延，欧盟所面临的认同与合法性危机由此不断加剧；难民危机持续发酵导致欧盟社会生态不断恶化，恐怖主义袭击则使得欧盟社会的安全局势日益紧迫，而跟难民和非法移民有关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进一步加剧了民众排外情绪的高涨。综合来看，2016年欧盟社会生态日益复杂严峻，多重挑战甚是棘手。

　　欧盟国家在2016年总体上延续了自2014年以来出现的失业率逐步下降的趋势，但相较于2008年以前的状况，各国失业率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欧元区国家，而且一部分民众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民生问题总体上依然突出。近些年来，欧盟国家持续经历的经济危机加剧了包括贫困在内的社会问题的恶化，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危险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

　　英国“脱欧”对于欧盟社会影响深远。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多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凝聚的欧洲认同与团结，致使更多人对欧盟建设产生怀疑。近些年来，在债务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等多重困顿交织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欧盟的凝聚力及其合法性，以及应对和治理危机的能力，并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寻找应对危机的机制。疑欧情绪在欧洲各国的上升与蔓延，是欧洲长期以来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问题尖锐突出等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其中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两大因素是主要的直接原因。

　　近两年来，欧洲各国所遭受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接连发生，对欧洲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社会生态不断恶化。2016年7月1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共同避难政策改革的最新主张，明确提出要建立充分有效、公正、人道的避难政策。在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与日益频繁的恐怖主义的冲击下，欧洲社会的稳定与公共安全形势面临很大的压力，社会生态急剧恶化，具有不同宗教与文化背景的诸多族裔群体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

　　欧盟外交屡遭挫折 全球战略定位新目标

　　2016年是欧盟外交政策屡遭挫折的一年。欧盟委员会在年中发布了了新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新战略，题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这份全球战略文件是世界格局出现变化，欧洲面临一系列危机困扰情况下，欧盟对自身外交政策的重新定位。欧美之间最重要的经贸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意外胜出而陷于停滞状态，未能按期在奥巴马卸任前达成协议。欧俄关系继续“冷对抗”状态，2016年6月和12月，欧盟两次延长对俄经济制裁，在乌克兰和叙利亚两个热点问题上，欧盟和俄罗斯继续持对立立场。欧盟和法英等成员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外交政策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西方阵营中的次要角色，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在土耳其政变后变得更加紧张。

　　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将给欧洲和国际形势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在西方选举政治体制下，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经给欧洲政治带来强烈冲击。第一，民粹主义政党的很多政策主张已经被主流政党所采纳。例如，在国民阵线崛起的压力下，法国中右翼政党从萨科齐时代就已经主张要收紧移民政策，中左翼政党也在事实上采取类似政策。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法国社民党总统奥朗德只同意接收1万名难民，与同意接收上百万名难民的德国中右翼总理默克尔形成讽刺性的对比。第二，民粹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为欧洲主流政党所借鉴。当代社会中，垂直的行政化、官僚化、科层化是西方政党组织的共性。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则采取更加开放、现代的组织方式，互联网成为这些政党的主要工具和舞台。目前，多数欧洲政党都已经对通过互联网吸引选民支持、便利公众参与给予高度重视。应该说，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已经发生重要变化。第三，在民粹主义政党的推动下，“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德国政治格局中，选择党几乎没有参与执政的机会。于是，该党极力呼吁在政治上加强直接民主，主张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的重大政策，这无疑会给未来的德国政府带来很大的合法性压力。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下，未来欧洲政治中可能会频繁出现类似英国脱欧那样的“黑天鹅事件”，主流政党执政的难度会加大，决策效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国内改革会更加举步维艰。

　　在国际层面上，民粹主义兴起对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从理论上说，国际合作的前提是符合各国利益和增加各国人民福祉。但是，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都是由“精英阶层”实施的，当民众不再信任外交事务的决策者时，国际关系中的得与失就需要被重新界定，这会导致不确定性增强，国际合作的成本提高。

　　安全危机下欧盟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反恐机制

　　自“9•11”恐怖袭击之后，欧盟逐步建构了多层次、多维度的反恐机制，主要通过刑事司法合作来遏制恐怖主义威胁。近两年恐怖袭击的频发使反恐再次成为欧盟的核心议题。欧盟认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恐怖组织和激进化是当前最危险的恐怖主义威胁。为维护联盟安全，欧盟以预防为核心目标，积极更新了反恐政策。

　　第一，重视情报合作和共享，强调通过情报分析预知威胁来避免风险。第二，设立乘客姓名记录系统，更依赖大规模监控的预防功能。第三，通过更严厉的反恐刑法，扩大惩罚的范围。第四，采取更自主的制裁措施，控制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活动范围，力求将危险挡在欧盟境外。第五，更深入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特别是与邻近的，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具有高度脆弱性的国家加强双边合作。整体而言，对预防的重视和安全的追求，让欧盟拓宽了反恐领域，设置了更多的反恐机构，强化了反恐措施，也改变了欧盟传统刑事司法合作的模式和重点。

　　在遭遇恐怖袭击之后能迅速采取共同措施，有针对性的就反恐议题达成一致，体现了欧盟反恐的效率，也反映了它的被动性和安全驱动的发展模式。欧盟并未解决庞大的反恐政策体系和其中的机构重叠与交流不畅的问题，也没能将反恐重心从“危机驱动”的应急性的政策制定，转向“能力导向”的机构权能建设。这种由危机驱动的反恐模式不利于欧盟解决追求安全与保护人权，以及追求安全与维护主权之间的难解矛盾。欧盟反恐的核心问题是边境开放和刑事管辖脱节造成的安全漏洞。为了更好遏制恐怖主义，有效弥补欧盟开放边境的固有安全弱点，还需要欧盟更深入的进行安全一体化。但在当前欧盟动荡，英国脱欧的局势下，欧盟反恐政策的结构性难题恐怕难以在短期内解决。

　　未来中欧关系面临多重挑战

　　2016年中欧关系的发展可谓硕果累累。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中还存在着复杂性和利益冲突及其他变数。未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对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欧双方都有美好的愿景，但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尚不足，在利益发生冲突时的协调还需加强。特别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缺乏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和真正信任，对华态度也各不相同。此外，在2016年6月的对华新政策文件中，“欧盟对中国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深表关切”；该政策文件也未明确欧盟是否以及何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此，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双边在经贸等领域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

　　其次，英国脱欧的过程将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而且，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随着2017年和2018年两年奥地利、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多国将举行选举，欧盟一些成员国领导人的更替有可能会影响中欧关系的深化。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告诉人们，随着法、德等欧盟核心国家领导人的新老更替，中欧政治关系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误解、猜疑甚至麻烦随之增多，导致中欧关系的亲密程度难以维持很久。这反映出中欧双方之间缺乏一种长效的政治互信机制，不利于中欧关系真正走向成熟且稳定的轨道。

　　再次，当前，欧洲的经济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核心竞争力有所下降，一些成员国的国内治理与社会问题比较多，欧盟则仍面临债务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等难题。欧洲一体化的曲折甚至动荡都对中欧关系产生了某种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情况下，欧洲很多国家却经济低迷，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社会福利制度遭遇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排外情绪加剧，等等。如果欧洲政治领导人被“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反一体化”等新一轮浪潮所裹挟，那么欧盟或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决策将受到影响，甚至有可能将它们自己的决策失误、治理失灵等归咎于中国的崛起和中欧关系的发展。

　　最后，欧盟外交政策的共同决策机制固有的缺陷，对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欧盟现有28个成员国各自的利益与共同的“欧洲利益”并不完全重合，而欧盟层面的一些决策机制原则（如重大事务须全体一致表决通过），使事关成员国自身利益的议题难以形成欧盟的“共识”。此外,欧洲的对外政策中不乏“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等。这些因素常常成为阻碍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源头。

　　总之，正如欧盟驻华使团团长史伟(Hans Dietmar Schweisgut)大使所言，“当前的中欧双边关系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合作基础”。但是，欧债危机阴云未散、经济增长乏力、难民危机加剧、极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与势力兴起等都有可能威胁欧洲自身与中欧关系的发展。而随着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在国际秩序可能受到冲击和影响的情况下，中欧未来合作的战略性和必要性增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望得到不断深化与拓展，双方务实合作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立法草案存在三大问题

　　在争论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大背景下，2016年11月9日欧盟委员会向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提交了修改反倾销和反补贴基本立法的草案。2016年12月13日，欧盟理事会也就“低税规则”改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欧盟拟废除适用于转型经济体的有条件市场经济待遇制度，同时补充了旨在增强贸易防御工具有效性的四大条款，即“市场扭曲”条款、强化反补贴调查条款、现有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祖父条款”、缩减“低税规则”适用范围条款。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立法草案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反倾销非市场经济方法借“市场扭曲”条款还魂；第二，压缩“低税规则”适用范围导致特定情况下无法避免双重救济；第三，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立法文件多个方面涉嫌违反WTO规则。欧盟修法草案虽然法律上给予中国与其他WTO成员相同的待遇，但事实上仍可能歧视中国，同时可能增加对华反倾销壁垒。此外，“祖父条款”可能导致欧盟在新法生效后长时间维持现有的对华反倾销措施。建议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密切关注欧盟对华“市场经济地位”立法进展，对其生效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应对预案。建议中国政府深入研究该立法草案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做好WTO诉讼准备，以便其生效实施后及时有效地提起诉讼，维护中国合法权益。

　　欧盟保护主义抬头 中欧钢铁贸易争端仍将继续

　　中欧钢铁产业困境各不相同，但近年来中国钢铁产品在全球市场走俏、削减产能力度大与欧盟钢铁产品出口乏力、削减产能力度微弱形成对比。中国钢铁产品国际竞争力已得到大幅提升，而欧盟则停滞不前，中国钢铁产品对欧盟市场需求、依赖度大幅下降，而欧盟对中国市场需求、依赖度则不断上升。中欧钢铁贸易结构趋同，中国不构成对欧盟倾销的动机、逻辑和条件。在全球需求乏力背景下，中国钢铁产品不断扩大国际市场占有率、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而欧盟钢铁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减少、国际竞争力水平下滑，“替代国”做法使得欧盟为自我保护发起贸易救济提供便利。

　　欧盟建立银行业联盟  金融风险大幅降低

　　在离散的银行监管体系下，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使得欧洲金融体系风险持续累积，最终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恶性循环。为应对这一困境，金融稳定成为首要关切,欧盟着手建立包括单一监管机制、单一清算机制和单一监管规则手册的银行业联盟。随着各类救助机制的落实以及银行业联盟各项机制的陆续启动，加上银行建立资本缓冲的努力，欧盟银行体系形势逐渐改善，目前各项指标总体符合监管标准，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金融市场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即使情况有所恶化，风险也依然可控。这些积极地变化，无疑有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确保欧盟银行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但是，部分银行杠杆率过低的问题，仍应得到重视；同时，与非欧元区的欧盟银行相比，欧元区银行承受风险能力仍有待提高。

　　此外，修复资产负债表及转换经营模式的努力，加上欧央行负利率等因素，一些银行或者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开始浮现各种问题，其中尤以德意志银行与意大利银行业为外界所关注。但是就如本文所分析的，无论是德意志银行还是意大利银行业，尽管面临一些特定问题，但是风险总体可控，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产生威胁的可能性更小。

　　总而言之，近年来的实践与数据表明，欧盟有足够的力量与手段来确保金融市场稳定，且随着银行业联盟相关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恶性循环不会再现，欧洲爆发金融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将大大降低，欧洲金融市场的短期震荡不应被夸大。而对于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我国来说，欧盟银行业如何平衡市场出清与风险的政策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能源联盟构建欧洲能源治理新框架

　　能源领域的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息息相关，能源联盟的成立“水到渠成”。它为欧洲搭建了一个新的能源治理框架。在该框架下，欧盟将能源、对外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融合在一起，以能源安全、可再生能源、能效、内部市场以及研发五个领域为支点，成为与容克投资计划和数字一体化市场并列的三大优先行动计划。目前，欧洲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效和研发投资、电网联网和管道更新等方面出台多项计划和行动，保障了能源联盟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受欧盟“国家救助指令”的影响，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将发电补贴制度改为“竞价上网”市场机制，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未来，能源联盟的发展将受制度、资金和俄罗斯等三方面的制约。

　　制度对能源联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欧盟特殊的超国家制度结构，使成员国和欧盟的权能定位较为模糊。“共享权能设计”为欧盟和成员国之间产生摩擦提供了空间。如在能源多元化问题上，个别国家处于自身利益，采取与欧盟理念相左的行动，如保加利亚、匈牙利两国将核能发电、波兰将煤炭火力发电依然列为重要的电力保障途径。其次，欧盟立法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如上述讨论的欧盟的新法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冲击。最后，由于欧盟法律需要在成员国进行转化，使各国在执行过程中很难“步调一致”。

　　资金匮乏对欧盟与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造成巨大挑战。以法国为例，据法国电力联合会统计，在2013-2030年期间，法国“能源过渡”大约需要5900亿欧元的投资。其中，将核能发电占比由75%降至50%所需要的资金约为1000亿欧元。

　　俄罗斯对欧盟能源联盟未来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自乌克兰危机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双边关系紧张，输欧管道建设成为双方政治博弈的焦点。在欧盟压力下，俄于2014年宣布停建“南溪”项目。其次，俄与土耳其结成“能源同盟”，凸显掣肘欧盟能源安全的战略意图。

　　“16+1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6年“16+1合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领导人高访推动“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从2016年一系列的高层活动来看，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以上四个中东欧国家的访问体现了对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重视和推进“16+1合作”的愿望。中国领导人的高访足迹遍及到了中欧、东南欧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等中东欧地区内三个重要次区域，显示出当前中东欧地区在我国外交布局中的重要性。

　　第二、“16+1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虽然“16+1合作”先于“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但中东欧国家则通过“16+1合作”在基础设施、旅游、金融、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来。因此，“16+1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第三、波罗的海地区成为合作的“新亮点”。 波罗的海三国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16+1合作”的进一步了解，其态度从最初的不关注，到现在已经转变为积极参与“16+1合作”，成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新亮点”。

　　第四、“三海港区合作”的前景日趋明朗。“三海港区”的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从最初单纯的企业参与进而开展产能合作，演变为产业园区、物流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综合合作模式。不过，这一合作倡议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也需从各个港区逐步推进。

　　不过，未来“16+1合作”也面临一定的挑战。例如，中东欧国家对“战略伙伴关系”理解欠深入；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间固有的经贸、投资不平衡问题依旧存在；目前总体缺乏“示范性”、“旗舰式”大型合作项目等。

　　英国退欧公投彰显民主与宪政困境

　　2016年6月，英国就是否退出欧盟举行全国性公投，结果有超过半数的投票者赞成英国退出欧盟。这一结果令全世界震惊。此次公投不仅将对英国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它还将英国民主与宪政制度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特别是议会主权原则、代议制民主、精英民主政治、政党政治，以及国家统一等涉及宪政制度根本原则的诸多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存在已久，只不过由于此次公投而得到了集中爆发。但这些问题很难轻易得到解决，因此，此次公投也是对英国民主与宪政秩序的一次重大考验，若解决不好，甚至有可能影响英国的未来前途和命运。

　　首先，公投不仅对作为英国宪政制度基石的议会主权原则构成了严峻挑战，而且，由于没有任何成文法明确规定公投的效力，全民公投还有可能引发关于民主合法性来源的冲突。其次，社会分裂造成的民粹主义情绪导致“精英民主”政治受阻。普遍认为，对英国退欧公投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民粹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导致这一情绪的最重要原因，则是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和分歧。换言之，此次公投是民众对政治精英长期忽视其需求的一种“反抗”，而公投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精英民主”的失败。第三，退欧公投使英国政党政治陷入困境，在工党方面，这一问题显得尤其严峻。最后，退欧公投也使英国的国家统一陷入危机，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增大，而北爱尔兰也出现了要求与爱尔兰合并的声音。

　　德国选择党迅速壮大  德国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主流政党整体规模不断缩水的背景下，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迅速壮大，在州议会选举中高歌猛进，并有望在2017年联邦大选中进入德国联邦议院，而执政党的支持率却有所下跌，德国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在结论中认为虽然许多学者认为欧盟政治进入了民粹化时代，民粹主义之火在欧洲已经燎原，但从德国的情况看，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可能性极低。从目前情况看，德国选择党即使在2017年联邦议院大选中进入联邦议院，也不会有主流政党意愿与其组阁。面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默克尔领导的中右翼政党的基民盟则出现了向“右”转的迹象，比如在2016年12月基民盟党代会的决议中列举了竞选纲领的议题，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减轻将非法移民驱逐处境的法律障碍、禁止蒙面罩袍等，这些与默克尔近年来奉行的政策相去甚远。面对德国选择党吸引着对现实政治不满、对全球化不满的民众，社民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则将德国的贫困人口的关怀和救济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面对欧洲民粹主义的泛滥、德国选择党的兴起，德国主流政党如何赢得2017年的联邦大选，以及各个政党政治方向和路线的调整是值得关注的。

　　“黑夜站立”运动折射出法国社会隐藏的诸多问题

　　2016年3月底，法国民众在反对劳动法改革的抗议中，自发组织了“黑夜站立”运动。这场运动虽兴起于反对劳动法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本质上却是一场全面针对法国现行不合理制度的抵抗运动，参与者强烈批判当代法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集体反思其原因，并试图推动制度变革。

　　引发民众强烈不满的劳动法修改案由执政的社会党提出，却被指比右翼政府更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背离了长久以来法国所形成的注重劳工权益保护的传统。在政府推出的劳动法修改草案中，有关裁员、工作时间、加班费等方面的条款被指严重损害了劳工权益。同时，草案还允许企业在经济困难时期或技术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无偿辞退员工，也削弱了劳资调解委员会为被辞退员工争取补偿金的权力，施行补偿金封顶制度。诸多改革意向会令广大民众身处不稳定的就业状态，为之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民众纷纷要求政府撤回法案。

　　在此运动期间，被广泛动员起来的民众从不同角度审视自己的人生境遇，爆发出对当代法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满。人们激烈批判社会福利不断缩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越来越多的人走向贫困；批判社会阶层逐步固化，人们越来越经常遭受不平等待遇；指责政府无力遏制恐怖主义活动蔓延，社会安全局势日益恶化；反对施行国家紧急状态，反对制度不透明，反对警察暴力；批评国家奉行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政府无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法国的利益等。

　　自兴起之初，“黑夜站立”运动就受到多方批评，批评者以右派人士居多。有批评认定“黑夜站立”运动是一场利己主义运动，因伴随出现破坏与暴力行为而遭受强烈谴责；有批评表示，“黑夜站立”运动所表达的诸多主张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空洞无物，形式大于内容；有批评指出，“黑夜站立”运动主张的民主是虚伪的，带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偏见和狭隘。

　　引发民众不满的真正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取向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于资本对于国家责任的冲击。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下，政府在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力不从心，亦没有能力保护好公民，工会力量也被迫削弱，普通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工会组织虽抱有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强烈意愿，但是面对法律改革，工会组织的街头抗议，以及暴力与破坏活动，却恰恰反映出其脆弱的一面。

　　“黑夜站立”运动的兴起虽有很大的偶然性，且被认定仅是昙花一现，不具有政治生命力，但它所引发的针对法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内一系列问题与制度建设的全面反思，依然会产生积极影响，这也是它留给当代法国的重要遗产。无论法国各方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它所揭露的问题却是政府与各政党、社会各界所不能忽视的，也成为我们窥视当代西方社会制度性危机的一个窗口。

　　宪法改革公投对意大利政治经济造成冲击

　　意大利于2016年12月4日举行的宪法改革公投以失败告终。从历史文化与政治心理上看，“无政府主义”在意大利一直颇有市场，民众不希望政府过于强大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此次宪法改革以及过去多次政治改革缘何均以失败落幕。从策略上看，伦齐过早地将个人政治前途与公投结果捆绑，使得公投转变为民众对政府是否满意的投票，亦是公投惨败的重要原因。

　　虽然此次公投并未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但是中长期而言，公投失败的确对意大利自身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也增加了欧洲一体化前景的不确定性。首先，随着公投失败，不仅一系列后续改革计划将被迫放缓或停滞，甚至此前已推行的部分改革也面临倒退风险，结构性改革的整体前景不容乐观。其次，公投失败对意大利政坛造成了较大冲击，导致该国政党政治格局更趋复杂，下届大选结果难以预料。最后，虽然公投结果并未造成金融市场混乱崩溃，但是已经并且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通过多个渠道（包括投资者信心，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居高不下的公债，等等）对意大利经济造成负面冲击，为其复苏与长期增长前景蒙上阴影。

　　西班牙政府组阁陷入僵局  政府遭遇悬空困境                                              

　　欧洲政治舞台风云变幻，“黑天鹅”事件频现，不同党派权力之争变得异常白热化。欧洲政党碎片化趋势不断加剧、左或右翼民粹主义严重泛滥，对西班牙政治生态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对于西班牙而言，政治生态的最大变化是政府组阁陷入僵局，遭遇政府悬空之困境。2015年12月20日西班牙大选未能如期产生新一届政府，2016年6月26日重新大选，也未能化解组阁僵局，导致无政府状态持续近一年。最终人民党以简单多数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组建了议席微弱多数政府。这是西班牙民主选举制度确立以来，国内政党之间上演的最为空前尖锐的政权争夺战。 此次大选结果对西班牙国内政治形势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政府组阁僵局对西班牙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正在和将会逐渐显现出来。从大选至新一届政府诞生，选举进程一波三折，传统左右翼政党、新生政党力量之间的权力之争异常尖锐。

　　相比英国脱欧这一欧盟政坛上最大“黑天鹅”事件，西班牙大选的后果仅在局部地区引起关注，未能对其他欧洲国家政党政治产生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受债务危机重创后，西班牙政府在应对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自顾不暇，对欧盟事务的参与度与影响力均有所下降。受此影响，西班牙主要政党在议会党团中发挥的作用明显受到削弱，西班牙政党势力的此消彼长难以对欧洲政党政治格局带来全局性的影响。西班牙选情变幻莫测对欧盟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有限的。就经济体量而言，西班牙与欧盟国家中排名前四的英、法、德、意国家有较大差距，人均GDP在欧盟28国中排名较靠后。自从加入欧共体后，西班牙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坚定支持者，当前的“政局乱象”至少不会拖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从目前局势看，人民党如要平稳度过本届任期，必须要在解决腐败滋生、平衡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上施展政治智慧，平息因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引发的争议或社会动荡或危机。由于人民党以简单多数赢得执政大权，因此，政府议案获得批准必须征求其他党派意见，特别应主动赢得工社党的议会支持。积极与反对党派进行对话与沟通，否则执政府在决策与政策落实上将会面临各种难料的僵局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