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日本经济蓝皮书：日本经济与中日经贸关系研究报告（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6年，日本经济持续复苏，加之世界经济形势下行压力减弱，日本的内需和外需形势均趋于好转。失业率持续下降，就业状况良好，但企业收益增速下降，设备投资与私人消费仍处于低迷状态。由于提高消费税率的时间被再次推迟，国内经济将趋于稳定，估计2017年日本经济将会持续温和复苏，经济增长率可能与2016年持平。由于中国经济趋稳、人工费上涨趋缓及中日政治关系得到缓慢改善等的影响，2016年的中日经济关系出现了回暖的兆头，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仍为负增长，但降幅明显收窄，特别是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出现了突破性的高增长，“政冷经暖”的态势开始显露端倪。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倘若中日政治关系能够进一步改善，中日经贸合作关系也将继续保持回升势头。

　　日本经济将缓慢复苏，然中长期发展仍不可乐观

　　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都比较好。从国内情况来看，安倍内阁还将继续推行所谓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计划，利用28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开展地方创生、“国土强韧化”，实施“劳动方式”改革，普及同工同酬，扩大女性劳动力就业，进行政策总动员，积极扩大内需。同时，安倍内阁还会继续实施日元贬值政策，以增强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扩大外需。如果国际局势不发生重大变故，估计2017年的日本经济仍将维持缓慢复苏态势，大体与2016年持平。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对2017年度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期值均为1.5%，而ESP跟踪调查预测及主要智库预测的平均值为1.0%~1.2%，恐怕民间经济学家的预测更靠谱。

　　2017年日本央行仍将继续实施以长短期利率为操作目标的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但距离退出机制越来越远将成为既定事实。美国经济持续复苏，正在酝酿二次提息，已基本回归传统货币政策，而日本却渐行渐远，风险日益增大。尽管日本央行如此规模“大量放水”，但是日本依然无法摆脱通缩困扰。据日本央行的预测，2017年核心CPI能达到1.5%左右，但恐怕会比较困难，原因在于2016年日本核心CPI为-0.3%，如何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实现如此大的跨越，央行并未给出明确的依据。不过，总额为28万亿日元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在不间断的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元兑美元汇率仍将稳定在110~120日元的水平，因此企业的收益还会有所增长，但企业收益能否还原于社会，即企业能否减少留存、增加工资，以此拉动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尚有待观察。由于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劳动力人口仍将继续减少，加之女性劳动力和老龄人口就业的增加，失业率还将保持3%左右的低位。如果世界经济平稳，则有望释放国外的潜在消费需求，特别是特朗普推行的重视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方针可能刺激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市场以及消费市场扩大，有望拉动日本对美投资和出口的扩大。

　　从中期来看，2018年和2019年的日本经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主要是受东京奥运会的利好影响，但经济上扬的幅度会很有限，原因在于2019年10月日本将会再次提高消费税率（从8%提高至10%），可能导致消费出现大起大落。2020年或2021年即奥运会举办的当年或第二年有可能出现“后奥运萧条”。从历史来看，1964年东京奥运会后的第二年1965年，日本就曾出现过“昭和四十年萧条”，GNP增长率从上一年的13.2%下降至5.1%，设备投资也下降了8个百分点。鉴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将日趋严峻，财政问题难以解决，中长期的日本经济不容乐观。但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9月以后，日本实施了新的GDP统计标准，研发、专利等部分也列入了GDP统计范围，修改后的日本实际GDP增加31万亿日元，而且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从原来的0.5%提升为0.9%，这样就增大了“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所提出的“到2020年GDP实现600万亿日元”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2017年，中日经贸关系将迎来改善契机

　　从中期来看，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各种因素变化“明暗相间”，特朗普上台可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消极影响或不确定性，但带来的正面影响也许会更大些，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会拉动世界经济回暖。中国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会继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会为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利好，维持6.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没有悬念。而日本经济也将维持1%左右的稳定增长。总体来看，外部环境趋好，有利于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日两国在对美贸易中都存在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如果仅从表面数据来看，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远大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但实际上，中国对美出口的许多产品都含有大量的日本高端零部件或者日本的技术，亦即日本已经将巨额的对美顺差转嫁到中国头上。假如美国对中国征收46%的关税，则不仅会对中国出口造成打击，同时也会殃及日本的对华出口。因此在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中日两国具有共同利益。扩大中日间的贸易也将起到“稀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风险的作用。

　　但从短期来看，形势仍不乐观。由于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2014年以来中日双边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改善步履缓慢。2015年以来，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日本追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大放厥词，使本来就已经很严峻的双边关系更趋迷茫。2016年中日关系虽然稍好一些，但安倍仍然是小动作频繁，不断给中国添堵，可见短期内要想打破中日关系僵局绝非易事。不过，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可能会出现一些转机，双方将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估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双边政治关系有所促进，中日经济关系也可能得到进一步恢复。

　　另外，2016年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认知度也开始趋好。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每年都对进行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从2016年的调查结果来看，认为“本企业中期（今后三年左右）发展中，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地区）”，中国排名仅次于印度，居第二，尽管位次与上年相比没有变化，但百分比从38.8%上升至42%，这是一个好兆头（参见图1-7）。另外，虽然日本企业看好印度，但多限于预期，而其对中国市场的青睐则是看中中国现实存在的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物流条件和日益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人口。

　　近几年来，中日关系的恶化已经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中日关系的缓慢改善也给双边经贸关系带来了一些正向影响。当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双边关系旧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如何摆脱“双输”是我国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扭转中日经贸合作的低迷局面。中日双边贸易要从现在的2700多亿美元恢复到五年前的3200多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要从现在的31亿美元恢复到四年前的73亿美元，中国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目前，企业界已经行动起来，近几年日中经济协会每年都召集大量日本企业家组团来华访问，中国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这使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今后中日双方经济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中日共同治理雾霾应当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出现过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彼时在东京城市圈及其他大城市出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现在的雾霾，但日本通过艰苦的努力，利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其经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了2017年打好“蓝天保卫战”的五项举措：“一要加快解决燃煤污染问题；二要全面推进污染源治理；三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理；四要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五要严格环境执法和督查问责。”由此可见，在每一项举措中，中日双边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在治理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方面，日本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中日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互补性强，政治敏感性低，很容易取得共赢效果。

　　总之，近年来，虽然中日双边经贸合作处于低迷状态，但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以经促政”是二战后解决中日关系困难的法宝，我们有理由相信：利用互惠双赢的经贸合作这一正能量驱动，一定能打破中日关系的僵局。2017年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期待双方抓住这一机遇，促进中日关系尽快改善，使中日经济关系摆脱后退和徘徊局面。

　　日资企业的对华事业正进入摸索拓展新市场之道的阶段

　　当被问及“今后开展事业的方向”时，在华日资企业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在2011年度的调查中超过了六成，2012年度受涉日游行等的影响降至52.3%，2015年度为38.1%，是自199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第一次跌破四成。在2016年度的调查中，此项数据为40.1%，虽然较2015年的调查结果有所恢复，但仍然比亚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整体平均水平（52.2%）低了10多个百分点。

　　在上述调查中，尽管占比有所下降，但是仍有超过四成的在华日资企业选择“扩大”在中国的事业规模。当问及原因时，回答“销售额增加”（81.6%）的企业最多，其次是回答“增长率、增长潜力高”（44.4%）的企业，可见对市场的期待已成为日资企业扩大在华事业的主要理由。另外，回答“维持现状”的在华日资企业占比较上年增长了1.5个百分点，为52.8%，连续两年超过五成。回答“缩小或者转移、撤退”的在华日资企业占比减少了3.4个百分点，为7.2%。其中，回答“缩小”的企业占比为5.3%，回答“转移、撤退”的企业占比为1.8%，比例并不高。针对回答“缩小或者转移、撤退”在华事业的日资企业，在问及理由时，回答“销售额减少”（54.8%）、筹措物资成本和人工成本等“成本上涨”（50.0%）的企业增多。

　　进入中国市场的日资企业在被问及“今后开展事业的方向”时，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维持在四成左右。但是从不同行业和地域来看，其中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从不同地域来看，位于内地的“湖北省”（50.0%）、作为大规模消费地的“北京市”（46.7%）和“上海市”（45.9%）等地回答“扩大”的日资企业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出口加工型企业较多的“辽宁省”（32.8%）、“山东省”（28.9%）和“广东省”（26.9%）等地的日资企业表现出的拓展事业规模的意愿相对较低。

　　从不同行业来看，非制造业企业的占比（47.0%）高于制造业企业（36.3%）10个百分点。而且，制造业企业中的“食品”（53.6%）、“化学和药品”（43.4%）和“运输机械工具”（43.0%）等内销型行业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相对较高。另外，作为出口型产业的“纺织”行业中回答“扩大”的企业占比（19.1%）继续维持2015年以来低于两成的态势。

　　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一方面，面对产业结构转型，生产能力过剩的制造业朝着收缩投资的方向发展，出口也因受外需疲弱影响而减速；另一方面，消费的增长稳定推进，电子商务不断扩大。对在中国开展事业的日资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虽然日资企业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但它们并不是一味地悲观，而是因为开展事业内容的不同而悲喜交加，确实是冷热两重天。

　　日中经济关系近年来一直维持贸易和投资同时减少的基调，日资企业扩大在华事业规模的意愿也出现下降倾向，但是，最近在中国经济向新常态转型的过程中，触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日中贸易关系依然具有相互依存关系，日资企业的对华事业拓展也是如此，由于旨在开拓中国市场的投资意愿并没有降低，可以说日资企业正进入在事业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摸索拓展新市场之道的阶段。

　　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面临历史性机遇

　　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一方面，日本政府正在改变对外资的定位，调整外资政策，完善投资环境，加大引资力度，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赴日投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也加大了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扶持力度。这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为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扩大对日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1. 安倍内阁外资政策的调整

　　为改变日本吸引外资长期低迷的现状，安倍内阁上台后提出进行外资政策的调整，以实现吸引外资翻倍的目标。安倍内阁引资政策的调整包括：（1）创设国家战略特区，集中推进规制改革。日本政府首批设立六个特区，2015年9月又将秋田县仙北市、宫城县仙台市、爱知县设为地方创生特区，12月追加了福冈县北九州市、广岛县、千叶县千叶市、爱媛县今治市作为新的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内大胆放宽能源、农业、医疗、雇佣等领域的限制，促进海外企业的参与。（2）进行税制改革，削减企业法人税。政府承诺在数年间争取将实际法人税率下调至20%~30%。实际法人税率的下调意味着商务成本的降低，或可产生促进对日投资的效果。（3）以JETRO作为对日投资的重要平台。JETRO成立了“对日投资商务支援中心”，为对日投资感兴趣的外国企业免费提供包括日本市场信息、资料、临时办公室等在内的一条龙服务。（4）完善与外国投资者进入和居住相关的制度。日本政府2015年4月修订“高级人才积分制”对学历、任职年数、年收入等打分，超过70分便可获得日本的永久居留资格。，大幅降低永久居留资格申请门槛，以吸纳更多高级人才。政府还将在税务、法务、签证等领域建立更加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制度，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2.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重大调整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审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提出简化海外并购的外汇管理，建立健全对外投资贸易便利化体制等。2014年10月，商务部实施了新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下放管理权限，确定了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境外投资管理模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2015年开始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中央层面核准项目累计减少76%，98%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已实现网上备案管理。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除简化境外投资管理、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允许企业和个人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之外，还提出了构建“走出去”金融支持体系等对策。《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也指出，要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融资资金来源，增加股权投资来源，加强和完善出口信用保险，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支持体系的完善，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日直接投资带来了利好。

　　RCEP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域内大国的共同牵引

　　从2011年到2016年，在《日本经济新闻》这一日本最权威的经济媒体上刊载的关于TPP的新闻高达9464则，而同期涉及RCEP的新闻仅为407则，以2016年为例，两者分别为1049则和34则，这两个悬殊的数字颇耐人寻味。另据2014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11个亚太经济体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在涉及本国经济未来的诸多区域经济框架中，79%的日本受访者认为RCEP重要或比较重要，尽管表面上看这一绝对值并不低，但事实上却不及G7/G8（94%）、TPP（92%）、东盟经济共同体（88%），仅比中日韩FTA（75%）略高。这一“不温不火”的状态在其他RCEP成员国中普遍存在。一方面，各界似乎对RCEP的必要性和潜在收益有着较为普遍的共识，但限于第一手信息和直观感受的匮乏，仅停留于“朦胧的好感”。另一方面，RCEP的“中庸”特性在提供政策回旋余地的同时，也使各方缺乏尽早结束谈判的紧迫性和使命感，甚至导致某种观望和懈怠情绪。

　　在谈判的不同阶段，各成员国曾为RCEP的达成设定了2015年底、2016年底等时限，但目前，谈判的截止时间已被再次推迟至2017年，而这一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尚存诸多变数。虽多方努力，但各成员国在若干关键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究其原因，仍在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开放的政治决断不尽相同。平心而论，日本并不是RCEP谈判逡巡不前的症结所在。日本学者福永佳史将东盟在RCEP谈判中的中心地位分为两个方面：“进程的促进者”（facilitator of process）和“实质的推动者”（driver of substance）。这是颇有启发意义的。东盟作为“进程的促进者”的积极作用不容否认，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担负起“实质的推动者”的角色值得我们超越外交辞令和美好愿望做更冷静的思考。对于包括RCEP在内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速度或名号，而是实质的内容。毋庸讳言，RCEP谈判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域内大国着眼长远、勇于担当，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指归，积极拓展域内各国在发展路径和实际利益上的汇聚点，共同牵引亚太的区域合作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