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9日，由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印度洋地区蓝皮书：印度洋地区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在世界格局迅速变化与周边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确定性选择，是中国探索全球治理方式、谋求与沿线国家深化经济与安全合作的重要举措。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合作深度与广度，不仅取决于南亚自身的地缘政治结构、南亚在地区和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而且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诉求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

　　从“一带一路”的推进情况来看，相比东南亚和中亚，中国在南亚方向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特别是南亚大国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猜疑至今尚未消除，中印之间还处于战略互疑阶段。印度在地缘政治中鲜明的陆海复合的二元特征，决定了其是兼具“一带”和“一路”战略利益的国家。中印寻求广泛共识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战略考量。“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印度难点，归根结底还是中印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个难点，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

　　“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方向的印度难点，归根结底是中印关系

　　蓝皮书指出，目前，“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推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印度是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难点。印度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国，也是中国的重要邻居。毋庸置疑，中印合作的积极意义，在双边关系上更多地体现为两个人口大国所拥有的巨大消费能力和市场潜力，在地区层面上更多地体现为合作产生的战略红利之于“亚洲世纪”的推动作用，甚至在全球层面上的合作也将对世界秩序构建产生积极影响。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多个场合积极向印度展现了合作的姿态，表达了可以与印度在各个层面进行战略对接，以多种方式包括共建南亚港口项目、进行产业园区建设等进行合作的诚意，但印度始终疑虑重重。

　　“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推进力度，更多地取决于南亚国家的积极性以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事实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拥有合作的巨大潜力与相互需求，虽然南亚是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是南亚首屈一指的大国，但也无力做到让南亚包括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在内的国家完全听命于印度，也就无法阻止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的合作。既然印度无法阻止，总是在中印合作问题上疑神疑鬼，甚至在投资合作项目上也缩手缩脚，就只会错失更多的合作机遇。

　　中国在对印关系上，展现的始终是一种积极的姿态。中国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释放了合作的信号，展现出对印度的善意和信任。作为彼此非常重要的邻国，中印拥有战略对接的现实基础与战略意义，这甚至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双方在东南亚、南亚甚至印度洋都存在巨大的战略与利益交集，如果在印度的邻国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印度仍坚持“特立独行”甚至“另辟蹊径”，把有限的精力和力量投入削弱中国的实力以及应对中国的崛起上，则只会消耗更多的内力，如此也有悖于印度的长远利益和大国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印寻求广泛共识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各自的战略考量。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印双方愿意付出努力并采取行动，加强人文领域的沟通，寻求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合作，则合作产生的红利就一定能够外溢到政治领域并成为政治互信的润滑剂，最终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

　　中国须审慎思考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

　　蓝皮书认为，中国必须审慎思考，印度的参与对于“一带一路”而言，是否真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是重要的战略价值。理论上，印度的参与能够产生一些积极效果。这些积极效果也是中国所希望的，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这些积极效果就能够出现吗？一个简单的反诘，中印两国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往来，但在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上，中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印度这个南亚地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关键市场的要求。那么，中国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会因市场因素而选择配合中国的外交行动甚至按照中国的意愿处理双边关系问题呢？

　　不仅如此，中国还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是中国能否与具体项目的承载国家开展建立在互信互惠基础之上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双边关系框架下的，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问题，以及科伦坡港口城的环境评估问题。将这些问题都归因于印度的阻挠，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没有低估印度用零和博弈思维阻挠“一带一路”的行为底线，也高估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能力。

　　归根结底，“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并不在于区域内外大国是否阻挠，而是在于中国和参与国合作的具体成果能否说服更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信心。同理，中国也没有必要反对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印度，让印度通过相对长时间的观察来评估“一带一路”的性质和作用，以做出最终决定。

　　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是突破南亚地缘安全困局的需要

　　蓝皮书认为，随着中国交通技术的大发展，地理因素在互联互通方面的干扰作用已不再凸显，但强调零和特质的地缘安全思维依旧具有强大的干扰能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在南亚面临两个零和性凸显的三边关系，即中印巴和中印尼的三边互动。实际上，自彼此建交以来，这两对三角互动关系即受扰于地缘政治魔咒，难以完全走出地缘安全困局。中国出于自身西北、西南边疆安全的考虑而加强对巴和对尼政策，总能触发印度的疑虑，新德里公开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即为典型例证。但由于印度缺乏对巴基斯坦内政外交进行操控的必要手段，中巴关系发展未有大的波折，但巴基斯坦也因此成为影响中印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干扰因素。由于尼泊尔深锁内陆且出海口全面掌控在印度人手中，中国加强对尼经营每每招致印度干扰，引发尼泊尔政坛的动荡，继而引发中尼关系的波折。

　　由于长期困扰印巴的两大问题，即克什米尔问题和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带有强烈的不可调和性，印巴关系的正常化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实现，中印巴也因此不易实现良性互动。但相比之下，中尼印实现良性互动则存在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中尼印三国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且都面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在这方面，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具备打破困扰中印在南亚友好共存的地缘政治、地缘安全魔咒的潜质。

　　通过将尼泊尔由过去的“缓冲国”转化为“陆联国”，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将有利于中印两个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树立一个将以邻为壑的旧有地缘博弈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转化为同舟共济谋发展的地缘合作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的范例，有助于中印两个新兴大国在共同毗邻地区构建持久稳定与和谐的相处之道，丰富“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当前，逆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自由贸易陷入低迷，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至少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印两国有理由、有义务主动担当，填补因美欧等西方经济体的收缩甚至退出而形成的空白，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与资源，而中尼印经济走廊建设恰能为中印两国提供这样的平台。

　　中国的南亚安全政策应以保持南亚安全实力不过度失衡为基本原则

　　蓝皮书认为，南亚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在南亚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消除负面影响，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南亚安全政策应以保持南亚安全实力不过度失衡为基本原则，参与并促进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提升，以实现南亚安全机制的民主化。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虽然是经济项目，但其会对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产生影响。其中的影响之一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利益的进一步捆绑，但需注意在印度、中国、巴基斯坦的三边关系中，尽管中印之间存在领土争议等问题，中巴之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中国在印巴冲突中不应完全支持巴基斯坦，也应避免在印巴冲突中选边站。

　　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及印度“中心性”

　　蓝皮书认为，印度以其“一家独大”反映出地区国家之间极为明显的权力失衡，而权力失衡反过来又进一步确保了其处于南亚权力中心的地位，“非对称性”和“中心性”相得益彰。在国家关系模式上，地区国家间呈现一种中心-外围结构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或者说国家互动模式是外围弱邦与中心强邻的地缘关系模式。除了阿富汗与印度的地缘关系显得“若即若离”外，其余南亚国家与印度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可归纳为对抗型、半依附型、高依附型三类。在地区安全方面，多年来印巴对抗、阿富汗动荡以及恐怖主义活动三大痼疾持续发酵，而传统与非传统两种安全问题互为交织。在区域合作方面，南亚在地理形态上确实自成一体，但地区内存在的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因此也尤为刺目，现有地区机制基本上无法促成地区国家在经济或安全上有效合作。不过，当代南亚地区战略地位进入上升通道已是不争的事实，个中缘由与印度强势崛起、域外大国战略捭阖、全球地缘政治中心东移、国际反恐形势严峻以及印度洋安全问题凸显等有关，是这一类重大事态共同作用使然；而南亚地区战略地位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世界主要战略体在此积极展开复杂的战略博弈与竞合互动。

　　对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而言，鉴于南亚有中国迄今唯一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巴基斯坦，也有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崛起的地区强邻印度，还有像阿富汗这样长期动荡并输出安全风险的亚洲心脏国家，以及其他几个与中国海洋联系日益紧密的印度洋岛国如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那么，中国如何与它们进行地缘互动，构建起良性国家关系网络是中国学者需要思考的紧迫问题，而此问题不仅需要对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相关常态有深入认知，而且需要对形势发展中的相关新动态有精准把握。所以，2016年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提升，巴基斯坦的战略处境趋向不利，美印防务合作有重大突破，但中印关系明显下滑，而俄罗斯对南亚展示地缘兴趣，这些新态势尤为值得中国给予战略重视。

　　中巴经贸合作美好前景可期

　　蓝皮书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两国深化经贸合作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战略前景和民众支持，也是以“亲诚惠容”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巴两国战略关系深入发展，发展战略高度相容，一致同意将中巴经济走廊打造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当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全面铺开、快速推进，中方宜把握在交通基建、能源开发及投资与产能合作等领域的机遇，稳妥应对相关政治、经济与安全风险，全面推进经贸合作，充实“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筑牢中巴友谊，助力构建命运共同体。

　　深化中巴经贸合作，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符合两国长远的发展利益与战略利益，符合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期待，这是最关键、最强大的正面因素。中方尤应把握好当前的历史和战略机遇，深化两国交通基建、能源开发及投资与产能合作，参与公路、铁路、电网和输气管线基建，帮助巴基斯坦打破交通和电力短板构成的经济增长瓶颈，营造健康的经济环境，打造纺织业、汽车制造业的附加值增长点，助推产能对接与转移，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合作水平。同时，还应正视各类风险，采取不同思路，稳妥化解应对。

　　总而言之，在中巴战略关系的政治保障下，只要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妥善应对相关风险，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无疑会快马加鞭，中巴经贸合作美好前景可期。

　　妨碍中孟加强合作的外部压力短期内将继续存在

　　蓝皮书认为，中孟的合作空间建立在双方合作潜力与孟加拉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需求上。然而双方的空间依然会受到外部的挤压和限制。其中最主要的限制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来自南亚域内的地缘压力。印度官员、媒体和智库都曾在深水港和中孟防务合作等问题上大肆鼓吹曾经声言中孟合作的加深“引发忧虑”，甚至有学者一度宣称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孟加拉国不断地打中国牌”，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军购问题上，孟加拉国购买中国装备也更多是出于技术和成本上的考虑，而非特意迎合中国；就孟加拉国本身的国力与防务实力而言，印方所称的中国与孟加拉国加强合作会引发印度洋军备竞争和对印度的海军基地形成威胁，更是夸大其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孟加拉国一定是在通过中国来“制衡”印度的影响力。印度对孟加拉国长期秉承的傲慢态度、两国之间贸易争端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确实招致孟加拉国民众的普遍不满，孟加拉国对印度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将长期存在，孟加拉国国内也将一直存在反印势力。无论是印度还是孟加拉国都深知，南亚地区印度“一家独大”的不对称力量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孟加拉国也无法改变三面被印度包围、与印度接壤的边界线长达4053公里、主要河流皆发源自印度境内以及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加深了孟加拉国对印度依存程度的局面。只要有契机，孟加拉国依然乐于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争取更多空间和利益；在其外交政策中，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也将永远是孟加拉国的长期优先考虑。换句话说，孟加拉国的目标是努力争取与印度平等对话的地位，孟加拉国并无意愿，也没有能力借助第三国的力量“抗衡”印度。

　　第二，来自孟加拉国国内政治共识薄弱的负面影响。孟加拉国国内社会政治共识的薄弱，是造成孟加拉国国内政局不稳、长期存在政治风险的主要因素，这种局面拖慢了孟加拉国加强跨国与多边经济合作的步伐。由于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缺乏共识，孟加拉国在地区层面做出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等重大决策时经常犹豫摇摆。同时，缺少共识而导致的混乱的国内政治环境也增大了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重塑斯里兰卡的地缘经济优势是中斯经济合作的关键

　　蓝皮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基本采取了市场导向型的自发合作模式，也即基于资源禀赋的，根据市场现有供求构建的双边贸易、投资联系。这种国际经济合作模式曾让中国在入世10年内迅速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以及124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全球经济陷入结构性持续低迷，中国经济长期呈现L形增长态势。日趋严重的贸易逆差问题，以及投资中存在的环境问题、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中国历来擅长与对象国进行现有资源禀赋对接的合作，却很少帮助对方塑造“独立发展”的能力和特定的产业优势，这也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中被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斯经济关系就是中国对外开展经济合作中的典型案例。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以援助、优惠贷款等方式对斯里兰卡进行“输血”式帮扶的，未来中国将帮助斯里兰卡“造血”以使其获得自主发展的能力。简言之，中斯经济关系重塑就是要求中国根据斯里兰卡的发展需求清单，选择其中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利益相契合，与中国的供给能力相符合的领域、行业进行塑造，借此提升斯里兰卡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优势。从目前双边的战略需求对接、中方的投资重塑能力以及斯里兰卡的地缘区位优势等综合因素分析，帮助斯里兰卡提高地缘经济优势，助其成为亚洲乃至全球的航运中心、物流中心甚至金融中心，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有利于塑造、拓展中斯经济潜力，使得中斯能在更高层面上开展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现行的投资领域、投资模式都需要进行调整。目前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大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产业的发展与配套没有多大进展。根据双边顶层的设计安排，中国不仅要继续帮助斯里兰卡完成覆盖全国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要进行基础设施与产业发展布局的匹配，并借此帮助斯里兰卡实现其产业发展规划。与此同时，中国还应关注中斯贸易逆差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来看，斯里兰卡的现代化产业基础落后，殖民时期种植园经济烙印明显是造成其出口能力受限的主要原因。除了推进自贸区协议谈判、提升斯里兰卡对华出口的便利性以外，也要考虑通过投资帮助斯里兰卡构建起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业。此外，为加强中斯经济合作，两国还应增强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中的战略意识，也即中斯要从基于资源禀赋的市场导向合作，转向更具战略自觉性的国家发展战略主导下的合作。这与本阶段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对周边经济环境进行重塑的设计和行动是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