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亚太蓝皮书：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中国周边环境、亚太乃至全球格局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全球政策尚未成型，国内外对其前景的判断存在巨大的分歧。如何对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做出判断是本年度《亚太蓝皮书》的核心任务，不能仅仅用“不确定性”做借口来回避这一问题。蓝皮书认为，无论是特朗普的内政还是外交政策都有其民意基础和理论支撑。为此，蓝皮书试图从其价值理念入手探讨特朗普政府亚洲政策的走向。以犹太—基督文明为基础的开明资本主义作为价值理念的核心，这就决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寻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义上的政策调整，而是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在这种改革中，其对外政策会奉行下述目标：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国家安全、全球霸主地位及美国同盟体系。与此相对应，一些传统的目标则可能被放弃，如，以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原则、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美国的（短期）国家形象，等等。表现在亚洲政策上可能会呈现出下述特征：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制定其亚洲政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构建新型亚洲同盟体系，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TPP。

　　在这种政策导向下，现有的亚洲安全格局将可能面临重大调整：作为亚洲同盟体系基础的美日同盟，其牢固程度取决于本地区的大国博弈关系；日本为维护美日同盟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中美博弈将决定美国亚洲政策的导向与实施路径；特朗普政府放弃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可能会促使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地区安全架构。

　　受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政策导向的影响，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可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对此，蓝皮书的判断是，没有美国的TPP将可能被“搁置”起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会加快，但它很难成为亚洲多数国家所认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板；本地区发达经济体会通过双边协定强化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将为亚洲提供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从长期来看，以“美国优先”为代表的保护主义不仅可能会冲击亚洲地区现有的全球价值链，而且有可能冲击亚洲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因此，亚洲国家必须重新审视现有的发展模式与合作模式。

　　特朗普的亚洲政策将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

　　第一，以遏制中国为目标制定其亚洲政策。从文明冲突来看，中国并不构成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威胁，但从发展模式来看，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威胁。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口号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冷战结束以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是受益者，而美国与西方世界是受损者。按照皮尤对美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就业机会的丧失主要来源于外包和进口，对此持认同立场的被调查者分别占80%和77%，位居八项因素中的前两位。如果说美国的服务业外包对象国是印度的话，那么制造业外包对象国必然属于中国。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总量的比例达到一半左右。不论美国民众对就业机会流失的上述逻辑判断是否成立，特朗普政府就是基于这样的“民意”把中国置于对手地位上的。仅就这一点而言，特朗普的亚洲政策将会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但它会比“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目标更为明确，手段也会更加激进。

　　第二，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构建新型亚洲同盟体系。对奉行西方犹太—基督文明开明资本主义理念与“美国优先”理念的特朗普政府而言，美日同盟本身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日本既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文明的天然成员，也不是开明资本主义模式的样板。只有在应对中国的目标上，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才会选择美日同盟为基础。为此，特朗普政府可以对日本发出明确的威胁：日本必须为美日同盟承担更多的义务，否则美日同盟就是一项负担。同时，美国也可以以放弃美日同盟为要挟，迫使日本在安全以外的领域做出让步。既然美日同盟都是特朗普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砝码，那么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就更不在话下。

　　第三，以双边贸易协定替代TPP。尽管日本首相安倍做出百般努力，特朗普上任伊始仍然宣布退出TPP。2015年10月TPP完成谈判后曾一度受到亚洲诸多国家欢迎，除了日本、越南等第一批成员国，包括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尼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宣称要尽快加入TPP。奥巴马政府力推TPP，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特朗普政府放弃TPP并不意味着否认上述两种动机的合理性，只是认为美国为此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得不偿失。未来，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将会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进行，寻找合适的贸易伙伴，保证美国的利益不受损害。

　　亚洲经济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转折点，短期前景改善，长期风险上升

　　就短期增长而言，2016~2017年亚洲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位。支撑这种增长势头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中美两国投资增长推高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进而拉动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增长。

　　然而，从长期来看，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与发展模式将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第一，美元升值引发的债务风险。

　　特朗普政府的成员对“强势美元”还是“弱势美元”发出了不同的信号，但是美国经济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决定了美元走强的基本趋势。事实上，美联储也已经率先放弃了量化宽松政策，步入了加息轨道。同时，特朗普政府实施保护主义政策有助于未来美国的贸易赤字收窄。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将大幅削减美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税”，从目前的35%的税率下调至10%。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美元走强。过去几十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轨迹显示，每一轮美元升值周期通常都会伴随外部世界的金融动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利用发达国家的低利率进行了大规模的融资，债务/GDP的水平迅速提高。尽管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错配程度没有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严重，但美元升值周期与资本回流交织在一起所引发的债务风险不可小觑。

　　第二，东亚地区的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有可能受到冲击。

　　从早期的雁型模式到后来的全球价值链一直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驱动力。另外，东亚地区又缺少最终消费市场，对美欧市场有很高的依赖性。未来，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将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冲击，一是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政策。奥巴马政府也曾倡导过类似的政策，但由于有悖于国际分工的内在要求，这一政策并未取得成效。但特朗普不同，他不仅明确要求美国公司（如苹果、福特）把海外的制造业生产线搬回美国，而且还限制在美国投资的外国公司扩展其海外投资业务，否则向美国出口时就会受到惩罚。这对于依赖全球价值链的东亚经济会有直接的冲击。另一个冲击来自中国的结构转型。伴随工资上涨，中国正在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换言之，中国不再只承担价值链的低端活动（低附加值的产品组装），开始延伸到高附加值的中间品活动。这无形中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减少了中间品贸易的比例。2001~2015年，中国中间品进口与制成品进口之比从63%降至38%。不过，中国也同时在做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这将有助于延伸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

　　第三，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会对亚洲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提出挑战。

　　亚洲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绝大多数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起飞。一旦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反全球化立场及保护主义政策导向得到实施，亚洲国家将是最大的受害者。支撑亚洲国家高速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模式能否延续下去取决于这些国家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挑战。

　　总之，亚洲经济正在处于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转折点上。短期经济前景改善难以掩盖中长期面临的风险，探索新的发展出路是亚洲国家共同的任务。

　　美日同盟或将举棋不定

　　毫无疑问，日美关系的基础相当牢固。在竞选阶段，特朗普主张美国的同盟要承担义务，否则美国将收缩战线，在对外政策上呈现出强烈的“美国优先”的倾向，但目前看不到成型的施政纲领，很难说特朗普究竟意欲何为。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盟友以及靠向美国的一些国家，并不比中国更了解特朗普的政策，它们对特朗普上台的应对是缺乏准备的。特朗普是政治圈和政策圈的局外人，适应体制也需要一段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日同盟也将经历一个适应期。

　　就美日两国面临的共同关切而言，朝鲜半岛与南海问题有可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所在。朝鲜半岛局势因核试验已经非常恶化，而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更是添乱。朝鲜核试验之后，韩国要求美国兑现同盟义务，增加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武器部署，包括B-2轰炸机、核动力潜艇和F-22隐形战机，结果就是“萨德”系统。日本则利用东北亚的紧张氛围，劝说美国增强在日本的战略性力量。美国认为，管理东北亚同盟也是一项紧急的需要。日本相对更富有斗争经验，既可以对朝形成威慑，满足韩国的需求，同时还能对抗中国，可谓“一箭三雕”。

　　在南海问题上，美日的共同利益也很深。以往美日同盟很少涉及南海问题，但最近几年，南海问题已经转化为美日安全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对于打造以所谓法治、航行自由、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美日同盟而言，海洋安全是一个拉近双方利益需求的切口。

　　美日下一阶段产生分歧较多的问题可能是如何应对俄罗斯。2016年5月，安倍曾出访俄罗斯，但双方在领土问题上毫无进展。而奥巴马政府曾劝阻安倍出访俄罗斯。9月3日，安倍出席了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向普京表示日本企业可以帮助推动俄罗斯实现制造业大国的目标。12月中旬，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日本，这是安倍与普京的第14次会面，但安倍所寄予厚望的领土问题仍毫无进展，俄罗斯否认与日本有领土争端问题。此外，在特朗普参选过程中，普京明确表示支持特朗普，这也引发了日本的关注。特朗普已经任命与俄罗斯关系较为密切的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而弗林本人倾向于将安全外交重心放在中东地区，今后一个时期，美俄关系将有所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安倍政府将难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美日同盟仍然举棋不定。

　　未来半岛安全局势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半岛安全局势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很多。首先是韩国国内政治问题。2016年10月24日，韩国JTBC电视台发布消息称，朴槿惠总统泄密、密友崔顺实干政的内情被曝光，韩国政局陷入严重动荡。即便朴槿惠总统能稳住政局，坚持执政到任期正常结束，但2017年韩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将是韩国国内政治大洗牌、大变局、纷繁复杂的一年。考虑到总体态势对执政党不利，如果在野党能够取得优势并最终上台的话，韩国的对朝政策可能会做出较大的调整。韩国社会中挺萨德和反萨德的斗争依然激烈。

　　其次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并于201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不管是福是祸，特朗普带给美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革命性的，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特朗普在当选之后的第二天（11月10日）即致电朴槿惠总统，表示“美国将百分百地坚持与韩国合作路线不动摇，通过与韩国坚定强有力的合作，保护韩国免受朝鲜的不稳定性带来的威胁。并将与朴总统携手并进，韩美两国将一路平安同行”。因此，特朗普继续执行奥巴马政府部署萨德决定的可能性很大。特朗普商业经历较为丰富，他可能在经济外交上更多地听从自己的主张；而由于其缺乏军事安全的训练，他更有可能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即便是在其任命约4000个职位的情况下，美国在安全上彻底抛弃对中俄的遏制、从根本上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完全转向国内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萨德部署依然是大概率事件，中俄对此不得不防。

　　如果朝鲜没有违反联合国决议，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实验的话，韩国的政治生态不会向着支持部署萨德导弹的方向发展。在萨德的问题上，韩中、韩俄之间属于典型的安全困境。从韩国的角度看，部署萨德无意于损害中俄的安全利益，但是中俄对此可能做出强烈反应。萨德毕竟还是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大国角力，单纯从韩国的角度来看萨德是“管中窥豹”，只见局部。韩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韩国的防御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自身防御之外的影响，特别是破坏了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从韩国的自我防御来看，萨德的作用有限，但萨德是美国构筑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一大步。导弹防御系统逼近中俄边境，对中俄的威胁之大是韩国很难想象的。这是中俄所不能接受的，也正因如此，中俄会做出强烈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