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投资安全蓝皮书：中国“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根据2016年前11个月的数据分析，中国对外投资及承包工程量增长较快，“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实质性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投资安全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安全风险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既要考虑海外投资过程中的经济、经营上的商业安全风险，更要看到因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各种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安全风险，以及当地法律、文化、社会等对生产经营的包容性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综合”安全考量，既有传统的商业安全，也有凸显的地缘安全；既要考虑国家层面，更要顾及国际层面。

　　对此，研究报告全面梳理总结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的影响因素，并开展评估体系构建，通过选取投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四大指标、32个子指标，系统构建投资安全指数模型，并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最大范围地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作为样本，对其进行综合量化评估，开展特征分析、国别分析和区域格局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外投资安全的政策建议。

　　根据模型计算得出的“投资安全指数”来看，总体上“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的投资安全指数普遍偏低，仅新加坡和斯洛伐克超过60分，其他大多介于40-60分之间。巴基斯坦、埃及、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战事不断的国家，以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政治安全系数较低的国家，投资安全指数均低于40分，其中也门仅有16.8分。从区域来看，中东欧普遍得分水平相对较高，中亚、西亚北非、独联体其他国家普遍得分水平相对较低，其他区域则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况。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安全指数

　　从具体区域和国家分析来看，东北亚地区的蒙古的投资安全指数为43.1，GDP总量和人均GDP基础较弱，但增长速度较快，对外开放程度在逐步提升，对贸易和投资较快发展。金融体系健全度不高，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社会环境、内部冲突等得分相对偏低，整体投资安全系数较低。经济发展较快是其主要吸引力，风险和利益并存。俄罗斯的投资安全指数为46.1，其GDP总量较高但人均值偏低，经济增长相对平稳。对外贸易和投资以进口居多。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安全系数相对平稳，但政治安全系数整体偏低，社会安全系数也处于中下水平。法律权利度和营商便利度相对较高。

　　东南亚地区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金融安全系数中等。但除新加坡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安全系数和社会安全系数均较低，缅甸、柬埔寨的营商便利指数也偏低。

　　南亚地区的印度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GDP偏低，其他南亚3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较低，但经济平稳增长中。金融安全系数的各项指标也无明显短板，具备一定经济发展和投资基础。巴基斯坦的政治安全系数各指标偏低，是投资安全的重大隐患。南亚4国的社会安全指数均较低，需要引起投资者的重视。

　　西亚北非地区的投资安全指数均较低，也门更是所有样本中的极低值，这和此区域的连年战事带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经济基础较弱，对外开放程度和贸易水平较低，政府治理能力弱，内忧外患的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由此造成经济、金融、政治、社会各种安全系数均较低。投资者面向此区域的投资需谨慎行事。

　　中东欧各国的各种指标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各国经济基础较弱，但增长速度明显且稳定，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对外贸易和投资均较弱且无优势产品。金融体系相对完备，金融风险中等。政府治理能力较弱，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对环境、教育关注度较低，法律权利度和营商便利度中等。

　　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安全指数为38.9，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安全指数为39.2，均处于较低水平。两国均经济基础薄弱，增速缓慢而稳定，对外开放程度较弱，金融体系存在一定缺失，导致经济安全系数和金融安全系数均偏低。存在一定的内外部冲突，政府治理能力偏低，对环境、教育关注程度有限，法律权利度和营商便利度也较弱。整体安全水平呈现出全面偏低的情况。

　　规避“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须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

　　蓝皮书指出，我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议国，对基础设施投资确实应承担一定的国际义务，但只有带动更多的沿线国家投资，才能最终解决目前巨大资金缺口。在整体上应该遵循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确定的市场化运作原则。面对目前存在的潜在投融资风险，应该遵循经济规律，从全局着眼，从国别入手，通过与投资所在国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来规避和尽量降低投融资风险，基本的途径就是加强和深化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积极吸引东道国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与依靠国内投融资和依靠国际金融机构投资相比，最大的好处在于将共同的利益关系“焊接”在具体的项目上，从而有利于项目的整体运作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营商环境实现内在的对接，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和经营失误，有利于项目的本土化，可从政府、企业和民间三个层次与东道国开展金融合作。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双边贸易依赖度逐步上升

　　蓝皮书指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比较优势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双边贸易依赖度都是逐渐上升的。其中，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的矿产品和机电产品占绝对高的比重，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是矿产品、动植物油脂及其他类别的原材料投入品，泰国对中国出口比重较大的商品类别主要是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显著增加，而新加坡对中国出口的商品类别相对集中，其中机电产品比重最高。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双方将在现有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基础上拓展更加广阔的合作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