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协办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7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发布会在京举行。

　　经济蓝皮书春季号指出，在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和各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国际背景下，2017年我国经济总体依然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就业基本保持稳定。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6%左右，实现年初预期6.5%的经济增长目标，继续保持在合理运行区间。预计2017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继续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基本稳定，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有所缩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2017年应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以“稳增长”为目标，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并重；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综合应用货币政策工具及创新，调控和引导货币总量增速，防范流动性风险。

　　预计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9%、6.7%、6.6%、6.5%

　　2017年是全面落实“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深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一年。在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背景下，在传统动能与新经济、新动能的共同作用下，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正在逐渐巩固。

　　根据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预测，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9%、6.7%、6.6%、6.5%，呈现稳中微降的发展趋势，2017年全年GDP增长6.6%，比上年略微下降0.1个百分点，仍然保持平稳较快的合理增长区间。从定性分析上看，这种预测趋势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现实情况相一致。

　　2017年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蓝皮书指出，2017年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预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分别为9.0%、8.2%、7.8%和7.7%，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5.8万亿元，名义增长8.0%，实际增长7.4%，增速分别比2016年小幅回落0.1个和1.4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在小幅下调，但降幅进一步缩小。从投资结构上看，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分别为3.5%、16.5%和5.2%，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远高于制造业和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也意味着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仍将成为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2017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4.4%，比上年上升1.2百分点，说明民间投资信心有所恢复，但是与往年平均增速相比，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大幅偏低。从原因上看，天量M2投放带来的房价水涨船高，进而推动租金、人工等经营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生产和经营压力日益增加，而上游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使得中下游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剧。这也说明我国需要加快出台系列降税减费、破除市场壁垒、抑制房地产泡沫、调整信贷结构等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振民营资本发展信心，进一步激发实体经济投资热情。

　　政策建议：2017年以降低宏观税负为重心，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

　　当前，我国经济依然面临着结构性减速压力，由于短期平衡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主要来自需求侧，因此，在经济存在下行压力时，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仍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然而，财政收入持续低速增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加，当前应以“稳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支持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并重两手抓，将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从结构性减税深化为降低宏观税负。采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加强财政风险防控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快构建新的地方税体系，适度扩大地方财政税源；做好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工作，认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当前应以“稳增长”为目标，供给侧改革和扩大内需并重

　　首先需要明确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经济理论表明，供给与需求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两方面基本力量。只有供给与需求彼此适应、协调均衡提升，长期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因此，以“稳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应着力对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在当下，支持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是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实现途径。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大力支持供给侧改革，核心是为实体经济减轻税费负担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积极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市场需求方面下功夫，努力改善企业发展的需求环境。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市场需求，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企业就没有发展的空间和动力源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目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应有意识地加强积极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如何有效启动市场需求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切实有效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

　　2016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降低宏观税负的要求。近几年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对降低企业税负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税收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然而，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宏观税负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非税收入快速增长、个人所得税增长过快、企业增值税负担过重等。在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形势下，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恢复活力，从而促进企业增加投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刺激产业发展。政策模拟也显示：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有助于我国实际GDP增长，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水平，有利于我国出口和社会福利提高等；并且要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为企业减负。同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提高高收入群体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

　　（三）均衡国民税赋，尽快实施房产税和遗产税

　　目前，我国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换句话说，我国主要依赖向劳动者课税，而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力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就税赋公平而言，单纯向劳动者课税（而不向食利者课税），基本忽视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这不仅背离公平和效率原则，而且削减了税收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功能。目前房价的过快上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不仅抑制了人们除购房以外的其他需求，挤压了制造业发展空间，削弱了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内生动力不足；而且，使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富人手中聚集，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尽快实施累进制的房地产税和遗产税。

　　（四）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应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幅明显提高，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系。从促进科技创新角度出发，大幅度增加对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研究的投入。综合运用税收激励政策、无偿资助、贷款贴息、风险投资、后补助、偿还性资助等多种投入方式，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发挥财税政策的导向和分担风险作用，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企业资金进入技术进步和创新领域。

　　（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首先，分税制带来的市场分割、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金融领域的资源错配等问题是造成国内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的重要因素。要积极完善分税制，推进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使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相匹配。一方面，适度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权，适度提升地方财政的收入比例，适度扩大地方政府对现有财政资金的支配权，提高中央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使地方政府有更大权限支配财政资金；另一方面，理清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教育、医疗、养老金、环境等部分事权回收中央，由中央财政统筹划拨，地方负责执行，由此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其次，用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收入分配调整。目前，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差距也非常大，城市最高收入组家庭平均总收入是最低组的约12倍，农村则高达27倍。收入分配改革应当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参与收入分配的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收入分配不合理，会影响各要素所有者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财政政策对调节初次分配过程中造成的过大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功能，通过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加大民生支出，逐步提高所占比例，有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一产业增速回落，其增加值比重进一步下降

　　蓝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仍然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态势，全年第一产业增加值63671亿元，较上年增长3.3%，增速比上年回落0.6个百分点，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仅回落0.2个百分点。由于增速回落幅度较大，201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8.6%，比上年减少0.2个百分点，比2010年减少0.9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的贡献率为4.8%。

　　根据配第克拉克法则，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会逐渐下降。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基本符合这一规律，进入新千年以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14.7%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8.6%，期间仅2004年有微小的反弹。这一现象也反映出以工业为中心的现代产业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农业，第一产业的增长潜力较小。考虑到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较高，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转移农业劳动力仍然是未来农村发展的重心之一。

　　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蓝皮书分析指出，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很大。至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曾一度下降到2以下，1983年最低时仅有1.82，但之后城乡收入比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02年到2012年一直保持在3以上，2009年高峰时曾达到3.33。近年来，随着国家惠农补贴力度的持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开始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城乡收入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到2016年已下降到2.72。总体上讲，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农产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扩大。从1960年到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09%，明显低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5.70%的增长率。55年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增长9.07倍，而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21.1倍。从国际比较来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占比相对偏低，中国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长期以来，包含农业经营收入在内的家庭经营收入一直是农村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构成部分，1983~2008年间其占比都在50%以上。然而，由于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偏低，自1983年以来，家庭经营收入的占比一直在不断下降。目前，工资性收入已超过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对比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可以发现，在2001~2016年间，除个别年份（2004年、2007年）外，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都是最大的，且在大多数年份都稳定在50%左右的水平。这期间，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平均达到50.1%，即农民收入增长的一半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波动幅度较大，但近年来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13年起，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一直低于30%，2016年已下降到25.22%，低于转移性收入的27.80%的贡献率。

　　从目前来看，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首先，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态势下，城市传统部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速度也在减缓，因此，农民工资性收入加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全国农民工总量的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5.42%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1.28%，2016年增速略有回升。尤其是，外出农民工增速回落的幅度更大，从2010年的5.5%下降到2016年的0.3%，本地农民工增速则从5.2%下降到3.4%。其次，在中国现有的农业产业格局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低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是一种客观事实，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也不太可能出现加速增长的情形。最后，2016年中国农村扶贫的力度空前加大，农村居民人均获得的直接到户扶贫款增长187.0%，农民转移性收入大幅上升，其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7.8%。但是，通过提高转移性收入实现农民增收的政策路径并不可持续。

　　东北地区工业总体内部分化显著，京津冀工业增长差距扩大速度有减缓迹象

　　蓝皮书指出，分地区看，2016年1~11月，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7.4%和7.3%，增速比上年全年分别下滑0.4个、0.1个和1.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增速最高，下滑程度也最下；西部地区工业增速下滑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增速最低。我们研究表明，大部分东部地区已经到工业化后期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因而工业增速相对较低是符合工业化阶段特征的，而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化中期，因而总体工业增速要相对较高，但西部工业增速下滑相对较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2016年1~11月，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3.0%，除了2016年5月同比增长0.2%外，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表明东北地区工业复苏相对乏力。但东北地区内部工业分化显著，2016年，东北地区3个省份中，吉林、黑龙江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3%和2.0%，增速同比分别提高1.0个和1.6个百分点。辽宁同比下降15.2%，降幅比上年扩大10.4个百分点，与1~11月相比收窄0.5个百分点。从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工业增加值同比为均为正增长，并且2016年下半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辽宁省工业处于负增长态势，且波动较大。由于东北各省分化严重，因此东北三省工业振兴更应该分省施策。当然，从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看，东北三省都应该向东部地区学习、借鉴甚至复制其具体市场化机制，但从产业结构调整看，各省有自己的突出问题，很难按照“齐步走”的方式来推进振兴政策。对于辽宁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应是防范制造业快速衰退风险，实现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对于黑龙江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应该是努力破除“资源诅咒”，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对于吉林省而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是改变经济结构双重“一柱擎天”问题，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京津冀地区工业增速走势分化，北京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单边上扬态势，天津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走低态势，河北工业增加值增速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北京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自2月以来持续上升，由2月累计增长-2.5%上升至11月的4.7%；天津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由年初9.2%逐步降至11月的8.3%；河北工业增加值增速由年初的4.2%逐步上升至9月的5.6%，11月略降至5.2%。1~11月，北京、天津和河北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上年全年分别加快3.7个、-1.0个和0.8个百分点，比2016年上半年分别加快3.0个、-0.6个和0.1个百分点。由于2015年天津工业发展一枝独秀，2016年但这种差距呈现收窄的趋势。由于河北与京津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河北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要实现协同发展，还需要对河北给予更多支持，这包括加大中央对河北的转移支付力度，可考虑加大对河北增值税的返还比例，或者可考虑将北京、天津的每年新增财力的5%左右转移给河北省，在建立跨区域税收分享制度、土地占补平衡制度建设方面向河北省进行倾斜，供给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向河北倾斜。

　　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呈现“同步性”趋势

　　蓝皮书分析指出，居民收入增长的一个特征性事实是居民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的U形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改革早期的居民收入份额较高，而经济增长速度较低。随着改革推进，经济增速超越了居民收入增速，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居民收入份额下降。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尽管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扩大出口，但却同时造成了国内产能过剩，消费需求被压抑，环境代价极大，国际收支失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势必要求居民收入份额提高。对于未来收入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利用之前建立的模型做出分析。

　　结果发现，目前阶段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6.47%。如果经济运行在潜在增长率的速度上，居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稳态比率为65.3%。计算发现，如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6.5%到7%之间的话，居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率会稳定在65.2%和63%之间。2015年，居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约为56.2%，这意味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较大。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时期的上升，同时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罕见的。韩国1983~1991年的这一比例从79%提高到84%，持续8年，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之后下滑到了2014年的62%；日本2001~2013年的这一比例从71%提高到79%，持续12年，年均提高0.67个百分点，但经济一直疲软；德国1998~2003年的这一比例从79%提高到83%，持续5年，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美国2005~2012年的这一比例从80%提高到85%，持续7年，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从这些经验来看，我国居民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还比较低，增长的空间较大。

　　除了增长的合理空间较大以外，居民收入增长还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自2012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在一些时候快于经济增长，是由于“滞后期”的存在。经验告诉我们，滞后期大约为8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变动8个季度之后，居民收入尾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经济增长率从2011年第四季度的9.5%下降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8.0%，八个季度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2013年第四季度的10.9%下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8.6%。2016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持平，都是6.5%，而八个季度之前的2014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也是持平，都是7.4%。由此可见，2014年第三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从7.3%下降到6.7%，会引起居民收入增长率继续下降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已经进入中速新常态，居民收入增长率还处于中高速换挡期，结果是在“滞后期”的8个季度时间内，居民收入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当越过滞后期之后，居民收入将会像经济增长率那样进入换挡期，然后进入一个中速的增长区间。

　　工资性收入增长的滞后性是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不断发育，但工资调整机制还不完善，工资表现得非常具有刚性，难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这就使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尽管各类单位机构的盈利非常有限，但仍然要支付相对固定数额的工资，工资相对于企业经营收入的比重就会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相应提高。而在经济景气年份，尽管企业利润很高，但并不会立即提高工资水平，工资相对于企业经营收入的比重就会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的比率相应下降。因此，短期的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象，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和工资制度不合理造成的。

　　根据国际经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经济较快增长时期，一般都要低于经济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并不表示“不同步”。从居民收入增长的来源来看，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无疑都是和经济变化紧密关联的，只有转移性收入是逆经济周期变化的。在我国，转移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有12%。也就是说，居民大部分收入都客观上受到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只要居民收入变化是经济形势变化引起的，且居民收入增长率大致跟随了经济增长率，就可以认为两者是同步的。因此，我们不必追求过于短期的同步性，而是要追求“区间同步性”“阶段同步性”。在一个时期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巨大变化，那么，居民收入的变化略滞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应该是允许的、可接受的。

　　综上所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性，不仅表现在空间上，即一定时期内两者的波动范围不能相差过大，而且还表现在时间上，即两者在时间上有着协调性：经济形势变化在前，居民收入变化在后，且居民收入的变化是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的，居民收入的变化节奏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节奏应该是一致的。单纯空间上的同步性没有理论根据，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单纯时间上的同步性可能带来居民收入增长尽管在节奏上跟随了经济增长，但是幅度上相差较大的情况。只有空间上和时间上两者都具有同步性，才能认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实现了同步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已经是同步的，但同步程度还受到物价结构变动、市场调整滞后期的制约，同步程度有待提高。

　　2017年中国金融状况或处在景气周期，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

　　2017年作为“十三五”规划的第二年，是否会延续2016年的经济减速趋势与金融状况波动态势对于“十三五”规划能否顺利完成至关重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下，如何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协调与平衡显得更加复杂与重要。金融风险作为诱发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构成，能否通过量化分析与预测实现对其的有效防范，是在稳增长过程中防范风险的必要条件。金融状况的好坏可表明金融风险发生概率的高低，金融状况的趋势变化可反映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方向与程度。为此，蓝皮书从金融状况入手，通过提取FCI评析中国金融状况的历史变化趋势，甄别其主要波动来源，同时识别其对产出缺口、货币政策以及通货膨胀方面的预测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向前滚动预测，为2017年的稳增长与防风险提供更为全面的现实操作依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与以往提取或合成中国FCI的指标体系不同，蓝皮书合成Goodhart和Hofmann（2001）最初的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并充分考虑金融状况波动来源与中国金融状况波动的国别差异，最终将中国金融状况波动来源划分为货币政策冲击、外部冲击、内部冲击三个层面，并在货币政策冲击层面选取了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变量的典型代表，在外部冲击层面充分考虑了汇率、外汇储备、大宗商品价格等重要变量，在内部冲击层面重点从资产价格、信贷产出比与社会融资规模等方面进行筛选。

　　第二，蓝皮书合成的FCI显示，样本期内涉及了3轮金融景气周期循环，在每轮循环下均有多个金融小周期，其中2007年5月到2011年5月是一次完整的金融景气周期循环，且中国目前正处于第3轮金融景气周期循环的缓慢复苏区间，与金融小周期的迅速回升区间，有利于市场信心的恢复与提振。

　　第三，因子载荷的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价格型工具与房地产市场有关变量对FCI具有显著的相对重要性，且FCI同时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显著影响，即中国金融状况波动主要源自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内部冲击下的房地产市场波动与外部冲击下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应注意维持货币政策利率调整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避免因去库存与降杠杆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大幅波动，同时注意对外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的对冲。

　　第四，中国金融状况先行于产出缺口4期，2016年底FCI的回暖态势则表明在2017年中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是大概率事件；中国金融状况先行于短期利率6期，表明中国有可能在2017年进行加息操作，但与M2无显著领先滞后关系，表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金融状况调控方面的无效性，应当注重对相应传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中国金融状况具有较强的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变化预测能力，说明蓝皮书提取的FCI稳健性较高，有效性良好，且滚动相关系数表明在FCI波动较大时二者相关性随之较高，表明此时FCI对CPI的预测能力更强。

　　第五，对FCI的滚动向前预测结果表明，2017年中国将步入金融小周期的下行区间，但下行幅度有限，需要防范局部、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FCI周期成分显示2017年中国金融状况仍处在第3轮金融景气周期循环的上行区间，即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较低，因此，2017年在实现稳增长是大概率事件的基础上，要注重监控局部与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演化渠道，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预测2017年我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1%

　　2017年1月，多家国际组织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都看好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预期，在2016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的基础上，大幅上调0.3个百分点至6.5%；联合国维持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世界银行下调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0.1个百分点的同时，维持中国经济增速6.5%的预期不变。此外，摩根大通、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多家外资机构也发布报告，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将进一步企稳。

　　受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影响，2016年下半年与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已经开始摆脱低谷，恢复增长。2016年上半年，粗钢产量增长率为-1.1%，而到年底时全年增长率已经为正的1.2%，11月达到5.0%的同比增长率；十种有色金属上半年仅增长0.1%，而到年底则实现全年增长2.5%，12月的同比增长率更是高达9.2%。汽车产量1~6月累计增长6.0%，而1~12月累计增长达到13.1%。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目前经济已经表现出了强劲的复苏势头。综合这些走势分析，如果国家继续保持目前的经济刺激措施，2017年中国经济将开始摆脱低迷状态，预计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恢复到6.8%~6.9%。如果国际经济形势也好转，中国经济有可能实现7%的增长率。

　　国家能源局在《2017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中提出全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4亿吨标准煤左右，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4.3%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提高到6.8%左右，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60%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0%以上等多项目标。化解过剩产能仍是2017年的重点任务，全年力争关闭落后煤矿500处以上，退出产能5000万吨左右。2017年1月1日起，全国将全面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油（含E10乙醇汽油）、车用柴油（含B5生物柴油）。

　　根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预测2017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4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1%，达到440870.12万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下降2.2%，石油消费量增长3.8%，天然气消费量增长9.2%，电力消费量增长6.2%。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0.0%，比上年下降2.0个百分点。之所以预测石油消费量增速低于2016年，是因为2016年石油进口增长有部分是由于低油价导致的贷款换石油进口不正常增加，随着2017年石油价格处于较高位置，这部分意外进口将会减少。

　　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或将创造大量绿色就业机会

　　气候变化问题近年来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遏制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来自气候变化的压力促使各国逐步步入低碳转型的道路。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将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推至一个新的高峰，在《巴黎协定》所提出的长期目标中，各缔约方承诺要将全球平均气温控制在相对于工业化前的水平增幅低于2摄氏度，并将向1.5摄氏度温升目标努力。要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各国都必须继续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或者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这要求对整个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会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消费方式、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能源技术发展、产业布局、商品生产和分配方式等。

　　蓝皮书指出，这些变化和调整会带来很多新的风险，但同时也孕育着一些新的机遇。中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正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全球环境治理中逐渐发挥领导作用。“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紧紧围绕“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任务，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碳汇等手段和措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相关的政策和目标无疑会对就业产生显著的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会导致一些传统的化石能源产业面临较大压力，同时也会传导到下游以化石能源为主要原材料的一些工业部门，但同时会给新能源利用、节能服务等行业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从长远看，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所创造的新的工作机会和需求能够弥补因政策冲击造成的就业损失。但短期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为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相关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会对一些传统的工业部门，包括煤炭开采、钢铁、水泥生产以及电力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一些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会导致大量就业岗位的削减或消失。这些部门就业规模庞大，所带来的就业影响牵扯到企业利益，关乎相关从业职工的命运，也事关社会稳定。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政策所产生的就业创造和就业损失影响具有时间和地区的不完全匹配性，因此亟待认真、深入的研究，针对这些影响做出准确评估，并基于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大力鼓励具有就业创造效应的行业快速发展，同时解决好面临就业损失压力的行业和地区可能面临的问题。

　　一些积极推动气候政策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了很多研究去评估节能减排等气候政策对就业的具体影响，但我国目前对于这些政策的就业效应研究不够深入，相关的定量和实证研究则更少。本文梳理了气候政策对行业发展和就业规模影响较为直接的几个重点部门，研究发现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会给一些部门带来积极影响，如新能源发电、林业中的植树造林和节能服务行业都会因此而受益，创造出大量新增的绿色就业岗位；但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化石能源生产和使用部门则会因此受到冲击，很多就业岗位将会减少或永久性消失。近年来，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速趋缓的双重压力下，很多依赖化石能源利用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开采、火力发电、钢铁和水泥生产等）就业规模不断缩减：目前火电行业的从业总规模70万人左右，煤炭开采行业就业规模已经不足400万人，相比较五年前已经有了明显的减少。如何妥善应对由此带来的就业压力，是摆在政策制定者和重点地区面前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调整还是倒退？数据显示全球化趋势并未停滞

　　此前历年蓝皮书中有关我们对世界经济分析一直认为全球化进入调整时期，调整的结构深度、范围广度和时间长度达到“超级”水准。然而，2017年在德国召开的G20会议上通过的会议声明中剔除了“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新任总统对贸易自由主义持批判立场，特朗普总统奉行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持反对立场，正在全面冲击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我们看到，特朗普任总统初期，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等领导人先后到访，显示出对特朗普政策有所妥协，且日本、德国对美献出厚礼，提出支持美国经济发展的合作方案。人们不禁要问，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否正在发生逆转，是否将发生颠覆性改变。对此，我们可以从重要国际组织对2017年世界经济将如何表现的立场中找到答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3月指出，全球经济前景总体上有所改善，这主要是得益于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明显周期性上升和对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预期。此前，IMF在其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7年1月16日）中指出，2017~2018年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的经济活动都将加快，预计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3.4%，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3.6%；预计全球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2017年增长3.8%，2018年增长4.1%，均快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对照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3.1%）和全球贸易增速（1.9%），显然，2017年和2018年全球贸易增速快于全球经济，已经恢复常态。如果以世界贸易占世界经济比重作为衡量全球化主要指标的话，2017年世界贸易快于经济增长的表现说明全球化步伐并未停滞。

　　世界贸易景气指数主要关注出口订单数据、国际航空货运量、集装箱吞吐量数据、汽车销售和生产数据、电子元器件贸易数据、农业原料贸易流数据共6个指标的月度数据。该指数以100为基准，大于100意味着贸易增长高于趋势水平，小于100则意味着贸易增长低于趋势水平。世界贸易景气指数旨在提前3~4个月提供商品贸易统计数据轨迹的“实时”信息。它将几个贸易相关指数合并成单一的综合指标，以衡量短期绩效与中期趋势。

　　这是WTO首次提出区间预测，表明2017年全球贸易将有一定程度的回暖，同时，不确定因素也在加大。WTO 2月14日发布的最新世界贸易景气指数（World Trade Outlook Indicator，WTOI）显示，全球贸易在2016年第四季度增长的基础上，将在2017年第一季度继续温和增长。近几个月以来，国际航空货运量（105.8）、汽车销售和生产数据（103.1）、出口订单数据（102.2）和集装箱吞吐量数据（101.0）等贸易相关指标都在稳步增长，表明2017年前几个月的货物贸易量将呈现更快增长。我们预计，不仅2017年前期，而且2017年全年，贸易景气指数都将处于扩张状态，增速高于趋势水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近期发布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对提高生产力的政策调整出现了放缓迹象，这为全球经济摆脱“低增长陷阱”带来了风险，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存在隐忧。

　　综上，当前全球经济复苏有所加强，全球贸易增速在恢复常态，有望高于全球经济增速。但总体处于超长周期调整过程，调整缓慢且不平衡，贸易、投资和生产率等增长缺乏动力，地缘冲突、政治社会动荡在干扰经济运行，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