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1日，由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书以“丝路城市走廊”为2017年年度主题，是继2016年提出以“丝路城市”为战略支点思路之后，又一次从城市角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报告提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由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迫切需要确定战略支点，走“选点”、“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其中，“串轴”对象是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国际城市走廊，特指为“丝路城市走廊”，进而通过“丝路城市走廊”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主通道。此外，该蓝皮书的分报告部分，持续第5年跟踪全球40个代表性城市，开展国际城市2.0评价。并配合以近30个城市创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和空间发展的案例，以期对城市转型升级的规律与态势予以揭示。该蓝皮书还开辟了“金砖国家城市”新专栏，以期为不同层次的城市提供更为全面的借鉴。

　　以“丝路城市走廊”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主通道

　　该报告以“丝路城市走廊”为2017年年度主题，继2016年提出以“丝路城市”为战略支点思路之后，又一次从城市角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报告指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由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迫切需要确定战略支点，走“选点”、 “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其中，“串轴”对象是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国际城市走廊，特指为“丝路城市走廊”。

图 丝路城市走廊逻辑示意图

　　“丝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联系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相对于原先基于基础设施通道联系的区域走廊的全面升级版本，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是空间整合的结果，并最终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平台支撑。丝路城市走廊是由沿线多个城市群组组成并通过快速交通体系连接，这些城市群由某个或某几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城市跨区域或者跨国整合发展而成，在群组内部的经济联系、资金联系、社会联系、信息联系等领域各城市来往密切，并借助国际经济走廊的发展快速成长。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正式生效和人居三大会“新城市议程”的通过，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完整构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包容性增长行动计划。正如“新城市议程”所言：“城市连通着地区，国家甚至连接着全球网络”，是“更平衡的地域开发的枢纽”。现在正是超越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心——边缘等传统地缘政治史观，在世界城市网络建构领域予以思想和行动响应的绝好时机。“一带一路”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洲际尺度地域开发领域最振奋人心的倡议，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枢纽”城市的互联互通与结网研究，完全可以在学术上提出更为公平和包容的新型世界城市网络理论，而“丝路城市走廊”将是重要的开始和着力点。

　　“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提出，包含多层战略价值。第一，“丝路城市走廊”将秉承丝路传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多国际城市走廊，保证联通的灵活性，最终多条走廊又能纵横对接结网拉动全局。第二，“丝路城市走廊”有助于兼容不同区域发展设想，可以成为各类开发开放构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部署的融合，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能够被各利益相关方所接受。第三，“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这类走廊平台所能承载的活动将大大超越单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的区域发展通道。“丝路城市走廊”可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统集成。这种系统性力量可产生经济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地方政府治理合作的效应。

　　以“丝路城市走廊”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主平台

　　研究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进的全球化发展进程更多是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西亚、非洲以及中东欧等地区则处于边缘地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必将全面崛起。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及核心城市作为战略支点崛起的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基础设施、人口和商贸流等密切联系，区域城市功能体系和地理格局将被重组，形成世界城市网络新板块。但这个新板块的形成过程并非是均匀发展的，而是一个由“点”（核心城市、城市群）及“线”进而达“面”（板块）的进程。该报告重点探讨的“线”状对象，即“城市走廊”。这一新兴国际城市走廊，是跨国架构的，且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定名为“丝路城市走廊”。丝路城市走廊将不止有一条，很可能会是多条。

图 丝路城市走廊逻辑示意图

　　借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城市走廊思路提出建设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做法，实际上是寻求不同区域发展设想的兼容，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的融合，这要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容易被各国和地区所接受。此外，以“五通”为联系纽带，构建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高于单纯依托交通基础设施联系的区域发展通道。

　　以“丝路城市走廊”和“走廊城市群”或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新的城市体系组织模式

　　“丝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联系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相对于原先基于基础设施通道联系的区域走廊的全面升级版本，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是空间整合的结果，并最终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平台支撑。

　　根据《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五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重点内容。从全球化发展的动力看，随着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衰弱，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扩张也停滞不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提出的以TPP和TTIP为代表的新一轮的全球化组织框架，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似乎已经陷入困顿。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原先处于边缘的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等地区借助中国这个全球生产网络核心节点辐射的机会，必将推动全球化新空间范围扩张，利用“创新、活动、包容、联系”思维，推动全球生产网络再度繁荣。其中，城市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组织的空间平台，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承担最重要发展任务，从而在过去全球化发展的边缘地区塑造新的城市体系，这其中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都是关键内容。基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发展轴线等地缘政治、经济发展需求和组织模式，丝路城市走廊和走廊城市群必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域中新的城市体系组织模式。

　　从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具体实施和推进的战略中，“六大经济走廊”成为走廊组织的基本框架。六大经济走廊实际上分别承担着不同功能定位和合作重点，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能源安全职能；中国-中亚-西亚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的职能；新亚欧大陆桥主要承担着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能；中巴经济走廊则主要承担能源安全、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元功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主要承担资源能源和国际贸易、投资等职能；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国际投资和贸易等职能。不同经济走廊基于我国对外战略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决定了对丝路城市走廊的功能体系组织。

　　以“丝路城市走廊” 实现不同层次区域规划和发展的融合

　　“丝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联系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相对于原先基于基础设施通道联系的区域走廊的全面升级版本，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是空间整合的结果，并最终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平台支撑。

　　从实际发展看，尽管存在基于我国对外辐射不同方向的六大经济走廊，但“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国家纷纷提出自己所制定的区域和国家层面发展战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跨境线路的设计、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 欧洲“琥珀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与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规划相继提出发展通道建设。此外，这些区域和国家战略不会完全按照中国的战略推进城市体系组织，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就与巴基斯坦当前正推进的区域开发战略存在空间错位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沿线城市所在国及区域组织在当前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解决中国六大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与布局的错位与冲突，通过更宽泛的丝路城市走廊建设，进行更大范围覆盖和辐射，进而实现不同层次区域规划和发展的融合。

　　从城市群角度考察，六大经济走廊存在显著的发育差异性，较成熟完善的丝路城市走廊当前更可能存在中巴、孟中印缅及中国-中南半岛这三大经济走廊上，其他经济走廊与城市走廊仍有待培育。从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看，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还有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大背景，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需要重点考虑的国内区域要素。此外，“十三五”期间国家发改委重点推进的十九个城市群规划也形成与“一带一路”相呼应的区域城市群发展结构。通过中外区域战略规划、城市群发展互动，实现更高级别、更广范围的互联互通，打造由“点”及“线”的丝路城市走廊。

　　2017年国际城市2.0升级能力排名中，全球化遭遇挫折，国际城市升级能力分化加剧

　　主报告发布2017年国际城市2.0指标，该指标包括反映城市整体升级能力的城市综合排名以及六项次级排名，分别考察经济升级能力、社会升级能力、文化升级能力、生态升级能力、治理升级能力、空间升级能力。并按排名的差距划分了第一至第五集团，处于同一集团的城市，虽然得分也有不同，但我们认为其差距非实质性，应作为同等水平。分析表明，综合升级能力、社会升级能力、生态升级能力、治理升级能力和空间升级能力整体呈现趋同的趋势，且为左偏分布，升级能力得分较高的城市相对较多；而涉及创新的经济升级能力和文化升级能力高分城市依然较少，文化升级能力低分城市集聚，表明当前国际城市经济和文化间的升级能力差距逐步扩大，强者越强，弱者赶超压力增大。综合能力趋同、创新能力极化的总体趋势，表明城市政府亟需重视经济与文化在创新方面的提升。

　　综合升级能力：西方城市在整体上仍占据优势，与2016年排名相比基本相似。前10名中除东京和新加坡外，基本上都是欧美城市，东京同比排名提升1位。亚洲城市多数得分处于中间位置，处于第III、IV集团居多。金砖国家城市在转型升级方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圣保罗、莫斯科、孟买、约翰内斯堡都在第V集团，与2016年相比无明显差异。在贯穿欧亚和非洲的“丝路城市”中，亚洲区域的城市相对较少，除新加坡和香港排名靠前外，北京、上海排名居中，其他城市有吉隆坡和孟买，但排名依然靠后。

　　经济升级能力：传统意义上的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全球城市经济升级能力最强，得分远高于其他城市，且处于第I集团。香港与2016年相比，下滑至第II集团。近半数城市的经济升级能力不及排名第一位的伦敦的一半。东亚城市排名靠前的有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和首尔。其他亚洲地区“丝路城市”，如台北、吉隆坡和孟买的得分仍然不高。

　　社会升级能力：前十位均被亚洲城市和欧洲城市所占据，中国北京位于第一位。北美城市表现较差，排名最高的仅为第17位（波士顿），处于第III集团，相比2016年有较大提升。北美多数城市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金砖国家的城市一起处于排名末端。总体而言，处于欧洲和亚洲的“丝路城市”其社会升级能力总体较好。

　　文化升级能力：在40个观察城市中，文化升级能力明显呈金字塔形。城市分布差距明显。根据划分规则，第I集团有伦敦、纽约、巴黎三个城市，第II集团没有城市，第III集团仅有东京一个城市，巴黎和东京相比2016年均提升了一个层级。第IV集团仅有维也纳一个城市。经济升级能力排名近首位的国家，文化升级能力也同样靠前，但对于排名中等及偏后的国家，这一相关性较差。其余35个城市得分相对集中，均处于第V集团。

　　生态升级能力：维也纳得分及名次排名提升较大，与其他城市拉开了一定差距。第一层级的城市下降为3个，整体等级同去年相比，第IV、V等级城市增多，部分城市得分降低，呈现长尾状态。圣保罗、上海、约翰内斯堡、孟买、北京和莫斯科等6个金砖国家城市排名依旧居于末位，生态水平亟待提升。

　　治理升级能力：第一层级均为重要的首都城市或一些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联合国办公地纽约，欧盟办公地布鲁塞尔，众多国际组织办公地的日内瓦和巴黎等欧美城市。东京相对去年排名提升至第一名。进入第一集团的亚洲城市仅有东京。

　　空间升级能力：40个观察城市的空间升级能力总体表现较好，在六个分维度评价中得分差距最小。第I集团的城市达到15个，第II集团有13个城市，相比去年均有所增加。约翰内斯堡、莫斯科、孟买3个金砖国家城市处于第IV集团。

　　“2016国际城市十大关注”

一、 “人居三”大会通过《新城市议程》，“包容、紧凑、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20年城市发展主题

　　2016年10月17~20日,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人居三”大会）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召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无序的城市发展导致许多人生活在不稳定环境中，……我们的城市必须致力于消除贫困，并保护每个居民的基本人权。”大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上万名官员、学者、公益组织人士和普通市民举办17大类近百场活动。“人居三”大会重点讨论社会融合与公平、城市治理、空间发展、城市经济、城市生态与环境、城市住房与基本服务等六大议题，并通过《新城市议程》。《新城市议程》确立“包容、紧凑、可持续发展”为今后20年世界城市发展的目标和主题，表明人类改变过去规划、投资、开发、治理城市和人居环境路径的决心，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和人居环境是未来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城市议程》倡导通过建立城市治理的创新框架和有效规划、管理城市空间开发效率，实现包容、和谐、消除贫困的可持续城市发展，促进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城市发展的可复原性，使人人共享城市发展的繁荣与机会。

二、 “脱欧”致英国与欧盟单一市场关系生变，欧洲城市经济版图演替预期加强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最终选择脱离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打击，选择“单飞”的英国也是前景未卜。英国人民多数投票选择脱欧的主要焦点在于一体化框架下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和国际难民对于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英国脱欧将实现对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同时，欧盟单一市场四大自由流通的其他三项（商品、服务、资本）也很可能向英国关闭大门。英国城市经济，特别是集聚于主要城市的专业服务业，是英国在欧盟单一市场中的竞争力优势所在，失去单一市场制度所给予的便利性，将直接导致英国城市经济受挫，进而导致欧洲城市经济版图的整体演替。脱欧公投后半年间，尽管脱欧进程还没有实质性启动，但英镑汇率已累计下跌逾20%，开始削弱伦敦在全球和欧洲的影响力。而伦敦作为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欧洲总部首选地的地位和走向也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 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重大机遇

　　2016年10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人民币入篮后权重为10.92%，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8.09%。由此，人民币超越日元与英镑成为SDR中第三大储备货币。人民币加入SDR将推动国际上对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的增加，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这些都将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重大机遇。本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的重要支撑条件，其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规模化与功能提升，有助于金融机构在中心城市的集聚和业务创新，有助于以本币计价的资金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并规避汇率风险。作为人民币加入SDR最大的潜在受益者，北京、上海、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承担着重要功能，北京作为金融决策中心与清算中心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上海作为金融要素市场的集聚中心与人民币业务创新中心将在国际化方面迈出重要一步，香港作为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机遇。2016年，北京、上海相继启动面向2030年、2040年的城市发展新愿景规划，将有助于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四 、“一带一路”建设从纲领性蓝图谋划进入节点运营阶段

　　2016年11月13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举行开航典礼。这不仅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从纲领性蓝图谋划阶段进入标志性节点运营阶段。与之同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的建设也在稳步向前推进。这些走廊主要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以新兴航运物流节点作为连接枢纽，形成了以点带面的发展格局。以瓜达尔港为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一批港口、能源、园区等枢纽性区域建设已逐渐进入加速阶段，这些新兴节点位于新兴发展区域中的关键位置，是所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具备通过城市化成长为要素枢纽和发展“增长极”的重要潜力。在全球化遭遇英国脱欧、美国当选总统宣布将退出TPP等严峻挫折之际，这些新兴枢纽性的开发开放，有助于世界的欠发达区域形成新的城市节点，形成新的网络力量，进而从广度和深度上重构世界城市网络，为全球化注入新活力。

五 、夏季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城市举办，公众对大事件认可度持续下降

　　2016年8月5~21日，第31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是奥运会首次在南美洲、第二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为筹办此届奥运会，巴西政府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环境卫生、公共安全、贫民窟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入，推动了里约城市建设，意义深远。然而，2009年里约获得奥运会举办权以来，反对承办奥运会声音一直不断，奥运会开幕日当天，即有大批巴西民众走上街头聚集游行，不满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举办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之前，已有诸多城市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等大型活动予以抵制，斯德哥尔摩市和奥斯陆市都因为民众支持率过低放弃申请举办2022年冬奥会，波士顿市则因遭遇市民反对而放弃申办2024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历史经验来看，承办大事件往往会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经济产生提振作用。但承办大事件往往也会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一些城市曾因承办奥运会而背上债务。里约奥运会之所以受到抵制，固然与巴西近年来经济严重衰退有密切关系，但与其开支庞大也不无联系。因此，政府在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提振城市经济、推动城市复兴时，不能“任性”，还需综合考量成本和收益，全面推动城市建设。

六 、全球电子数据流量跨越“泽”字节门槛，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

　　思科公司《2015~2020年度可视化网络指数预测》报告显示，2016年末，全球线上和线下的数据量首次超过1泽字节（英文简称ZB，1泽字节等于1180591620717411303424字节，大约等于1万亿GB）。2016年成为“泽”字节元年，互联网传输的数据量进入“泽字节时代”。泽字节时代的来临对未来城市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良好通信基础设施和通讯能力的城市有可能获得飞跃式增长。一方面，城市中人与人、机构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信息像空气一样充斥在人们周围，各行各业都可能成为数据产业，智慧产业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另一方面，泽字节时代庞大的数据量将帮助城市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能力，通过大数据处理，城市更像一个会思考、能感知的有机体，能做出更加合理和高效的决策，从而实现智慧城市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泽字节时代的来临也对城市信息传输和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较弱的城市而言，需要投入建设更多的宽带基础设施和信息装备，并且需要相应的信息整合能力，才可能带来城市相关技术和产业的繁荣；此外，滚雪球般增长的数据也可能增加城市的决策成本，城市将有可能成为信息垃圾场。

七、 恐袭事件频发导致城市安全形势严峻，对城市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2016年全球反恐形势愈加严峻，从非洲、西亚、欧洲到北美，不仅受袭城市数量在增加，而且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反复遭袭。袭击形式也呈现有组织的恐怖活动和“独狼式”袭击并行的态势。反恐安全保障已从非常措施转变为城市运行的常态化安排。各国政府不得不在主要城市或城市主要功能区改造基础设施、升级安保措施、全方位加强防范。然而，加强安保的行为是否能给予城市居民足够的心理安全尚值得怀疑。另外，恐袭事件在社会、经济、空间诸多层面对城市发展带来重大冲击。社会层面，少数族裔、边缘人群更难以和主流社会实现融合，不同宗教、不同阶层如何实现和而不同、和睦共处仍需要积极探索，这也对城市文明走向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层面，随着资本市场避险需求的加大，一些城市产业投资和人员流失，进一步加速带来更多失业和税收减少；空间层面，人员密集、活动频繁的公共空间、商业区遭受负面影响最大，进而在城市转型、升级方面带来不确定。

八 、气候协议进入落实和行动阶段，关键在于对城市低碳发展的有效激励

　　2016年11月18日联合国第22次缔约方大会通过《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言重申了对《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持，强调各方应做出最大政治承诺，以行动落实协定内容。这种落实和行动的关键在于城市化地域低碳发展的资金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城市低碳发展涉及到空间结构、工业减排、交通体系、建筑能效等诸多领域，也可分成技术-制度-管理等多个层次，这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也需要短期的精细行动。尽管一些领先型城市已逐步有了自己的低碳规划、战略框架和行动路线，然而绝大多数城市尤其发展中国家城市仍需要包括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实际支持。其中，既包括法律授权也包括多渠道融资，更包括减缓和适应信息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尽管国际社会，包括发展机构、城市网络、多边银行，通过城市间的知识分享和技术转让加速升级城市低碳发展战略，然而与巨大的需求相比仍远远不够。由此在美国等国参与积极性可能锐减的大背景下，城市层面更有必要通过最佳实践、示范项目展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和技术双重领导力。

九、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示美国地域及城乡发展鲜明鸿沟，亟须密切观察其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影响

　　2016年11月8日，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对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选举结果颠覆主流舆论和判断，引起美国和国际社会极大震动。特朗普鲜明的反全球化立场和大选投票结果地图表明美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世界主义精英与乡土氛围浓厚的蓝领社会之间存在鲜明的鸿沟。这一切主要源自全球化造成的国际分工空间重组，世界城市体系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美国长期致力于推动以金融业为核心的全球化，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城市尤其中部“铁锈地带”陷入发展陷阱，大量工人失业，为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情绪提供了深厚土壤。随着特朗普将贸易保护、移民限制、企业低税率、退出TPP等诸多政策付诸实践，同时以重启能源、基础设施等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城市产业结构和经济地图可能再次发生变化。这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些许负面影响。世界城市体系是否还是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制造业所塑造的等级制值得进一步观察。

十 、G20峰会在中国杭州成功召开，预示更多新兴市场城市崛起走向世界前台

　　2016年9月4~5日，二十国集团(G20)第11次峰会在杭州市举行，这是G20峰会第一次在中国城市举办。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次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为全球所瞩目。杭州以美丽的西湖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文化底蕴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峰会后的杭州力主贯彻G20精神，建设世界名城，引领新型世界经济的发展。杭州峰会后，中国成都举办了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厄瓜多尔基多举办了联合国“人居三”大会，秘鲁利马举办了APEC峰会，蒙古乌兰巴托举办了亚欧峰会，2017年则有厦门金砖国家首脑会议和广州《财富》全球论坛。国际性会议大量在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区域召开的趋势表明，又一批新兴市场城市，正在积极发挥自身特色，并整体崛起走向世界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