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2017年上海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会暨《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重大举措，是解决经济发展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必然要求。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肩负着实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道路，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新旧增长动能转换先行先试的任务。

　　《上海蓝皮书：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17）》总报告认为，2016年上海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五个特点：工业发展弱势调整，政策边际作用递减；服务业发展相对稳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突出；消费后劲不足，受收入和房价拖累；投资有所稳定，民间投资积极；外贸形势略有好转，形势依然严峻。结合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通过景气分析和情景分析方法，总报告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2017年上海经济处于基准情景的概率为75%，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5%左右，指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底线思维，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工业规模底线和政府财政收支底线。

　　供给侧改革篇分别从上海“三去一降一补”问题、上海国际消费城市建设、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上海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立法需求等不同维度，深入探讨供给侧改革与上海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报告指出在“三去一降一补”中，上海最突出的问题是降成本和补短板。上海应通过增量带动，进一步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培育高端优质供给体系，适应需求升级。报告指出，上海建设国际消费城市面临消费品与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消费成本较高的关键性制约，需要通过扩总量、提质量、优结构、促重点等手段，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诸多瓶颈，需要着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降成本、补短板，寻找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优化供给侧的核心是推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建立要素定价平台，激发创新活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通过梳理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报告指出要从“立、改、废”三方面对新时期的立法需求进行提炼，并给出了“立”、“改”和“废”的具体法律法规要求。

　　制度创新篇聚焦上海自贸试验区投资管理创新、上海科技对外开放的模式创新以及上海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问题。通过评估自贸区三年的改革创新活动，报告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与国际高标准还存在较大落差，开放度、便利性和透明性等还需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科技对外开放经历了探索阶段、快速推进阶段和全面深化阶段，对外开放的形式也逐步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特别是通过资本合作推动对外科技创新合作，涌现了多种成功的科技对外开放模式。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上海需借鉴国际经验，加强相关立法，建立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体系，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惩戒机制，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对上海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企业改革篇探讨了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状况、上海上市公司景气指数以及基层治理等问题。报告指出，提升国资投资运营能力是上海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对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国资监管体系、实施分类监管，与国企改革相配套，形成改革协同力。目前，服务业已成为上海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上海民营工业企业的都市型、科技型和外向型特征不断凸显。民营经济已成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对上海上市公司发展景气状况的分析表明，2016年上海上市公司综合景气指数为107.83，处于“微景气”区间。对上海基层治理案例的分析表明，各基层政府在开展平安建设过程中，立足大平安理念，结合地区实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品牌，提升了平安上海建设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6年上海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五大态势

　　2016年前三季度，上海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工业生产呈现企稳迹象，服务业增长持续向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收窄，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但仍然面临消费后劲不足和外贸形势严峻的问题。

　　1. 上海工业发展弱势调整，政策作用效果边际递减

　　过去30多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规模的扩张上，而且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转型。1978年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76%，第三产业占比仅为18%，这种以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一直持续了20年，在这个过程中，工业占比一路下滑，而第三产业一路加速追赶，到1998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接近50%，可谓平分秋色。此后，第三产业发展的势头仍然不减，以15%的增长率继续保持增长，而制造业以相对较低的速度增长，甚至在2009年、2012年和2015年出现了负增长，到2015年底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例仅为32%，而第三产业占比达到67.8%。

　　2. 上海服务业发展相对稳健，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突出

　　目前，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0.9%。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下降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增加值还能实现10.3%的高速增长，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此外，服务业也是保证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仅体现在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实现产业间的升级。前者侧重于从相对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逐步升级到高附加值制造业，后者则侧重于从第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升级，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结构全面优化。2016年以来，上海的服务业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经济平稳发展的稳定器。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上海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表现较好。高附加值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为所有行业中最高的，为15.1%。相比而言，第三产业中传统相关行业，如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增速较低。2016年以来，上海市规模以上社会服务业企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表现尤为突出。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占所有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的5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占25%。

　　3. 上海消费后劲不足，受收入增长不足和房价增长过快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全国范围包括上海，传统消费增长的拉动力有所趋弱，而新兴消费增长动力尚待加强。同时，上海的消费增长缺乏收入提高的强力支持，房价的急剧攀升对消费造成了严重的挤出效应。

　　2016年前三季度，全市商品销售总额72734.9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前三季度，传统消费行业，如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增长均比较缓慢。分商品类别看，建筑及装潢材料类、中西药品类和汽车类零售额增长较快，分别增长21.4%、21.3%和14.0%。分零售业态看，前三季度，无店铺零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3.8%，网上商店零售额增长15.7%。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上海的消费很大一部分是由非本地居民和国外的消费者共同创造的，应该积极鼓励网络技术、金融业务、贸易方式等软硬件环境的发展，促进国内外网上销售。

　　4. 上海投资有所稳定，民间投资积极

　　2016年前三季度，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6.4%，但低于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三大产业投资中，第三产业投资占比最高，占85%；第三产业中房地产投资占比最高，占58%。不过，从历史数据中也可以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主要体现在房地产投资上。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仅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高于房地产投资增速，而2009年以后，尤其是2010年，在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增速一度接近40%。在随后的几年里，除了个别月份，房地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这种严重依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探讨。

　　2016年以来，与全国范围内国有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国有经济投资1103.10亿元，下降8.0%；非国有经济投资3315.33亿元，增长12.2%，其中，民间投资1594.05亿元，增长9.1%。民间投资积极表明微观层面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5. 上海外贸形势略有好转，形势依然严峻

　　从前三季度的数据可以看到，全市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0.2%，降幅比上半年收窄0.2个百分点，外贸形势有所好转，好于全国水平。而且出口大于进口，出口继续增加，进口还在下降，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情况显著好于加工贸易。从主要贸易产品看，前三季度，上海市机电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下降3.3%和2.3%；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和进口也在下降，分别下降3.3%和4.8%。

　　2016年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回落明显，给上海的进出口带来负面影响。前三季度，上海对几个主要经济体的外贸，除了对美国的出口增长0.7%外，对欧盟、日本和我国香港的出口都在下降。未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会进一步使上海的出口贸易形势恶化。

　　上海人口底线与创新人才短缺存在冲突

　　上海“十三五”规划提出严守人口、土地、环境、安全四条底线。其中，“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的人口底线，成为长期调控的目标之一，名列四大底线之首，足见其重要性和迫切性。然而，上海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亟待解决创新人才不足和人才引进的问题。人口底线势必会对创新人才需求造成一定的制约。在“坚守人口底线”的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发挥政府和中介组织的相关职能，激发其识别市场和企业创新人才的潜能，是化解上海未来可持续发展人口战略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人才战略矛盾的重点。

　　第一，人口底线约束留给人才引进的空间有限。上海市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常住人口分别增长33万、34.72万、10.53万和-10.41万人。2015年上海人口的减少主要得益于城市管理的一系列措施（拆违、关停无照餐饮店等），这些措施起到了驱散低端人口的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些措施无法长期有效，一两年后其效果将会大大减弱，2015年的人口减少可能仅是一个脉冲，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根据上海历年统计数据，近十年来上海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约为4.20‰，假定今后几年仍然保持这一速度，可以预测，上海市每年自然增长11万人左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的目标应该可以实现，但留给人才引进的空间将极为有限。这将给上海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和2040年建设成为“全球城市”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二，上海的科创人才不足主要表现为创新人才不足。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本要素。“科技创新”具有“二元性”，是“科研”和“创新”的结合体。“科技”和“创新”并不是一回事。“科研”是通过“投资”获得“新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变成“收益”的过程，两者的方向正好相反。在研究上海创新发展和科技创新人才不足的过程中，也有必要从“科”“创”分离的视角进行考察。目前，上海在科研人才储备和科研投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截至2015年，上海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50.66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27.13%，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8.27%；而同期，深圳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8.77万人，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17.47%，企业R&D经费支出中政府投入占3.08%。

　　在科研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创新方面表现欠佳。上海的科研论文、研究成果居于全国前列，专利数量也只是略低于深圳，然而其高新技术占比却远远低于深圳。比如，2014年上海专利申请数量为81664个，授权数量为50488个，而同年深圳专利申请数量为82254个，授权数量为53687个，二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差距。然而，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比还是产业增加值占比，上海均远远落后于深圳，并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2007~2014年，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5.6%下降到20.40%。相反，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07年的56.9%上升到2013年的64.95%，2015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更是提升到86.7%。事实上，科研论文、研究成果、专利等均属于“科研”的中间产品，基本也来源于科研人员，而如何将它们转化为最终的创新产品和服务，还需要熟悉市场的创新人才去实现。

　　上海科研能力较强而创新人才不足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至少有两个原因值得重视。

　　第一，户籍制度对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存在挤出效应。户籍制度只对它所要求的“具有一定学历和技能”的群体具有筛选功能。通过学历、技能等级、职称等外在硬性条件，科研型人才可以较为容易地识别，但却无法通过这些硬性条件筛选出具备“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潜能”的创新型人才，因为这些人很多情况下是无法满足“高学历”和“高职称”等硬性条件的。创新人才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们敏锐的市场观察能力、对技术发展趋势的把握、善于捕捉各种机会及极强的组织能力。

　　上海现有的户籍制度和积分政策导致引进人才偏重于科研型，对创新型人才引进形成挤出效应。目前，本市引进人才的主体是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所引进的人才多从事科研工作，与产业创新发展及企业创新等必需的人才有着较大的差距，造成上海的“科技”与“创新”人才结构严重失衡，无法对本市产业创新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支撑与驱动作用。此外，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现行的“一刀切”“打分入户”户籍政策客观上造成学历要求高的行业获益，高学历的金融人才比工业人才“打分”要高很多，更容易被引进。这会造成工业类人才的持续短缺，也是造成相关产业长期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创新过度倚重于国有企业和外企，导致创新型人才的培育不足。上海的企业主要由国有控股及外商独资或合资两大部分构成。据2015年统计，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37%，外商及港澳台企业占61%。国有企业因产权不清晰及激励机制的限制，缺乏创新动力，无法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就不会产生大量创新型人才；跨国公司基本上是把中国当成“生产基地”，并没有将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中心放在中国，即使在中国获得了重大技术创新，也会通过商业安排转移回母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促进效果有限。同时，国有企业过分依赖政府投入，缺乏市场配置机制，也客观上造成上海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相对而言，深圳的国有经济规模要小很多，大部分企业是民营企业，2014年深圳的私营企业比例高达94.3%，这些企业较早地解决了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的问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创新的主体。

　　上海制造业下行压力大，占比下探至26%

　　上海制造业经过长期快速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制造业面临传统领域产能过剩和新的增长点尚未形成支撑的困境，这使得制造业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放缓。但同时上海制造业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也缊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的底线。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这个底线是否能守得住？

　　2015年上海工业实现增加值7109.9亿元，比上年增长0.5%，下降3.8个百分点，完成工业总产值33211.6亿元，比上年下降0.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1049.6亿元，下降0.8%，均创下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年增长率的新低。

　　2016年前三季度（1~9月）完成工业增加值5077.1亿元，同比下降1.4%，这是继2015年前三季度的-0.9%之后第二次出现负增长，而且下降的幅度加大。自2010年以后，上海制造业呈现下行的态势，特别是2013年以来，更是显示出加速下行的趋势。

　　随着制造业增长的下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不断下降。2015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向下突破30%，降到28.5%，2016年前三季度的这一比重比2015年再收缩2.5个百分点，下探到26.0%。实际上，在上海经济（GDP）呈现中高速增长的态势中，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下降，一方面表明制造业的增速远远低于第三产业，服务经济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也说明制造业的发展缺乏新的动力支撑，面临严峻的挑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海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传统供给过剩与新供给不足的挑战。新旧动力转换，“破”与“立”之间需要对立统一。上海作为我国经济中心之一，在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正在按照战略部署，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全球城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激发供给活力和竞争力，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弹性和柔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围绕这一目标，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力于两方面：一是着力提供新的要素供给，围绕科技创新，推进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升级，增强经济增长动力；二是着力提供新的制度供给，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民间创新创业活力。

　　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于要素市场，这将是上海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低效、无效要素要出去，有竞争力、创新的要素要进来，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攻占经济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新格局。因此，在上海经济发展需求侧动力减弱的情况下，需要结合上海城市定位，通过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要素配置、需求优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等措施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和定价机制，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高端产品制造走向高端价值链及品牌建设。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体系中，核心是科技创新。原因在于，无论是增强供给体系活力，还是扩大优质供给，抑或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要凭借科技创新。当前，上海已步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加速转换，随着综合成本的攀升，要素的规模驱动力正在逐步减弱，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必须更多地依赖科技创新这一新引擎。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科技创新放在核心位置。科创中心建设是上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举措，中央要求上海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前列，加快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这不仅对上海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全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上海2016年生产景气指数为173.83，处于“较强景气”区间

　　《上海蓝皮书：上海经济发展报告（2017）》对上海上市公司发展景气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上市公司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四大类为主。总体看来，2016年上海上市公司综合景气指数为107.83，处于“微景气”区间。

　　景气指数综合景气指数综合考虑了2016年上海上市公司经营中的各种重要因素，主要涉及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销售、投资、现金流、营业成本、盈利和市值本文市值全部按照流通市值计算。变化等内容。并通过动态的横向比较，对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揭示上海上市公司2016年的景气特征。

　　2016年上海上市公司综合景气指数划分标准：180以上为“非常景气”区间，［180，150）为“较强景气”区间，［150，120）为“较为景气”区间，［120，110）为“相对景气”区间，［110，100）为“微景气”区间，100为景气临界点，（100，90］为“微弱不景气”区间，（90，80］为“相对不景气”区间，（80，50］为“较为不景气”区间，（50，20］为“较强不景气”区间，20以下为“非常不景气”区间。为107.83，处于“微景气”区间。数据表明，2016年上海上市公司全年运行状况略微好于2015年。分类景气指数则表现出不同的差异，生产景气指数、销售景气指数、投资景气指数、现金流景气指数、成本景气指数、盈利景气指数和市值景气指数分别为173.83、97.72、132.42、84.93、113.24、114.16和38.31。其中生产景气指数（173.83）处于“较强景气”区间，表明了上海上市公司的生产状况较好，在实体经济持续下行，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生产萎缩甚至停产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则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上海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较好，但是上公司的市值则不断缩水，这一点从上市公司市值景气指数（38.31）处于“较强不景气”区间得到反映。投资景气指数（132.42）处于“较为景气”区间，表明了上市公司投资状况良好，由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较好，同时上市公司的管理和经营相对较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即使面临经济下行，也能够取得盈利，因此上市公司的投资意愿呈现上升趋势。成本景气指数（113.24）和盈利景气指数（114.16）均处于“相对景气”区间，表明了上市公司在成本管理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这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盈利景气指数可以看出2016年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强于2015年。销售景气指数（97.72）处于“微弱不景气”区间，表明上市公司2016年的销售状况较2015年有所弱化，存货较2015年有所上升。现金流景气指数（84.93）处于“相对不景气”区间，表明上市公司经营现金流与2015年相比，呈现下降的趋势，如何提升上市公司销售能力，加快销售货款回收速度，增加经营现金流是上市公司亟须解决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处在新常态大背景下中央作出的重大举措。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用改革的方法先行先试经济转型、新旧动力转换之路。

　　1. 上海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

　　总体上，2016年上海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工业生产呈现企稳迹象，服务业增长持续向好，固定资产投资收窄，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继续下降。

　　2. 经济增长速度触底企稳

　　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初显成效，经济增长速度于2016年触底企稳，总体趋势与全国保持一致。

　　3. 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

　　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分化，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是主力，第三产业中金融和地产是主力，重点行业中汽车和生物制药是主力；消费需求增速稳定在8%左右；三大投资领域中，房地产投资比重最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最快，工业投资接近零增长；净出口降幅开始收窄，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情况显著好于加工贸易。

　　4. 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回升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5年实现企稳后，2016年保持回升趋势，比上年同期增长8.8%。

　　最突出的问题是“降成本”与“补短板”

　　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上海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虽然这些问题在某些范围也存在，如产能过剩是局部性的，房地产过剩仅限于商办楼宇方面，金融风险以外部输入为主，上海最突出的问题是降成本与补短板。

　　“成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非税收费种类繁多。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中涉及企业收费的有64项，占全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50%以上，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其次，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再者，上海的商务和用工成本较高。如办公成本高、土地成本高，企业的社会保障负担较重；最后，制度性交易成本高。

　　“短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大。这是上海突出的短板，如上海中心城区小学的年实际生均公用经费投入是郊区县的1.4倍。二是城市环境治理不到位。如部分区域违法经营户增多，郊区小河道环境较差；三是上海的综合交通运营管理存在短板，如包括1号线和2号线在内的10条轨道交通线路在高峰时段经常处于超负荷运行的状态。

　　“科技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重点领域

　　2016年上海科技体制改革有许多亮点，突出表现有：一，加快建立符合上海实际情况的科技创新法治体系。如成立自贸区知识产权综合执法体系，构建自贸区知识产权争端多元化解机制，搭建自贸区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加大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二、探索多样化科技开放模式。如运用市场化手段，推动资本运作方式主动吸收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引进国际众创平台引导小微科创主体参与对外合作。

　　近年来，上海密集出台多项国资改革配套政策，涵盖薪酬分配、境外监管、科技创新、分类监管、混合所有制、高管任期等领域。2016年，上海进一步加快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行分类改革，以全面落实“20条”。如2016年8月上港集团全员持股改革完成，上海久事（集团）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径，由传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