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发布会在京召开。

　　蓝皮书认为，受人口结构变化、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结束以及城市化推进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变化的影响，“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中国的经济调整，不仅要重视周期波动的熨平，而且要重视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纾解。进一步，基于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和生产函数的计算表明，“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维持在6.3%～6.8%的水平。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式实施的一年，如果能成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则能顺利完成经济二次转型，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速增长。

　　2016年宏观经济总体平稳，经济增长水平维持在6.7%左右

　　蓝皮书指出，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整体上看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改，但下行速度有所减缓，有些经济指标向好，预计2016年宏观经济总体稳定，经济整体增速不会低于6.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推进和深化，但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很多不确定性，还需不断探索新的效率提升道路。

　　2016年中国经济整体下行趋势显著，但增长周期波动呈现向好的迹象。初步核算，2015年GDP为67.67万元，比上年增长6.9%。就2015年四个季度的具体情况来看，GDP同比增速分别为7.0%、7.0%、6.9%和6.8%。就三次产业增长情况来看，2015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6.08万亿元、27.43万亿元和34.16万亿元，同比增长3.9%、6.0%和8.3%。中国GDP年度增速在1990年之后再度“破7”，季度GDP增速则从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低于7%，中国GDP增速已进入“6时代”。从趋势上看，经济增速“下台阶”过程仍未结束，2016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6.7%。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也呈现某些向好的迹象。根据中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数据，通过滤波分析去掉趋势项后发现，当前中国GDP增长处于经济周期的上行阶段，经济向好倾向明显。潜在增速下滑反映出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但受宏观政策影响，经济同时表现出周期向上波动态势。预计2016年经济增长水平将维持在6.7%左右。与此同时，CPI在经历了前几年比较明显的下降以后，逐步稳定在1%～2%。从变动的趋势看，如果没有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CPI在这个区间的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中国进出口下降趋势显著，通过外贸拉动增长的空间有限

　　蓝皮书指出，由于中国进口产品的特殊性，大部分是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原材料，进口量不一定下降那么大，但国际市场上的大宗商品价格近年来下降幅度很大，所以进口产品的价值下降幅度很大。对以加工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体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有利于出口，也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但这一因素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中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原因是国际市场总体在萎缩，出口量上不来。从趋势看，延续了几十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黄金期可能已经结束，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普遍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时期，经济内部扩张的动力已经严重不足，需要一段时间来积蓄动力。未来几十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会太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度还非常高，受到的外部冲击也相对比较大，在扩大出口方面，未来的空间不一定很大。因此，外贸总体趋势应该是趋于平衡，贸易顺差会逐渐缩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也会变得很小。

　　M1与M2增速“剪刀差”不断扩大，我国经济可能面临“流动性陷阱”威胁

　　蓝皮书指出，2016年6月末，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4.6%，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8%，M1和M2同比增速差值为12.8个百分点，达到自2010年1月以来的最高值。“M1-M2”增速缺口不断扩大造成的资金“淤积”现象值得关注，造成M1“淤积”的账面原因主要是企业投资动力不足、产能过剩占用资金、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息差收窄等。我国货币政策总体宽松，存贷款利率都在下降，并且幅度还不小；货币投放的速度也不慢，2015年人民币新增贷款余额接近1.2万亿元，增速达到14.5%。从经济学逻辑上来讲，放松货币相当于刺激投资，因为货币投放速度达到14%以上后，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货币流通，投资增速也应该在这个水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15年国内投资增速总体下降，全年增速为10.1%，从趋势看是逐月下降，这说明投放出去的货币没有变成实际投资，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2016年6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3%，较上月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16年5月的6.6%下降至2016年6月的3.5%；制造业投资增速从2016年4月的1.3%下降至2016年6月的-0.4%；基建投资增速则出现逆转态势，从2016年5月的19.8%上升至2016年6月的21.8%；民间投资与2015年同月相比首次出现负增长，从2015年6月的42416亿元下降至2016年6月的42413亿元。由此可见，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在2016年6月首次出现负增长，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我国投资增长仍处于下降区间，这表明当前我国投资环境较差，中国经济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增速放缓成为必然，但之前经济增速过快，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过于单一，非金融企业对未来中国经济前景并不看好，投资回报低于预期。M1和M2增速“剪刀差”持续拉大，表明市场中资金宽裕，但并不愿意投向实体经济。因此，当前我国社会资金“淤积”于银行账户，企业持有大量活期存款而不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持续下滑，给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改变这一现状，将可能面临“流动性陷阱”威胁。

　　可持续的城市化是未来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蓝皮书指出，在城市化的实体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需要进行实体产业的两次转型：一次是由依靠房地产获取财政收入的城市化向以实体产业发展为支撑的城市化飞跃；另一次是由依靠通用技术发展的城市化向依靠知识部门发展的城市化飞跃。只有形成长期的城市化发展机制，才能保持我国城市化的可持续增长。   

　　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知识部门人均产出增长率。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提高知识部门人均产出增长率，有利于知识部门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形成，由此中等收入国家就可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我国应积极采取推进统筹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和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等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要大力改革“科教文卫体”事业单位，释放经济增长的新供给要素潜力，不断提高服务业质量。过去30多年里，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不充分，导致服务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持续拉大。就我国的经济现实来看，现代服务业部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受到管制较大的“科教文卫体”事业单位；另一类为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水、电、气等公共服务部门。为此，需要将事业单位和公共部门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努力盘活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及其外部性，培育其核心竞争力。

　　要转变增长方式，将要素推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增长方式。推进有利于释放新供给要素潜力的金融和财税改革，推进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型。随着经济增长向城市化和服务、消费主导增长的转型，我国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种银行信贷主导的资本配置方式，应逐步转向资本市场主导的配置方式，以推动我国“创新能力”发展和提高，转变原有的要素推动增长方式，构建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推动的新型增长方式。实现通用部门生产技术升级，由技术模仿逐步延伸到技术创新；发展适合自身要素禀赋的产业，扩大就业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知识部门发展提供有利的经济条件。

　　可持续的城市化是未来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期也是我国通用技术部门大力发展的阶段，但通用技术部门的资本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递减，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物质资本高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越来越不可持续，城市化时期的结构性减速趋势不可避免。因此，可持续的城市化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考虑生产供给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虑消费模式的升级及其与生活模式的协同，广义人力资本和知识部门的发展应成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动力。

　　认清区域经济增长动力差异，有利于实现均衡稳定增长

　　蓝皮书认为，整体而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增长阶段，成功跨过了中等偏高收入门槛，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连续增长减缓的可能，较高收入阶段省份在2007年前后已表现出连续增长减缓趋势。除西部地区个别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省份外，中国80%的省份在2010年均出现增长减缓迹象；中国近20%的省份已跨入第五增长阶段，人均收入高于11000美元，近似达到世界银行关于高收入经济体的界定标准。除北京、上海的增速与整体水平持平外，其他省份的增速均高于平均水平；中国过半数省份集中在第四增长阶段，人均收入为6000～11000美元，处于中等偏高收入阶段。这些省份中，只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和河北的增速低于6.9%，其中辽宁和山西的增长表现最差，增速仅为3%左右。

　　通过对各省份经济增长特征的对比分析发现，东部省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相对较高，多数已成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模式。东部地区中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如果能借助自身具有的人力资本结构优势和消费结构优势，通过消费结构调整实现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利用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较高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即使面对增长下行压力较大的增长环境，也仍能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增长分化较为严重。辽宁、吉林、黑龙江、山西和河北等能源供应和炼化大省，因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旧有产业面临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没有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是其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对于增长处于较低阶段、发展较落后的省份来说，应更多注重投资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过早追求产业结构转型和不切实际地发展服务业，反而会对增长产生阻碍。

　　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各省区市发展前景指数仍然得到改善，其中青海省改善最多，黑龙江省改善最少

　　蓝皮书通过对中国各省区市1990～2016年的发展前景评价，认为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减速，但各省区市发展前景指数仍然得到了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仍有所提高,同时区域也出现分化的趋势。

　　发展前景排名方面，和2015年相比，2016年发展前景排名上升的省份有6个，分别是 河北省(+3)、青海省(+2)、江西省(+2)、海南省(+2)、黑龙江省(+1)、山西省(+1)；排名下降的省份有7个，分别是湖南省(-1)、宁夏回族自治区(-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湖北省(-1)、重庆市(-2)、四川省(-2)、河南省(-3)；其他省份排名不变，共17个。

　　1990～2016年，全国发展前景指数平均上升了107.45%，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前景指数分别改善了111.17 %、88.65 %和118.72 %。东部地区发展前景指数提升速度低于西部地区，但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前景综合得分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1990～2016年，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方面，青海省改善最多，黑龙江省改善最少。西部地区发展前景指数改善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发展前景指数改善优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天津市改善最多，贵州省改善最少。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指数改善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指数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增长可持续性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改善最多，甘肃省改善最少。东部地区增长可持续性指数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增长可持续性指数改善优于西部地区。政府效率方面，福建省改善最多，甘肃省改善最少。东部地区政府效率指数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政府效率指数改善优于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方面，贵州省改善最多，北京市改善最少。西部地区人民生活指数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人民生活指数改善优于东部地区。除了发展前景方面西部地区改善优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人民生活方面西部地区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外，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和政府效率等方面均是东部地区改善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分化加剧，解决办法是通过构建“经济带”的区域经济政策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