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博士后特华科研工作站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自贸区蓝皮书：中国自贸区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京举行。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受阻，区域一体化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以TPP为代表的新贸易规则正在确立之中。而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使得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园区这类国际经济合作政策工具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作为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有效工具和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机制和平台，世界上多数国家十分重视发展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园区。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其自贸区建设也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自贸区网络。随着全球自由贸易的不断深化，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内外经济贸易发展形势，充分利用国内外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来发展中国经济，从2013年以来，中央先后批准设立了4个自贸试验区，分别是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这意味着发展自贸试验区成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上海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平台，已成为推动国内改革的加速器，也是我国自加入世贸组织后深化对外开放的延续和创新。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已在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上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尤其是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本书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我国自贸区发展的蓝皮书，参与撰写的专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单位。

　　研究显示：我国国内企业对自贸区政策的利用效率不高

　　自贸区蓝皮书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国内多数企业对自贸区政策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自贸区相关政策内容过于庞杂，如诸多自贸区之间不同的原产地规则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等；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些企业缺乏对自贸区的了解和认识。而我国在入世之初也曾遇到相似的问题，当时则是通过在上海等地设立WTO咨询中心等措施，为中国企业了解和适应WTO下的国际贸易规则、进而真正实现“走出去”。而今，面对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各类提供自贸区咨询服务的机构设立，通过提供相关培训和法律咨询服务，使企业能够充分利用自贸区相关优惠政策并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以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参与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具体做法可采取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化过渡的方式，如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专门对接各国自贸区的机构如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中重点对接中韩自贸区、在广东自贸试验区中重点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从而充分实现自贸区战略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

　　我国四大自贸试验区将有助于协调区域经济

　　自贸区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四大自贸试验区将成为中国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试验田。中国最大的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影响将是区域联动性的，在上海金融、贸易等改革与开放的促进下，整个长三角地区都会因满足并提供更高的产业基础配套设施需求而收益颇多。在较短时间内上海自贸试验区会产生非常大的对周边城市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但同时也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使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布局与分工更加成熟。

　　不仅如此，建设自贸试验区不止局限于区域，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建设经验应复制并推广至全国，这意味着目前四大自贸试验区将成为国内其他城市争相效仿的对象。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具有很强的区域协同、联运发展的功能，能使长三角地区的地理经济优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并进一步对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内河航运产生非常强的带动作用。可以说，自贸试验区的发展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不谋而合，若没有一个好的带头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也可能因缺少主心骨而失去方向。不仅如此，中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整个中国经济也发挥着重要的撬动作用，尤其是在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提升方面，包括江浙等核心区，以及长江中上游沿线城市如武汉、重庆等地，其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自贸试验区的开放与管理经验如果能取得共识，则可在全国更多的区域性城市群进行推广，如此便可对国内区域协同发展的进程具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地域优势明显，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成立与建设自然地将粤港澳经济融合置于重要地位，并明确提出广东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思路就是要在面向世界的前提下以港澳地区为依托并服务内地，通过制度上的突破与创新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经济的深度融合，积极探索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推动粤港澳区域贸易集成功能的极大发挥，在金融方面形成粤港澳合作新体制等。

　　天津自贸试验区是北方唯一的自贸试验区。基于区位优势，天津自贸试验区对北方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其不仅承担着北方地区经济试行先锋的职责，还在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天津，作为京津冀国家战略版图中重要的港口城市，承担着京津冀开放的重要窗口角色，作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天津承载了华北地区对外贸易的港口功能，对于京津冀地区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成立，是国家基于一国两制思路从经济角度的一次尝试。从国家政治层面考虑，福建自贸试验区的最大战略意义就是与台湾地区的联系与沟通。通过与台湾地区进行更加密切的经贸合作与安排，使两岸关系得到加强，使经济向纵深发展形成更深的联结。通过更大范围的对台开放，吸引台商及台湾企业更多地参与内地经济发展，使大陆与台湾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促进两岸人民更好地交流。福建作为国家支持台湾建设的重要前沿，拥有丰富的基础资源，在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与促进两岸产业融合方面具有相当多的优势。通过福建自贸试验区，可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台开放，使两岸服务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流通，推动两岸经贸合作的深层次发展。在人民币业务方面，海峡两岸通过福建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区人民币结算是其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使命。

　　总之，我国大力推行的四大自贸试验区（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都将以国家总体战略为立足点，在充分发挥自身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在协同发展方面大有作为。各个自贸试验区肩负不同的具体任务，但在整体上服务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大势，并与新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经济融合、两岸经贸交流等，进一步形成合力，相互探讨新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高级别的一体化发展。

　　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目前面临五大操作难点

　　自贸区蓝皮书分析指出，金融体制改革任重道远，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行业试点既有机遇，也充满挑战，金融创新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难点，值得通盘考虑。

　　从外在条件看，目前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正在集体实施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市场经济体正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的风险，一旦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很可能首当其冲；而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步入新的加息周期，接着又会面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出，大规模资本的短期进出将会冲击我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

　　从内在基础看，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收入等问题亟须解决，企业赢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差，缺少国际市场定价权等；从金融市场看，整体深度与广度不足，产品和市场不够多元化；汇率和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金价格的市场调节机制尚未发挥；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监管经验相对不足，在丰富监管手段、抵御金融风险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要综合考虑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等因素，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推进。

　　从实行金融创新的市场因素看，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进行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和境内就会产生利息差和汇差。长期被金融管制压抑的创新力量一旦释放，就会驱动市场寻求政策的空隙以最大化获得创新的收益，如跨境人民币结算流程简化后，就会吸引更多的境内人民币资金通过多种渠道转入区内的自由贸易账户，再通过资金划转至境外，实现自由换汇机会。因此，要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对人民币和我国金融体系的攻击，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空间规划发展看，洋山保税港区、外高桥保税区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这三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远离市区，相对比较封闭。以外高桥保税区为例，区内大多都是出口加工型企业，而真正的金融自由化要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流动，金融改革需要在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因此，金融创新受到地域的局限。

　　从金融创新面临的风险种类看，汇率风险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面临的最大风险。东南亚地区的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尝试过汇率市场化，限于经验、能力与经济实力的不足，很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而及时的处理，导致债务与泡沫迅速积累，并在短时间内崩溃，最后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后发国家成功地进行彻底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就连发达国家也风险重重。

　　另外，与香港离岸金融中心之间还有一个综合权衡问题。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实现货币自由兑换，那么港币的地位将会被削弱。目前，内地通过香港市场和港币试水全球货币市场，而不至于令人民币直面外币冲击。若今后自由兑换进入内地，则人民币可能受到海外资本的恶意做空。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探索政策创新、体制创新、金融创新，进行要素自由流动、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改革，有利于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创新是顺应内外形势的重大举措，虽然存在困难，但仍需积极推进。

　　我国自贸区（FTA）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自贸区(FTA)建设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形成了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的自贸区网络，但也存在以下问题。

　　（一）我国自贸区的贸易伙伴经济体量较小

　　与欧盟、美国和韩国等经济体相比，中国自贸区的贸易伙伴的涵盖面较小，贸易合作伙伴的经济发达程度较低。例如，从已生效的协议来看，欧盟的69个自贸伙伴中，有4个位居世界GDP排名前20位的国家之列，美国的20个自贸伙伴中也有4个位列其中；韩国的49个自贸伙伴中，有6个排名在世界GDP前10位，有13个居于前20名。中国的20个自贸伙伴中，仅有印度尼西亚和瑞士位居世界GDP排名的前20位，而且排名相对靠后。中国现有自贸区“朋友圈”辐射的市场规模还相对较小。目前，美欧正在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一旦达成，美国与欧盟的自贸区市场规模均将超过世界GDP的一半，而中国即使现有在谈的自贸协议全部达成，这一比重也不足35%。

　　（二）与自贸伙伴的贸易关系紧密度不足

　　从目前已签订生效的自贸协议看，仅东盟、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位于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列，其他自贸伙伴的贸易额占比不高。据相关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在与自贸伙伴的交往中，进出口总额为1.19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不足百分之三十。其中，从自贸伙伴进口4597.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23.5%；对自贸伙伴出口726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1%。这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还存在差距。

　　（三）自由贸易区开放的业务有限

　　我国在自由贸易协议以及自贸试验区中对于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明显的不足，尚未真正建立起统一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开放水平上。因此导致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无法与国际新标准和规则有效对接。而美国目前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服务贸易协议（TISA）、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议（TTIP）以及新版的双边投资协议，即BIT2012版，不仅在开放深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还一步拓宽了涉及的行业范围。

　　（四）目前还无法全面适应TPP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规则

　　我国目前在自贸区建设方面也遇到了较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以新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区[TPP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劳工与环境政策等涉及边境后措施的议题方面也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而我国在这些领域的基本制度规则上与通行的欧美法律制度存在较多的冲突之处，因此会对我国造成较大的冲击。]。首先，在传统议题领域，TPP极大地降低了相互之间市场准入的门槛，而我国目前尚无法适应这些要求。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TPP规定了极高比例的零关税商品，而目前我国在大多数自贸区中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在零关税商品比例偏低、敏感或例外产品比例偏高等，这就大大降低了自贸区带来的收益。在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尤其是在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等领域，我国尚未做好完全对完开放的准备，对外资金融机构等仍有诸多的限制，如股权比例、资金流动等，因此难以满足高水平自贸区的要求。另外，在争端解决方面，以TPP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采取了更为严格有效的仲裁解决机制，这也是我国目前的政策无法接受的。

　　（五）亚太地区诸多国家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明显

　　在政治外交等层面，当前亚太地区诸多国家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利益冲突，反应在经济方面的便是以亚洲国家主导的RCEP与以美国主导的TPP之间的亚太自贸区（FTAAP）之间的冲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通过TPP等经贸手段意图将中国排除在主流的贸易体制之外，而东盟的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国与美国之间摇摆不定，出现了所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局面，这都对我国自贸区建设和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破解我国自贸区（FTA）建设的发展难题

　　作为全球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完成向制造业和贸易强国的转变需要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才能实现与全球生产分工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因此，我国应保持开放的心态面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联合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推动国际贸易体系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一）制定合理的自贸区战略顶层设计

　　在自贸区顶层设计中，首先要对我国当前的对外经贸关系发展的目标做出总体规划，正确处理好单边、双边、区域性以及多边体制下的开放关系；在涉及开放议题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如何提高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降低投资准入要求，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劳工标准、卫生检疫措施、贸易技术标准等规则领域的相互协调与认可等；在涉及自贸区建设方向及路线等问题上，合理安排好自贸区战略朝各个方向有序推进和开展，在积极推进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美国及金砖国家的双边谈判的同时，以“一带一路”计划和亚太自贸区为主要路线，推动全面、高水平和高标准自贸区建设。

　　首先，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进程。战后的世界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共同推动下才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贸易大国，中国更应在推动多边体制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其次，继续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自贸区谈判，把握当前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发展动向并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构建过程中去。另外，在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合作方面，要重视推动与主要发展中大国的自贸区建设，如印度等金砖国家，使国际经贸规则更多地反映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同时形成我国高水平、多层次、覆盖面广的自贸区网络格局。

　　再次，以“一带一路”计划和亚太自贸区为主要路线逐步推动我国自贸区建设。作为我国主导的经贸合作项目，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和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相互融合与促进，逐步推进区域内贸易、投资等自由化进程，在国际经贸合作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从而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提高我国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二）加快推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家改革试验区建设

　　当前我国亟须探索和适应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配套的制度措施，以迎接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但目前由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尚不能完全达到全面开放的要求，因此我们只能采取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设立经济特区以倒逼国内改革成功经验做法，通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法来实现与世界经济的初步接轨，通过在实验区内创造的高水平贸易投资环境，充分实现高标准开放规则在我国的适应性，进而设计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兼容的经济运行制度，在时机成熟之后再将这一制度在全国推广开来，最终实现我国经济与世界体制的全面接轨。

　　另外，目前我国国内多数企业对自贸区政策的利用效率并不高，面对更高水平的国际贸易规则，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各类提供自贸区咨询服务机构的设立，通过提供相关培训和法律咨询服务，使企业能够充分地利用自贸区相关优惠政策并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以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参与到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具体做法可采取由政府主导逐渐向市场化过渡的方式，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专门对接各国自贸区的机构[如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重点对接中韩自贸区、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重点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等。]，从而充分实现自贸区战略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

　　（三）以深化国内改革来适应高标准的国际开放规则要求

　　当前，改革已经入深水区，随着改革阻力的加大，通过加快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改革，以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这反过来也将会使我国更好地适应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要求。这需要重点在以下几个领域尽快实现突破。

　　第一，通过放开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有效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在金融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更使我国实现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通过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形成多元化的金融体系，提高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从而降低外资金融企业对我国造成的冲击。同时，通过转变监管方式来维护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第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培育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促进我国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下，知识产权保护有逐渐演化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趋势。但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和鼓励创新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应尽快实现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接轨，才能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逐步放开政府采购市场，规范政府运作体制。一般来说，对政府采购市场的保护往往会带来采购成本的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比较优势的扭曲、受保护的产业缺乏发展动力以及导致其他国家采取相同措施进行报复等。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签订自贸区协议时都对这一市场实现了高水平的开放。目前我国已在少数几个近年来签订的自贸协议中对政府采购作出了规定，同时也在积极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GPA），通过逐步放开政府采购市场将有效推动我国依法行政体制建设，顺利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第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当前美国参与的自贸区中强化了有关竞争政策方面的规定，其中对我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对国有企业和垄断的限制性条款。在自贸区谈判中尽量减小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不利影响，如缩小国有企业定义范围、将涉及指定垄断领域，如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国有企业纳入例外条款等等，从而使我国国有企业顺利参与国际竞争。

　　第五，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促使我国企业尽快适应国际标准。当前贸易规则的变化中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一个领域便是环境与劳工标准的提高，这直接对我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当前我国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以及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因此，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高环境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水平，同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有效应对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带来的冲击，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协调推进我国自贸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精心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又要坚持务实推进、安全高效，目的是要通过建设高标准自贸区，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种规则，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做好自上而下改革与自下而上改革的衔接。加快推进自贸区（FTA）建设，要把“一带一路”建设等与之结合起来。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要战略[据统计，过去10年间，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年均增长18%左右，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4%左右提高到20%左右。]。以此为突破口，加快推动自贸区建设，必将有利于开拓我国自贸区建设和对外开放的新局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制定合理的自贸区战略顶层设计，牢牢把握“依托周边，拓展亚洲，兼顾全球”这一自贸区战略的总体布局，逐步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是要把自贸区（FTA）建设和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FTZ）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相呼应的“双轮架构”开放体制，形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新局面。自由贸易试验区（FTZ）是在追求制度创新、实现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目标下诞生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形成并推广了30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天津、广东、福建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也已经运行了半年时间。通过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实践，突破中国原有的管理体系、制度、流程的制约，有些制度创新、规则创新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FTZ）先行先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处理好各个自贸区改革在我国整体改革中的定位。一方面，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改革要服从整体改革的方向，不能偏离方向，更不能背道而驰而变成下一步改革的阻力；另一方面，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FTZ）的政策设计需要站在全局和发展的角度，以能否可复制、推广运用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重在体制机制调整、管理流程再造、模式发现和机制创新，为整体改革探索道路和积累经验。

　　四是理顺自贸区发展实体经济和金融创新之间的主次关系。自贸区金融创新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自贸区的投资贸易活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创新不在于市场开放速快慢上，也不在于金融创新能力高低上，关键在于能否坚持做到金融开放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匹配，金融创新应在促进我国企业向高附加值发展、全面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发挥作用。

　　五是把握好各个自贸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结合各自区位优势制定各自优先的发展重点和方向。同时，各自贸区也应相互学习、借鉴并积极复制推广其它自贸区改革措施，从而为接下来在全国范围的推广积累经验。需要注意的是，应尽力避免出现自贸区之间在实施优惠政策时的攀比等恶性竞争现象，这将对自贸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也完全背离了中央设立自贸区的战略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