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非洲黄皮书：非洲发展报告（2015~2016）》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召开。

　　未来在非中企发展存在诸多挑战

　　报告指出，很多非洲国家投资环境不理想、企业自身存在不足以及全球经济下行给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带来主要挑战。

　　黄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合作开发和制造业发展，已形成以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投资格局；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不断扩展，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取得了较好发展成效。

　　然而，中国企业在非洲也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结构性问题和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不利于中国企业在非洲实现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其一，非洲投资环境中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包括局部战争与冲突、恐怖主义威胁、政权更迭风险、行政效率低下、法律环境不尽如人意、外汇管制风险、税赋水平高且滥、人力成本不一定低等。其二，中国企业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缺少对投资对象国深入了解、大型项目前期投入不足、相关服务产业投资欠缺、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等。其三，非洲经济下行引发负面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放缓、非洲国家市场需求下降等因素均会给我国能矿、基建、制造业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其四，西方国家企业加强竞争、制造障碍。体现较为明显的一是在能源矿产开发领域阻止中国企业获得权益；二是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对中国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其五，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存在困难。一方面是非洲国家政府政策支持不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够，另一方面入园企业缺乏融资机制和平台，从而影响了园区发展速度和有关企业投资意愿。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及有关行动计划的确定，给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峰会后双方经贸合作也在扎实推进。针对上述问题，黄皮书也向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提出政策建议。对于我国政府而言，推动中国企业在非洲实现更好发展，并实现与对非政治、外交工作的相互促进，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选择重点国家和产业开展产业合作试点，完善 “贴近企业、服务投资”的职能，提升国家海外能源矿产资源获取能力，加强“两优”贷款项目对产业合作的促进作用，推进中国企业在非洲使用人民币交易结算。对于有关企业而言，也应重视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建议有关企业考虑将社会责任战略作为走进非洲的首要战略，增强安全风险和商业风险应对能力，循序渐进开展制造业转移，加强大型项目的前期沟通。

　　“第三任期”问题集中涌现，非洲民主转型之路添新变数

　　报告指出，近两年，非洲国家的“第三任期”问题集中涌现，让非洲民主转型之路增添新变数。非洲政治转型困境产生的负面效应必然传导至非洲安全领域，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中东“伊斯兰国”势力向南渗透等多个外部因素共振，非洲暴恐活动呈现新的发展变化，因而非洲和国家社会也集中关注和应对非洲的政治危机和极端暴恐活动。

　　其一，非洲多国的“第三任期”问题的集中爆发。 “第三任期”问题笼统的说是指领导人通过修改宪法等方式，取消对总统或最高实权领导人的任期限制。2014年以来，布基纳法索、刚果（金）、刚果（布）、卢旺达、布隆迪等国都以不同方式需求超期连任，并引发政治危机。欧美在“第三任期”问题采取双重标准，根据亲疏关系以及地缘政治价值的大小，对不同非洲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从未来走势上看，非洲领导人的任期问题将会在一段时期内长期存在，但总体上非洲的民主化进程是在深化，而不是减弱。有任期问题的非洲国家，其领导人基本是政变或内战后上台，特殊的历史因素成就了这些领导人的强势地位，因此“任期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现象。

　　其二，极端暴恐威胁有加剧之势。从2014年至2015年，恐怖主义对非洲安全形势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这主要表现在重特大暴恐事件频发，袭击手段更为凶残。非洲原有的三大恐怖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萨赫勒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依然活跃度不减，频频作案，同时还冒出不少新的恐怖势力和相关分支。此外，中东的“伊斯兰国”又大举向非洲渗透，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严重冲击到非洲多国经济，非洲国家在应对恐怖威胁的财力、物力上吃紧，使得地区暴恐形势更为严峻。

　　其三，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安全领域的应对。在处理布隆迪的“第三任期”问题上，非洲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在非盟、东非共同体等多方努力下，在2016年2月初步达成共识，为“非洲国家自主解决本地区问题”奠定了基础。在反恐问题上，非洲各国则目标一致，西共体搭建起了地区反恐机制。 此外，2015年以来，中国和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新亮点”，凸显了中非安全合作中“大国担当”、“非洲诉求”与“海外利益维护”的特点。

　　大宗商品持续暴跌导致非洲经济分化发展

　　报告指出，2015年各种不利因素继续困扰非洲，尤其是以原油为主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非洲经济增速降至近年低点，且国与国之间的增长业绩明显分化。今明两年非洲面临的发展环境仍不乐观，增速差异化特征将延续。

　　黄皮书指出，2015年非洲经济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跌的背景下表现惨淡，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联合国统计数据为3%，明显低于2014年（3.8%）。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非洲地区与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增长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如东部非洲地区年均增长率为5.7%，南部非洲仅为1.9%；有5个国家经济增速超过7%，从高到低依次是埃塞俄比亚（10.2%）、科特迪瓦（8.4%）、刚果（金）（8.0%）、卢旺达（7.4%）和坦桑尼亚（7.2%），但有4个国家出现负增长，从低到高依次是塞拉利昂（-20.0%）、南苏丹（-5.3%）、利比亚（-5.2%）和布隆迪（-2.3%）。

　　伴随经济增长减速，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出现以下不利情况：一是出口收入锐减，外汇储备缩水，货币大幅贬值。如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2015年出口总额从上年的826亿美元降至463亿美元，外汇储备从369亿美元降至302亿美元，奈拉兑美元的官方汇率从169.68:1降至196.50:1（年底比价）。二是财政收支和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在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布）和加蓬等非洲产油国表现的尤其明显。在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的双重压力下，非洲债务出现小幅攀升态势。三是非洲国家通胀率普遍上升，其中石油出口国的通胀率明显高于石油进口国，高通胀导致部分国家央行不得不提高银行利率，但这种举措显然不利于经济下行周期的企业融资。通胀率上升还导致非洲国家普通民众生计日趋艰辛，再加上各国失业率偏高，这就引发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即非洲的社会治安形势趋于恶化。

　　2016年有可能成为非洲经济最艰难的一年，不少国际机构近期纷纷下调非洲经济增长率，2016年的增速有可能低于3%，或许到2017年才会出现转机。主要的内部下行风险包括四方面问题：一是战乱和冲突，二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散，三是经济不景气引发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四是此起彼伏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主要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包括三方面问题：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势，三是美国加息进程。

　　对大宗商品的过度依赖，导致非洲国家经济极易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非洲要摆脱这种影响，必须大力推进工业化。当前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恰恰是推进工业化的大好时机，因为大宗商品价格低意味着工业化所需的原材料成本低。只有当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再成为外界争夺的商品，而成为非洲自身经济发展的资源，非洲才有望真正实现长期追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能真正摆脱贫困，才能真正实现繁荣富强。

　　新兴大国对非合作的可持续性或面临新挑战

　　报告指出，西方在非洲的优势重建努力正取得效果，新兴大国对非合作后劲不足，新兴大国对非合作的可持续性可能面临新的挑战。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并不强劲，但2015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中最引人注目的仍是新兴大国经济增长势头明显放缓，部分新兴大国甚至出现危机苗头。在此背景下，2015年的大国对非合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2014年的发展态势，即巩固和发展自身对非合作的比较优势仍是各国对非合作的基调，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大国参与非洲和平安全事务及发展对非合作机制方面。

　　首先，在国际发展议程方面，大国较为一致但“西主东从”态势明显：西方发达国家设定的议程在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和非洲的关注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在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密切相关的国际发展融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和议程仍占据了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强调甚至维护南南合作的从属地位；随非洲崛起而来的非洲发展战略规划意识强化，非洲“2063年愿景”及其第一个十年执行规划（2014~2023）于2015年先后通过，尽管新兴大国普遍对此表示关注，但发达国家却并不在意。

　　其次，对非和平安全合作呈“西强东弱”格局。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大国纷纷强化对非和平安全合作；但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大国经济实力变化，大国对非安全合作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呈明显的差异化发展态势。2015年，尽管西方大国经济复苏缓慢，但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态势明显放缓，南非、巴西、俄罗斯都遭遇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再加上和平安全事务是西方大国的传统强项，因此大国对非和平安全合作的差异化发展更多表现为西方大国在恢复其传统优势的同时，正利用这一优势寻求“收复”其他领域如经济领域的“失地”；相比之下，新兴大国对非和平安全合作的亮点并不多，抓手或着力点也不丰富。

　　再次，在对非合作平台建设方面，“西升东降”趋势凸显。就大国对非合作平台的建设而言，2015年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12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10月召开的第三届印非峰会，而发达国家仅在巴黎举行了法国—非洲经济论坛。尽管如此，对非合作平台建设“西升东降”态势仍较为明显：第一，第三届印非峰会原本应于2014年举办，较长时间的推迟使其效果打了折扣；第二，韩国原本雄心勃勃地试图将第四次韩非论坛提前到2014年5月底召开，但不断推迟，曾传出多个版本的论坛日期，最终在2015年也未能召开，令新兴大国对非合作机制建设的总体态势蒙上阴影；第三，欧盟、美国、土耳其等均于2014年举行了与非洲的峰会，但欧盟、美国的执行努力要远远领先于土耳其。

　　上述趋势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态势可能正发生逆转，即西方的优势重建正取得效果，而新兴大国对非合作却呈现后劲不足态势，新兴大国对非合作的可持续性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中非合作是新兴大国乃至所有大国对非合作中的亮点，在西方优势重建努力日渐生效的背景下，涉非三方合作的空间明显增大，但也伴随着新的挑战。

　　中非投资合作应加强防范和控制安全风险

　　报告指出，非洲安全形势对中国在非投资和人员安全造成威胁，中国应该加强与非洲国家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并加强自身安保能力，推动安保产业走出去。

　　黄皮书指出，尽管总体形势不断改善，但非洲受历史遗留问题困扰，政治制度仍不完善，治理能力低下，经济自主性脆弱，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被动适应的不利地位。因此，非洲国家社群、族群和宗教三大矛盾突出，政治骚乱、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有组织犯罪、治安安全五大主要类型的安全问题持续存在。安全问题危及中国投资和人员安全，阻碍中非迈向更高层级的合作，还间接影响中国与大国的关系。

　　黄皮书指出，中国应该积极回应非洲国家加强维和、反恐合作的要求，对于敏感地区的重大项目，应加强防范和控制风险，推动中国安保产业走出去。

　　第一，加强中非安全事务合作。首先，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现在适用的原则和理论过于陈旧，面临着完善和修改，这将对未来国际政治局势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应加大理论研究投入，探寻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的最佳方式。其次，中国已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实现联合国、地区组织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三个层面合作，但需要加强在各个纬度的协调，改善方式和手段，避免冲突和矛盾，提升效果和影响。另外，中国需总结国际维和的经验，增派文职人员，在技术及后勤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非洲派出更多作战部队，提升派出人员的专业素养、交流能力和适应能力。同时，中国应向非盟提供更多具体支持，如培训合作，提供武器、物资，建设营地、后勤基地和道路，向非洲次地区常备维和力量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向参与非洲维和的国际组织提供资助。

　　第二，加强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首先，向非洲反恐事业提供必要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大对非洲反恐事务的政治支持，在非盟框架下提供更多资金援助，在地区和双边框架下提供更多培训名额，提供反恐装备，传授反恐技术和理论，如军民融合、联防政策、堡垒政策等。其次，重视在情报和信息共享方面的国际合作。另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完善海外人员的反恐和防恐机制，在使馆增设安全官，并建立巡视制度。以习近平总书记军民融合的理念，推动当地的军民共建、警民共建项目。

　　第三，推动中国安保产业走出去。海外安保产业是4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但主要控制在西方安保公司手中。当前中国在非企业多采用西方安保公司的服务，不能掌握自身安全，中国安保产业走出去势在必行，而且安保服务还是护侨手段的重要补充，是维和事业的辅助手段。为此，政府应该明晰海外安保体系建设的行为主体及职责，主导制定发展框架、颁布约束性条例、构建责任及奖惩机制，明确将安保费用纳入境外项目合同里。

　　中非产业合作面临他国竞争

　　报告指出，中非产业合作面临的国际竞争趋于增大，化解竞争压力的关键在于巩固和扩大与非洲在工业化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共同利益。

　　黄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其他大国在非利益格局和力量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且仍在持续演变之中。中国对非工作持续发力，一方面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充实，合作更加密切；另一方面也通过传导、联动和共振效应触发了西方大国和新兴大国对中非合作的特别关注，促使他们针对中国在非活动实施反制和对冲举措，导致中非产业合作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

　　西方大国历史优势可观，短时期“西强我弱”格局恐难改观。与英、法、美、德，甚至日、韩相比，中国仍属积淀较少的“后来者”，中非经贸合作就整体规模、合作水平与融合深度而言还处于较低水平。在能矿农业等资源领域、价值观等软实力领域、军事安全和通道等战略领域，西方大国也积累较大优势。面对中国影响力在非洲快速上升，西方国家应激反应上升，纷纷依托各自传统优势强化对非工作，以影响、分化、甚至干扰卓有成效的中非合作。各国反制举措存在差异，但总体呈现“道义性”、“特色性”和“缓释性”三种主要倾向，强调对非洲事务的议程设置。

　　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对非洲兴趣上升，形成一定追赶压力。最近几年，受大宗商品价格滑坡、区域地缘政治震荡的影响，巴西、俄罗斯、土耳其等逐渐收缩外交战线，对非政策强度明显下降。但印度却异军突起，依托传统文化、社会和移民社区纽带，大幅度加强对非合作力度。印非合作可能在人员培训、文化交流、医药卫生等软实力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对中非经贸合作构成一定追赶性竞争，特别在教育、医药、零售等特定产业会施加可观压力。

　　尽管西方大国和新兴经济体在总体格局或特定领域对中非合作形成多种压力，但中国与非洲围绕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等狭义范畴的产业合作却展现出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竞争力和强抗压力。中国呼应非洲国家迫切的工业化诉求推动开展产业合作，可期成为中国巩固自身竞争优势、主动应对国际压力的主要方向。

　　其一，突出优势，以重点产业合作领域打开局面。在继续推动对非援助、贷款、贸易的基础上，调整政策导向，加大投资比重，鼓励和引导中企对非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投资，夯实中非以市场需求为主导的互利互需产业合作格局。

　　其二，适应新形势，系统筹划对非产业合作战略。改革政府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部门统筹。引导从属于产业链、产业集群的企业“抱团出海”，统筹基础设施、资源采掘、制造加工、金融投资配套对接和协同发展。

　　其三，加大软性领域投入，强化在非洲的议程设置能力。增加在教育交流、媒体传播、公共形象等短期速效项目上的投入，加强对文化认同、价值理念、青年培养等长期项目的关注。

　　其四，加强企业监管与规范，提升中非产业合作的美誉度。完善相关法规和机制，强化对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行为的督导，促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其五，利用多边合作关系，缓解、分化国际竞争压力。借重国际多边机制，引入多方合作，减轻国际竞争带来的摩擦和压力。通过建立产业园区、经济特区、自贸区等产业合作平台，吸引多国企业入驻，实现规模优势和集群优势。

　　中国作为非洲贸易伙伴的地位继续提升

　　报告指出，2014年非洲出口增长总体弱于全球出口增长，非洲进口增长大体和全球进口增长大体同步。中国作为非洲贸易伙伴的地位仍在提升。

　　黄皮书指出，2014年全非洲年度出口额同比下降7.6%，而全球出口额同比微弱增长0.25%。区域冲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弱和世界主要大国经济增长率下滑是非洲出口下降的原因。北部非洲是非洲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地区，2014年北部非洲地区出口额全球占比从2012年的1.11%降至0.82%，非洲其他地区出口额全球占比则相对稳定或降幅轻微。2014年非洲十大出口国出口占全非出口总额的77%。十国中除摩洛哥年出口增长7.7%之外，其余九国年出口额均下降。其中利比亚降幅达51.7%。非洲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差异较大，在非洲十大出口国中，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利比亚原油出口占各国出口总额比重超94%，制造业出口占比最高的是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分别达76%、66%、47%。

　　2014年非洲进口额总体和全球进口额大体同步变化。其中，南部、西部非洲进口额的绝对规模和相对占比稍下降。利比亚、南非是非洲进口大国中仅有的进口规模下降者，利比亚进口下降主要原因是安全局势动荡和本币贬值，南非则主要由于经济弱增长导致从德国、中国等国的机电产品进口下降。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量是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进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欧盟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已成为少数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非洲燃油矿产出口大国，如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利比亚，燃油和矿产进口占比相对较低，制造业产品进口占比相对更高，非燃油出口大国，如摩洛哥、南非燃油和矿产进口占比则分别达27.7%、25.5%。大部分非洲国家制造业产品进口占比都在50%以上。

　　非洲大陆贸易市场一体化进程取得较大进展。2015年6月10日，来自南非、津巴布韦、埃及等26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埃及开罗签署协议，决定建立三方自由贸易区(TFTA)。三方指的是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三方自由贸易区涵盖地区人口超6亿，GDP总额占全非一半以上。开罗会议所达成协议正式实施尚需得到各国议会批准。

　　2014年中国对非出口、从非进口总额分别为1058.4亿美元、1156.6亿美元，分别占非进口额、出口额的16.5%、20.8%，占比分别比上年提升1.9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中国作为非洲贸易伙伴的地位仍在提升。2015年，中国对非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继续升至4.7%，中国从非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占比降至4.1%。中国对非洲出口以机电产品为主。2015年，中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3027.9亿元，增长4.3%，占当年中国对非洲出口额的44.9%。中国自非洲的进口主要以资源类产品为主。其中，进口原油1627.8亿元，同比下降48%，但原油进口仍占37.2%。近年，面向中非贸易，政府、商会、金融机构等相关社会方面已建立起系列贸易促进机制，其中，中非合作论坛、各种贸易展会、配套金融服务、配套保险服务发挥重要作用。

　　建议政府和中资企业进口主要从稳固关系、提升品质、改进服务等方面开展和改善中非贸易关系。具体而言，可通过在工程承包、对非投资、贸易展会、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促使原有非洲贸易得到巩固，并不断培育新贸易增长点。

　　非洲外资流入规模剧烈下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规模总体提升

　　报告指出，受累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情势，2014年以来，非洲外资流入的规模呈现出从基本稳定到剧烈下降的明显变化，2014年，非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为539.1亿美元，与2013年（539.7亿美元）相比基本持平（同比下仅降0.1%），而2015年，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锐减31%，跌至380亿美元。非洲南北区域分布变动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非洲内部五个区域外资流入变动幅度差异较大，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继续撤离非洲，发展中国家继续挺进，非洲内部的跨境投资仍占主导，私募基金成为非洲许多大型投资项目的主推因素,外资投资方式以绿地为主，投资领域仍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和制造业。

　　黄皮书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对非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虽然受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出现一些波动，但中非双方合作基础坚实、动力强劲。201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为32.0亿美元，较上年下降5%；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非洲投资存量为323.5亿美元。总体看，中国对非投资呈现以下特点：其一，非洲经济整体发展态势向好，助推中国企业扩大对非投资。其二，中非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层次不断提升，合作机制日益完善，为中国企业开展对非洲的投资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其三，投资规模有所提升，但在中国境外总投资中的占比依然较低，仅为3.7%；其四，投资覆盖率较高，国别分布仍相对集中。其五，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但仍相对集中在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制造业、采矿业、金融业等少数几个大行业；其六，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对非洲集群式投资的重要平台。虽然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前景广阔，但与此同时，非洲政局总体趋稳，局部安全风险不容忽视；非洲发展潜力巨大，但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俄罗斯、巴西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加大了对非洲投资的力度，非洲投资竞争环境日趋激烈；投资受负面舆论困扰。

　　黄皮书进一步指出，为扩大和优化对非投资，应以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为契机，推动中非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在巩固传统投资合作领域基础上拓展新的领域，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完善投资利益保护机制，统筹协调管理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并做好正面宣传。

　　国际社会对非援助下降，新兴援助力量逐渐兴起

　　报告指出，国际社会对非洲援助出现下降，新兴援助力量逐渐兴起，尤其是中国在非洲减贫、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皮书指出，2014年，国际社会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对非洲的援助出现下降，当年ODA净交付额为439.5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4.49%。其中，DAC援助金额为254.04亿美元，下降5.25%；多边机构援助金额为182.06亿美元，下降3.24%。

　　2014—2015年，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援助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超过三分之二的非洲国家接受的援助金额出现下降，双边援助降幅最多的是赤道几内亚（降幅为86.86%）、莱索托（67.81%）、毛里求斯（67.25%）、塞舌尔（61.90%）和苏丹（42.33%）。第二，对非援助相对比较集中，其中，社会基础设施援助稳步增加（占比49.8%），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出现下降（占比10.2%），由于埃博拉疫情、以及安全冲突引发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加（占比20.3%）。第三，援助进一步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关键领域倾斜，主要包括教育、饮用水和卫生，能源（电力），应对气候变化，促贸援助等。第四，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新兴援助国、公民社会（Social Society）、慈善机构和私人部门等非传统援助力量正在发挥更加重要作用。

　　2014—2015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又上新台阶。第一，援助理念不断创新，更加重视与非洲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努力建设好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第二，援助规模稳步增加，利用中非合作论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等平台机制推出重大援助举措，包括未来５年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未来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对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计划，支持非洲减贫、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等。第三，对非援助重点突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提供“6个100”项目、加强培训等推动非洲减贫；加大基础设施援建力度，帮助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推动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中非“三网一化”合作；加大应对气候变化援助力度；实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应对埃博拉疫情和严重饥荒问题。

　　未来，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和商品价格疲软影响，再加上安全形势、气候变化、严重饥荒等问题，非洲经济增长面临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短期内，援助仍将是非洲重要的资金来源，国际社会要积极兑现已有承诺、增加对非援助规模，围绕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把减贫作为援助首要，通过建设全球伙伴关系，努力扩大非洲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