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9日，由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成都中医药大学及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养生健康产业发展重点研究室承办的《中医文化蓝皮书：中国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中医学术发展已进入“千年怪圈”

　　中医核心学术体系形成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由于人类在当时所掌握的知识极其有限和科技手段落后，中医作为一个应用性学科，不可能深入微观来认识人体的微观构成，只能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去认知人体的健康、疾病和生命，也就是通过采集外在的、表面的、整体的信息进行推测式的认知判断。在“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驱动下，中医虽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却没有取得更多革命性的创新和进步，只能在古老的学术框架内进行小范围活动或基本保持不动，这就构成了中医学术发展模式的“千年怪圈之原点”。

　　中医药在受到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猛烈冲击后，经历了“中西医汇通”“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多学科发展中医”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造运动。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却未能真正促成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创新和突破，也未对原有理论提出有价值的否定，至多只是对中医原有理论进行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理解”、“研究”和“验证”而已。最近一百年以来，中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乘上了现代化的“汽车、火车、飞机”，却因方向的迷失，反而更快地偏离了目标，甚至永远都可能达不到目的地。正因为如此，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才逐渐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惊呼中医要“回归传统、回归经典”。

　　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在异口同声地呼吁“回归传统、回归经典”时，似乎已忘了刚刚才过去了百余年的一个重要史实：中西方医药文明从百余年前开始碰撞后给中医带来的所有不安、心酸和“恶果”，正是源于“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历史局限和本身的僵化。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西方现代医药文明的冲击，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也早已显出年迈，步履蹒跚，很难再现昔日的辉煌和荣光。而今，那一片回归的呼声，其实是在迷茫失向、手足无措时所做出来的一种不假思索的、未经深思熟虑的、非理性的本能反应。如果要想在现代信息文明时代将拯救中医的希望，寄托在回归农业文明时代的千年老路上，实际上已很难有更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其合理性，也没有更多的现实条件能够满足其可操作性。除非将拟培养的中医人才，从出生以后就与世隔绝，不接触现代文明的一切，只将其置于现代模拟的远古时期的环境中。即使如此，也毕竟是模拟，仍然不是真实的远古。可见，既然早已时过境迁，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中医药也就不可能再原原本本地回到远古的《黄帝内经》时代。

　　事实上，按照原来的“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发展，已不太可能再产生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创新。盲目的回归，不可能使中医重获新生。即使能回归，也只能解决部分传承问题。如果回归真能救中医，那么百年前中医遇上西医之后，就不可能失去了自信而妥协。试问，西医遇上中医之后，表现出妥协了吗？提出过与中医“友好合作”和“结合”吗？也许提出回归的出发点是一种对中医经典的致敬，但确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既然回归无望，那么，中医的路在何方呢？

　　从远古到19世纪，古典中医传承中出现僵局，形成怪圈原点中医碰撞西医后奋力自救，期望能够从怪圈原点的僵局中突破本想通过搭上现代科学的“快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改造，然而却背离初衷，越走越偏离目标，于是一个急刹车，要求倒车回归然而，回归的路却一片迷茫。由此，形成了中医学术发展中尚未被广泛察觉到的“千年怪圈”。

　　应建立开放式的“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蓝皮书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型开放式的中医学术发展模式——“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期望对中医学术的现代生存和发展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

　　中医药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积累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和临床经验，但其可以核准的知识点和临床经验并未出现爆炸性增长，仍然处于有限的可控范围之中。而这些信息最缺乏的就是客观数据的标准化采集和量化分析，这是中医在现代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只有当中医真正能够面对量化数据、分析研究量化数据、评价量化数据和应用量化数据时，从农业社会直接跨入现代信息文明社会的中医就有希望了。在未来的某一天，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中医”信息大平台出现在中医面前时，几千年来几乎未变的中医学术构架、诊疗模式和人才培养都必将重新洗牌，迎来中医药有史以来最为震撼的一次“新生”。到那时，中医师的临床经验已不再靠自己通过几十年漫长的临床积累才能拥有，而是一边临床积累，一边立即拥有适时动态地提供的成千上万位古今名老中医师的临床经验，中医师将更像一个临床解决方案的“策划师”和“决策者”。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医药是我们祖先在农业文明时期创造的人类医药财富，中医药学术核心理论体系是在19世纪以前创立的，自然整体型认知模式更是在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虽然至今仍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进行必要的适当回归有其不可否认的合理性，但是，盲目的、偏激的回归是不可能真正拯救中医药的，也绝不是中医药未来发展的终极目的。因此，中医药必须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然，这个发展的前提是始终将中医药文化三大核心作为必须坚持的底线和评判标准。如果草率地将“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按照西医的模式进行调整修改，必然会扭曲和伤害中医药。中医药在百年来经历过失去自我的艰难历程，已有了刻骨铭心的教训。对此，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真发现和客观评价“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的缺陷，然后解放思想，创造中医药的现代科研组织形态、学术传承模式和科学文化传播方式。中医学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要充分利用信息文明时代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复杂性科学、量子力学、弦理论、基因组测序、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智能科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等一切现代科技成果，来创新中医学术发展模式。目前，这些现代科技成果在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中，虽然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仍有希望从不同角度帮助中医弥补其自身的不足，克服和消除缺乏量化的茫然不精准、缺乏数据的历史尴尬和没有中医专用设备的局限，使其整体的、宏观的、粗放的医学认知能够在微观信息、精确量化和数据支撑等多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也极有希望创造出具有颠覆性的学术成果，从而使宏观整体认知能够更加精准地认知世界、更加确切地维护人体健康，实现“古典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全面的升级换代，最终创造一个能够坚持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和智能化分析基础上的新型“未来自然整体型”中医药模式。

　　95%患者对中医门诊医生诊断专业能力满意，门诊厕所环境满意度最低

　　患者满意度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患者满意度测评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是现代医院管理的重要手段。蓝皮书采用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患者满意度测评研究团队构建的中医医院患者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市14家中医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服务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门诊服务的挂号方式以现场挂号为主。有91.50%的被访者采用现场挂号，有4.21%的被访者选择网上挂号，电话挂号的占2.23%，采用移动终端挂号的占0.34%，被访者中从“黄牛党”买到号的占0.21%，另有1.51%的受访者选择了其他方式。

　　被访者对挂号号源充足性满意评价为92.30%。其中，53.87%的被访者对所就诊医院的号源充足性表示非常满意，38.43%的被访者表示满意，有6.18%的被访者对号源充足性的态度为中性，有1.39%的人对号源充足性表示不满意，0.13%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

　　蓝皮书指出，医保定点是影响被访者选择就诊医院的首要因素，有57.11%被访者选择了医保定点；其次，服务态度是除医保定点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选择服务态度的被访者占40.9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33.54%的被访者选择了交通便利，32.11%的被访者是亲友推荐，28.24%的被访者选择了医院医术高超，25.80%的被访者选择了距离适中，24.03%的被访者是专门找特定医生看病，19.32%的被访者认为就诊医院知名度高，有9.43%的被访者表示是个人习惯，有9.34%的被访者认为就诊医院医疗设备佳，1.68%的被访者是其他医院医生介绍。

　　被访者对就医前信息获取的满意度为79.34%。其中，83.71%的被访者对医院提供的信息的充足性表示满意，81.57%的被访者对信息的有用性表示满意，78.54%的被访者对信息获取的便捷性表示满意，73.53%的被访者对医院提供的网络信息表示满意。

　　被访者对医疗环境的满意度为78.73%。就诊过程中，被访者对医疗环境有切身体验，被访者对科室布局合理性（81.11%）、有清楚的指示牌或看板（81.07%）、候诊整体环境（81.31%）和诊室内环境（82.74%）的满意评价相差不大，78.32%的被访者对就诊环境的安静程度表示满意。被访者最不满意的是洗手间卫生情况，有7.37%的被访者表示不满意，4.08%的被访者表示非常不满意。

　　被访者对医院硬件设施的满意度为68.87%。对于就诊医院硬件设施的满意评价由高到低依次是门诊楼建筑（77.74%）、诊室空间（76.90%）、医疗设备（72.30%）、医院用于等候的座椅数量（70.33%）、电梯的便利性（67.26%）、停车位（48.70%）。

　　被访者对诊断治疗情况的满意度达到89.57%。其中，94.40%被访者对医生诊断的专业能力感到满意，88.85%的被访者对检查人员的专业能力表示满意，87.21%的被访者对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表示满意，87.83%的被访者认为医院隐私保护做得较好。

　　被访者对中医文化与特色的满意度为85.10%。其中，90.36%的被访者对医院总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表示满意，88.97%的被访者对医生望、闻、问、切技法的使用情况表示满意，85.19%的被访者对中草药的质量表示满意，81.82%的被访者认为医院对患者中医药健康教育做得较好，79.55%的被访者对代煎药服务表示满意。

　　被访者对所有环节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的满意度为83.86%。其中，评价最高的两个是门诊医生的服务态度和挂号员的服务态度，达到92.47%和90.37%，评价最低的两个是投诉管理人员服务态度（72.60%）和行政管理人员服务态度（73.61%），此外，被访者对导医人员的服务态度（87.46%）、对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86.19%）、对收费人员的服务态度（87.67%）和药房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87.71%）的评价相差不大，83.54%的受访者对检查化验员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76.98%的被访者对保安的服务态度给予肯定。

　　被访者对医患沟通的满意度为80.03%。被访者对医护人员耐心倾听与解答疑问（92.47%）和解释治疗方案（91.08%）的满意评价均达到九成以上，对就医前沟通（89.40%）和医护人员解释检查化验结果（86.44%）的满意评价也接近九成，但被访者对医生使用网络社交工具与患者沟通的情况、医院通过网络社交工具与患者沟通的情况以及医院在就诊后沟通的满意评价比较低，分别为63.81%、61.24%、75.76%。

　　被访者对等待时间的满意度为78.74%。被访者对等待挂号的时间的满意度为81.86%，对等待交费和等待取药的时间的满意度分别为79.17%和78.58%，被访者对候诊的时间和等待检查、化验的时间的满意度相对低一点，分别为77.61%和76.48%。

　　被访者对就诊医院的医德医风的满意度为88.21%。被访者对医护人员廉洁行为（89.94%）与对患者一视同仁（90.44%）有较高的认可，87.37%的被访者对药物处方合理性表示满意，85.10%的被访者对检查化验处方合理性表示满意。

　　被访者对诊疗收费的满意度为77.81%。被访者普遍对医院挂号收费（87.67%）感到满意，其次为医院检查化验收费（81.36%）、治疗收费（80.85%），被访者对医院的西药价格（75.04%）和中成药价格（74.66%）的评价基本一致，74.16%的被访者对医院中草药的价格感到满意，相比之下，被访者对医院注射剂的价格（70.96%）的评价最低。

　　各职业群体中，公务员中医养生水平最高，学历越高越会养生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转变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医养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居民中医养生已经蔚然成风。蓝皮书率先运用计算模型对居民养生进行科学系统的定量评价，并创造性地在全国提出了“居民中医养生指数（简称：养生指数）”新概念。

　　结果显示，所统计样本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最高的为0.897，最低的为0.121，均值为0.584，居民群体的总体中医养生水平处于一般状态。

　　本次调研所统计样本中男性中医养生指数平均值为0.595；女性中医养生指数平均值为0.577，比男性平均值略低。

　　通过将所统计样本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按照职业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各职业群体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均值介于0.538~0.631之间，其中公务员群体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均值最高，显示中医养生水平较高。

　　通过将所统计样本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按照教育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各学历层次群体的居民中医养生指数均值介于0.523~0.702之间，且与学历呈正相关的关系，即学历越高，指数平均值越高。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博士群体的中医养生指数均值最高，硕士群体的中医养生指数均值次之。

　　北京市各中医院中医师挂号费普遍偏低，专家号价格与市场供求脱节

　　蓝皮书通过对北京27所三级、二级及民营中医院以及知名中医馆挂号收费服务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北京市各中医院中医师挂号费普遍偏低，与中医师的劳动价值不太相符，尤其是大型公立医院专家号偏低，或造成专家号价格与市场供求脱节。

　　蓝皮书发现在北京市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及民营中医院，医生的普通号、副主任医师号、专家号差别较大。数据显示三种医院中，普通号并无差别，基本执行相关标准的4元挂号费，副主任医师的挂号费在民营医院略高，但专家号差别较大，民营中医院的专家号高于公立中医院数十倍，三级中医院专家号略高于二级中医院。

　　调查中发现，尽管物价水平上升，但大部分公立医院的挂号费仍没有太大变化。北京大型公立中医院普通门诊的知名专家号仍是14元，专家号被戏称为名副其实的“白菜价”，而医院周边服务收费早已翻了几番。

　　一方面，低挂号费或许会导致医院的过度医疗事件发生，医生为了找到合理收入的平衡点，只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收入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专家号是稀缺资源，稀缺资源的市场价格应该偏高。但是，目前的专家号价格与市场供求脱节，尤其在大型公立医院，挂号费并没有显示出医生资源的差别，导致专家资源浪费。

　　通过调查发现，在北京大部分民营中医院挂号费相比公立中医院高出数倍，诸多知名专家在民营中医院都会定期坐诊。

　　随访的几所民营医院中，有不少专家都来自三甲大医院，大牌知名专家预约量较多，但相比之下，民营医院普通医生的预约较少，与专家号差别较大。

　　通过调查发现，在民营中医医疗机构中，一些专病专科如骨科的专家，虽然没有公立中医院的从业经历和头衔，但因精湛的技艺和创新性研究，仍然受到民营中医医疗机构的青睐，且专家诊费门槛较高。

　　蓝皮书指出，在“百度”网页中输入挂号搜索词后，出现诸多标明“挂号”的网站，如114挂号指南、就医160挂号网、医护网、名医挂号网、预约挂号网等网站，进入网站后自动弹出一些医院信息广告，并有在线咨询、名医挂号、专家号等窗口，其真实性及规范性都不理想。

　　公立医院调整中医师挂号费专家号挂号费过低除了影响医生合理收入外，还会为医院带来诸如小病占大资源、滋生票贩子等问题。虽然在大医院挂号费用低，但并没有改变老百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导致大医院医生工作量超负荷。

　　专家号一票难求在北京各大型公立医院并不是新鲜事儿，和综合医院相比，中医师较低的挂号费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价值并不对等。不仅挂号费如此，诸如针灸、推拿、拔罐等一些中医适宜技术的收入也很低廉。

　　就目前而言，大医院的普通挂号费和一些社区医院相差无几，大部分老百姓选择去大医院就诊，这样的就诊心理造成患者大量涌向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

　　在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忙碌一天后都倍感劳累，还要顾及职称评定、发表论文、学术研究等工作，可谓身心疲惫，但他们的诊费非常低廉，因此许多医生认为付出的劳动与回报不成正比。

　　此现象还导致了社区医院几乎无人问津，长期停留在简单病症的治疗水平上，无法真正进入医疗资源的角色中，也无法有效缓解大医院的压力。这种局面不仅阻碍了社区医生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发展，还会对大医院医生形成更多的压力。

　　为此，蓝皮书建议公立中医院根据科室发展及医师水平，提高医生挂号费及中医适宜技术诊疗费用，并由政府主导尽快将调整挂号费列入相关政策规划中，督导各类医院落实。

　　如医院可以制定门诊费提成措施。提高医生挂号费后，可以实行和医院三七开、二八开以及全部医生收取等规定，将收费更多让利于医生，鼓励医生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在职业生涯中有充分的自信心和职业前景，形成良性循环。

　　建议中医院根据医生业务水平，制定配套的系列鼓励措施，对工作量繁重的专家给予适当补贴。

　　京津冀中医医疗协同发展面临五大问题

　　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疏解部分医疗功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提出，推动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应着眼于北京城市医疗卫生功能疏解，并确定了“中心限制、周边发展，综合限制、专科发展，院内限制、外溢发展，单体限制、系统发展”的总原则。因此，北京市的优质中医医疗资源，特别是核心区的中医医疗资源要积极寻找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加快向河北省和天津市疏解，在疏解中实现均衡发展，推进京津冀中医医疗服务协同发展。

　　1. 京津冀中医类医院床位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拥有的中医类医院数量分别为165个、44个与210个，编制床位数分别为19176张、7118张与30370张，每万人口拥有的编制床位数分别为8.91张、4.69张与4.11张，河北省和天津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北京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医类医院实有床位数分别为18780张、7496张与35365张，每万人口实有床位数分别为8.73张、4.94张与4.79张，河北省和天津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明显低于北京市。

　　2. 京津冀中医类医院人力资源配置差距悬殊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医类医院在岗职工数量分别为32042人、12148人和40047人，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中医类别医院在岗数量分别为14.89人、8.01人与5.42人，北京市明显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河北省最低。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医类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分别为25359人、10073人和33280人，平均每万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为11.78人、6.64人和4.51人，北京市明显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河北省最低。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中医类医院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分别为10249人、3861人和14032人，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分别为4.76人、2.55人与1.90人，北京市明显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河北省最低。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分别为6319人、2251人和5653人，每万人拥有的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的数量分别为2.94人、1.48人和0.77人，北京市明显高于天津市和河北省，河北省最低。

　　3. 京津冀政府办中医类医院承担的诊疗任务差距较大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政府办中医类医院医师人均担负的年诊疗人次数分别为4101.57人次、3624.93人次和1319.21人次，人均每日担负的诊疗人次分别为16.34人次、14.44人次和5.26人次。北京市与天津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河北省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政府办中医类医院医师人均担负的年住院床日数分别为578.03日、617.87日和721.91日，医师人均每日负担的住院床日数分别为1.58日、1.69日和1.98日。京津冀医师负担的住院床日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 京津冀政府办中医医院次均诊疗费用差距悬殊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分别为355.01元、274.42元和171.74元，北京市门诊病人次均诊疗费用明显高于天津市，天津市高于河北省，北京市是河北省的2倍多。疏导北京市就诊患者到河北省，将至少为患者节省1/2的就诊费用，疏导北京市就诊患者到天津市，将至少为患者节省1/5的就诊费用。

　　5. 京津冀政府办中医医院人均住院费用差距悬殊

　　2014年，北京市、天津市与河北省的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为15101.56元、11993.85元和5053.96元，北京市明显高于天津市，天津市高于河北省，北京市平均每位患者的住院费用是河北省的3倍。疏导北京市的部分患者到河北省住院，将至少为患者节省2/3的住院费用，分流部分北京市住院患者到天津市住院，平均为每位患者节省3107.71元的住院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