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6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5～2016）》。

　　当前制约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瓶颈在于“行政化”、现实化和机会主义化，要通过“实验干预”的方法来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蓝皮书以前门大栅栏为调查研究对象，对当地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类研究，主要包括政府引导、社会组织派驻和居民自发等社区社会组织类型。作者认为在社区社会组织发育过程中，存在政府在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与角色不明晰、社区社会组织负担重且“行政化”色彩严重、外部引进的NGO从“乌托邦的布道者”到“拥有社区服务技术的服务员”的嬗变、居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和机会主义化等问题。因此，要通过实验干预的方法，发掘居民中的意见领袖或“能人”，鼓励政府尝试自下而上的规则制定，淡化政府在社会组织管理中的“维稳意识”，并选取真正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作为合作伙伴，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尤其外部NGO）取得居民的信赖，来培育居民社会参与能力，有效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北京市社会各阶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特征

　　蓝皮书研究发现，北京社会各阶层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和特征，农民阶层空间分布的集中度排第一，更多地分布在大兴、密云、平谷、延庆、密云的北京缘地带；企业负责人阶层空间分布的集中度排第二，更多地分布在在城市功能拓的朝阳、海淀和大兴；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集中度排在第三、第四，更多地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昌平；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集中度第五，更多的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中心城区和通州。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集中度第六，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西城区；产业工人阶层的集中度排第七，分布相对分散，主要分布在朝阳、大兴、通州、顺义，丰台、海淀、昌平、房山也分布较多。

　　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社保与就业衔接不够等问题，应强化顶层设计，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

　　蓝皮书依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状况和需求专项调查”北京市的数据，对本市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享受社会救助及福利补贴情况进行了描述。指出了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社保与就业衔接不够，影响了残疾人就业积极性；对某些特困残疾人群的保障仍显不足；残疾人医疗保障有待加强；部分残疾人的集中托养问题亟待解决；残疾人住房保障有待加强等问题。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要加大顶层设计的力度，使残疾人社会保障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首先是更新发展原则，坚持适度保障原则、政府主导与社会及公众参与相结合的原则、一般性制度安排与专项制度安排相结合、外部援助与能力补偿相结合原则、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同时强化政策统筹协调，制定短、中、远期规划。

　　完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残疾人社会救助

　　争取建成以残疾人社会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为补充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强化残疾人社会保险，努力提高残疾人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提高高待遇险种在残疾人中的覆盖率。提升残疾人社会救助，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应保尽保，生活困难、靠家庭供养且无法单独立户的成年无业重度残疾人，经个人申请可按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加强对残疾人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和康复救助。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困难残疾人家庭给予救助。规范临时救助，现在各区县用于临时救助的资金不少，但缺乏明确的标准，建议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临时救助行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在现有的托老机构基础上购买残疾人床位，解决重度残疾人以及16岁以上自闭症患者的托养问题。按照残疾程度的不同对入住托养机构的残疾人给予每人每月相应的补贴。支持有条件的温馨家园、职业康复站开展残疾人托养服务。

　　全面保障残疾人各项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为城乡残疾人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障

　　残疾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医、食、住、养、护等方面。一些需求，对于健全人可能是非基本需求，对于残疾人则属于基本需求。目前残疾人衣食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较好地满足，但在医、住、养、护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十三五”期间亟需加强。应全面提高残疾人医疗保障水平，健全残疾人养护照料体系，为城乡贫困残疾人提供更好的住房保障。

　　加快农村残疾人危房鉴定工作，对经鉴定确属危房的分期分批加以改造，力争在3-5年内彻底消除农村残疾人危房。在现有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基础上，加大对贫困农村残疾人危房改造补贴的力度。落实严重残疾人员家庭优先分配保障性住房政策，加大对低收入无房残疾家庭的廉租房、公租房配租及租房补贴力度，使更多低收入无房残疾家庭享受到住房保障政策。加大投入，继续开展残疾人家庭个性化无障碍设施改造，特别是卫生间改造、家门口坡化、扶手以及各种报警装置等残疾人需求较多的项目，加强工程管理，保证施工质量。继续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社区的无障碍水平，力争社区公共服务场所出入口平整或有坡道的比例达到100%，有低位服务柜台、无障碍厕所或厕位的比重大幅度提高。

　　北京残疾人的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正常人群大致相似，但在婚姻和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且治疗和康复的总体满足程度较低，组织和制度的社会支持尚未进入其日常生活的核心

　　蓝皮书运用北京市残疾人一个小型样本基础上所获的问卷调查资料，对该样本残疾人的日常境遇——分别操作化为他们当前所处的制度性地位和基本福利、所接受社会干预的水平和社会参与及社会支持的状况——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述。从总体上来看，样本残疾人教育水平的分布结构与北京正常人群大致相似，但在婚姻市场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且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福利就业制度的衰弱，年轻一代残疾人面临的就业形势相对更为严峻。就治疗和康复这一社会干预的核心主题来看，这个样本因残疾导致的治疗需求的总体满足程度仅为四成，而他们因残疾而导致的康复需求的总体满足程度更是仅为三成。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方面，兴趣爱好，以及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与外界发生联系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参与形式，而家人、朋友和近亲/远亲这三类初级社会关系则是他们最重要的三类社会支持来源，显示来自组织的和制度的社会支持尚未进入到残疾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核心。

　　当前北京职工需求呈现出健康需求最为迫切，民生需求和一般性娱乐需求较高，发展需求强烈，就业和维权的需求下降等特征和趋势，职工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多元矛盾突出

　　蓝皮书采用分层定比抽样的方法，按照性别、户籍、区域、行业等特征，在北京市抽取10000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提出当前职工基本需求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健康需求最为迫切，民生需求和一般性娱乐需求较高，发展需求强烈，但就业和维权的需求下降。此外，当前北京职工需求总的特点是趋向多样化，职工需求与年龄、户籍、职业、文化程度、收入等存在比较高的相关关系。当前职工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如普惠制原则与差异化需求间的矛盾；区域、行业分割与职工流动性需求间的矛盾；不同区域地方工会提供服务的能力和职工诉求之间的矛盾；非公企业服务职工的水平受企业领导个人的影响比较大等矛盾，需要今后重点关注和解决。

　　要多措并举畅通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路径，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中的优势和特长

　　蓝皮书研究认为，民生建设事关“扶贫攻坚”和满足民生需求大计，而基层社会组织在民生建设中有贴近民生、灵活性强、服务多元等优势，但在当前民生建设中存在数量不足、资金缺乏、专业能力和事业性不强等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基层社会组织发展规划和路径，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并在资金、人才和项目实施等方面创新“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和机制，畅通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渠道。

　　“十二五”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主要矛盾是医疗质量、就医体验改善程度与投入高增长不匹配

　　蓝皮书通过梳理有关数据发现，“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医疗卫生事业取得的主要成绩是医疗资源进一步增强、资金投入水平和占GDP比重都迅速提升。其中医疗机构总支出从2010年的759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416亿元，将近翻番，远超GDP增速；占GDP的比重相应地从5.76%上升到7.49%，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十二五”期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投入高增长，另一方面，医疗服务质量和就医体验的改善程度与资源资金投入增加幅度不匹配，看病难的问题总体上并未有效缓解，看病贵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新医改5年，医疗支出的倒金字塔结构反而加剧；卫生总费用结构趋向合理，但医保支出增速不可持续

　　蓝皮书梳理有关数据发现，社会资源投入在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新医改自2009年开始实施。2010-2014年间，三级医疗机构支出从433.9亿增加到933.9亿，增长500亿，翻了一番多；与此同时，二级机构支出相对三级机构的比例从2：5急剧下降到1：4左右；社区卫生中心支出相比三级机构比例基本未变，不过从1：8弱（12.3%）变成了1：8强（13.7%）。新医改5年，医疗资源投入的倒金字塔结构并未改变，反而是大大加剧了。

　　在卫生总费用的政府支出、社会支出和个人现金支出三元结构中，社会支出占比在不断增加，政府和个人的现金支出占比在不断减少。单从结构上看，这是一个合理的变化趋势，但这个结构优化其实是通过“做大分母”实现的：一方面虽然政府支出和个人现金支出比重在下降，但绝对数并没有减少，2010-2014年间，政府支出从约240亿增至400亿，个人现金支出从210亿增至305亿；另一方面，社会支出绝对数增长得非常迅速，从405亿增至近900亿，其中2013年到2014年1年就增长了24%！社会支出主要是职工医疗保险费支出，这种增长给医保基金可持续运转带来巨大压力。

　　医联体推进3年，转诊量只占全市门急诊总量1/3000

　　为推行分级诊疗，北京市自2012年起开始推行区域医疗联合体机制，到2015年底，全市医联体数量达到43个。2013-2015年间，全市医联体累积上转患者共15.8万余人次、下转患者4.3万余人次，但同期全市医疗机构门急诊总量不少于6亿人次，通过医联体转诊只占门急诊总量的约1/3000。造成医联体推行不深入的原因，从政策策略上看，还是政府缺乏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力度。市有关部门于2013下发的有关推动文件，既没有提出对医联体推进、运转关键环节的具体指导意见，也没明确市级政府的工作责任和经常性工作机制，只是把区县政府列为责任主体，而且主要考核的是体现医联体个数的“签约率”，对于首诊率、转诊率体现医联体实际运行程度的具体指标也未提出考核要求。

　　应允许居民跟两个以上医联体签约，并实行以医联体为对象的医保总额付费

　　蓝皮书认为，北京市推进医联体建设的机制问题已经得到重视，但相关重要体制问题仍需深入探索。目前北京市医联体的覆盖范围是在区县内按照地域范围划分的，这样做能够较快实现医联体全覆盖，但同时取消了居民对医疗提供者、基层医疗机构对上级医院的选择权，消除了医联体之间本来可以有的适度竞争，不利于医联体长期健康发展。应该让每位居民可以在两个或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相应的医联体中进行选择签约，社区卫生机构也可以定期重新选择要加入的医联体，从而形成两个层面的适度竞争。与此同时，应改革筹资支付方式，以医联体为对象，以签约服务人头为依据进行总额打包。这样，一能有效控费，二能促进医联体之间的合理竞争，提升其内部管理，三能激励医联体对签约居民人群进行全面健康管理，降低疾病发生率。

　　可结合国家提出的公立医院改革框架设计统分结合的医联体运行构架

　　随着医联体推进的深入，其内部各医疗机构之间采取基于业务和技术联合的“松散型”联合，还是基于资产、管理整合的独立法人的“紧密型”联合，作为一个体制性选择难题往往会凸显出来。国务院《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新的公立医院改革框架，即区分政府作为出资人和行业管理者不同职能，厘清主要来自医保支出的医院运营费用与主要来自政府补助的投资支出的经费结构。在此框架下，医联体也可以建成双层结构，即政府补助仍由各级政府按照各自的出资人职责支付，用于基建、设备、人力资本投资；各医疗机构保持法人资格、资产所有权和人员聘用关系，但运营费用主要由医保机构打包支付给医联体，由医联体进行运营资金、人员等的统一调配管理。

　　非京籍学生普通高中教育政策应审慎研究制定，中等职业教育向非京籍随迁子女完全放开

　　蓝皮书在梳理了北京市高中阶段适龄人口与教育需求的相关数据后对2020年前的相关指标进行了推测。从普通高中来看，2020年户籍在校生将仅有13.3万人，而2013年北京市在校生18万人，这些学位完全能够满足2020年之前北京户籍人口普高教育需求。若在现行政策不变，现有学位也基本能够满足非京籍增长的教育需求；但如果更大程度上放开非京籍入学，普高教育资源将面临压力。建议审慎研究制定非京籍学生普通高中教育政策，既要考虑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又要考虑教育资源供需压力。

　　从中等职业教育的供需来看，2013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约为10万人，但未来几年北京户籍人口提供的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将持续减少，中等职业学校将一直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建议向非京籍随迁子女完全开放中等职业教育。因为在普通高中政策未放开的前提下，这部分人群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意愿上相比于普通高中教育更为迫切，完全放开中职，可以减缓普高面临的压力，而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初见成效，但仍存在推进核心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制度化等问题

　　蓝皮书在系统梳理了北京市近几年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后指出，北京市近几年的义务教育改革实践已初步显现成效，社会满意度逐年提高，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发展。但在深化均衡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正确对待整合后生源水平差异。有的区域优质资源整合后，部分优质中小学校的管理者和家长表现出担忧，学生起点水平的差异性，会给学校教学与管理带来挑战，也造成孩子同伴群体差异从而影响其成长。面对这种担忧和压力，学校管理者应采取正确的态度，认识到这些只是阶段性的问题，同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落实和巩固均衡发展的成果，公平平等对待每一个受义务教育的孩子。

　　二是处理好均衡发展与特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学校的特色发展更侧重于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的过程范畴，均衡发展侧重于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范畴，二者没有冲突，且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建议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推进均衡发展的同时，也要积极鼓励中小学校积极创新，加强学校自身特色建设。

　　三是推进核心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制度化。教育的核心资源是教师，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是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关键。建议市政府尽快出台促进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政策，促进优质教师资源合理流动。

　　北京人口老龄化、老龄人口高龄化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医养融合服务

　　蓝皮书梳理相关数据后发现，2014年，北京市65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为200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比为15.0%。其中，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中70岁以上者为97.2万人，已将近户籍老年人口的50%；8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至51.6万，占户籍老年人口的1/4强。照此增速推算，到2020年，北京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增至约60万人。此外，当前不能完全自理的老人已占老年人口的14%，其中近一半为失能失智老人。高龄老人和失能失智老人由于身体疾病、精神心理问题导致行动能力有限、无法独立完成简单的饮食起居，而迫切需要得到专业化的养老照料乃至长期护理服务，特别是将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等与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等养老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医养融合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发展医养融合模式面临着医疗保健水平低、资源不足、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蓝皮书提出，目前北京市发展医养融合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有3个。一是养老机构医疗保健水平低：北京市400多家养老机构中仅有62家机构设有医务室，36家纳入到医保定点服务之中。

　　二是基层医疗门诊资源闲置与护理资源不足并存。在门诊方面，受到医疗卫生条件、现行医保报销制度的制约，很多老年人宁愿选择“医疗水平高”、“药品种类相对齐全”、“便于报销”的二、三级医院也不愿去近距离的社区医院，造成社区医疗机构资源闲置，妨碍社区层面医养融合养老的发展；而在住院方面，由于社区没有建立起长期照护的有效机制，也导致一些需要长期康复护理以及临终关怀的老人不得不入住医院，也使得老年人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亲属长期深受照护之苦。

　　三是政策落实不到位：投融资方面，配套土地政策、多元化投资机制不健全，导致养老机构在养老设施建设、融资经营等方面困难重重；运营成本方面，针对养老机构在税收、水、电、气、通讯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还不到位，养老机构运营困难，难以留住专业人才；医保报销方面，按照现行医疗报销制度规定，老年人在养老机构进行慢病管理、健康护理的费用并不在医保范围之内，而有资质设置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普遍收费又较高，因而导致很多需要长期照护服务的老年人不能及时获得照护。

　　北京市已初步形成多环节、多层次的立体化创业就业促进体系

　　蓝皮书在梳理相关政策后认为，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北京市已初步形成多环节、多层次的立体化创业就业促进体系。在创业环节，针对高校毕业生创业，发放《就业创业证》，可享受税收优惠，同时打造“中关村大学生创业一条街”、良乡高教园区、中关村软件园和北京理工大学创业园区等“一街三园”大学生创业孵化体系；针对京郊农民创业，组织参加电商业务培训，与京东等互联网企业开展“互联网+农业”合作；针对“大众创业”，在昌平回龙观打造占地16万平米的全国首个“双创社区”，其中腾讯众创空间就可以容纳500个创业团队。

　　在就业环节，针对社会公益性岗位，平谷区成立了北京市首家社会公益性就业组织，采取科学规范运作模式，统一管理本级政府各部门开发的公益性岗位；针对人力资源流动，京津冀实现了人力资源市场就业人员资格证书互认，同时推进了三地妇女跨地区创业就业、家政服务输入输出，推动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在河北就业。

　　在职业教育和培训环节，北京市加强制度创新，一是在北京现代、顺义技工学校等5组试点企业与合作院校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开展员工的“企校双师培养”；二是成立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职业教育集团和中国都市农业职业教育集团，集合职业学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技能鉴定机构等各类型单位，通过集团内的资源整合“专业+产业”“教学+研发”“培养+就业”等链条，促进人才培养与企业用工、产业发展更高效的结合。

　　调查发现某街道社区服务站绝大部分只是名义上存在

　　蓝皮书调查后发现，城四区某街道共有32家社区服务站，绝大部分社区服务站只是名义上存在，没有独立运行。这表现在：第一，多数服务站没有独立场地，与居委会共用办公场所；第二，服务站工作人员与居委会交叉任职；第三，对服务站认可度低，直接强调“我们这里只有居委会，没有服务站”；第四，以居委会而非服务站的名义开展活动；第五，对于“服务站建设进展”这一问题多数服务站回答“正在建设”，但是提不出具体时间和方案。

　　曾经的明星社区服务站，其正常运转也困难重重

　　蓝皮书调查后发现，曾作为街道试点与相邻高校战略合作成果的H社区服务站，在战略合作期得到的“特权”结束后，行政化问题充分暴露，社区服务站基本失去分设意义：失去相对独立的运行权力；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交叉任职、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公益和便民服务作为“自选动作”限向作为“规定动作”的上级分派行政性事务无限牺牲；专业社工人才因薪酬待遇低、缺乏职业上升通道而不断流失；缺乏有效的志愿者激励机制，志愿者的参与积极性无法长期保持。

　　北京城市发展将进入一个有质量发展城市的新阶段

　　当前北京等超大城市正处于转型期，这种转型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有着本质不同，它是已处于城市化成熟期的一种逆向调解。因此，理清和把握北京城市逆向调解的几个转折点尤为重要，这些转折点包括，城市规划转折点，城市地域空间缩小，城市规划将进入有规细划阶段；城市建设转折点，大的城市建设已基本完成，小拆小建成常态；城市管理转折点，城市粗糙无序管理不可持续，城市管理进入精细精准管理阶段；城市质量转折点，城市化率趋于稳态，提高城市质量进入新常态；城市安全转折点，自然风险、社会风险以及恐怖威胁日益凸显，城市安全进入重点建设阶段；城市治理转折点，“城市病”日益加重，治病手段进入多元化多样化阶段；城市宜居转折点，人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诉求日益增长，城市宜居进入城市革命的关键阶段。这些转折点也预示着北京城市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这个成长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有质量地发展城市。

　　城市管理是一门学问，要学会运用“辩证法”

　　当前北京在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个别区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城市管理模式，例如，在综合执法等领域。业已形成的这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增量无疑对城市管理的精细化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从目前现有实际情况看，并没有达到治标又治本的作用，也没有起到源头治理的作用。究其根源，城市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门学问，要学会运用“辩证法”的来管理或治理城市，学不会这一招，就很难管理好城市。两个主要方面：第一，要学会处理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增量创新”与“存量改革”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是不断在寻求增量的创新与突破，这固然重要，但是，忽略了存量的改革，增量的创新只能是一碗夹生饭。第二，要学会处理好“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关系。现有的城市管理主体仍然是政府包揽，但是，从城市管理对象的复杂性来看，涉及多个主体。例如，城市牛皮癣小广告，涉及张贴小广告的个人，印刷小广告的印刷店，小广告电话号码授权的通讯公司等，这么多主体，光靠政府去铲，何时休？所以，治理小广告一定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有权利、有义务，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城市管理学不会运用辩证法这一招，最后只能是一时一阵有成绩，不解决全面而长久的问题，而且时间越长累计问题越多，风险也越大。

　　北京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受到五大问题制约, 亟需推动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型

　　基于对北京S区城市管理模式的考察，研究者指出：在北京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践中，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组织机构建设还不健全，影响城市管理效率性；二是多元主体共治还未形成，影响城市管理包容性；三是体制机制创新还不完善，影响城市管理协调性；四是综合执法保障有待加强，影响城市管理统一性；五是信息化建设还有待提高，影响城市管理现代性。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完善全方位的组织机构建设，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同时要重点推进以下工作：加快研究制定《北京城市治理条例》、《城市治理中长期发展规划》、《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5—2020)》、组建一所城市治理（干部）学院以及加快研究制定城市治理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环保可持续消费的行为和态度已经在北京市民中出现，但尚未成为一个占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饮食环保主义对当代中国都市公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多是依靠渗透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观念的潜移默化而造成的

　　蓝皮书指出：动物消费的环保主义宣传虽然已经在人群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但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研究者认为，低年龄组、受教育程度高组、高收入组对公益广告的知情率与支持率相对较高，需要通过丰富的渠道进一步扩大公益广告的受众。

　　当代北京市居民在饮食环保主义知识储备和辨别方面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当代中国都市社会中，与海鲜食材有关的环保主义意识还处于相对原始混沌的状态，并没有表现出分化的趋势，无论是性别、文化资本、代际和阶级因素，都不是预测居民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精细程度的良好变量。此外，京沪两地的数据几乎无差异。

　　北京市居民的海鲜消费环保主义意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来看，年龄越小、学历水平越高，环保主义意识越高；高收入人群更有能力和意愿进行高端海鲜的奢侈消费，在高收入人群中推广海鲜环保主义理念可能有助于改善奢侈性海鲜消费的现状。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治理过程中，保护与发展始终是历史文化街区发展面临的主题。应找到一个有利于各方的参与方式和发展路径，进而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

　　《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治理——以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一文以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个案，对北京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治理进行了详细探讨。作者认为，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治理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科学规划，整体保护，统筹发展，社会参与，分步实施。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从“自愿腾退”到“合作共建”，整合资源促进多方协作，建立起“公共参与”长效的保障与反馈机制。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保护传统文化，建立起新老居民、传统与新兴业态相混合，不断更新、和合共生的社区，推动以往的管理支配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

　　2003年以来，协管员队伍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协管员队伍的来源、配置标准及人员待遇等仍然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对北京市西城区协管员的问卷调查，蓝皮书总结出协管员队伍的以下特征：

　　从街道来看，人数趋于缩小和稳定：从街道统筹的9类协管员来看，2014年人数均不同程度有所降低；2016年，西城区协管员总数和统筹规范的协管员总数分别为3933人和1535人，出现了双下降的势头；

　　从社区来看，人数和待遇均存在较大差异：在各社区办公的协管员人数的平均值是4.27人，社区协管员最多的是劳动保障协管员、计划生育协管员和流动人口与出租房屋协管员，待遇平均从1700—2158元之间，总体上不高；

　　从协管员来看，个体差异较为明显：协管员队伍男性多于女性，以“4050”人员居多，占52.8%，文化程度以高中文化为多，占59.2%，政治面貌以群众占绝大多数，占了92.8%，婚姻状况，已婚的占77.6%，上班在社区的占64.9%，上下班时间在1小时内的占84.7%，收入水平以1500-2000的最多，占82.8%，94.4%有五险一金。

　　北京市朝阳区运用治理理念，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多元参与、民主协商的方法，在治理“开墙打洞”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值得推广和借鉴

　　居民楼首层“开墙打洞”问题长期困扰城市管理，不但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安全，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干扰，而且也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主流背道而驰。

　　朝阳区在总结劲松、小关街道治理“开墙打洞”经验基础上，各街道结合自身实际，围绕重点区域环境建设，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了整治工作合力：一是上下联动，统筹推进：区委区政府纳入重点治理项目、牵头部门全力以赴统筹协调、街道层面积极推进落实；二是多元参与，形成合力：居民自治、社会单位履行责任、统筹政府部门力量；三是民主协商，共治共享：即加强宣传、广泛发动，反复协商、形成共识，共同整治、当好主人。

　　经过两年来的实践探索，朝阳区“开墙打洞”治理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遏制了“开墙打洞”违法经营现象的蔓延，通过“开墙打洞”专项治理行动，各街道累计整治大街（路）28条，治理“开墙打洞”商户679家。二是探索了动员社会力量治理固疾顽症的路径，形成了群防群治工作格局、探索了日常检查和联合执法的工作方法、建立了后续管理长效机制；三是加快了社区组织化建设步伐，目前全区社区社会组织达到2300多家，注册志愿者达到35万人。特别是环境秩序类、公益服务类、安全维稳类等社区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小区服务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四是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