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1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区域蓝皮书新闻发布会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六大新态势

　　（1）区域政策效应和规划引导作用不断显现。针对区域发展不同的特征和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区域规划对于区域空间发展、资源开发、环境整治等重大战略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积极推动了相关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跨省区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跨省区横向经济的联合与协作。

　　（2）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增长分化态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差距，并未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上缩小差距。全国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在加速分化，在同一区域经济板块内，不同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速也呈现较大差异性。

　　（3）三大战略对我国重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015年，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断凸显。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展。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局面，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深化。

　　（4）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中国城市群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从基本格局上看，三大城市群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绝对优势，也代表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主方向。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

　　（5）区域创新能力东高西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分布格局比较稳定，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试验地，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点。

　　（6）区域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在区域经济方面，相关的改革举措不断出台并落地实施，保持着较好的改革势头。出台了全面创新改革总体方案。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1）区域产业同构现象依然严重。区域分工模糊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严重，阻碍了区域专业化的形成。资源-加工型的垂直区域分工格局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在区域合作方面，区域间的合作壁垒尚未完全打破，矛盾与冲突仍然存在。同时，在某些相同产业内部，各区域都将发展方向定位于产业生产主体部分，较少考虑配件部分，区域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影响产业发展的有效分工、合理布局。

　　（2）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区域发展共同目标的实现。一是对于跨区域的重大项目或者企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缺乏分享机制。二是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机制不健全。三是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缺乏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利益补偿机制。跨区域的公共物品长期得不到重视，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存在转嫁污染治理成本的现象。

　　（3）区域生态环境防治任务艰巨。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以臭氧、细颗粒物（PM2.5）和酸雨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突出。区域内空气重污染现象大范围同时出现的频次日益增多。在区域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方面，仍存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管理措施难以协调、制度保证机制不健全、联动实施细则缺乏、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管理机制上的壁垒尚未完全破除。

　　（4）区域转型发展仍需培育新动力，探索新路径。我国各区域转型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索。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亟待培育转型升级新动力；珠三角地区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培育成熟，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动力；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有待优化，制约东北地区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

　　（5）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仍然存在制约因素。区域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的能力还不强。一些企业科研投入积极性不高，创新水平低，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创新文化氛围还没有形成。缺乏区域适配性政策支持，亟待进行公共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创新。区域创新平台建设不足，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组织专业性不足，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

　　2016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2016年，我国将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1）三大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地区交通、生态环境、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将继续推进，重点区域建设步伐加快。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建设将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2）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区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中西部增速高于东部，相对差距继续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的态势。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将由东部为主转向区域协调带动，沿边区域将有望发展为对外开放、经济交流的新热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强化。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进一步增强。

　　（3）推动区域创新成为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结构性变化，区域发展路径将被重塑。创新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子。为了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会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创新环境不断优化，适配型区域政策不断完善。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区域创新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创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4）困难地区受到更多关注，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加快消除。对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等困难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创新向欠发达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扶持模式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税收体制等配套制度改革措施也将不断探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将科学有序地推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5）区域改革打破要素流动障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税收分享机制将得到推广，通过改变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设立专门的区域协同发展项目资金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将成为常态。通过区域规划，制定差异化区域经济政策、产业倾斜政策和税费政策等，避免产业同构及恶性竞争，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一体化发展。三是环境保护力度将加大。环保责任将会进一步细化，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法规和相关保障政策；增加更多的环境约束性指标，完善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奖惩机制等。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六大新态势  

　　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动向，区域政策效应和规划引导作用不断显现，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明显，三大战略对重点区域产生重要影响，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引领作用凸显，城市群空间格局进一步优化，区域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

　　区域政策效应和规划引导作用不断显现

　　针对区域发展不同的特征和任务，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政策推动经济发展。2015年我国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这些政策正在逐步改变我国大的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大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制定的系列区域规划已经在逐步实施，对于区域空间发展、资源开发、环境整治等重大战略问题，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积极推动了相关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跨省区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跨省区横向经济的联合与协作。

　　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增长分化态势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差距，并未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上缩小差距。全国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在加速分化，在同一区域经济板块内，不同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速也呈现较大差异性（西部板块，2015年，西藏、重庆经济增速为11%，内蒙古为7.7%；中部板块，2015年，湖北经济增速为9.1%，山西为3.1%；东北板块，2015年，吉林经济增速为6.5%，辽宁省为3%；东部板块，2015年，天津经济增速为9.3%，河北为6.8%）。东部地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2014年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8.42%），逐步迈向经济发展的中高端水平；中西部部分省份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经济发展总量与速度保持“双高”模式（2014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8.78%，总量达138099.79亿元），不少省份开始面临转型问题；东北地区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需通过国企改革，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实现新一轮东北振兴发展。 

　　三大战略对我国重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015年，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断凸显。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在交通建设、生态环境联防联控、产业对接等重点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北京非首都功能存量疏解取得显著进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展，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合作格局初步形成。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局面，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深化。

　　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

　　中国城市群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增长”过渡到“质量——内涵增长”的新阶段，从“铺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型城市化进入“调结构布局、深度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据相关统计，我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的25%，却集中了全国62%的总人口、80%的经济总量、70%的固定资产投资、76%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的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和92%的移动电话用户、98%的外资和48%的粮食。据相关统计，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重点城市群的GDP达到6.6万亿元、10.6万亿元、7.8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0%、15%和12%，总共占37%。从基本格局上看，三大城市群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绝对优势，也代表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主方向。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加快发展，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区域创新能力东高西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分布格局比较稳定，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东部地区一直以绝对优势处于第一位，排名稳定而且领先优势逐渐扩大；中西部地区整体偏弱；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总体下降，亟需激活创新活力。我国建设的各类产业园区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支撑。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全国的布局已经基本成型，除西藏之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4年，国家高新区内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22.2万亿元，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0.4%。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呈现出明显优势和较强竞争力，工业增加值率和净利润率分别高于高新区总体水平的0.6%和0.9%，净利润率比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高0.8%。在科技创新方面，截至2013年底，全国114家国家高新区内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全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38.2%，当年专利授权量16.6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5.1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24.5%；国家高新区企业共拥有有效专利54.4万件，其中拥有发明专利为18.8万件。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试验地，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点。

　　区域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

　　在区域经济方面，相关的改革举措不断出台并落地实施，保持着较好的改革势头。出台了全面创新改革总体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改革明确三个重点：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构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省市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以改革激发活力、以创新增强动力、以开放提升竞争力，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对外开放稳步推进。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加快沿边开放步伐。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我国实行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区域发展相对差距不断缩小，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但在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区域产业同构现象依然严重

　　区域分工模糊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得不同地区不顾自身比较利益，限制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阻碍了区域专业化的形成。在区域分工方面，资源-加工型的垂直区域分工格局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在区域合作方面，区域间的合作壁垒尚未完全打破，矛盾与冲突仍然存在。有资料表明，全国曾有17个省份将光伏产业作为区域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很多市县也提出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同时，在某些相同产业内部，各区域都将发展方向定位于产业生产主体部分，较少考虑配件部分，区域间缺乏专业化分工，影响产业发展的有效分工、合理布局。

　　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

　　在区域协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区域协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利益的争夺，产生各种利益冲突，进而阻碍了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城乡统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共享共建和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等区域发展共同目标的实现。一是对于跨区域的重大项目或者企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缺乏分享机制。二是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机制不健全。三是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缺乏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由于都希望“搭便车”，跨区域的公共物品长期得不到重视，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存在转嫁污染治理成本的现象。

　　区域生态环境防治任务艰巨

　　当前我国的区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以臭氧、细颗粒物（PM2.5）和酸雨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突出。区域内空气重污染现象大范围同时出现的频次日益增多。尽管在区域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方面，以京津冀、长三角为典型的区域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划和措施，但仍存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管理措施难以协调、制度保证机制不健全、联动实施细则缺乏、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管理机制上的壁垒尚未完全破除。

　　区域转型发展仍需培育新动力，探索新路径

　　我国各区域转型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索。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大，亟待培育转型升级新动力。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核心技术优势不足，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培育成熟，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动力。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突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较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偏重，市场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有待优化，制约东北地区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

　　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仍然存在制约因素

　　区域科技资源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的能力还不强。一些企业科研投入积极性不高，创新水平低，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创新文化氛围还没有形成，有些企业间相互拆台、恶意挖人才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区域适配性政策支持，亟待进行公共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创新。区域创新平台建设不足，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组织专业性不足，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

　　2016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2016年，我国将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三大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区域空间格局将继续强化，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推动区域创新成为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困难地区受到更多关注，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加快消除，区域改革将打破要素流动障碍。

　　三大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2016年是三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关键时期，三大战略对区域发展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在三大战略框架下，各省市战略规划与不同领域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陆续开展，相继出台、实施，对三大战略重点区域的区域产业布局、资本要素、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将产生重要引导作用，区域未来发展方向将进一步明晰。京津冀地区交通、生态环境、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将继续推进，重点区域建设步伐加快。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建设将进一步加快。“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

　　区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中西部增速高于东部，相对差距继续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的态势。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将由东部为主转向区域协调带动，沿边区域将有望发展为对外开放、经济交流的新热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强化。随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及众多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对全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引领作用将更加明显。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进一步增强。首先，从制度环境上看，随着国家深化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相应的政策效应逐步得到发挥，将进一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体系；其次，从硬件配套上看，我国各地区间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将不断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最后，从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型发展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上看，随着“互联网+”的升级发展，产业跨区域转移、协作不断深化，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要素链将成为跨区域与跨城际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由此将带动一批区域性创新城市和技术研发中心、科技转化基地和规模化生产基地等的建设，推动区域要素依照各地区差异化分工趋于自由、有序、顺畅流动。以城市群、重点经济区等为重要载体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形式更加灵活，合作模式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推动区域创新成为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的构成要素出现结构性变化，区域发展路径将被重塑。区域优势不再依靠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而更依赖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创新要素，创新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子。为了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会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创新环境不断优化，适配型区域政策不断完善。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区域创新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创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困难地区受到更多关注，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加快消除

　　2016年是“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将会从政策上对困难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消除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创新与引领未来困难地区发展路径。对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等困难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为发挥服务型政府的主体作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创新向欠发达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扶持模式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税收体制等配套制度改革措施也将不断探索创新。精准扶贫工作将科学有序地推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区域改革打破要素流动障碍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税收分享机制将得到推广，通过改变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改革转移支付制度、设立专门的区域协同发展项目资金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将成为常态。通过区域规划，制定差异化区域经济政策、产业倾斜政策和税费政策等，避免产业同构及恶性竞争，促进各利益相关方一体化发展。三是环境保护力度将加大。环保责任将会进一步细化，制定相应的环境政策法规和相关保障政策；增加更多的环境约束性指标，完善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奖惩机制等。

　　三大战略对我国重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断凸显，对重点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2015年，京津冀地区在交通建设、生态环境联防联控、产业对接等重点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确定了113项重点建设任务。例如，京台、太行山、张承、津石等多条高速已投入使用或正在建设中，京津冀公交一体化建设初见成效，津保和张唐铁路已全线贯通，北戴河机场已通航使用；京津冀三地通过成立联盟、签署协议、项目合作等措施推进生态联防联控；区域产业一体化重点推进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张承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存量疏解取得显著进展，通州行政办公区一期建设的土地拆迁工作已完成，部分高校搬迁完成，天坛、同仁医院等迁建工程加快进行。

　　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展，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首先，上海自贸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集聚辐射效应不断显现，借助于上海自贸区的境外投资平台，企业境外投资增长显著，2015年18月，累计办理境外投资项目510个，中方投资额166.13亿美元。其次，长江沿线安徽、湖北等11个省市相继出台了贯彻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商丘经合肥至杭州铁路、贵州省遵义至贵阳高速公路扩容、重庆巫山机场建设等重大项目启动。此外，长三角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持续进行，部分地区产业园区建设初具规模，长江经济带管理体制不断优化，取消了7项中央级设立的有关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起草了支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有关政策文件等。

　　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东部沿海与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率先开展

　　首先，东部地区通过参与印尼、泰国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已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局面，推动企业“走出去”。其次，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深化。2015年，西藏与尼泊尔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不断向航空领域合作拓展；西藏与印度共同举办宣传活动，与吉隆口岸跨境经贸合作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新疆作为“丝调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合作交流不断加强，已开通国际道路运输线路107条，交通运输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深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把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在京津冀三地贯彻落实顶层设计及一系列配套体制机制作用下，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但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仍然面临体制机制障碍，深度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必须把改革放在突出位置。

　　蓝皮书认为，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将成为京津冀区域创新体制机制、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突破口。针对推进京津冀创新试验改革，提出相关战略思路。在创新试验改革总体安排下，以北京为龙头在京津冀区域率先开展产业技术创新、科研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开放创新等相关领域改革试验。共同争取国家层面的重大创新政策试点，争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任务在京津冀区域先行先试。在区域统筹安排，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创新科技资源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多领域改革协同，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创新。促进创新试验改革与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服务业扩大开放等各项改革统筹协调，形成制度创新合力；促进创新试验改革与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重点功能区机制体制创新相匹配。

　　同时，蓝皮书认为应创新区域产业合作体制机制，形成区域价值链分工与上、下游联动机制。依托京、津、冀三地比较优势，在区域内实现价值链各环节合理布局。促进以北京为主导在区域实现产业价值链分工，打造区域产业核心竞争优势。近期应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完善产业疏解与转移的利益共享机制，深入推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完善共建园区的利益共享机制；加强京津冀三地产业政策对接，从资质认证、用地、环保等方面实现具体措施的协同，完善产业对接合作的配套政策，促进产业转移与对接合作。

　　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要发挥中关村“龙头”引领作用 

　　协同创新是突破瓶颈、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引擎和关键。京津冀区域要进一步发挥中关村创新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中关村与津冀重点区域深度对接合作，加快启动一批重大协同创新引领工程，构建京津冀区域“1+4+3+N”联动的协同创新网络，加速形成大区域一体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共同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成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经济竞争的前沿阵地。

　　实施中关村创新“龙头”引领作用的四大战略重点包括：以功能布局为核心，引领区域间创新链、产业链分工协作；以“大通道”建设为支撑，构建大区域联动发展骨架；以创新资源配置为重点，构筑一体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以生态共同治理为切入，共促大区域生态环境提升。

　　蓝皮书认为，以“科学定位、有效对接、辐射互联、整体提升”原则，构建京津冀区域“1+4+3+N”联动的协同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资源协调配置，创新活力深度激发。

　　“1”——是指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的北京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将定位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知识创新高地、前沿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引领区、商业模式创新先导区、新兴产业策源地。未来要进一步放大中关村品牌影响力、先行先试政策、科技创新条件平台载体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实施“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聚集工程”，不断增强中关村对全球范围内尖端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和集聚力，辐射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创新发展、高端发展。

　　“4”——是指天津滨海新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张承地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四大战略重点创新合作区域，其中，天津滨海新区将肩负大区域创新体系中产业技术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应用服务创新等重要功能；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重点承担科技中试等创新配套和重点产业领域核心制造示范等功能；张承地区大力推进农业创新、生态型经济培育与服务配套功能建设；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将建设成为承载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精细化工、现代物流等产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新型工业化基地。

　　“3”——是指石家庄、宝坻、保定三个创新基础条件良好、辐射带动周边、与中关村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的地区。其中，宝坻将借助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的开发建设，建设成为京津冀区域节能环保技术示范应用及设备制造的发展高地；石家庄重点依托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正定新区等，将石家庄打造成为冀中南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生物医药和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基地；保定将依托享有“中国电谷”美誉的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中关村保定创新中心为带动，不断提升风光电设备制造领域的核心竞争优势，建成国际一流、辐射全国的新能源及能源设备制造业创新和特色产业化基地。

　　“N”——天津北辰、东丽以及河北的秦皇岛、沧州等多个与中关村合作意愿强烈、合作基础良好、服务本地区转型升级发展的协同创新节点。

　　（以上详细内容可参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152016》p136-p13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要解决公共服务落差过大的“短板”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北京在加强与天津、河北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推进京津冀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保定市儿童医院；天坛医院、朝阳医院与燕郊燕达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北京景山学校与曹妃甸共建北京景山学校唐山分校等。但是，据区域蓝皮书课题组调查发现，京津冀公共服务落差过大，依然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如何弥补这一“短板”，区域蓝皮书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拓展区域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发展空间，支撑非首都职能疏解。首先，按照集中承载地、“微中心”布局，有序引导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疏解。重点沿京津、京保石、京唐秦等主要发展轴线，以及拟建设的集中承载地和微中心，尽量形成与首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类似的发展环境，支撑北京人口与非首都职能疏解。其次，强化冀中南地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升新增城镇化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冀中南地区包括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以及保定、沧州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人口规模接近5000万，城镇化水平较低，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有大量人口逐步转为城镇人口。因此，区域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疏解应着力加强与这一地区的对接，有序引导人口、产业与公共服务协同发展。

　　第二，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创新区域公共服务对接合作制度。首先，北京、天津可以尝试通过互助共进、资源流转、优化存量等合作形式，探索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优势互补的新路径。河北则可以新建增量为主要发展路径，发挥土地与人力等要素成本优势，引入京津地区优质基本公共服务优势资源。其次，结合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北京公共服务资源为主导，通过办分校、办分院、合作共建、委托管理等创新模式，建设跨区域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合作载体。充分发挥北京优势，带动河北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最后，加快三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完善医疗保险异地就医服务政策，落实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促进北京在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优惠政策向周边区域延伸，鼓励周边区域积极承接北京公共服务功能扩散转移。

　　第三， 转变理念，形成“政府保基本，市场唱主角”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断加强三地政策标准对接。首先，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的保障作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明确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主导作用，以及市场在相关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基础配置作用，使区域内居民能够获得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底线公平”。其次，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投资运营。引导私人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组织等参与，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面和供给水平，建立京津冀地区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灵活性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