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是中国第一个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非官方、无党派、独立思想库。

　　学会以“公共外交”为主要研究领域，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独立思想库。创立5年多的时间里，察哈尔学会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之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下属的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属的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察哈尔学会名列民间智库第六位，是上榜的最年轻的民间智库。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关系与外交领域迫切需要智库的贡献。2013年7月6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3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第六届）”开幕式上发表题为“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的主题演讲，指出，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一个“变”字。而中国，则处在变化的中心。国际权力不再集中于传统的西方大国，被较为广泛地认为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方向扩散。在变化的世界中，智库服务于外交有三个着力点：第一，智库要与决策机构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问题需要贴近外交现实和需求；第二，智库要聚焦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增强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 傅莹的演讲提出了几个重要议题：变化中的世界需要中国贡献更多支持力量，如何更有效、有价值地提供支持需要研究；变化中的世界需要中国学习适应变化，如何适应也需要研究；智库可以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大有作为，但中国智库还较为稚嫩，智库的发展需要社会的支持。

　　创立与定位

　　察哈尔学会于2009年10月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创办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并在上海市、广州市设办公室，取其发源地“察哈尔牧场”之名，定名“察哈尔学会”。“察哈尔”一词在中国外交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察哈尔省是“中华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一大省，在“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有着突出地位：省会张家口市有五到六家外国领事馆，十几家外国银行，一千多家外国公司。作为民国时期的北部对外交通要道，察哈尔省与俄罗斯、蒙古国、朝鲜、日本及美国等有较频繁往来；其次，“中华民国”政府彼时便已在察哈尔地区设立首个特别行政区——察哈尔特别行政区，“中华民国”首个特派员办事处、特派员公署及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均诞生于察哈尔省。 此外，察哈尔省因其特殊地理位置，呈现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因此，“察哈尔”一词蕴涵着深厚的地方外交、公共外交内涵。

　　察哈尔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外交与国际关系类社会智库，也是公共外交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之一，致力于“打造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独立思想库”。察哈尔学会这样阐述其自我定位：为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创新思想，影响政策和舆论；为政府、研究机构、企业、社会公众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协助决策者增强对国际发展趋势的理解，有效地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增强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理解，加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从中可以看出，察哈尔学会始终以协助政府决策、提供创新思想、提供决策建议为基本责任。与此同时，学会还致力于搭建沟通平台，不仅为政府服务，也连接政府、企业与民众，减少隔阂，促进各界交流；此外，学会正不懈致力于加强国际交流，以邀请国外专家参会、与国外智库合作研究等方式增强国际影响力，促进智库的跨国合作。

　　与多元主体合作

　　在当前社会智库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察哈尔学会在初创的短短五年多能成为公共外交研究的核心机构之一，与其发展模式密不可分。学会采取“多元主体合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广泛同各种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据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柯银斌介绍，学会每年举办约23场活动，目前99%的活动是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的。这种合作共赢的模式让学会迅速整合资源，通过参与的一系列会议和活动打造了察哈尔学会的“公共外交”品牌，以较快的速度拓展了影响力和关注度，并产生了口碑效应。学会同其他机构和单位开展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与全国政协外事委会合作创办《公共外交季刊》

　　察哈尔学会的创立离不开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支持。2009年11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希望发展公共外交，并创办一份专业的公共外交期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博士积极推动，最终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为主办单位，察哈尔学会为承办单位，外交学院为支持单位，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公共外交专业期刊——《公共外交通讯》，并自第二期改名为《公共外交季刊》。《公共外交季刊》主编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为副主编，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担任编辑部副主任并组建编辑团队，进行稿件筛选、编辑、排版和发行。《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号于2010年3月发行。该刊旨在关注并分析国内外公共外交走势和动态，就公共外交问题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讨论，一方面从理论上加强公共外交的研究，另一方面希望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并为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察哈尔学会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合作开辟了智库思想产品生产的“官民合作”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对学会初创时期迅速获得公共外交领域的重视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全国政协原主席贾庆林先后三次在讲话中提到了《公共外交季刊》，并将其创办视作“人民政协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之一”，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外交策略。察哈尔学会借全国政协推进公共外交的东风，找准了自身定位，并迅速提高了自身影响力。

　　与国内多元主体合作举办系列研讨会

　　除与政府部门合作之外，察哈尔学会还与高校、企业、各类NGO团体、媒体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

　　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

　　察哈尔学会现已形成了以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为主、辅以五个年度性活动及其他不定期活动的活动开展格局，讨论公共外交前沿话题，为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献计献策。 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为学会最重要的品牌性活动，也是学会与其他智库、媒体、企业开展合作的最主要的活动。

　　自2010年，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先后在上海市、广州市、张家口市、北京市、东阳市共举办5届。2011年起察哈尔学会每年与南方报业集团合作主办年会。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等单位为年会的合作单位；年会选择最前沿的公共外交话题作为主题，邀请政界、学界、商界、媒体以及其他各界人士以不同的专题论坛形式展开讨论，为公共外交专家学者搭建平台进行交流对话。以“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东阳2014”为例，年会主题为“新亚洲新外交”，分论坛选择“‘一带一路’与周边外交”“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公共外交”为议题，讨论中国特色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中国周边外交。年会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共同研讨新亚洲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话题充满时代色彩，富有前瞻性。

　　与高校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及活动

　　高校是国内学术人才培养的基地。智库与高校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不仅能扩大活动受众面，吸引高校教师及学生群体参与活动，获得更多智力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活动在学校的组织和开展增强智库、活动和议题的传播效果，引起师生对议题的重视，并提高智库在新一代研究主体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不失为一种高效的活动开展方式。察哈尔学会每年定期与高校共同举办相关公共外交学术活动。

　　与企业合作

　　作为非官方的社会智库，察哈尔学会的日常运营需要自负盈亏，因而寻求资金支持对学会的正常运转以及影响力发挥尤为重要。目前已有6家企业与察哈尔学会达成合作关系，为学会开展研究提供资金支持。2012年12月，察哈尔学会与华通明略公司共同开发了“察哈尔—华通明略”国家形象调查平台，每年对中国国家形象展开调查，并出版《中国国家形象调查报告》，至今已是第三年。企业资助、学会产出的方式实现了共赢。察哈尔学会还在积极寻求与更多企业合作。

　　与国外多元主体合作举办系列会议

　　智库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其参与的国际交流活动以及与国外智库的合作方面。作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类智库的察哈尔学会，因其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尤为重要。目前，察哈尔学会已与12家国外智库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开展定期交流合作，其中不乏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等国际一流智库。 此外，学会还采取与这些国外智库共同主办会议的方式，为国内外公共外交学者提供交流与成果共享平台。2014年9月18日，察哈尔学会与韩国国际文化交流研究院共同主办了“奥运与和平”公共外交和平对话，探讨公共外交的和平使命。同年10月31日，察哈尔学会与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博时基金会共同主办了2014年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以“城市外交的实践与探索——中欧对话”为主题，探索城市外交新领域。

　　与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合作

　　城市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新领域，也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推进公共外交实践发展的基础环节和实践前沿。智库同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合作，有助于扩大其地方影响力，实现自下而上的品牌效应。目前全国范围内共有8个地方公共外交协会，从事城市公共外交活动与研究。察哈尔学会走在了城市公共外交研究的前列，同这些学会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撰写地方公共外交案例。到目前为止，察哈尔学会已与温州市、西宁市、扬州市的公共外交协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受这些城市委托撰写地方公共外交案例。其二，察哈尔学会于2013年9月2日发布了《地方公共外交工作分析评估报告》，对全国47个省市的公共外交工作开展进行了详细地评估与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规划，为地方的公共外交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人员组织模式

　　察哈尔学会主要采取较小规模常设管理人员和较大规模兼职研究员模式组织学会工作所需要的人力资源。

　　小规模全日制管理人员制度

　　察哈尔学会创办之初只有两三名工作人员，现有7名工作人员，负责学会活动的组织协调、日常行政与人员管理。创立初期，察哈尔学会与其他机构合作举办活动，人员需求相对较小。随着规模扩大和影响力提升，学会工作量日益增加，7人的力量相对不足，人员紧缺。为解决这些问题，学会目前正准备招聘更多有英语、国际关系、国际传播背景的管理人才，确保学会正常高效运转。

　　较大规模兼职研究员制度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进行了规定，其中包括“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社会智库的专职研究员制度将学者与智库联结到一起。智库提供的平台有利于提升学者的学术能力，而学者可以以其资历提高智库的影响力，作为专职研究员还可以提高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二者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专职研究员制度依赖于智库有充足的资金。在资金无法支撑专职研究员岗位时，引进兼职研究员则成为务实之举。察哈尔学会现有高级研究员22人，研究员51人，均为兼职研究员。 与专职研究员制度相比，察哈尔学会的兼职研究员制度有独特的优势。察哈尔学会的专职研究员都是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学科下某个领域的专家。学会开展研究并决策的过程本质上是将这些领域的观点进行跨学科的综合，且学科的组合并不固定。兼职研究员制度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人员组合的灵活性，实现项目与课题中研究员的灵活组合，支付给专职研究员的定额费用也可改为按项目需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聘请访问学者开展合作研究，由此人员费用支出大大减少，管理也相对简单，且可以促进学会的国际交流。

　　对话与倡导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新型智库建设的总体目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新型智库的五大功能，即“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将智库功能定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察哈尔学会作为国内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有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在系列研究与实践开展中充分发挥了其功能。

　　理论创新：提供公共外交思想产品

　　理论创新，就是不断在实践中找到新的理论突破口，创造性地提出新概念、新思想，并进而推动和指导实践的发展。决策者往往更加注重实践，实践基础催生新的理论支持需要时，智库将发挥重要作用，就是提供新的思想产品，为决策者提供实践的理论依据，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这也是理论创新最基本的形式之一。智库依托其智库人才的智力支持，不断提出当前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被边缘化和忽视的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进而推出新的著作、理论，推动社会的理论突破，并进一步指导实践的发展。这体现了智库发展的前瞻性。

　　社会智库作为智库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同样发挥着重要的理论创新功能。察哈尔学会以“公共外交”为研究领域，始终将“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作为学会发展的理念与原则，不断提供各种形式的有关公共外交的前沿思想产品，推动理论创新。

　　察哈尔学会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公共外交季刊》的专题研究创新。“助力于中国公共外交”是《公共外交季刊》的使命。从第二期开始每期开辟不同专题进行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探讨。

　　《公共外交季刊》的内容主题较为全面而多样，讨论的话题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是就各类外交的主体或机构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开展研究，如政协公共外交，跨国公司、留学生、侨务公共外交，城市外交，孔子学院公共外交等；其二是就重要活动或国家战略的公共外交开展研究，如“中国梦”与对外传播、丝绸之路公共外交、上海世博会与公共外交等主题；其三是对不同地区或国家公共外交进行研究，如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公共外交、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等。

　　《公共外交季刊》的研究主题极富开创性，能把握热点的公共外交话题，触及公共外交研究前沿。以“城市外交”为例，察哈尔学会在2013年春季号刊登了6篇文章，率先提出“城市外交”概念，从城市外交的理论、城市的国际角色、中国城市外交的现状及城市外交案例分析等角度进行了全面的呈现。2014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60周年的活动中首次提到了“城市外交”，并将其作为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城市外交”一词也因此获得了决策层的首肯。在这个意义上，察哈尔学会引领了公共外交领域的议程设置，对公共外交新领域的把握极具洞察力并保持了前瞻性。学会还积极开展企业外交。目前，察哈尔学会已选定“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作为其公共外交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

　　除《公共外交季刊》外，察哈尔学会还针对不同类型的受众创办不同类型的杂志。比如有面向公共外交决策者和实践者的电子月刊《察哈尔快讯》，有面向大学生、研究生的教科书《公共外交概论》，以及面向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学会不断推出多种类型风格的思想产品，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推广公共外交的新思想。

　　舆论引导：各类会议设置公共外交议程并倡导对话

　　智库所提供的思想产品还可以扩展决策者和公众的视野范围。“在媒体获得了思想库所提供的公正的专家理性观点而更具有说服力，思想库则获得研究成果的媒体发布渠道而更具有大众影响力。思想库与媒体这种自发的相互依赖关系将成为一股强大力量，并进入政策决策者的视野”。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一方面是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智力产品，指导公共外交政策和实践，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主办或合办一系列会议，设置会议相关领域议题，并邀请学界知名人士就新话题、新现象展开讨论，进行交流对话，提高智库在各自领域的权威性和话语权，并将其研究带向学科前沿。

　　开展各种形式的会议是察哈尔学会举办活动的重要部分之一。除前文提到的察哈尔学会公共外交年会以外，学会还有五个年度性活动：“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察哈尔和平对话”“和平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和“公共外交地校论坛”，以主办或联合主办的方式开展公共外交讨论。以“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为例，察哈尔学会自2011年第四届起便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参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术研究会议的组织与传播，论坛就全球公共问题、变革世界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等系列国际关系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除五个年度性活动外，察哈尔学会还不定期举行“察哈尔圆桌会议”，针对公共外交的不同话题开展小范围学术讨论。这些活动均邀请各大媒体参会并报道，传播国际关系与公共外交话题，提高了公众对国际关系与公共外交议题的认知，引导公众了解并参与公共外交活动。

　　社会服务：向公众介绍国内外优秀文化普及公共外交

　　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仅体现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也体现在向社会传达信息，“影响社会、教育公众，与各大媒体建立良好的信息传播机制，通过大众传媒影响世界，并重视互联网和各种新兴媒体力量”。社会智库在这一方面更是有独特优势，以非官方条件和多样化的研究员背景，传达的信息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因此，社会智库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向公众介绍优秀的国内外文化，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从而提高公民整体素养。

　　察哈尔学会作为外交与国际关系类领先的社会智库，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也做出了许多努力。2013年12月，察哈尔学会与韩中佛教文化交流协会等机构一同承办了韩国大型史诗音乐剧《双花别曲》的中国巡演，演出历时1个月，在深圳市、海口市、广州市三个城市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促进了中韩佛教文化的交流。此外，学会还积极开展媒体宣传和自媒体运营。截至2014年底，察哈尔学会已开通官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凤凰博客、优酷视频等自媒体渠道，帮助公众了解公共外交。

　　咨政建言：向有关部门提供内参及研究报告

　　智库又名“思想库”，向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并“主要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为首要目标”。因而“咨政建言”是智库的根本属性之一，也是基本功能所在。中国智库研究专家薛澜认为：“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智库本身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力，而是通过其生产的思想产品优化行政系统的决策，进而产生社会影响力。在咨政建言方面，社会智库相比官方智库有明显的先天劣势，影响力相对较小。然而社会智库具有更高的开放性，能吸纳社会上的多元智力力量，汇集民智，为政府系统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成果，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察哈尔学会作为社会智库，也承接了来自统一战线工作部的项目，为其提供内参报告。此外，《公共外交季刊》也是咨政建言的重要渠道。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公共外交季刊》都会被送到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的讨论桌上，供委员们阅读参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全国政协的决策，为其推进公共外交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与建议，发挥着咨政建言的作用。

　　公共外交：建构中国社会智库品牌、增强与国际同行联系

　　智库外交是国家二轨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国家形象和提升文化软实力起着重要作用。“智库外交是国内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之一是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研究机构中的政策专家是支持和巩固政府政策非常重要的力量。”2015年1月22日，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发布了《全球智库报告2014》。报告显示，中国现有429家智库，是世界智库数量第二多的国家。中国智库同其他国家的智库开展学术及人员交流、合作研究本身就是公共外交，有利于中国智库建设，建构中国的智库品牌，提高中国思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社会智库作为非官方的智库形式，在开展智库公共外交的领域具有独特的身份优势。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唯一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社会智库，在公共外交领域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其一，察哈尔学会的研究领域为“公共外交”，对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有着专业的解读，学会的中外文思想产品在国际上的传播有利于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影响力。

　　其二，学会本身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在实践着公共外交。“以外交与国际关系为研究领域的智库，‘天生’地就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这是由其研究领域的属性所决定的。” 一方面，学会研究员在国内外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言并与外国同行互动，有助于增进他国对中国的理解。从2012年开始，察哈尔学会便开始与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公共外交国际论坛”，更在2014年10月31日举行的主题为“城市外交的实践与探索——中欧对话”的第三届论坛上达成了“上海共识”，共同推进中欧城市外交领域协同合作，也加强了学会与国外公共外交智库之间的纽带关系，促进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学会通过与国际机构合作举办活动，以实际行动提高中国的公共外交影响力和话语权。以宗教外交领域为例，学会于2014年10月28日在北京银帝艺术馆举办了中韩佛教学术研讨会，中韩佛教界代表就中韩间佛学发展与交流进行了研讨，推动着中国宗教外交的发展。

　　难题

　　作者通过长期观察以及与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的深度访谈显示，资金与人才是学会发展面临的两大难题。创办以来，察哈尔学会主要依靠韩方明主席提供运行经费，采用的主要是企业赞助日常运行和专门活动模式。学会有时候承接委托研究项目（例如，2014年，北京妇女国际交流中心委托的“女性公共外交”研究项目），从而获得一些研究经费。学会聘请研究员承担课题通常采用的是由学会出资、委托课题的方式，一般为小型课题。研究员参与国内与国际活动经常由研究员自己承担旅费、学会承担当地费用。作为社会智库，察哈尔学会没有申报国家或省部级纵向课题的资格。募集社会资金的相关制度还不完善。在资金来源方面，社会智库面临比政府智库、高校智库更多的困难。柯银斌秘书长表示，目前，资金渠道单一的问题还很难解决，希望政府推动的新型智库建设为社会智库发展探索出更广阔的制度路径。

　　察哈尔学会的全职工作人员中，只有秘书长兼有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严格地说，学会没有一个全职研究人员。这与学会的影响力极不相称。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思想产品，而研究人员是产出思想产品的主力，全职研究人员有助于保障研究的质量和数量。柯银斌秘书长说，高校、媒体、政府研究者很多人乐意成为学会的兼职研究员，但极少有人愿意做学会的全职研究人员，学会也没有足够经费聘请高水平的全职研究人员。实际上，非营利性社会智库不仅对全职研究人员缺乏吸引力，对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吸引力也不足。社会智库作为用人单位，还需要努力提高对人才的综合吸引力。察哈尔学会近年采取兼职研究员模式仍然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思考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社会智库的发展与完善。当前中国社会智库的发展尚不够成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察哈尔学会的智库发展模式中有许多可取之处。

　　其一，多元主体合作是社会智库发展的重要模式，社会智库可以采取与官方智库或政府部门合作举办研讨会或活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整合和调动各参与主体所拥有的资源，借助合作单位的东风在提升活动的影响力的同时提升社会智库自身形象，塑造自身品牌。这一点对初创阶段缺乏资金和人才吸引力的社会智库来说尤为重要。

　　其二，社会智库开展活动应当采取多平台协同互动的模式，多渠道并举，形成智力产品—会议活动—媒体发布的格局，以刊物等自身智力产品为基础，以年会等活动为载体，通过新闻媒体扩大自身影响力，充分整合现有资源，传播公共外交新思想，从而走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前沿。

　　其三，发挥兼职研究员多样化背景和合作方式灵活的优势，会聚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人才。社会智库可以采取灵活的兼职研究员制度，节省智库开支。此外，社会智库可以吸收具有高水平的学者型官员，利用其工作中的实践经验为智库的智力产品提供更多可操作的建议，同时增强社会智库在政府部门的影响力，积累资源优势，并使政策建议更容易被采纳，为当代中国决策和国家治理提供有效的思想支持。

　　察哈尔学会自创立以来，在资金和人才不足的情况下，以合作主导的独特模式，不断提升影响力，推动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及国际关系社会智库的完善，践行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的功能。其发展模式值得社会智库参考与借鉴。

　　本文摘自《智库评论（第1辑）》